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山而

“Ta妈的味道。”旁边传来一稚嫩的声音。

我一惊：现在的孩子，出口成脏！

一转头，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女孩，倚着一个时尚的女人，正抬头看着门楣的招牌，喃喃自语。

顺着小女孩的眼光，门楣上几个发光的字闪烁着：“妈妈的味道”。只是前一个“妈”字右边的“马”的第一笔“乛”和最后一笔“一”不发光了。乍一看，还真像“她”字。

“你怎么可以乱讲，没礼貌。”时尚女人侧过头看了一下小女孩，也抬头看了看招牌，说：“是‘妈妈的味道’，有两个笔划没发光。”

妈妈的味道！！

早餐店店如其名。

这是个千年古镇，靠近国道。早餐店选择了镇中心大菜市场旁落座。每天准时为大家提供丰盛的早餐，营养、鲜美、实惠。经营的是一对中年夫妻，老板娘丰满高挑，国泰民安的脸上挂着慈和的笑容，坐镇柜台，统观全店，接待、指挥、协调，熟练利索；丈夫一直忙碌着，包饺子、做包子、切菜剁馅……有条不紊；几个伙计来回穿梭，移形换影，不亦乐乎。

两年前，最初发现这个早餐店，我是被茶叶蛋的香气吸引过来的。

有天早上，我在附近等人，一股浓郁的卤香张牙舞爪飘了过来，简直夺人魂魄，让人无法抵抗——一定是故意的！这股香味十分奇特，仿佛遍食人间烟火，饱含着仓俗尘世的妩媚，一闻倾情。

我循着香气找到早餐店。才发现，这里的每样餐品都透着时间的沉淀，堪称经典。除了茶叶蛋，我最喜欢它的筒骨汤、松毛蒸饺，配上老板自己精心秘制的辣油子、嫩生生的姜丝、海带丝、酸豆角、霉豆腐……还有免费供应的原生豆浆！

哦，人间美食，亦不过如此罢？！

“可是妈妈，要是你能做这样的早餐，才能叫妈妈的味道吧，”小女孩撒娇道，“你做的早餐可没这里的好吃。”

“那我们就叫这里的老板娘叫妈妈吧，好不好，天天来这里吃。”时尚女人笑着说，“你可要好好挣钱哦。”

“那这个妈妈是不是有很多孩子？！男女老少，大家都是她的孩子！”小女孩想了想，又一字一句念道：“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我有多久没有享受妈妈的味道了？！

我的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最后一次享受“妈妈的味道”依然历历在脑海。

那是母亲去世前做的最后一道菜：酸豆角炒小鱼干。豆角脆爽，酸甜适口，鱼干酥软但不绵糊，佐配泡椒和泡蒜，妥妥地既煞饭又下酒。

就只一小盘！吃一粒永远少一粒，母亲亲手做的！兄姊和我小心翼翼地，每餐只吃一点点，把能真切地感受这妈妈的味道的时间尽可能延至最长。

接下来的一整年，我留起了长发。退伍后一直保持着寸头，侍弄这满头的长发常常让我有些不习惯。既而，每次在梳理这丝丝缕缕时，关于母亲的点点滴滴，就如同历久弥香的卷帙，冥冥灭灭，在我眼前渐次展开。

母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任劳任怨，纯朴善良，坚强乐天。凭一己之力，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拉扯大：三个大学生，两个工人，一个农民。父亲则长年在外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辈子。

母亲在四十大几怀上了我，估计是个意外。有一次在山上砍柴，平时谨慎小心的母亲意外摔了一跤，差点把我摔掉了。为了保胎和补身子，母亲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意外地吃上了价格不菲的人参。

我的出生，让母亲有点意外和失落，她希望我是个女儿。母亲想着自己年纪大了，有个乖巧的小女儿留在身边，方便照应，也有个陪伴。

这点小问题当然难不倒母亲。她找到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她想起人们常说的“双全”说法：诸如“福寿双全”“文武双全”“儿女双全”等等。母亲决定要把我培养成“儿女双全”的人：把我既当儿子又作女儿来养。

后来，偶然的一次，母亲透露了机密：原来家中男多女少，母亲从大局出发，认为家道须讲究阴阳平衡，才能兴旺发达，源远流长。

聪慧的母亲想得周全！

母亲的识大局来自于爷爷的家教。那时爷爷当家，母亲是童养媳，打小就耳濡目染爷爷的做人行事风格。我的爷爷以人品好、手艺精、诚信公道、能解会说享誉一方。解放前，靠着织布和种田，爷爷养活全家老小。

爷爷织的布质量上乘，在市场上非常畅销，羡煞旁人。

有人向爷爷请教，爷爷也倾囊相授。不过总是没有爷爷的那么畅销。后来有人干脆请爷爷代卖，然后分些红利。爷爷居然也能很快地把布售罄，让人不得其解。

母亲一语道破天机：你的爷爷会做人啊！

爷爷的勤劳，加上精湛的手艺，把持着一个大家庭：几十口人，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有条不紊。直到爷爷奶奶去世后，父辈们才分家。

这些都是母亲闲聊时说的。让我对爷爷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崇拜和骄傲。我从未见过爷爷，如果我能得到爷爷的面授机宜，那一定是我莫大的福分，我想。

我的父辈们或多或少继承了爷爷的各种品性。我的父亲耿直胆小，有一次和伯父闹矛盾，一两个月不搭理伯父，甚至伯父主动靠近与父亲示和好，父亲也不为所动。母亲大为光火，教训父亲说道：“家庭要和睦，兄弟要和睦，做生意都讲究和气生财。你的哥哥主动找你讲和，你都不搭理，你们又不是阶级敌人，你们是亲兄弟欸，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母亲把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法信手拈来，这气势，犹如泰山压顶，大刀阔斧把兄弟间的矛盾瞬间化为乌有。

当时他们都七老八十了，伯父和父亲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估计也是第一次接受如此深刻的教育吧。

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是无比坚定和崇拜的。很多时候，母亲就直接把毛主席语录背出来对我们进行教育：

教我们不但要好好念书，考上大学，还要学会干农活，因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遇到困难想退缩，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教导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有时候会看新闻，说到国际形势，母亲也会发表意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消灭帝国主义”。

我的两个舅舅在当地都极具影响力，大舅是解放前的师范生，二舅是上世纪50年代的名牌大学生。母亲认准“外甥像舅舅”这个理，对子女的教育极其要强和严格，以期望我们能像舅舅们一样有出息。母亲从未上过学，文化少，加上子女多，农活多，母亲就采取简捷的“教条”主义，就是“说教加荆条”，居然也非常有效。

印象中，领过荆条之教的只有二哥和我，因为我们两个太调皮。开学了，没钱缴学费，母亲向老师说明情况，老师说二哥成绩好，可以延迟缴学费。但二哥死活不肯，缠着母亲要立即缴费才肯上学。气得母亲顺手折下一根荆棘条，朝着二哥小腿横扫过去，二哥向后一跳闪，转身就跑。母亲边追边骂。但二哥始终与母亲隔着一段安全距离，母亲追，他就跑，母亲停，他也停。母亲追累了，指着二哥骂道：“你就别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扔掉荆条，又到田里干农活去了。

我是实实在在受过荆棘之痛的。那是我刚入学一年级的秋天的一个下午课间，母亲攥着两根荆条，气鼓鼓的，一把揪住正在操场疯跑的我，二话没说，就是一顿猛抽。我像只猴子上蹿下跳，哇哇大叫。终于挣脱了母亲的手，我连跳带跑，哭着飞也似的逃走了。那个下午，我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不上课，不回家，不想见这个狠心的母亲。

不过，茫茫村落，我却不知道哪里有我的藏身之处。后来，我想到了家里的牛棚。牛棚的前半部是风雨亭，后半部是牛的卧室。风雨亭里堆满了稻草，藏在那里既可以睡觉，又不会被发现，我为自己的聪明暗自得意，找到了一丝报复母亲的心理安慰。我不停地啜泣，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醒来，首先是后背和腿上火辣辣的痛，然后才发现自己又饥又渴。天色暗了下来，村里的炊烟也升了起来，偶尔几声忽远忽近的犬吠，听着惨惨的。我有些害怕，不争气的肚子又勾起了母亲的酸豆角炒小鱼干，硬着头皮，双脚不由自主地朝家里走去。

我蹑手蹑脚踅进厅堂，惊喜地发现餐台上摆了一盘切好的梨瓜！我抓起一块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中，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已出现在了我面前。我一惊，紧闭着嘴巴不动，低下了头。母亲摸着我的小脑瓜，轻声说道：“好食。（好好吃的意思）。”我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母亲脱下我的衣服和裤子，一边用针挑拨着我身上的棘刺，一边教训我说：“在学校要团结友爱，遵守纪律，你居然欺负女同学，把人家打哭了，多没志气。那是你班上成绩最好的，有本事你超过她。”

我心里很不以为然。之后下苦功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不过终究本性难改，仍然捣蛋固执。母亲说我头上有两个发旋，掌纹是“断掌”，生性就捣蛋，所以母亲经常提醒我不许打架，怕我会把人打死。后来我就赢得了一个美誉：“好斗的恶棍”。大家简称我：“斗棍”。

母亲终究是个平凡的人，平凡的人的真谛在于生活的愉快和心情的舒畅。有时候会听到母亲哼哼唧唧的，偶尔夹着优美的颤音，那一定是在唱山歌。

母亲在村里唱山歌还是小有名气的。大集体时代，农村基本没通电，下工晚饭后，劳累了一天的大家都在场坪里歇息。村长就会组织大家一起搞些即兴的文艺节目。村长拉起了二胡，做个开场表演，大家随着二胡唱起来。能唱到最后又能唱得最动听的，就只有母亲了。

母亲教我一个养嗓子的方法。舀一碗沸腾的米汤（那时农村做饭，把米下在锅里加水煮沸至七成熟，再用篓箕滤捞起置入饭甑蒸——那个饭真香——剩下的糊汤），立即打一个新鲜的鸡蛋（三天内生的，越新鲜越好）进去，加上少许白糖，滴几滴山茶油，拌匀喝下。

小时候喝了很多，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这个蛋花米汤，绝对是营养上品。能不能养嗓子我不知道，但来自于母亲的基因，很多人还是喜欢听我唱歌的。

但我的哥哥们比我唱得好，尤其是三哥。

三哥是全家的骄傲，更是父母的骄傲。三哥从小成绩优异，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凭自己顽强的毅力，三哥学有所成，现受聘北京，供职上海，辗转九洲，驰骋天涯。毛笔字尤其丝滑飘逸、空灵潇洒，深谙古人书法精髓和道义。父母的高光时刻，就是跟随三哥畅游了许多大城市。家里的兄弟姐妹也都得到了三哥的好处。

晚年的母亲，心脏不好，每年都要住几回院。听说有一种药，效果很好，需长期服用，但很昂贵。三哥四处打听，找到一家价格最实惠的产家，然后独自承担了这种药的全部费用。

母亲很自责，她不希望自己成为子女的负担。每次去医院，母亲都会询问医生一些问题，记住某些药物的疗效和用法。后来，倒也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疗护方法。

其实，治疗伤寒杂病，乡下人都有代代相传的经验：拾掇一些常见的草树茎叶、葱姜蒜椒按比例配和，或炖或煮或泡，做成汤剂喝下，三五日便可痊愈。现在很多药，连名字都没听过，又是英文字母，又是数字，又是拗口的汉字，没点文化根本不能记住，也理解不了。母亲就只有记住药盒子和药片的样子，以及这种药是治哪里不舒服的。真难为了母亲。

母亲出院后在家修养，二姐常来看望，顺便做个菜或炖个汤什么的带过来，她手艺好，做的菜很合母亲的口味。二姐继承了母亲的聪慧和勤劳，深得父母疼爱。上学时，二姐成绩拔尖，经常挣得奖学金补贴家用。同时，一边读书，一边还兼管带两个弟弟，上课的时候，就让两个弟弟躲在课桌底下玩，两个弟弟居然也很听从姐姐的管训，不哭不闹。下课后，别人在疯玩，姐姐却多了照顾俩弟弟的任务。通过兄姐带弟妹，母亲才得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挣工分。

病情稳定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母亲常常会到大哥家帮忙做做轻微的家务活。母亲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但造化弄人，也让母亲始料未及。大哥年近古稀，可谓颠破流离，一生坎坷：桃李年华却遇“文革”国殇，大学被“文革，”工作被“文革”，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没有找关系落实政策。结婚成家，连生了三个女儿后，四处流浪，成功加入“超生游击队”，以房梁被锯、家具被抄为代价，终于生了个儿子。人生的跌宕，让大哥做事变得更加沉默和隐忍，这次冲破了“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政策的束缚，尽管付出惨重代价，也算是对命运的一次成功的抗争吧。

当然，这一切的代价，是母亲默默地承担了下来。

母亲的打算依然强烈，她想在时日不多的余生，能看到曾孙的出现。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大哥的儿子身上。可孙子很叛逆，迟迟没带什么女孩子来见这个奶奶。我几次三番催促，甚至不惜动怒，那小子干脆不再搭理，玩起了几年失联。终于，在母亲去世前的半年，一个广东的女孩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倒也勤快孝顺。后连生两小子，也算是告慰了九泉之下的母亲。

除了在大哥家玩，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农闲的傍晚时分，母亲和伯母两妯娌也常常结伴在村子里东家坐坐，西家看看，大家拿出各式果子点心来招待。两个八九十岁的老人，相扶相携，有说有笑，熙熙融融的样子，令人无不动容。

父亲去世后，为排解悲痛，母亲在远方的三哥处居住了一段时间。回农村老家后，母亲坚持独自生活：她坚决不给子女增加负担，即使确诊了心脏病，也依然不改。令我这个七尺男儿汗颜不已。

幸亏我上班的地方离老家不远，下班和周末，我经常在家陪着母亲。

母亲和我并排坐着，茶几上永远摆着早已准备好的小吃，有时还会给我斟上一杯母亲自己酿的米酒。

“吃吧，儿子。”母亲说道，“这个是小孙子喜欢吃的，今天怎么没回来玩？”

我啜饮起来，一股甘甜和暖意直沁心底。

母子俩胡乱的唠着，母亲把她所有的记忆都翻给我看。母亲的心清澈透亮着，她深知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说走就走，所以该说的话，提前给我们做了交代。

“我最欣慰的，是你们兄弟姐妹都很有出息，没有给我和你父亲带来什么社会负担。”母亲说，“都很有孝心，我很满意。”

“你会不会记恨我，你小的时候，我把你打得那么重。”母亲突然话锋一转。

“怎么可能，您是我的母亲，打骂父母会遭雷劈的。”我突然想哭，强忍着泪不出来，“您也不希望您的儿子遭雷劈吧。”

“是啊，我那时也太狠了。”母亲眼里似乎在发光。

我拉着母亲的手，抚摸着。

母亲的手有些凉凉的，这双一辈子勤劳的手，曾经的圆润、柔嫩，现在只剩下粗糙、厚重、没有光泽，指节隆起，指甲硬厚。

“那个老师真差劲，只会告状。”母亲仍然在找理由，以减轻自己的自责。

“您打得好，要不然我可能在坐牢呢。”我笑着抬头看着母亲，顺手搂护着母亲的臂膀——母亲依然硬实的手臂肌肉让我暗暗惊叹！可是，岁月这个无情的大巫魔，居然狠心地把母亲的头发变成花白，给母亲的额头脸颊涂上古铜色，并恶意刻上了一些皱纹。

“您要保重身体，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您还要打我，”我笑着说，“不打不成才。”

“打不动咯。你们都很好，不用打了。”母亲开心地笑着，“只是我落下这身毛病，哎！”

“年纪这么大了，机器老化嘛，正常现象。”我安慰着母亲。

“是啊，说起来，你大姐身体也不怎么好，幸好你姐夫照顾得很周到。”母亲突然牵挂起了千里之外的大姐。

不过，有时心脏疼得喘不过气来，实在难受，母亲就会大叫起来：“阎王爷呀，快来把我的魂儿钩走哇。”吓得我不知所措，紧紧抱着母亲，生怕真的被什么抓走。我知道，母亲到了这把年纪，儿女已成家立业，她可以很坦然面对生死，她希望自己走得爽快，决不拖泥带水。她要保持最后的体面，不愿意被病痛折磨得佹形僪状，然后狼狈地离去。

母亲的这个想法，应该是父亲给她留下的阴影。

那年七月的一个晚上，我陪着父母看电视，然后睡觉，没有任何的异常。半夜，被母亲的叫喊声惊醒，我一滚而起，循声冲进父亲的房间，只见床上的父亲斜眼歪嘴，口吐白沫，呜哩哇啦不知说着什么，手脚乱划蹬。我帮父亲擦净嘴脸，但仍然听不清他说什么。我立即叫来救护车把父亲送进了医院。昨天还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父亲，现在却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身上插着各种管子。

此后，母亲见过了剃光了头发，头皮上画上格子的父亲的脑袋，像木头一样被电钻钻洞，见过了大小便失禁的龌龊，见过了父亲无法伸直不能抓握的蜷缩的手，见过了父亲拄着拐杖外摆打圈迈步的脚，见过了边吃边漏说话走风的嘴。

中风后父亲的种种，深深震动了母亲。

尽管子女众多，尽管自己年迈，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子女负担，母亲仍然默默挑起了照顾父亲的重任：喂饭、净身、起居……毫无怨言。在母亲的精心调养下，父亲恢复得不错，多延续了几年生命，也走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最幸福的时光，直到最后一息。

父亲的一生无疑是幸福的，年青时，他可以为着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心无旁骛。晚年时，尤其是中风后，母亲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老有所依。

这背后，都因为有这个女人，我的母亲。

那年腊八的傍晚，大地沐浴着落日余晖，给山丘、房屋们披上淡薄的金衣。我陪着母亲在屋檐下泡脚，母子俩东一搭西一搭闲聊。这段时间母亲的气色还不错，也很平静。母亲说：“你上班去吧，我没事，别担心。”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电话，说母亲去世了。

我发疯似的跑回家，跪在母亲的床前，放声大哭。

母亲安详地躺着，却再也听不到儿子的哭声。

母亲走了，在那个寒冬腊月的早晨，在我敲窗轻声请安的早晨，在没人注意的早晨。如其所愿，母亲以她独有的方式向生命作别，走得爽快，决不拖泥带水。

母亲走了，但她也不忘以生命最高规格的华彩——死亡，为我们上了最精彩的永恒的人生一课。

母亲走了，她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