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76, 79, 187); font-size:22px;"><i> 肚皮的盛大节日</i></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i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20px;"> 文/刘嘉陵</i></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那是一九六几年的事了,我和哥哥们穿着新扯布做的蓝色学生装,在沈阳城的街巷里叫着跑着。我们点了几支香,放那种比火柴粗不了多少的小鞭。那时候很少有人成挂地放鞭,太奢侈了,一家即使能买上一挂鞭,也要拆成散的放。街上的鞭炮摊也都把整挂鞭剪成若干段,在案板上摊开,像一只大蜈蚣被肢解了一样。</p><p class="ql-block"> 童年春节是肚皮的盛大节日,年三十儿一早,母亲向我们发布命令:“今天谁也不许生气,都高高兴兴的,也不要打东西。”简单的早饭过后,她系上碎花布围裙,进了厨房。上午那里面一片雾气,母亲要连蒸几锅红小豆馅豆包,白面的,过年那几天吃。下午厨房里又是一片油烟,母亲在里面继续忙着,为全家准备年夜饭菜。</p><p class="ql-block"> 三十儿这顿饭可是不得了,一年到头等的就是它。母亲每年都要炸黄豆,炸菱形面果,炸大萝卜丝和白面的素丸子。金灿灿的油炸食品刚出锅,我们这些馋猫就等不及了,都想趁乱先捞一把,同时也警惕地盯着别人。我们家的饭桌是一张矮脚的方桌,父亲占着一面,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占另外几面,大家都矮矮地坐在小凳上。等到母亲忙完最后一盘菜:白菜、胡萝卜丝凉拌粉丝、海米,也坐下来,用围裙揩着汗湿的脸时,父亲依照老习惯,点燃了一支小鞭,“啪”的一响过后,硫磺味里,年夜饭开始。</p><p class="ql-block"> 那时的年夜饭抻不了多长,我们都不喝酒也不敬酒,只活跃起筷子、牙齿和喉咙直奔主题。就父亲自己喝点白酒,二两即止。第一盅酒父亲要用火柴点着,一团若有若无的淡蓝色火焰舞起来后,父亲笑了,端起盅,祝母亲和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如何,随即“嗞”的一声一饮而尽。表情先挺痛苦,接着就畅快了。</p><p class="ql-block"> 饭罢,收音机拧亮,延安时代的歌剧《白毛女》又播起来。面色微红的父亲盯着一张张他白天贴上的年画,用大米饭粒找补着没贴严的地方,嘴上随杨白劳唱着:“喜儿喜儿,你睡着了,你爹叫你,你不知道......”母亲在我们的帮助下,一面收拾所剩无几的残局,一面说我们:“这是一群狼啊。”</p><p class="ql-block"> 初一以后的几日继续美如神仙,可以吃饺子,吃豆包,但已没了三十儿那样的盛宴,饺子也只能再吃一回。那时过年我们从不下馆子或到别人家吃饭,也几乎不请客。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家没多少可以放到室外冻起来的“年嚼谷”。</p><p class="ql-block"> 我们继续放拆散的小鞭,把它们插进木制玩具手枪的枪口,用香火头点燃后高高举起,佯扣扳机,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晚上,我们打着新买来的玻璃灯笼上街。那玻璃罩像是罐头瓶子去了瓶底儿,罩在一块正方形小木板上,十分简陋,但点上红蜡烛拎出去,还是有种让人兴奋的古装戏气派。一天夜里,我跑急了,手向下一礅,玻璃罩裂了,我哭闹起来。后来父亲用了些胶布,好歹把裂缝粘住了。不过这位“伤兵”从此再没上过街。</p><p class="ql-block"> 旧历年夜,还有件高兴的事情,就是父亲组织我们冻冰盘。在几个小搪瓷盘里放上一些白糖,掺点“青丝玫瑰”什么的,倒上温开水,用一根筷子搅好,再把它斜放在里面,一人一盘小心翼翼端到院子里,放在台子上。次日一早,北风烟儿雪,冰盘冻得结结实实,花花绿绿。我们欣喜地捧着它们入室,放到暖气上。盘子和冰刚刚分离,我们便像一群小老鼠一样,嘎啦嘎啦嚼起来。</p><p class="ql-block"> 节日期间,我和二哥刘齐还跑到挺老远的大西菜行,用压岁钱去买玩具的刀枪剑戟。那些宝物做得五颜六色,像舞台上的道具,把我们的戏曲记忆勾起来。我二哥从来不喜欢咿咿呀呀唱起没完的京剧,但他偶尔看过一次只打不唱的武戏《扈家庄》,却还印象不错。我们买了玩具刀枪后,他时常要和我仿着舞台上的伶人,打上几十个回合。他总是让我扮一丈青扈三娘,使双刀;他自己挑了个大英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扮着,使枪。哥哥命我学着扈三娘的女腔道:“来将通名。”他自己拉着长声应答:“豹子头林(哪)冲!”我们开打,最后,我束手就擒。他又命我和他一块儿用嘴弄出唢呐“得胜还朝”的腔调,“呜哩哇,呜哩哇……”</p><p class="ql-block"> 童年春节,我们排长队从粮站凭证买来几斤花生,全家人恨不得搭个板供起来。母亲可能从没炒过那金贵东西,她用足气力,想让父亲和我们吃到世界上最香脆的花生。瓦斯盘上火苗旺起来,黑铁锅热得冒烟,母亲庄严地把一小面袋花生倒进去,开始用铁铲不停地翻炒。铁器碰撞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母亲的脸膛新鲜生动。我们大声念着:“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着个白胖子……”</p><p class="ql-block"> 不幸那袋花生炒过火了,母亲大为懊悔,直说:“我总怕不熟......”但我们这群“狼”还是把有些发黑的花生吃个一干二净。</p><p class="ql-block"> 童年春节,大人们只休息到初四,初五就上班了。初四意味旧历年的终结,也意味着天天吃细粮的日子到此为止。那一年大年初四,叔叔婶婶来家里做客,眨眼间就到了黄昏。饭桌上大家说着古往今来的事情,把最后一点年货吃光。大姐刘宁拿出棕色陶瓷面盆,问母亲发什么面,次日早上好蒸馒头,母亲想了想说:“发两掺儿的吧,白面和苞米面,一半一半。”</p><p class="ql-block"> 我们惆怅地翻出最后一只二踢脚,送客人回返。整个沈阳城死气沉沉,只零星响着几声鞭炮。小巷里路灯昏黄,叔叔婶婶的身影渐渐隐去。</p><p class="ql-block"> 二踢脚在夜空寂寞地炸响,我和哥哥向远去者喊出那一年最后一句拜年话:“二叔二婶过年好!”</p><p class="ql-block"> 没有回音。一个盼了许久的春节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