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城县建县及县名由来考 ——从汉代都尉制仓储制及华阳国志等论证

猪小七

五城县建县及县名由来考

——从汉代都尉制仓储制及华阳国志等论证

中共中江县委党史研究室（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钟力生

三国蜀汉先主刘备所置五城县，为中江建县之始，几无争议。但建县的具体缘由、时间、县名由来，却在历史上或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今从《华阳国志》所载五城县相关信息入手，旁征博引、抽丝剥茧，力求在两汉三国大时代的背景下，还原当时五城县的本真面貌。

　　一、《华阳国志》及所载五城县相关信息

史志典籍中最早有词条记载五城县的是《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研究蜀汉、西晋及之前古代西南地方史、地理志的重要史籍，与《越绝书》同被称为中国方志鼻祖。作者常璩是蜀郡江原县人（今属四川崇州市），曾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蜀地巴氐成汉政权任散骑常侍一职（掌管文史等），有机会接触大量地方文献，并进行实地采访调查，因而该书考证翔实，史料可靠。宋代以前，都是手抄本传世，其内容被不同朝代的史志典籍大量引用；两宋之际，刻印成书，早已亡佚；明清以来，有多种刻本行世，优劣不等，各竟不同。不同版本《华阳国志》所载五城县信息也略有差异，今引录一部分，方便研究使用。
其一，四库全书版《太平寰宇记》所引《华阳国志》：“汉时立仓，发五城县人，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玄武山，一名三嵎山，在县东二里，其山六屈三起，山出龙骨，传云龙升其山，值天门闭，龙升不达，死堕于此，后没地中，民掘取其骨入药用。”
其二，中江人李星根同治年间编著的《中江县志补遗》所录嘉庆十九年（1814）题襟馆本《华阳国志》：“五城县，郡东南，有水通于巴，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出龙骨，云龙升其山，值天门闭，不达，堕死于此，后没地中，故掘取得龙骨。”
其三，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五城县，郡东南。有水通于巴。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玄武山，一名三嵎山，在县东二里。其山六屈六起，山出龙骨。云龙升其山，值天门闭，不达，堕死于此，后没地中。故掘取得龙骨。””

　　二、五城县县名由来考

《中江县志（1912—1985）》关于五城县名析义有三：一说因五城水、五城山得名。……二说因“五仓”得名。《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说：“(五县)当指雒、绵竹、新都、涪、郪。发此五县民，于五县修建粮仓。”郪县建粮仓“因以为县”指建县由来，并非郪县有五仓。三说因“五山”得名。北宋程建用任县令时撰《与苏东坡书》中说：“观山之状，而详其名。则五城者，取为坛五城之义。今以成为城，误也。”…古五城县城，紧靠 5 座平台丘冈，即今魁山、亚松山、玄武山、铜鱼山和金鱼山，从东到西，并排平列在城北面 1 公里内，俨如坛台一般而名其地县治。此说可信。
其实“五山说”并不正确。原因有三：一是该说只是程建用与苏东坡书信往来中的个人见解；二是北宋程建用之前，没有任何一种典籍记载这种说法，是为孤证；三是地理位置并不相符，实际仅有魁山、亚松山、玄武山在县城1公里以内（三山实为一体）。铜鱼山（今南塔到凯江河畔一带，状若“木鱼”的一匹山）和县城已是隔南江相望（北宋时凯江在玄武山下和小东河汇流，也称南江），相去较远了。金鱼山即今凯江对岸金银山，已在数公里之外。“五山”城台之貌的描述十分牵强。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从两汉的都尉制、仓储制结合《华阳国志》的记载来分析就清楚了。

　 （一）“尉部主之”与汉代都尉制

“尉部主之”即“都尉”“部都尉”主持办理之意。“都尉”为郡一级最高军事长官。汉袭秦制，实行郡县制。一郡之中，太守负责全面工作，都尉负责军政。两个职位级别相同，都是享受“二千石”待遇的官员，太守为主，都尉为副。东汉卫宏《汉官旧仪》：“汉承秦郡，置太守，治民断狱。都尉治狱，都尉治盗贼甲卒兵马”。《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西汉时，广汉郡郡治在梓潼县，都尉治在绵竹县（今德阳市黄许镇，都尉在另一城设治开府，表明当时都尉有很大的权力和责任）。在汉代，五城县域主要分属广汉郡郪县、涪县，军政、治安归广汉郡都尉管辖。
“部都尉”相当于片区都尉。广汉郡属边郡，有防备氐羌的职责，大约汉武帝时期，又增设“北部都尉”一职，主要任务是管理戍卒防备外寇，治所在阴平道（今甘肃文县西）。东汉安帝时，广汉郡北部都尉改为广汉属国都尉，领阴平道、甸氐道、刚氐道。西汉还在边郡地区设置有专门负责屯田、殖谷、供给事务的军事长官“农都尉”。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陈威廷在《论西汉郡（部）都尉治所设置》一文中对汉代都尉的设置目的有清晰的分析：“汉代边郡都尉的设置，多以外族外患有关。北部防线多以东西方向设置，以拒匈奴。西部防线如广汉郡以南北方向设置，以拒氐羌。东北防线如乐浪郡以东西方向设置，以拒朝鲜。南部防线如牂柯郡，置都尉以镇蛮夷。”

　　（二）“置五仓”与汉代仓储制

“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就是广汉郡为了应对边境氐羌等少数民族势力的军事威胁，在都尉主持下，建设“都尉仓（城仓）”军粮保障系统的行为。
纵观整个汉代，因政治统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多层次、分布广、有平行、互交叉的仓储体系。中央层面有太仓、甘泉仓、华仓等，地方层面郡有郡仓，比如蜀郡成都仓；县有县仓，比如新都县万安仓，这些应归属民政仓类。军事层面，特别是边郡，为保障军粮供应，军队建有一套自己的粮仓系统，一般包括“屯戍仓”“农官属仓”等。
艾振等人在《汉代仓储体系概述》中指出：“汉代边防的高级军事长官为都尉，最高等级的屯戍仓建于都尉所驻城内，称“都尉仓”或“城仓”，负责整个都尉府所辖属吏、戍卒的后勤补给，为总储仓。…一般而言，一个都尉所辖区域有五个左右的大粮仓和若干小型粮仓组成，形成由点及面、逐级铺开、布局严谨的仓储体系，有效保证了各项军需补给。…但由于其特殊性，屯戍仓的军事特点也有明显的体现…它们或建于大道旁…或建于河道边…这种做法显然是综合考虑了仓库防火、物资运输、防卫防范等多方面因素后的慎重选择。”邵正坤在《汉代国有粮仓建置考略》中也认为：“都尉仓应该设在其驻所城内或附近，故称为城仓”。邵鸿在《西汉仓制考》中提到，“农官属仓”归“农都尉”管理，在屯田、殖谷的同时，也在“驻军的粮草供给方面发挥作用”。

　　（三）“发五县民”与“五城都尉仓”的双重属性

“发五县民”的“发”这里当作“徙发、征发”之意，任乃强先生认为“五县”是指郪、涪、绵竹、雒、新都五县。“发五县民”这么大的徙民建仓行动，充分表明了朝廷的重视程度；通过对其地理环境、交通区位、历史沿袭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又体现了在该处建仓的重要性。

从地理环境看，该仓地处五县接壤交会区域的中心，南距郪县县治（今三台县郪江镇）约70公里，北距涪县县治（今绵阳市）约50公里，西北距绵竹县县治（今德阳市黄许镇）约45公里，西距雒县县治（今广汉市）约50公里，西南距新都县县治（今成都市新都区）约70公里。域内丘浅平畴，土地肥美，至今都是粮食主产区。
从交通区位看，地处五城水（今凯江）和东溪（今小东河）交汇处，溯五城水向北即至绵竹县、涪县，可从金牛道支援葭萌关。沿五城水下行，陆路可从五城水口（今三台县潼川镇）、孱亭（今盐亭县）通达巴西郡（今阆中市）接驳米仓道；水路可入涪江、嘉陵江通达巴郡（今重庆市），粮食物资输送十分方便。
从历史沿袭上看，此地远古就应有先民聚落或城邦存在，玄武山“出龙骨”，或许就是以前城邦遗址的祭祀坑物品（殷墟甲骨也称龙骨）；1975年在东山公社二大队（玄武山及五城县治所附近）出土过一件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短剑（国家一级文物），其上巴蜀虎形图腾清晰可见。
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修建“都尉仓（城仓）”，实际上已经是按照城邦的规模在营造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生产力相对不高的汉代，徙发五县百姓必然是长期系统的移民工程，兼具建造、屯田、殖谷、保存、输送等重要职责。充分表明该“都尉仓（城仓）”兼有“屯戍仓”“农官属仓”双重属性：既有屯戍保卫任务，又有生产支援任务，类同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

　 （四）“后因以为县”与“五城县”得名

从“汉时置五仓，发五县民，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的表述逻辑来看，“后因以为县”是一个结论性句子，表明通过前面一段话的介绍，就能顺应得到建立五城县（包括命名）这个结论。但显然直接得到这个结论还缺乏一个逻辑过渡，因果关系并不明显。

按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的注释：“汉世习称县为城。”前文在介绍汉代仓储制时已指出“都尉仓”又叫“城仓”，任先生又指出“县”可以称“城”，那么从“发五县民”可以推论，当时仓名或叫“五县仓”，或叫“五城仓”，“后因以为县”时，沿袭为县名。这样逻辑上勉强解释得通。

其实，出现这种逻辑“缺链”情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条表述不是《华阳国志》最初的原始记载，是后人改过的！参考《太平寰宇记》所引《华阳国志》的表述，可见端倪。这就不得不再论及《华阳国志》版本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见到的《华阳国志》所有版本都是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成都吕大防刻本和南宋嘉泰四年（1204）李坖刻本一脉传承下来的。吕本在宋代就被称为“载祀荒忽，刓刻愈多，观者莫晓所谓”。即便这样，这两个宋刻原本在元代也亡佚殆尽了，两宋及以前的《华阳国志》真貌，今人无从得见。（著名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对版本情况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而早于这两个刻本一百多年编成的《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其中引用收录了《华阳国志》大量内容，可反映早期的原始面貌，我们可以参考对照。关于五城县，它是这样引录的：“汉时立仓，发五城县人，尉部主之，后因以为县。”大家应当注意的是，它说的是“汉时立仓”并没有说“置五仓”（表明“立仓”是一次单独的行为，后人混淆上一条新都县“汉时五仓”的记载而妄改此条为“置五仓”），而“发五县民”却用更明确的“发五城县人”来记述。可以看出，《太平寰宇记》中的记录，逻辑线更加清晰明了：因为是“发五城县人”（意指徙发五个城池的人民，不是指当时已叫五城县，后人不解而误改）来建“城仓”，所以取名“五城都尉仓”或“五城仓”，后因而名县。

　　（五）新都县“五仓”与“五城仓”的混淆

《华阳国志》广汉郡“新都县”词条中“汉时五仓，名万安仓”语义甚明：汉时五仓之一，名叫万安仓。并没有“五城县”词条中“发五县民，尉部主之”的表述。学界将其归类为民用型县仓。但有人将五城县“汉时立仓”依照新都县“汉时五仓”改为“汉时置五仓”后，因为同有“五仓”表述，概念产生混淆，意思就完全变了。
首先“立仓”与“五仓”概念混同，把一次单独的建仓行动，变成了“置五仓”的储运体系建设。随之，对“发五县民”的理解也变了，把征发五县人民修“五城仓”的行为，混淆为郪、涪、绵竹、雒、新都五县征发人民，同时建五个仓的普遍行为。继而，县仓、民用仓的新都县“万安仓”与都尉仓（城仓）、军用仓的“五城仓”也同一而论、混为一谈了。
另外，“新都县”词条排在“五城县”词条之前，如果万安仓也是“发五县民，尉部主之”一批修建的军用仓，必定是在“新都县”词条内先行表述，不会又留在后面“五城县”词条中专门来说。显然“发五县民，尉部主之”是“五城县”词条独享的单一概念，是着重强调的个例事件。可以看出：新都县“万安仓”是汉代“五仓”体系中较早存在、比较著名的民用县仓之一。“五城仓”是后来有专门需要而新建的军用仓，因而以“尉部主之”进行了单独说明。
当然，“五城仓”最后也会和新都“万安仓”一样纳入汉代“五仓”体系中统一管理，军仓、民仓配合发挥作用。邵鸿在《西汉仓制考》也说到：“当朝廷‘调发诸郡兵谷时’，地方仓还需外调粮食，支持他处。……边防地区各类仓庾重叠设置，数量密集，形成王朝粮仓设置的又一重心，在边防战线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五城县的前身，是汉代广汉郡为了应对边境氐羌等少数民族势力的军事威胁，在都尉主持下，征发迁徙郪、涪、绵竹、雒、新都五城（县）百姓建置的“都尉仓（城仓）”，得名“五城都尉仓”，简称“五城仓”。后改仓设县时，沿用“五城”二字为“五城县”县名。

　　 三、五城县建县考

（一）“五城仓”建立时间分析
《华阳国志》称“汉时”置仓，按两汉平羌之战分析，前汉（西汉）后汉（东汉）建仓都有可能。
其一，西汉宣帝神爵年间（前61—前57）建仓。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崛起，诸羌与之勾连，为患边境。及汉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开始对西羌施行武力弹压。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西羌反…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六月，有星孛于东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后将军充国言屯田之计，…二年夏五月（前60），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汉书·宣帝纪》）。征伐中，汉宣帝诏令赵充国：“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高出，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汉书·赵充国传》）。1995年10月，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一件汉代蜀锦护臂和织锦残片，分别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篆体汉字，是这一段历史最有力的实证。蜀锦护臂出现在西域，表明蜀地在“平羌之战”国家战略中与朝廷有着紧密联系。赵充国倡导的屯田政策也表明，当时广汉郡为了防备北部诸羌而修建军事屯田性质的“五城仓”是有可能的。但此时建仓也有两点疑处：一是此次“平羌之战”多发生在河湟地区及毗邻西域诸地，并未大面积波及蜀地。二是从西汉建仓到蜀汉建县时间跨度将近三百年，时间线拉得太长。

其二，东汉安帝永初二年（108）至元初二年（115）之间建仓。东汉安帝时期，关陇地区爆发羌乱，广汉郡北部都尉所辖阴平等地氐羌响应同叛。从永初二年（108）“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抄三辅，断陇道”开始，到元初四年（117）“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稍定，最后到元初五年（118）“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平羌为止，为祸十数年，累及益州腹地，对广汉郡影响很大。其中114年、115年两次入寇尤为凶险，“元初元年（114）....分兵抄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二年春（115）...而零昌种众复分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因发益部诸郡屯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后汉书·西羌传》）。广汉郡先是屯兵葭萌关（今广元市昭化区），防止叛羌南入巴蜀腹地。不久葭萌、白水（今广元市青川县）、梓潼（今绵阳市梓潼县）三县纷纷陷落。益州“诸郡太守皆屯涪”以捍卫成都平原，同时将广汉郡治“元初二年移涪”。其间还靠调发巴郡宕渠（今达州市渠县）板楯蛮（賨人）兵马救汉中，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这期间，在邻近涪县的紧要之地修建“五城仓”屯田戍守、储粮保供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二）“五城县”建县时间和缘由

《华阳国志》中“广汉郡，高帝六年置。属县八（雒县、绵竹县、什邡县、新都县、五城县、郪县、广汉县、德阳县）。...西接汶山,北接梓潼，东接巴郡。...”是最早出现“五城县”名字的地方。结合《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玄武县，本先主所立五城县也，属广汉郡”，可以大致锁定其建县的时间段：查《汉书》《后汉书》均无五城县记载，刘备据蜀之后“先主所立”可信；因梓潼郡也是刘备据蜀之后新立，从“北接梓潼”推断，建县时间可精准到梓潼郡成立之时或之后。
史志明确记录梓潼郡成立时间的有公元214年、217年、221年三种说法：
其一，《资治通鉴·汉纪》“建安十九年（214），备既定蜀，乃分广汉为梓潼郡，以峻为梓潼太守。”
其二，《华阳国志·汉中志》“梓潼郡，本广汉属县也。...成都既定，先主嘉峻功，二十二年（217），分广汉置梓潼郡，以峻为太守。”
其三，《四川郡县志·卷第一》“蜀汉先主汉末入蜀，...章武元年（221），分广汉之...四县，...以为梓潼郡。” 以上时间，逐一分析，首先可以否定《四川郡县志》的“章武元年（221）说”。从《三国志·霍峻传》可以看出，霍峻任梓潼太守三年后病故，刘备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留宿守灵，哀荣备至。“先主甚悼惜，...遂亲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当时荣之。”从时间上推算，如果章武元年（221）建梓潼郡，霍峻任太守三年后（224）才病故，而刘备已在章武三年（223）夏病逝于白帝城，怎么可能参加霍峻的追悼会。从礼制上说，章武元年（221）刘备已称帝，即便霍峻功劳再大，去世后皇帝也不可能为其守灵。明显221年这个时间是错误的。 其次，《资治通鉴》的“建安十九年（214）说”可行性也不大。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很忙。从建安十八年（213）下半年开始，刘备亲率大军围攻雒城。“建安十八年，刘先主自涪攻围，且一年。军师庞统中流矢死。”“十九年，关羽统荆州事。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泝江，降下巴东。入巴郡。...赵云自江州分定江阳、犍为。飞攻巴西（今阆中）。亮定德阳（今遂宁南）。...夏，刘主克雒城，与飞等合围成都。（《华阳国志》）”。这一年，大家攻城略地，忙得不亦乐乎。取成都后，又忙着论功行赏，拉拢平衡各方势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三国志·先主传》）” 。可见霍峻守葭萌固然有功，但还并足以帮助他上榜这份第一梯队功臣名单。这一年，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一类并不忙迫的行政事务，并没有马上要办的必要。214年这个时间不可信。

　　《华阳国志》的“建安二十二年（217）说”才是正解。这一年，刘备分设梓潼郡，新设五城县，均是形势所迫，为军事政治之必需。对霍峻来说，既是嘉其功，又是重其责。原因如下：

　　214年刘备定蜀之后，天下并未太平，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第二年，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图取荆州，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率兵五万下公安（今荆州公安县），让关羽入益阳拒之。这个时候，曹操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并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北方的形势骤然紧张。黄权向刘备进言：“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刘备紧急与孙权议和，分荆州的江夏、长沙、桂阳给孙权，还军江州（今重庆市），派黄权击败曹操所设的三巴太守。十一月，张鲁投降曹操。十二月，曹操为稳定后方朝政回军东还，“留征西将军夏侯渊及张郃、益州刺史赵颙等守汉中。迁其民于关陇。”张郃“数数犯暴巴界。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於瓦口，破郃等，郃收兵还南郑。”此后，形成战略相持。建安二十一年（216），先主还成都。五月，曹操进爵为魏王，名义虽非天子，但实际已经有天子之实。

汉中自古为“秦之咽喉”“蜀之门户”。汉中被曹操占据后“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不能止”。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建议刘备攻取汉中：“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三国志·法正传》）。“汉中之战”从建安二十二年（217）开始，到二十四年（219）结束，历时两年多时间，刘备取得最终胜利，上表称“汉中王”。

　　分设梓潼郡，新设五城县，正是筹备“汉中之战”的产物。

打仗首先要有坚实的后方基地。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把广汉郡北部与汉中接壤的葭萌、白水、梓潼、涪四县分出来成立梓潼郡，交由顶住刘璋军万余人进攻，八百人守葭萌死战不退的霍峻当太守，既是对霍峻的嘉奖，也是对他的信任。设立梓潼郡的重要作用在于：既是攻取汉中的桥头堡，又是坚守汉中的靠背砥柱。霍峻当了三年梓潼太守，死于任上，年仅40岁。这三年，正是“汉中之战”攻防激烈的三年。（汪启明等著《<华阳国志>系年考校》按：“分广汉置梓潼郡事，时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资治通鉴》言建安十九年，为刘备定蜀之时，当从《华阳国志》。”）

打仗还要有足够的粮食、物资、人口等后勤资源。“汉中之战”前后，曹操都在与刘备拼人口、拼经济，215年曹操取汉中后就“迁其民于关陇”，219年失汉中时张郃又“率吏民内徙”，对刘备实行坚壁清野。开战前刘备征求儒林校尉周群的意见时，周群就担心“当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军，必不利。”正因为考虑到后勤问题，才委排“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蜀地全民动员“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在这种情况下，为加强战役的粮食、物资等后勤供给保障能力，在涪县划归梓潼郡时析其南部土地，划出郪县北部一部分土地，以“五城仓”的位置为县城，升格成立“五城县”，郡、县行政区划调整一并进行，也是当时军事形势所迫下一种必要的决策和措施。（《绵阳市志·境域》：“今中江县之黄鹿镇、五城废县...皆为汉涪县地。...尔时疆域不可谓不广矣！”“刘备据蜀之初（217年前后）设置五城县后，涪县境域开始变狭。”《罗江县志·秦汉区划》：“建安二十二年分广汉郡...四县置梓潼郡，别立阳泉、五城县。”） 综上，五城县的建县时间就是梓潼郡的建郡时间：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


2024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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