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德在冀南的岁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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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38年1月，八路军一二九东进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李菁玉率领下到达冀南。2月，中共广宗县党组织仿照巨鹿县的组织形式，由萧一舟、乔晓光、王建德、王抬风、马超凡等人在董里集高小（父亲的母校）筹建半政府性质的“广宗县北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战委会”成立后，父亲任组织部长，组织同志们一起改编游杂武装。广宗县的游杂武装，主要是从平乡发展过来的大刀会。首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从大刀会首领入手，取得同意后，先组织将在二区八个中心村中的大刀会改编为村自卫队。村自卫队长由队员选举，指导员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中心村设抗日自卫中队，中队长、指导员由县委派干部兼任；区设抗日自卫大队。一区、三区也相继进行了改编，大队长由原大刀会首领担任。最后在广宗全县成立县抗日自卫队大队部，把原来大刀会中的国民党、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清除出去，成功地解决了广宗大刀会的问题。扩大了抗日武装，打开了抗战局面。5月，杨秀峰司令员率冀西游击队一部进驻广宗县。了解了改编情况后，受到了中央派来主持冀南工作的杨秀峰的高度赞扬。他称赞广宗的大刀会改编的很成功！你们做的很好！父亲在“战委会”工作期间，一次回家，被村里的汉奸告密。随后，日伪军包围了村子。得知消息后，父亲迅速藏到了家里的土炕下面。（父亲在外革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为防不测，在家中土炕上面留了一个洞口。如回家，遇有危险情况，即可下去躲藏。）知道村子被日伪军包围了，乡亲们四处躲藏。唯有娘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孩子留在了家中。日伪军进村后，直奔家里来抓人。娘临危不惧，非常镇定。面对敌人的刺刀，毫无惧色。娘一边拿起炕上的被子胡乱扔着，（趁机将一些被子盖到了洞口上面）一边说，家里只有我和孩子，没有别人。日伪军搜查了好一阵儿，没有发现父亲的踪迹，便撤离了村子。父亲终于逃过一劫，化险为夷！父亲从炕洞里出来时，手里仍握着那支随身携带的手枪。父亲对娘说：“只要被发现，就跟鬼子他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娘叫张桂云。与父同乡，勤劳善良。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危险时刻，临危不惧。掩护父亲，让儿钦佩！娘17岁就嫁给了父亲。父亲在家排行老大，有两个年幼的弟弟。父在外上学，后参加革命。娘一踏入王家，上要伺候公婆，下要照顾小叔子，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经常起早贪黑、辛勤劳碌。农忙时节，还要到地里、场上劳动。娘单薄的身体，干农活却不输壮劳力！劳作的间隙，娘时常累得睡着了。娘就是这样：不知疲倦、任劳任怨！父亲的“军功章”，理应有娘的一半！父亲险遇不测，不敢在家久留，当晚就离开了家乡。1938年3月，父亲调到刚成立的冀鲁豫边区省委，任组织部组织干事、科长。6月，来冀南主持工作的杨秀峰请示冀南军区的徐向前副师长和宋任穷政委后，决定在广宗、平乡、南和、鸡泽、曲周、永年一带开展活动。主要任务是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阶层不同信仰的武装力量，扩大我们的抗日阵营。期间，父亲与一些党员、干部一起为筹建自卫队、游击队和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工作。1938年7月5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由太行抵达冀南，提出了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同月，冀鲁豫边区省委抽调大批干部、党员组成了工作队。父亲随工作队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改造与完善县、区、村政权，使各级政权大部分为共产党所掌握，为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做了必要准备。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至此，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五1938年9月，父亲任冀南一地委副书记。1939年1月，任冀南四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兼任新河县委书记。这一时期，父亲增长了实际斗争经验，懂得了组织和依靠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39年2月9日，日军占领新河县城。3月初，父亲带领新河县委一班人筹建新河县抗日民主政府。父亲与张更生县长等同志走访在“仁让里事件”中被冲散的战委会干部，动员他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仁让里事件缘由：1938年11月19日，新河县发生了国共摩擦事件，战委会第二、三中队途经仁让里村时，被国民党赵云祥的铁军包围缴械，人员被扣押。张更生与王益之到南宫向上级汇报了事件经过，徐向前认为事件性质严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交涉，赵云祥自觉理亏，不得已归还了战委会的人枪。这就是震惊冀南的“仁让里事件”。此事给战委会造成严重损失，张更生被迫暂回南宫工作。新河县急于加强力量，挽回损失。于是，冀南行署决定，让父亲兼任新河县委书记。1939年3月，冀南行署再次调张更生回新河，协同父亲一起筹建新河县抗日民主政府。经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久，新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沙里王村成立。为尽快恢复新河县的武装力量，父亲与县长张更生一方面大力扩军，动员青壮年参军，另一方面，采取向开明士绅借枪、给各村分派任务买枪、从土匪杂牌军中收枪、通过内线关系从敌人手中搞枪等办法，补充武器弹药。这样一来，新河县大队很快补充了一百多人，又能向敌人发起主动进攻。随后，武装力量逐渐壮大！从此，新河县委领导抗日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与敌斗，与自然灾害斗，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新河县党组织领导干部战士杀倭锄奸灭匪，纪律严明，为群众着想，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血肉相连，深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父亲与张更生等同志一起，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保卫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成效显著，不负使命！1939年，针对日伪军大规模“扫荡”，冀南八路军、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一起奋战，通过灵活机智的平原游击战，粉碎了日伪多次的围攻和扫荡，迫使敌人收缩兵力。春季反“扫荡”中，八路军共进行较大的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冀南军民打退了日伪的多次扫荡，形成了日军占城镇，八路军占乡村的局面。父亲在残酷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锻炼，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为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0月，父亲调冀南行署，任党内总支副书记，行政参议。1940年6月，父亲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对建党、建政、建军、群众工作等均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1941年5月，父亲在冀南区党委做组织部直属科工作。1942年4月，父亲调冀南行署工作。先后任党内总支书记，民政处干部科长，秘书主任，调查研究室主任。28日，冀南军区作出关于敌人有迹象进行扫荡的指示。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敌人四五次大规模“扫荡”, 历经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 然而这一次, 敌人的大“扫荡”来得是那样的突然, 那样的凶狠, 完全出人意料。原冀南军区参谋处长王蕴瑞曾说过一句话：“在冀南平原抗日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1942年4月2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 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南开始了规模空前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 以及四分区、新4旅机关部队遭到了敌人的重重合围, 虽然最终破围而出, 但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冀南抗日军民, 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 成功地保住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冀南抗战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四·二九铁壁合围”, 是冀南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我方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大“扫荡”。有资料称, 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 共有2300余名抗日军民牺牲了生命。他们没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他们成为了新中国的基石。他们应该永远被后人铭记！在最为艰苦的时期，父亲与冀南军民一起顶住了日本侵略者军事上的进攻，经济上的封锁和天灾人祸，咬紧牙关，坚持斗争，顽强的生存下来，坚持和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一日途中，父亲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便下马上前，态度和蔼的问道：“你家是哪儿的呀？”男孩儿回答：“俺没有家。父母和家人都被鬼子打死了，俺在外讨饭吃。”父亲说：“那就跟着我们，打鬼子吧。”男孩儿兴奋地点了点头！日后，他成为了父亲的警卫员。由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小八路。1942年秋，在日伪“9.12大扫荡”中，父亲和一部分同志已经突围成功。得知冀南行署秘书主任艾大炎等人还未冲出包围时，父亲急忙调转马头，又冒着“枪林弹雨”，带人返回营救。路上，子弹从身边飞啸而过，为了营救艾大炎，父亲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危急时刻见真情。父亲的行动，便是最好的诠释！事后得知：艾大炎在骑马突围时大腿中弹，流血过多，晕倒在麦田。半夜苏醒后忍痛爬进村庄，被百姓救起，后在我“堡垒户”的掩护和医务人员医治下，三个月后重返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