<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简牍书法的“旧貌新颜”</p><p class="ql-block"> ——章草《急就章》书后记</p><p class="ql-block">在古代书法史论中，称许简牍书法的很少，多贬其“俗陋无度”，故由古而今，有不少人认为简牍书体在文字学上的意义远大于书学意义。这种看法，在当时不无道理，但是时移世易，在今天追求变法者看来，古老的简牍文字却蕴含着无穷的变化，成为今人变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p><p class="ql-block">“简牍”的使用，始于商，（一如《尚书·多士》所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终于晋，（可据东晋桓玄“以纸代简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承载了两千年间汉字的书写，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书写工具。论古，与甲骨契刻同时，有上古篆籀之貌；说今，历经古今书体变革，有隶真新体之颜。历时两千年的简牍，不仅见证了字体的演变，而且每一枚“简札”都留下了特定时期的书法痕迹。如果把不同时期的简牍书法做系统比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今法”的由来，而且可以看到“古法”的本真。古时，受条件限制，古人能见到的“简牍”材料太少，很难做这种比较，而今时，上网一搜就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出土材料。现在还说“简牍”无书法意义，那就大谬不然了。实际上，书法的许多基本“法度”都来自于“简牍”，例如:篆书的纵引体势因于“简札”的形制，隶书的横展始见于“板牍”，由“线条”到“点画”的笔法在简牍中形成，延续至今的“由上而下”、“由右向左”的章法形式，更是滥觞于“简册”的书写习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p><p class="ql-block">古人说:“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大事书之於策，小事简牍而已”。“简策”即今之书籍，“三坟五典”、“经史子集”谓之大事，故书以成“策”，普通事体、日常文书，则记之“简册”或“简札”。从出土的简牍材料看，写经的“简策”字体比较规整，而记事的“简札”，往往草率。如果按照古人关于“雅体”（正体）和“俗体”的话语来作比较，相对于钟鼎碑碣等雅体（正体）而言，简牍书写多为“俗体”，笔迹简捷而草率，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自然的书写。这种不经意的朴素自然，恰恰是简牍书法的一大特点。在书法史论中，往往把“简牍”书体称为“过渡期”书体，例如，把兼具篆隶特点的“秦简”和“汉简”书体，称为篆书向隶书转变期间的“过渡性”书体。这种说法，在文字学上是有必要的，意在对字体的演变过程作阶段性区分。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这种“过渡性”与“俗书”的说法一样，都带有某些贬损的含义。艺术主张个性，每一时期的“简牍”书法都有“旧貌”，也有“新颜”，它们不如整饬后的正体、雅体精致完美、规范统一，但却朴素生动，更多“古质”和“古趣”。这些所谓的“过渡期”书体，在当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旧貌”换“新颜”，充满了生机。随着战国时期“楚简”的出土，包括“信阳楚简”、“郭店楚简”、“包山楚简”等等，为有识书家效法，“大篆隶化”的体征，“尖入尖出”、“顿入平出”的笔画，“飘逸灵动”的风格，使篆书一族多了一门新的面貌。近年来，隶书取法“化碑于简、以简融碑”，成为流行风尚，“借简之动化碑之静，借简之意化碑之法，借简之趣化碑之工”（张继《化碑于简，求趣由心》），“汉简”的古法今用，成就了极具艺术个性的隶书新貌。</p><p class="ql-block">“简牍”的价值，就在于丰富多样，各有特色。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简牍，是“战国时期”的“楚简”和“秦简”。“楚简”如前所列，“秦简”具有代表性的是“睡虎地简”和“放马滩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简”，则有“里耶简”。这一时期的简牍字体正处于篆书草变期间，尚未脱离篆书形制，称之为“草篆”比较形象。它们与同时期的石鼓、碑碣籀篆不同，字形简化，笔画粗细不均，体态俯仰倾斜。其中，“楚简”“不对称”、“不平行”，有“跃动”感，表现出更多的“草书”意味；“秦简”变连为断，方折增多，早于“楚简”进入隶书形态。另外，从“楚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古文”的影子。据《汉书》记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这是在秦始皇焚书以后，春秋经典“简策”的一次重大发现，这些“璧中书”传为孔子书写，笔迹形同“蝌蚪”，《说文解字》、《四体书势》称之为“古文”，“蝌蚪书”也成为“古文”的代名词。在“楚简”文字中，就有“头粗尾细”形同“蝌蚪”的写法。“楚简”与“古文”的这种内在联系，反映了不同地域的书写习惯。</p><p class="ql-block">“汉简”属于“隶书”和“草书”的时代，但“两汉”有所不同，西汉流行“草”，东汉趋向“正”。“马王堆”、“银雀山”以及“敦煌”、“居延”等西汉中前期的简牍，体势侧倾，方笔增多，“逆入平出”，“奋笔长划”，刘熙载所说“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结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艺概》）由此可见。西汉“草隶”，虽有“点画无常”、“增减迁就”、“俗陋日甚”之评，但其特殊的隶体篆意，也成就了其“古隶”的地位。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一反过去“寖趋简捷”倾向，转求“整饬矜严”，隶书和草书皆走上“正体化”之路。诸如定县《老子》、武威《仪礼》、《王杖诏令册》、甘谷《桓帝诏令》、居延《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隧长病书》以及长沙“五一广场”东汉时期隶书简牍，虽规整程度不同，但字画基本有常，增减有度，相向背分，势有偃波，标志着汉隶向“八分书”的转变。其中，《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隶书简册，隶中带草，具有行书意味，是东汉时期简牍中比较流行的写法。西汉后期的居延《死驹劾状》、尹湾《神乌傅》、东汉居延《永元器物簿》、《遂内中驹死册》以及敦煌马圈湾、悬泉置等草书简牍，笔画逐渐收敛，“符号化”草法基本形成，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俯仰有仪，显见原始草书向规范化章草的转变。尤其是东汉中前期的一些简牍草书，已经是成熟章草的模样。这些章草简牍的发现，与史论中关于“史游始创章草”、“杜度形成法度”的说法基本吻合。</p><p class="ql-block">魏晋是隶书向“真书”转变、“章草”向“今草”转变的时期，楼兰曹魏西晋简牍、长沙东吴简牍和郴州西晋简牍，虽地处南北，但无不体现这种转变。书体新旧并存，相互间杂，较多的是含有隶意的真书体，亦即现在所说的“钟繇体”，流行的是“真”中带“草”的“行书”和“行书法”，在笔法中已见“点画八法”，虽显朴拙，但已比隶书旧法丰富。与楼兰魏晋简牍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草书残纸，如《急就章》、《五月二日济白帖》等，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章草和今草的原貌。启功先生称:“至草书之奇者，如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一纸，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无缘展怀”一纸，则绝似馆本十七帖。其余小纸，有绝似钟繇贺捷表者。”（《论书绝句》）启先生所叹之“绝似”，正是古往今来简牍书法的奉献。</p><p class="ql-block">余喜爱章草，苦于传世的魏晋范本多为唐宋以后翻刻，难免被今法扰其本真。为求“古质”，遂取法于简牍，从先秦两汉直至魏晋，一路探索，启发良多，获益匪浅。经数月琢磨，书就《急就章》一篇，为谢简牍教我，特制成简牍形式，并作此文，以敬古人。</p><p class="ql-block">附录简牍书法习作:</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章草《急就章》（局部）</p> <p class="ql-block">章草《〈尚书·尧典〉节录》</p> <p class="ql-block">章草《〈尚书·皋陶谟〉“行有九德”》</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4年2月8日于北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