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首届工农兵大学生的坎坷人生（4）

海纳百川

第四章  苦学实干担重任

圆梦大学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就到公社报到，公社领导叫我先回家休息，公社领导说会尽快安排我的工作。大约一星期后，公社通知我到中学担任政治课和体育课代课教师。这个岗位对于我所学专业有些不搭，于是我向公社领导反映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对领导说，我在部队是做卫生工作，最好能到公社卫生院工作。中学代课老师岗位我可能难以胜任。公社领导给我的回答，说卫生院人员已超标，安排不进去。公社领导安慰我说，你的学历虽然不高，但在部队锻炼了 5 年，而且是共产党员，相信你可以胜任中学代课老师。领导让我先去中学代课。为了生计，我只好硬着

头皮走进莒溪中学，说实在我当时才 23 岁，个子矮小，面对年龄与我相当，体型比我高大的学生，我的心里还是有些胆怯，害怕管不了学生，更担心人子弟。记得有一天上课刚步入教室，有位女学生站起来指着黑板上的字，问我是什么字？我一看黑板上写的个“臺”的繁体字，还好这个繁体字我是认识的，便向同学们做了解释说明这个字是“台”字的繁体字，解释后我便趁此机会说，这是繁体字，现在国家已规定不予采用，今天是第一次我可以解答，但下不为例，以后不要再写繁体字了。我深知自己知识有限，为了尽快适应中学代课教师岗位，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教学，有时只能现学现教。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才基本适应中学代课教师的工作。

到了 1970 年下半年，大学开始招生。我还听说，这次大学招生与过去不同，是根据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的方法。我随即到生产大队报了名。大队再从报名的青年中展开审核。大队认为我曾是初中生，又是共产党员和退伍军人，符合上大学的条件，就推荐我到公社参加评选。大约过了一星期后，各个生产大队推荐知青到公社集中，参加公社一级的评选。我们公社有 20 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推荐一名知识青年，到公社参加竞聘演讲。那天参加评选的评委很多，除了公社领导还有每个生产大队的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评审人员有数十人之多。会议开始，首先要求每个报名上大学的知青在会上演讲，汇报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学习情况，然后由到会的评委讨论推荐。评委们凭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我的条件比较好，同意我作为公社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参加区里的评审。

我家乡所在的桥墩区有 2 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全区有十多个公社，每个公社推荐一个知识青年参加区里的评选。区里评选形式与公社评审形式大同小异。每个公社的书记、社长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区评审，全区十多个公社加上区委领

导，一共也有数十位评审人员。评审方法与公社采用的方法雷同。也是先由各公社推荐的青年做自我介绍，然后由到会的评委讨论评选。经过组织上层层选拔和推选，我终于被选为我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保送对象。我求学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我从心里感谢党和国家再次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

当年温州医学院（现为温州医科大学）派到平阳县（当时我的家乡莒溪公社属于平阳县辖区，1980 年划为苍南县辖区）招生的老师发现，我在部队做过卫生员工作，就将我录取为温州医学院的学员。由此，我光荣地成为温州医学院（2018年改为温州医科大学）首届工农兵大学生。

1970 年 11 月 9 日，是我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天气特别的好，上午八时许，公社庄书记给我戴上大红花，有数十名乡亲和莒溪中学的师生组成的欢送队伍，高举着写有“热烈欢送莒溪公社工农兵大学生郑俊海上大学”的横幅，敲锣打鼓欢送我上大学。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我没有忘记，五年前的一天，我应征入伍，也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也是这种场面欢送我光荣

入伍，当时我心里暗暗地想，到了大学一定要好好学习，毕业后当一名好医生为家乡父老乡亲服务。

大学里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学就像一个神奇的知识海洋，我这次终于可以在宽阔的知识海洋里挥臂遨游了。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我在学习上很努力，医学专业也正是我喜欢的科目，学习起来并不困难。在三年的大学生

活中，我被推选担任班长和排长（按照部队的编制形式），同时还兼任年级党支部委员。按当时形势的要求，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学会管理大学，要求在校期间必须做到自我管理。所以，我除了要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还要花很多精力做好班级的管理，遇到困难或其他同学不愿意做并必须有人去做的事，只好自己带头去做。如在附属医院临床实习时，曾经遇到实习同学与医院医生发生矛盾，甚至受到歧视时，我只好代表同学要求领导解决。还有安排毕业实习医院时，大部分同学喜欢在附属医院实习，不喜欢到山区或条件差的医院实习。如地处丽水地区的龙泉医院许多同学都不意愿去，我只好带头并动员要好的同学一起到龙泉医院实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年快乐的大学生涯很快结束了，我由于学习很努力，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得到了学院领导的认可。

留校任职

1973 年 7 月，我从温州医学院毕业留校。我猜测，自己留校做什么工作？我自然希望是能当一名医生。可是事与愿违，一星期后，校

领导通知我在团委工作。我当时心里有些想法，不是太情愿。并向校领导提出到附属医院当医生的要求，可校领导没有同意我的申请。当时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汪起霞代表党委找我谈话。他说校党委要我留在团委工作，并说初步考虑我在团委担任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这是校

党委对我的信任，要求我服从党委的决定。当理想与现实冲突时，我会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我没有再找校党委，而是选择服从学校的安排，开始了新的工作。我随即到校团委书记的岗位上任了（实际上没有发文件任命的团委书记，所以只能说在团委书记的岗位上）。虽然在团委书记岗位上，我并没有完全脱产当书记，而是经常自行去附属医院上班，为的是锻炼自己的能力，想把所学的医学知识在工作中

得到实践。当时附属一医内科主任邢玲玲医生对我说，您来内科上班我们非常欢迎，但她又说我是自己来上班没有学校通知，不能参加值班。就这样我在医院上班约半年多，之后还是回到校团委工作。在团委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出席校党委会议，还多次代表党委领导出席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并多次出席温州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刚开始我很单纯地想：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但后来思来想去，我自己的身份还不够参加温州地委会议。这着实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要参加党委会议，必须有上级文件通知才是合理合法的。这样一来，造成学校部分老同志对我有嫉妒之心，我心里虽然明白，但是在工作中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

1974 年，我受校领导委托负责学校的招生工作，记得当时校党委书记李健生同志找我说有人反映平阳县学生郑君达父亲有历史问题，不符合招生条件，要求退回该学生。我后来经过深入了解，所反映的问题完全不符合事实，所以还是同意录取该学生。

1974 年 11 月我代表学校参加浙江省教委组织的教育革命参观团赴江西省参观。参观团成员共 12 人，代表团由省委常委（分管高教）带队，代表团成员有省属高校每校派一名代表，还有省教育厅代表 2 人，浙江日报随团记者 1 名。我们

先后参观了江西上饶集中营旧址，消灭血吸虫病先进地区江西省余江县。江西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江西省高校 九江市及庐山景区。

1974 年，我还兼任 73 年级党支部书记工作。支部副书记由马列主义教研室张伟老师兼任。张老师派性思想特别严重，经常在学生中拉帮结派，给年级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对于年级工作中反映出来的的问题，党委领导还是尊重我的意

见。如 73 年级留校名单基本是按照我的意见上报的。记得当时留校名单中有玉环县的胡悦来同学，后来省人事厅来电话说玉环县是海岛不宜留校，要求换人。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当时李健生书记给我打电话说胡悦来同学不能留校，必须换人，并征求询问我换人意见。我回复既然玉环海岛不能留校，那就换平阳的洪如康同学。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同意我的意见，后来就把平阳的洪如康替换了玉环县的胡悦来。

险被批斗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我毕业留校工作近五年了，时间进入 1978 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深入开展。1978 年 7 月上级任命毕向荣同志为温州医学院副书记主持工作。据说文化大革命前，毕向荣同志曾担任省委办公厅主任，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贬到温州任命为温州地委副专员，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受到批判。所以，毕向荣同志当时带有报复之心来到医学院。毕一上任就准备对时任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苏进进行批斗，说苏进是四人帮在医学院的代理人。她曾在学校揭批查小组会议上公开说：“对苏进这样的泼妇，不能同情，因为，她丈夫章致和当时整我也很厉害”。由于我当时是校党委明确指定接班人的培养对象，所以，大家都视我为苏进的红人。把我作为揭批查的重要人物之一，甚至对与我比较要好的同学和同事也作为批查的对象。

记得有一天毕向荣指定我和王宗敏（病理学教授，我的同学），张洪来（我的同事，2000 年曾担任学校宣传部长）一起学习当时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署名为”于清“的评论员的文章。文章内容是论四人帮的七种人的文章。在学习会上毕向荣竟然要我们各自对照自己属于哪种人。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意外，认为自己最多是思想认识问题，怎么能与四人帮相提并论呢？既然如此大家就都不发言，反正大家自己心中有数，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让毕向荣一些人任意摆弄好了。

1976 年 9 月中旬一天，苏进接到福州军区的电话（电话由浙江省委办公厅转接福州军区来电）说苏进的丈夫章致和患了肝癌，要求苏进马上赶赴福州（之前，苏进丈夫章致和同志从温州调任总政治部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台长）。据说，苏进赶到福州时她丈夫已经住院，后来苏进陪丈夫先后到上海、北京医院求医，由于当时，苏进经省委领导批准请假陪丈夫在外地就医，不在温州。毕向荣认为苏进是在逃避运动，故意不上班，当时就指示办公室电话催促要她回温州交代问题接受批判。

但由于她丈夫已是肝癌晚期，1977 年 9 月章致和同志因肝癌病情加重治疗无效死亡。苏进丈夫去世后，苏进向有关领导请求调回北京工作，78 年底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苏进同志调回北京工作，78 年底苏进同志持北京市的调令回温州拟办理调动手续。然而，苏进同志一回到温州就被毕向荣为首的所谓揭批查小组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24 小时派人看守，限制了人身自由，在隔离审查期间还经常进行批斗。大概经过半年多的所谓审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此后，苏进又回到北京，北京有关部门又给苏进办了调动手续，温州地委和毕向荣等还是不让苏进离开温州。后来苏进请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出面，陈丕显同志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英同志打电话说，苏进同志从小参加新四军，从小在他的身边，而且四人帮横行时期还来看我。我相信她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是没有问题的，要求铁英同志过问此事让她调回北京。在陈丕显同志的关心下，温州地委只好让苏进同志离开温州，苏进调回北京后任命为天坛医院党委副书记。由于苏进同志没有问题，被毕向荣等视为苏进黑帮分子的我也自然就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以毕向荣为首的学校领导班子，做我的工作，要我继续做学校团委书记工作，以体现他们是尊重实事求是，是讲政策的。此时此刻我经过反复思考正式提出要求离开团委书记岗位，要求到医院当医生。

但以时任党委副书记毕向荣同志为首的校领导班子，担心如果这个时候将我调离行政部门改行做业务，担心会引起广大教职员工误会，认为他们没有掌握政策。所以还是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继续留在学校机关做行政工作，如果我不愿意担任团委书记，可以到其他行政部门工作。我反复思考后认为，既然领导不同意我去业务部门工作，那我只能继续留在学校机关从事行政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