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位赤脚医生（副本）

张金旗

　　我的父亲建勋，祖籍河南省巩义市大峪沟镇杨里村人，老长门文继祖三文派广升支光汉继子，第二十四代人，1931年1月12日出生，2007年10月去世，享年76岁。

父亲自幼跟遂舅父赵春芳（当代名医）学医，先后在杏花、柏林、黑龙谭、王河、杨里等村行医，后至大峪沟镇张沟煤矿（后搬至庙沟煤矿）医务室主任，八十年代初期，组织筹备成立大峪沟镇职工医院，任首任院长。父亲一生行医，勤学不倦，锲而不舍，乐善好施，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立志攀登医学高峰，工作之地，均留很好口碑和受到当地人民群众广泛赞颂。尤其擅长中医医术和中医理论研究，多次参加省市中医学术交流和学木研讨，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称赞和认同。

不知不觉，父亲已经走了16个年头，母亲己经走了10个年头，在这十几年里，每到春节姊妹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哥哥姐姐都是诚心相待，用情感怀。但心中总是觉得空荡荡的，总是觉得没有老人在的时候那么的温馨，谁都知道父母不会陪你一辈子，老人总有离别自己的那一天。以后的路更长，全靠自己走，一切担子由自己扛。父母是孩子的胆，父母是孩子心中至高无上的荣耀，父母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保护伞，知冷知热的温度计，无论孩子年龄有多大，在父母面前总是显得那么的脆弱，在孩子面前，只有父母不计代价和得失，无私无畏奉献自己的一切，这一切不参杂任何的因素和物质，这就是爱的力量所在。在这十几年里一直惶惶度日，即便姊妹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仍像一个毫无着落的孩子，摸不着道路，找不到感觉，更没有方向，时刻怀念着父母。

　　我的父亲跟遂他的舅父学医之后，就成为了一位名符其实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一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的是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在我记事的时候，我们生产大队（今称村）有个卫生所，卫生所里有6-7个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员，卫生所其初的位置在桐花沟口河道边上（村第九生产队北侧），那里有个小院，还有个大门，晚上可以把大门关上，院内上下两层五间房子，下边三间是病人看病，取药的地方，楼上两间，是医生值班休息的地方，小时候我经常随父亲在卫生所那里住，楼下中间房子有一个木制梯子可以上到二楼，也可以从大门外面绕道通过二楼西北角那个门上到二楼。卫生所旁边有个龙王庙，卫生所与龙王庙紧邻，在修岳（寨）杨（里）河大道时，把卫生所和龙王庙给埯没了，村卫生所搬到了桐花沟南侧大队部（村第八生产队南侧），那时候学校也在那里，学校与大队部紧邻，我在上小学时放学后经常随父亲在卫生所里住。

赤脚医生 当时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经医护专业短期培训，三是公认有医学能力的自学成材者。其中有一个条件就可以成为赤脚医生，父亲在那时候这三个条件都符合，名符其实的成为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出现，有效的解决和缓解了我国刚刚解放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 在 196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人民日报》1968年9月14日转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的亲切称呼。也是全国刚刚解放，彻底解决农村看病难的最有效最捷径。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从那时候起称为村医，我们现在的村医都是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称位。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就是现在的村级卫生所，只是现在的各项政策措施更完善，制度更加规范，医疗设备更加强大，其性质基本相同，且称位给予了改变。

父亲17岁开始跟随他的舅父学医，具父亲讲，他舅舅医术精湛，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每天找他舅舅看病人像现在医院专家门诊一样需要排队，在十里八乡的大人小孩都知赵（春芳）先（那时候称医生为看病先生），享有崇高声誉。父亲在他舅舅的严格勲滔之下，医术和品德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父亲为人更直，我和哥哥的直爽性格就随父亲，他经常对我们讲，学医容易名医难，要想成为一位名医非常之难，要想掌握更深的中医医疗技术难之又难。在国家刚刚解放的那个年代，我国只有中医医疗门诊技术。中医门诊主要通过望、闻、问、切（摸脉）来判断病人的病情，之后对正下药。中医以调理身体阴阳平衡为主，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父亲为当好一位名医，他刻苦钻研中医技术，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过程中，在业余时间，他勤学苦练，为了掌握把脉和针究技术，经常在自己身上体验脉博变化情况，寻找自身穴位在身体的具体部位，加上他舅舅的严（言）传身教，父亲很快就掌握了中医理论和实践结合方法，年轻时期就成为了有名望的医生。在十里八乡找父亲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称他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解放之初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贫穷，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更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贫穷落后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脚医生为广大患者提供服务，父亲为了学习更多的医疗艺术，经常到巩县中医培训班参加培训，父亲学业有成之后，在培训班上给学员授课，之后在巩县医疗机构的推荐下，作为年轻有为的农村医护人员，多次参加河南省中医研讨班进行学术交流，他提出的学术观点深受与会代表和评委们的好评，并多次获奖。受到时任主管医疗卫生的县长阎学木的亲切接见和亲自颁发的奖状。后在公社的统一调配中，分别在王河、杨里、黑龙谭等村行医，每到一地，都是思病人所思，急病人所急，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解决病人之痛苦，尽心尽力的为病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他经常对我们讲，医者仁心，必须尽力而为之，德者心也，必须尽快而行之，病人来找你看病，要么慕名而来，要么病痛难以忍受，要全身心的投入，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应付。父亲有句名言，就是“对待病人要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去对待，爱护病人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爱护”。

父亲医德高尚。农村赤脚医生一般情况下，病人都会来到诊所里找医生给予诊疗，在特殊情况下，有的病人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来到诊所比较困难，病人家属到诊所里叫医生到家去给病人看，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有时一天能出诊四五次，多的时候出诊六七次，遇到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背着药箱就到病人家里给病人看病，在给病人诊治过程中，病人家属会给没吃饭的父亲做饭，待看完病之后，饭就端到桌子上让父亲吃，父亲总是拒绝，从不在病人家中吃饭，他给我们讲了一个道理，在那少吃没穿的年代里，我要是吃了病人家的一顿饭，很可能就要吃掉病人全家人的饭，说什么我也不能吃，有时让到双方着急，我也不吃他们做好的饭，有一次，不在病人家中吃饭把药箱的背代都给拽断了，我也没在他们家里吃饭。

由于父亲的医术和医德得到了广大群众和政府的信任，在七十年代中期，父亲被公社（现在的镇）点名招聘到新创办的张沟煤矿（后搬到）、庙沟煤矿医务室工作，八十年代初期，镇政府成立了乡镇企业职工医院，父亲被任命为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任院长期间，注重医风医德建设，规范体制机制，创新发展理念，培养人才队伍，年年被镇政府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后来接任他的院长都是他的亲手培养出来的人才。

　　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是真正为穷人服务的天使，虽然没有沽白的工作服，无论刮风下雨，天热天冷，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求，那时候得了一般性的感冒，几毛钱就能搞定。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病房越来越豪华，收费越来越天文，大而无当的医疗体系使得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早己淡出历史的“赤脚医生”又重回人们记忆也就不奇怪了。

“赤脚医生”模式即使在当今也还有其现实意义，洗去“赤脚医生”的历史印记和政治色彩，挖掘其价值内核，借鉴其普适性和组织模式，建立切合农民利益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赤脚医生”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也与有关政府正致力于构建平价医院的想法不谋而和。

“赤脚医生”在21世纪可以理解为国外的保健医师，他为群众提供的是24小时，即时的不需要排队的贴身医疗服务。普通的伤风、咳嗽、常见的外伤，赤脚医生能够几分钟内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和城市的医疗机构相比，等车、排队、缴费、3分钟看病，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什么病，先是化验检查等待结果就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相比“赤脚医生”医生”制度值得当今的医改部门认真学习。

父亲在乡村当赤脚医生非常辛苦，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没有固定的薪金，平时只是每月拿大队一些补贴，或者按整劳动力在生产队给予计分代酬，根本上解决不了家庭的后顾之忧。但是，父亲引以自傲的是，能够为广大患者提供服务，能够有效的解除病人病痛之苦。父亲白天参加生产劳动，夜晚还要挑灯学习医学知识。遇到老弱病残患者，随叫随到，无论白天黑夜，不分前后半夜都是如此。由于国家刚刚解放，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带有红十字医疗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几支针管，几块纱布之外，其他都少的可怜。父亲就是这样，走东家、窜西家为患者解除病痛之苦。

尽管艰苦，父亲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忱的为广大群众服务，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人叫，他就心甘情愿的赴诊，认真的为病人提供最好优质的服务。父亲逢行行业制度规定，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的去治，治不了的，就果断建议患者到上级医院治疗，有时还亲自护送。父亲在行医过程中，经常遇到困难户，五保户之类的患者，自己贴钱也要患者得到救治，就我记得事之后，这样的患者不止十户八户。

父亲对待病人特别关心，尤其是流感爆发时期或者其他流行病时期，父亲深知责任重大，他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为广大群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父亲.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医生的经历，但大医院的医生治不好的病父亲也能治疗，他在医学领域苦心钻研，留心收藏了很多秘方，治愈了许多特殊患者（如针灸技术 、伤口缝合 、小型肿瘤（脂肪瘤切除）颠间、不孕不育、胆囊炎等）。父亲的一生，为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厚爱。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毕业生取而代之，这便是人类社会的又一大进步。

在那个年代，“一根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的服务理念，广大群众对赤脚医生的救助之恩念念不忘。跟现今发达的医疗水平相比，当年农村的医疗环境条件可谓简陋之极，人们为什么要怀念“赤脚医生”，深意不言而与。

无可回避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医疗现状的无奈和不满。显然，跟过去相比，当下豪华的医疗模式不仅超出了农民或贫困阶层的支付能力，也超出了普通人群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需要，形成了新的医疗资源浪费，而这种浪费是出于医疗机构利益需要，过度治疗和重复治疗让患者苦不堪言，而“赤脚医生”最能满足当今农民和贫困家庭患者普遍的悬壶济世梦想。

　　我的太祖父有四个儿子，大高福生、二高福顺（我父枝）、三高福林、四高祖福元（父继枝），由于四高祖福元之子守本（1943年去世），长子西庚在1939年长沙保卫战中牺牲，次子光汉（1947年结核疫情暴发去世），四高祖这个家庭只有四高祖福元和曾祖母张兰两位老人，他们的养老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在1948年经过二高祖福顺，四高祖福元（同父同母兄弟）协商，由父亲过继给四高祖次孙光汉爷爷，实际上就是帮助两去世的爷爷解决高祖父和曾祖母的养老问题，那时父亲才十六七岁，到了1950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家，从此承担起了这个家庭的责任，父母对我的高祖父福元和曾祖母张兰特别敬重，对两位老人非常孝顺，对老人的生活习惯，衣食起居非常上心，无论什么时候在外回来都给老人带上他们喜爱吃的食物和另食，对老人关怀无畏不止，问寒问暖，想尽一切办法让老人开心快乐。父亲是位医生，经常为老人体检身体，帮助老人解除心理负担，为老人减轻各种压力。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高祖93岁寿终，曾祖母82岁寿终，这与父母的关心关爱密不可分。

父亲虽然过继给了我的光汉爷爷，在我的爷爷茂松这个家，父亲也是不忘恩德，一方面是因为这边的两位爷爷（西庚、光汉）都己过世，来承担扶养高祖父福元，曾祖母张兰两位老人这个家庭的责任，另一方面这边毕竟是他的亲生父母，他也义不容辞的承担扶养义务，那有自己的孩子不养亲生父母的道理，我的爷爷茂松是解放后的第一任生产队队长，参加社会主义土地改革运动，在我记事开始，父亲在外回来，捎回来的东西（食物，食品）都是一分为二，第一时间先送给爷爷奶奶去吃，剩余的才留给我们自己家里。在贫穷落后的年代里，我记得非常清楚，每年八月十五，先是拿一个完整的月饼（一斤一个）送给爷爷奶奶家里，到我们吃的时候，只能分到八分之一，那时候月饼只有一种五仁月饼，一斤一个，吃起来的感觉味美香甜，回想起来吃月饼滋味，别提有多好吃，那滋味真的是回味无穷。到现在我看到这种月饼总是买上一个，切成八份放在家里慢慢的品味，体验当年美好时光。现如今的月饼品种繁杂，挑来挑去真不知道吃什么品种才好，小时候感觉早已荡然无存。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勤俭持家。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在刚刚解放之后，全国人民吃饭靠计划分配，购买需要粮票，穿衣靠计划分配布证，社会主义制度在那个年代就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靠计划分配生活，父亲为了养活我们这个大家庭，省吃俭用，平时宁可自己少吃点，少穿点，把自己省下来的钱和物统统拿到家里供全家享用。在那个年代，父亲的负担非常重，上有我的高祖父，曾祖母，还有我的祖父祖母，下有我们姊妹六人。

父亲姊妹五个弟兄三人，兄弟他排行老三，由于大伯去世较早，家里除伯母外，还有四个姊妹共五口人，在大伯去世时我同祖父排行四哥还没出生，大伯家的生活靠伯母来养活四个孩子是难以维持，家里家外有什么事情伯母都找父亲帮助，父亲也主动承担起了这份责任。从我记事开始，在平时给予伯母家庭全方位的帮助外，逢年过节，父亲都让我和哥姐给伯母家送吃的，就连碗筷都得父亲准备，送到伯母家里。我清楚的记得，伯母家的生活十分困难，逢年过节，连顿白面饺子都难以吃上，只要过节都要我家给他们揣上几碗。从我四哥订婚到成家，都是我父亲一手操办的，我四哥到现在我们聊天时还经常提及父亲的恩德，好在在我伯母的教育下，伯母家的哥哥姐姐对我父亲非常感恩，从没忘记我父亲的恩情，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年都要经常的看望父亲几次，逢年过节都会给我父亲送上礼物和祝福。

父亲为了维持这么大的家族，在业余时间学习涨罗和木工手艺，每逢休息时间，父亲担着挑子，带着涨箩工具去游乡赶集，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服务，想办法为家庭多挣一点的积累，把挣来的钱拿到家里，来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我还清楚的记得，父亲在行医之后，每天晩上，加班到三更半夜做桌子（过去的三笹办公桌），等到每月逢八站街（集会）的时候到集上去卖钱。父亲的木工手艺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家使用的桌椅，箱子，门板，床除了祖宗留下之外，全是父亲加工而成。就连姐妹出嫁，哥哥和我结婚的嫁具都是父亲加班加点制作的。

父亲为了把自家庄子修的最好，他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抗起撬杠和大锤等工具到二里之外的蝎子山北坡石头坑里去起石头，逢年累月坚持不断，起到一定的数量，找生产的男劳力，用架子车一车一车的把石头运回。说起运石头来，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每辆架子车需要三名青壮劳动力，上坡下坡，道路十分狭窄，来回都非常危险，一不小心或架驶技术不过关的人架车，有可能车就翻到沟里。在过去生产队的道路都非常狭窄，正好一辆架子车宽就比较宽的路了，从石头坑到我家的主要道路也只有一架子车宽，空车还好，装满石头的重车，每个车辆需要3个壮劳力才能拉动一车石头，中间架车的人，必须是体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人才有资格，稍有不慎，人车都会翻到沟里，上坡时一人架着架子车，两边各有一个人不是在前边用绳子拉着，就是在后边揍着，遇到下坡，3个人都必须在前面抬着车把缓慢的下行。我当时才有六七岁，最爱跟着父亲去打热闹，只要到了下坡就赶紧压在车子尾巴后面来回折腾，在那个时刻，压在架子车尾巴后面特开心，每天能跟七八趟。1967年，父亲找来石匠把我们家住的土窑给卷了卷，这也是我们生产队第一家住上了石卷窑，后来，父亲一有空就去起石头，用同样的方式把石头运回来，又卷了第二孔窑，裱了山脸，这也是我们生产队第一家裱山脸的家庭。在这之后，我们队卷窑洞，裱山脸的人家也多了起来。

在我八九岁的年龄，记得有一次跟随父亲去石头坑里起石头，在起石头的过程中，有一块大石头需要锹动，在锹动的过程中，锹杠猛的滑动了一下，正好打在父亲的当部，只见父亲痛的难以忍受，过了一会，父亲的当部流出了鲜血。父亲才知道当部破了，父亲忍住痛疼一瘸一拐的回到了家里进行了包扎处理，第二天又到了石头坑起石头去了。父亲这种精神，永远是我们姊妹们的榜样。

父亲把毕生的精力和汗水全部奉献给了广大人民群众，奉献给了中华中医医疗事业，把毕生的梦想和追求完美的奉献给了我们的家庭。父亲一生刚正不阿，正直做人，慈心做事，把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出来，并交给人民。父亲的一生，伟大而光荣，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他的伟大事业，他是那个时代最可爱最可敬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最值得尊敬和骄傲的人。

　　父亲是一位眼光长远，赋有远大志向的人，是一个极具个性而赋有爱心的人。我们姊妹六人，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人贵在有志，干什么事情要有远大的理想，对自己的人生要有一长远的目标，经过自己一生的努力，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自己目标，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和懈待，做事不能半途而废，我从小到大，父亲经常的在我面前说这些话，我们也非常理解父亲说这些话的意思，在我的脑海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父亲常给我们说，我们家是一个忠诚老实、勤俭持家的家庭，与人为善，做事留有余地的家庭，从我们太祖父开始，从不与他人争辩是非对错，这是我家的传家思想，也是为人处事的方式和原则，即使遇到素质低下、瞒不讲理的无赖之人，父亲教育我们敬而远之，为他人留路就是为自己有路走。

　　父亲为我们姊妹们规划了正确的人生之路，现如今得到了现实的回报，姊妹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这都是父亲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条件，和给予我们人生道路上指引，从我记事开始，父亲是一位极具严历而不失风度又言而有信的人，父亲的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激励着我们不断的成长与进步，作为孩子的行为那能全部付合大的意图，难免不犯错误，更何况孩子怎么知道对与错是与非，即使我们犯了错误，父亲也是严历的批评教育，从我记事以来，父亲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们，每次批评教育，都是帮我们分析错误的地方，找到做事的方向，教我们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背景不同，人的思想观念不同，判断力和标准也不同，大人的冲动作法只能给孩子造成心理上的伤害，更要避免给孩子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到时后悔晚唉。

大姐1952年出生，由于受1966年文革的影响，所有的高等教育都被取消，大姐在我们姊妹六人中唯一沒有上高中的一个，中学毕业之后就随大集体劳动，但我父母常说，她在我们姊妹六人中学习最好，初中毕业后，大姐在家中确为曾祖母和父母分担了诸多家务，在我们姊妹之间威望最高，直到到现在说出的话谁也不得犯犟，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姐在咱家对你们姊妹几个来说是功劳最大的，父亲的话中体现出了很重分量，大姐也最有大样，姊妹们也都非常尊敬她，一直是我们姊妹的榜样。

哥哥高中毕业之后，父亲先是给他规划了让其先去部队这个大学校深造这条道路，由于西庚爷爷跟随国民党将军张相周当兵之后，牺牲在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加上母亲心态软弱，在1972年冬季征兵时，哥哥被录取之后，到了该换衣服的时候，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哥哥去，这样哥哥就沒有成为一名军人。在哥哥没有当成兵之后的日子里，农村的孩子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到了1974年，公社（现在的乡镇）企业招聘工人，当时说的是父亲所在的张沟煤矿招工，要去父亲的所在企业，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哥哥体检了身体之后，被公社机械厂招聘，哥哥成为了机械厂的工人，哥哥的聪明智慧和高智商，再加上虚心好学的精神，在苦练基本技术的基础上，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和认可，两年的时间里，哥哥就成为了该厂机械加工车间的主任。哥哥无论是父亲在世，还是父母过世之后，都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把姊妹们团结在一起，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都愉快幸福的过着美好的生活，每年初二还像父母在世一样到哥哥家聚会，从未间断，姊妹们的团结更加紧密，哥哥就像父母在世一样，过几天都要打个电话给我们姊妹们，问寒问暖，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我们姊妹的生活起居，使我们姊妹们之间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温暖。

二姐1976年高中毕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教师有公立和民办两类，二姐毕业后先是当上了民办教师，那时候民办教师村里就能决定，公社需要备案，二姐性格也比较温顺，吃苦耐劳，当老师最适合，在她的努力下，也成为一名优秀的公立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二姐做到了极致，直至退休。

大妹子1982高中毕业，毕业后跟随父亲学医，大妹子也是一个聪明灵利且富有智慧的人，干什么一学就会，跟着父亲一直走在“救死扶伤”的路上，父亲的医德医风和医术无行地传给了妹妹，至今妹妹仍然在医疗战线上为广大群众服务，是一名合格的村医。

小妹妹在姊妹之间排行最小，1986年高中毕业，和大妹妹一样，一直跟着父亲行医，后来被招聘到西村卫生院工作，直至退休。小妹妹聪明灵利，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姊妹之间的事情都是由小妹妹来统融协调而且都是洽到好处。

1978年8月，我高中毕业，这时我刚满18岁，父亲为了解决我毕业后的生活出路和人生的前进方向不走弯路，决定让我去部队当兵，一方面可以减少家庭负担，同时可以解决能够让我吃饱穿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让我到部队的大学校得到励炼，为我人生旅途奠定基础。到了1978年11月当兵开始体检，经过两次体检（坦克兵需要二次）和证审合格被部队录取，原计划12月23日在巩县（今巩义）乘火车去部队，由于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当兵的部队要上战场而提前到了12月18日下午在县（孝义）物资公司站台乘火车去了部队，一去就是二十二个春秋。

　　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人是父亲，家里家外都需要他，我的父亲与所有的父亲一样，同时又有所不同，一样的是他承载着巨大的压力，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艰难的养活着这个家，所不同的是，在承担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同时，还要养活亲生的父母，同时承担养活父亲的大哥去世之后的这个家，一个人的肩上扛着三个家庭的重担，将近二十口人的生活起居，这是父亲一生为人处世之道和自己不得不去这样做的责任和使命，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只有父亲这样的人才会主动去承担，看到和想到这些，父亲的一生用伟大和神圣的词语表达不了他的真实身份，可以用一本很厚的书每一页都雕刻着，他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特别是在我们家庭，与其他的家庭截然不同，他虽然过继给了我们现在这个家，到了这个家庭之后，直接面对是我的高祖父和我的曾祖母两位老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十七八岁来到这个家里，没有了高祖奶奶和曾祖父，更没过继的父母，他所承担的担子不但是家庭问题，而且是直接面对的两位老人的养老问题，更甚的是.，在我国刚刚解放的年代，家家都是缺吃少穿，还有他的亲生父母，和大伯家一家人家庭生活的责任。可想而知，父亲的担子有多重，常人难以理解和承担，没有毅力的人早已被压夸或爬下，凭着父亲的坚强意志力，他默默的扛在肩上，毫无顾忌的负重前行，父亲的坚毅从来没有被困难所压倒，却一直默默无闻，任劳任怨，身体力行的影响和带领着我们这个大家庭，让我们做儿女的成为无行的动力，到如今我们才知道，父亲的伟大是靠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走得是多么的艰难和沉重，他的言行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作为儿女和子孙后代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不忘祖恩，弘扬祖德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