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的沧桑与辉煌——中华民国时期（6）

淘沙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6年6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国内背景。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美国支持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欲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要求相矛盾。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召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1945年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显然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挑战。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很快就作出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六大的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致使中间人士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于16日复函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和平、民主，成为战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就有：“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美国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苏联态度。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双方谈判目标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想借谈判将内战的责任推卸给中共。在国共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赴渝。如果毛泽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将责任推到共产党上，从而发起内战。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最后仍可以消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谈判可以拖延时间。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回西北、西南地区，开赴前线的共产党控制区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并且国民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而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谈判是为了应付国内人民普遍反对内战、实现和平的要求，应对美英苏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压力。

　　蒋介石为了制造和平假象，赢得部署内战的时间，于8月14日、20日、23日向延安方面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企图在谈判的掩护下全力进行内战准备的策略。同时调兵遣将，控制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给予全面支持。

　　中国共产党方面。谈判反映了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的面目。争取一段时间来作好应对国民党的准备。毛泽东则于8月16日至8月24日回复3封电报，决是赴渝谈判。

　　谈判代表。国共两党都用很大的精力来组织这次谈判，双方都派出得力人员织成谈判代表团。

中共代表团以毛泽东为首，辅以了解全局、富有谈判经验、机智灵活、刚柔相济的周恩来、王若飞。

国民党代表团由蒋介石操纵，指派政治上老练通达，能严格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且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资深官员组成。除了蒋介石之外，主要有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外国代表。毛泽东陪同：赫尔利；蒋介石顾问：端纳；苏联大使：彼得罗夫。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说：“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对于安全问题，毛泽东是做好了最坏打算的。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国共双方会谈从第二天上午开始。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问题。

　　解放区问题。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

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期望差距甚大。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在蒋介石的头脑中根本没有“多党”的概念，更不可能承认联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共产党人来国民政府中“做官”而已。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为了表达诚意，在重庆谈判前，中共就在方案中有意隐去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提出“参加政府”。这无疑是承认了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便是这样，蒋介石还是认为中共要求得太多。

　　虽然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举步维艰，但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却异常丰富。在重庆的43天中，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显示出一名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使国民党宣传中青面獠牙的“赤匪”形象一扫而光。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造访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的秘书吕光光回忆，张澜家旁边就住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特意嘱咐不要在客厅见面，而选在张澜的卧室中晤谈。吕光光记得，宾主刚一落座，张澜就不安地对毛泽东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国共两党要谈判嘛，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可以了。何必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听了张澜的话，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随后，毛泽东又向张澜介绍了中共在此次和谈中提出的几项主张，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有看头。”

在重庆，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把酒言欢，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大佬。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王炳南记得，起初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毛泽东则开导大家：“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王炳南记得，与陈立夫一见面，毛泽东就提起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搞得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艰难谈判。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1945年9月13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中写有：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弱〔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9月27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一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1945年9月29日，正是谈判陷入僵局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罗列中共11条“罪状”，还写下准备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但蒋介石明白，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签订协议。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1945年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

　　国共和平谈判从8月29日开始，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并公布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据此国共双方分别发布了停战令。接着，由国共双方代表和出面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政府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战令的实施。

　　美国政府为了实施新的对华政策，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蜚声全球的马歇尔代替了声名狼藉的赫尔利。马歇尔受命之日，正值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国共双方在“双十协定”上签字不久，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派重兵沿平绥、同蒲、平汉、津蒲等铁路线向华北、东北大举进攻，侵犯解放区。我军被迫反击，连续在上述各线组织了同蒲、平汉、邯郸、津蒲战役，共歼敌9万余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停止挑动内战，在美国飞机、军艇的支援下，又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运到华北及与东北相邻的地区，不断进攻解放区。到1945年11月份，内战已遍及全国11个省份，全面内战危险日益加剧。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到达中国，开始了他举世瞩目的、以调处国共争端为内容的使华生涯，马歇尔调处以1946年3月11日他回国述职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调停处的第一阶段是比较顺利的，也是有成效的。马歇尔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及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充分利用美国的影响，促蒋停战。首先，马歇尔针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在各种场合向国民党集团申明美国政治解决国共争端的立场。其次，为了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作出让步，以实现停战和达成协议。马歇尔还充分利用美国的影响对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1945年12月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关系第二，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帮助完成四大协定的签署，四大协定即：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协定；l月31日的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协议；2月25日的整军方案；3月27日的东北停战协议：为促使达成这些协议，马歇尔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可谓不遗余力。他曾作了三千英里的廷行，跑遍了整个华北，直到内蒙边境。不可否认，这些协议能够签署，马歇尔也有—付功劳。

　　由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到会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基本上形成了三种政治势力。并于1月31日一致通过包括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协议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力争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民盟基本上是中间势力，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法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国家；

国民党及其附属青年党，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党专政。

由于三种政治势力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在会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实质仍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在会议进行中，中共代表与民盟代表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共同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在大小会议上，相互支持，并团结其他爱国人士结成反内战、争民主的联盟，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关于军队问题。与会三种势力的代表一致主张军队国家化，但在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

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其用意就是要共产党先把军队交给政府，企图以"民主"为诱饵，骗取共产党的军队。

共产党坚持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否则，就等于把政治民主化事业支柱的军队交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断送政治民主化事业。

中间势力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

为了团结中间势力，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中共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周恩来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两者可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一般性原则，以及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从而挫败了国民党企图取消人民军队的阴谋。

　　关于政权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声称不是改组，而是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党并不是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宪政，只是希望增加几名党外人士参加政府，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

中共和民盟代表当即识破国民党的把戏，相继反对这项提案。后经艰苦的协商讨论，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用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有出席委员的三分之二赞成始得议决等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有主要地位，但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上述一系列协议的达成，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方针的结果，也是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广大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全面彻底实现这些协议而继续努力。但对于国民党集团的内战阴谋也没有放松警惕。随着国民党集团内战部署的日益加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舆论上作了大量的揭露，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制止内战；一方面领导解放区军民加强了自卫作战的各项准备。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颁发停战令时指出：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指出：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都依然可能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我们应严加警惕，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为了保障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

1946年2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参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停战后，练兵、减租与生产是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1946年2月1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蒋介石完成内战准备后，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长达4年的“解放战争”开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在日军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北及长江以北地区建立了晋绥（绥，即绥远省，今内蒙古中部）、晋察冀（察，即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及东北部分地区也建立了许多块游击根据地，部队分布在十多个省区的广阔战场上。日本投降后，有些省区的部队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情况下，面临着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加速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此，调整了战略布局，将原来坚持在长江以南和皖中、豫西地区的部队，转移到华中、华北老解放区，并从各老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东北根据地。以编组能在战略上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军为中心，整编了各大解放区的部队，至1946年6月，组成了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中等野战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全军共计编成27个纵队和相当于纵队的师以及6个野战旅另14个炮兵团共61万人的野战军。同时，除保留了原来的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大军区外，新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原、华中等军区，使地方军（含后方机关和学校）发展到66万余人。此外，解放区的民兵也发展到约220万人。这种以野战军为骨干的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从组织上打下了基础。

解放战争序幕拉开（1945年8月-1946年6月）

　　重庆谈判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借口接受日伪军投降，陆续调集80万人以上的军队，在日伪军接应下，以打通津浦（天津—浦口）、平汉（今北京一汉口）、同蒲（大同一风陵渡）、平绥（今北京一包头）4条铁路线为重点，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一面蚕食、侵犯关内各解放区，一面以重兵进攻刚建立的东北解放区。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严重的军事形势，各解放区部队在继续肃清拒绝投降的日伪军的同时，依据中共中央规定的“有理有利有节”和“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的原则，对国民党军进行坚决的自卫还击。晋冀鲁豫军区进行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毙伤俘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所部近万人起义。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四平保卫战，激战一个月，毙伤国民党军万余人。其他解放区的部队也分别进行了平绥路战役、津浦路阻击战，给了国民党军以有力的回击。这些作战行动，对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配合和平谈判起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以运动战歼灭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初步经验。.

　　在调整部署、整编部队和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同时，各大军区、各野战军还利用作战间隙和短暂停战的时间，进行了整训和练兵。在军事上着重训练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和运动战战术，高级干部着重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政治上着重解决如何认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及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全局观念问题。同时，还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建设。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作战能力。

　　在此期间，解放区人民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又在减租减息、反霸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从而使解放区日趋巩固。

　　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中国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等在重庆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下旬，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三万余人总罢课。12月1日，国民党派武装暴徒镇压学生。重庆、上海等地陆续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活动，形成“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同盟和抗战后相继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也积极参加反对内战的斗争。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建议，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同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虚假地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

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战争准备就绪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他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

积极防御（1946年6月—1947年6月）

　　战争全面爆发，人民解放军实施积极防御，依托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敌（1946年6月—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部队（此后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解放战争全面展开。

战争之初，国民党方面不论在军事力量还是在经济力量上，较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都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军正规军有陆军86个整编师（或未整编的军）、248个旅（或未整编的师），共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后方机关和学校等约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总兵力43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双方兵力对比为3.4:1。国民党军接收了100万投降日军的装备，并获得美国政府的大量军事援助，包括100多艘舰艇、900多架飞机和大批枪支、火炮、弹药、坦克、汽车。美国还提供海、空运输力量，输送50多万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主要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少量迫击炮、山炮，没有外国军事援助。

国民党统治着730余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3.39亿多人口，分别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和全国人口的71%，并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主要交通线和几乎全部工业，包括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有230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1.36亿，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工业，军工生产能力极为薄弱，只能自制步枪、手榴弹和少量机枪、迫击炮以及枪弹、炸药，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优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使用其全部正规陆军的80%，即193个旅约160万人的兵力，配以大量的地方部队和航空兵、炮兵、坦克兵，按照先关内后关外的战略步骤，企图用3至6个月的时间，占领各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摧垮共产党。

　　中共中央分析了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于7月20日向全党全军发出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指出：“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中共中央在总结了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后，还为人民解放军规定了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并明确提出“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资源”，“一切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民兼顾”等指导思想。

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展开于各个战场，还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争的头8个月，即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在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创造战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集中兵力；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逐步扩大战役规模，分批歼敌，以求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为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创造条件。运用这一战法，进行较大的战役战斗共160余次，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主要的作战有：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和开创鄂豫陕、鄂西北游击根据地；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由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合并组成）的苏中战役、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等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出击陇海路战役、定陶战役、同蒲路南段战役等战役；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的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的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等战役。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还在国民党军侵占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牵制并歼灭部分国民党军，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国民党军由于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加之占领地区扩大，所需守备兵力相应增多，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因而从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取重点进攻的方针。集中94个旅约70万人的兵力，分别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在其他战场上改取守势，企图首先占领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尤其是一举消灭设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然后再转用兵力于其他战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部队继续实行防御作战，诱敌深入，力求牵制和逐批歼灭敌军主力；以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的部队视机转入战略性.反攻，收复失地，歼灭敌军。

　　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在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率领下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区的作战。

　　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解放区，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以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依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继续积极求歼当面敌军。

　　陕甘宁解放区部队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挥下，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缺乏的条件下，于3月下旬至5月上旬连续取得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的胜利，初步稳定了陕北战局。

　　华东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下，于5月中旬在山东省中部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打乱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计划（孟良崮战役）。

　　东北民主联军在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下，分别举行了东北夏季攻势、豫北攻势、晋南攻势及正太战役等战役，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一些城镇，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作战，并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至1947年6月，在一年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高级军官202名，给予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并不断壮大了自己，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战略进攻（1947年7月—1948年9月）

　　战略进攻，将主要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7月—1948年9月）。

当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度时，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下降到373万人。正规军虽仍保持248个旅的番号，但其中有近半数是被歼后重建或是受歼灭性打击后重新整补起来的，总人数已由200万下降到150万。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虽由战争初期的193个旅增加到227个旅，占旅总数的92%，但其中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只有40个旅左右，长江以南的大后方及新疆等地兵力尤其薄弱，只有21个旅。由于整师、整旅被歼，大批高级将领被俘，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失败主义和厌战情绪增长。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有100万人，同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已由1:3.4缩小为1:1.9。尤其重要的是，人民解放军以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建立了两个以炮兵为主的特种兵纵队和若干个炮兵旅、团，以及相当规模的工兵部队，加强了突击力量。

国民党统治集团随着其军事形势的日益恶化，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了困境。其统治区捐税繁重，物价飞涨，经济破产，百业凋零。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暴政，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人民革命运动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深陷于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和统治区人民斗争这两条战线的夹击之中。这时，解放区军民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解放区大部地区遭受战火蹂躏，人力、物力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中共中央依据对战局的全面分析，决定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抓住国民党军主力深陷解放区腹地的时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以一部分部队在广大地方武装配合下“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

1947年下半年，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以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重点，逐步转入战略进攻。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所部主力4个纵队从山东省阳谷以东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临濮集间南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帷幕。8月上旬乘胜南下，跨越陇海路（今兰州一连云港），横穿黄泛区，渡涉沙、颍、汝、淮诸河流，挫败了国民党军的重兵追堵，胜利进抵大别山区，并逐步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完成战略展开（挺进大别山）。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率2个纵队和1个军组成的作战集团，于8月下旬自晋南渡过黄河，进入豫西，逐步在豫陕鄂边界地区完成战略展开。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2个纵队于9月初自山东寿张以南渡过黄河，与该野战军先期进入鲁西南地区的5个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又称外线兵团），在沙土集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沙土集战役）后，于9月下旬挺进豫皖苏边界地区，逐步完成战略展开。

　　三路大军成“品”字形阵势，驰骋于广阔的中原战场，把战线从黄河两岸推进到长江之滨，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至武汉的江南广大地区构成严重威胁，迫使蒋介石先后从山东、陕北两个重点战场调出9个整编师共22个旅增援中原战场，从而有力地策应了这两个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最后挫败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11月下旬，国民党军组建“国防部九江指挥部”，调集33个旅，由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围攻大别山地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以保卫大别山根据地为中心，密切配合，互相策应，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广大地区机动作战，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部战线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至1948年春，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歼灭其大量有生力量，并开辟了江汉、桐柏两块新根据地，使拥有3000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得以巩固（大别山区反围攻）。

　　在创建中原解放区期间，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主力部队组成的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又称内线兵团）分别在南部战线的东西两翼——陕北和山东战场，以积极行动牵制和寻歼当面敌军。西北野战军进行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黄龙战役、延清战役等战役，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进行了胶东保卫战。这些作战，不但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原地区三路大军的行动，而且收复了大片失地，最终结束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在此期间，晋察冀野战军进行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等战役，攻占坚固设防的河北省重镇石家庄，开创了人民解放军以攻坚手段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东北秋季攻势，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于中长铁路（哈尔滨—满洲里一绥芬河一大连）南段、北宁铁路（今北京一沈阳）北段的几个孤立城市及其周围；东北地区的80%成了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坚持华中敌后的部队进行了盐城战役、李堡战役等战役战斗，改善了战局，并使华中地区成为保障中原三路大军作战的一个有力翼侧战场。

　　在创建中原解放区期间，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主力部队组成的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又称内线兵团）分别在南部战线的东西两翼——陕北和山东战场，以积极行动牵制和寻歼当面敌军。西北野战军进行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黄龙战役、延清战役等战役，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进行了胶东保卫战。这些作战，不但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原地区三路大军的行动，而且收复了大片失地，最终结束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在此期间，晋察冀野战军进行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等战役，攻占坚固设防的河北省重镇石家庄，开创了人民解放军以攻坚手段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东北秋季攻势，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于中长铁路（哈尔滨—满洲里一绥芬河一大连）南段、北宁铁路（今北京一沈阳）北段的几个孤立城市及其周围；东北地区的80%成了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坚持华中敌后的部队进行了盐城战役、李堡战役等战役战斗，改善了战局，并使华中地区成为保障中原三路大军作战的一个有力翼侧战场。

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出击外线，挺进中原，与内线各解放区部队密切配合，构成了向国民党军实行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形势，迫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转为守势，使战争达到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新形势下，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进一步统一了全军的作战指导思想。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开展新的强大攻势。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与中原野战军（1948年5月在成立中原军区的同时，由南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协同作战，进行了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豫东战役、襄樊战役等战役，特别是豫东战役，一举攻克河南省省会开封，连同在雎杞地区的作战共歼国民党军9万余人，进一步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内线各部队则展开以拔除国民党军孤悬在解放区内的重要据点为主的攻势作战，进行了周张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益林战役、涟水战役、宜川战役、西府陇东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冀热察战役等战役和东北1947年冬季攻势，攻克一批重要城镇，并于1948年4月21日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国民党军被迫进一步向济南、青岛、太原、保定、天津、北平（今北京）、西安、锦州、沈阳、长春、吉林等大中城市收缩兵力。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由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于4月进入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军官174名，收复和解放拥有3700万人口的15.5万平方千米土地和164座中小城市，为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战略决战（1948年9月—1949年12月）

　　进行战略决战，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1948年9月—1949年12月）。当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度时，全国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战争双方除兵力和装备对比国民党军还稍占优势外，其他各方面都已大为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在两年中被歼260多万人，经补充后总兵力虽仍有365万人，正规军旅的番号增至285个，人数为198万，但新组建的和被歼后重建的师、旅占大多数，士气更加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在285个旅中，直接用于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为249个旅约174万人，这些部队分别配置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的少数战略要点及其周围，难于实行战略性机动。广大后方只配置了36个旅。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国民党民心失尽，内部矛盾加剧，恶性通货膨胀，工商业纷纷倒闭，政治、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人民解放军在两年作战中贯彻边打边建方针，总兵力已达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与国民党军对比为1:1.3。人民解放军炮兵已有35个团，装备了山炮、野炮等重炮1100余门。工兵也有了发展，并建立了少量坦克部队。经过两年战争锻炼，部队不但有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

中国共产党还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即长江以南的苏南、皖南和浙、闽、粤、桂、黔、滇等省区内建立了5万余人的游击武装。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千米，并拥有县以上城市579座，人口已达1.68亿，分别占全国面积、城市、人口总数的24.5%、29%和35.3%。解放区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有所增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醒，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愈益高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和两年战争的经验，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5年左右时间内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制定了战争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主力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求歼更多国民党军的基本计划。根据会议精神，中央军委确定了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准备歼灭国民党军115个旅（师），攻占一批大中城市。

　　1948年9月16日，已于8月会师于兖州、曲阜地区的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采取攻济打援部署，发起济南战役，激战至24日攻克该城，全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内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2万余人起义），夺取了孤悬在山东省境内有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使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辽沈战役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冬季攻势后，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所部55万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及其附近地区，互相之间的陆路联系已全被切断。到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1月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称，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领导机关）已发展到100余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人，地方军（包括二线补充兵团）30余万人，总兵力超过东北国民党军将近一倍；东北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已分别占东北总面积和总人口的97%和86%，人力物力资源雄厚，已具备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条件。此时，蒋介石对是否将卫立煌集团撤向关内处于犹豫不决状态。据此，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寻求同卫立煌集团决战，封闭该集团在东北境内加以各个歼灭。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根据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于9月12日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首先以主力出击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数城。接着围攻锦州，全歼守军约10万人。

　　长春守军1个军起义、1个军投诚，该城宣告解放。随后，当由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进到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时，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自锦州北上，全歼该敌（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

　　11月2日乘胜解放沈阳、营口，歼灭卫立煌集团余部，结束了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东北全境随即解放。



　　辽沈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这个战役连同在此之前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在1948年7至10月的短短4个月内丧失100万人。这样，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包括可能补充的30万人在内已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到300万人以上。中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超过国民党军的新转折。

淮海战役

　　济南战役后，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提出的下一步在淮阴、淮安、海州地区作战，组织淮海战役，求歼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所部一部的建议。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开封（郑州战役、开封战役）。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人民解放军将在徐州地区发动攻势，命令刘峙收缩兵力。11月上旬，中央军委根据全国军事形势的变化和淮海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战役规模，集中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60余万人，与刘峙集团60余万人（战役中增加第12兵团等部，共达80万人）进行决战，求歼该集团主力于徐州地区。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中共总前线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各项工作。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8日，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两个军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起义（贾汪起义）。11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由新安镇向徐州收缩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于碾庄圩地区，激战至22日，全歼其5个军10万人（碾庄战役）。16日，中原野战军攻克徐州、蚌埠间的枢纽宿县（今安徽宿州），并将自确山东援的第12兵团阻止于蒙城地区。

　　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包围由徐州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的3个兵团25万人，歼灭了其中的第16兵团约4万人（陈官庄战役）。

　　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合围并歼灭第12兵团5个军约10万人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双堆集战役）。

　　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5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进行战场休整，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至10日全歼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第2、第13兵团，杜聿明被活捉。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直接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威胁之下。

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后，盘踞在唐山、天津、北平、张家口等地的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所部50余万人受到巨大威胁，已成“惊弓之鸟”，或撤或守，举棋不定。为稳住傅作义集团，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华北军区（1948年5月，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组成）第1兵团缓攻太原；华东、中原两野战军缓歼杜聿明集团等。最重要的是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结束休整，隐蔽入关，尽早截断傅作义集团向海上的逃路；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包围张家口，截断平绥铁路，阻止平津地区傅作义集团主力西撤。

1948年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主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至12月20日，在平张铁路线上的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将傅作义集团第11兵团和第35军包围于张家口和新保安两地，并歼灭了由怀来、南口西援的第104军和第16军主力（新保安战役）；在北平周围及天津、塘沽地区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了对塘沽、天津和北平的分割包围，圆满地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地区并实行“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布局。从12月21日开始，逐批围歼被分割包围之敌。华北军区第2兵团攻克新保安，歼灭第35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歼灭由张家口向北突围的第11兵团部及7个师。

　　1949年1月14至15日，东北野战军以5个纵队攻克天津，歼守军13万余人（天津战役），天津解放。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为加强东北、华北两军的统一指挥及统筹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决定以林彪、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天津解放后，北平守军已深陷重围之中。经过谈判，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命令所属部队25万人开出城外，听候改编。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解放了除绥远省西部、山西省太原和河南省新乡、安阳等少数孤立据点以外的华北广大地区。

　　西北等战役。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8至11月先后进行了澄郃战役、荔北战役和西北1948年冬季战役，歼灭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6万余人。华北军区第1兵团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肃清了太原外守军，包围了太原城，于12月上旬奉命转入围城休整。

　　自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决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00多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主要精锐集团丧失殆尽，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面临绝境。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又反复暗示毛泽东不要南进。1948年8月，斯大林给当时中共发来电报说：“不要跨过长江，否则中国将迎来美军的干涉，有毁灭的风险。”

1948年12月，斯大林又转给毛泽东一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信件。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让中国步朝鲜半岛的后尘建立南北分治政权。

1948年12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转给毛主席一封国民党求苏联调停的信，表明了美苏联合施压的态度。之后的三个月里，美苏联合各种施压，美国表示，如果打过长江，将武力干涉并威胁投下原子弹。苏联表示，如果中共坚持过长江，引来美军干涉，苏联将袖手旁观。

　　在面对苏美蒋三方压力与南北“划江而治”的政治威胁，毛泽东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关于中国统一问题上有着清晰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必须实现政权统一。毛泽东于12月30日以“新年献词”的形式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回应了斯大林的暗示。

　　进军全国。国共北平谈判（1949年4月1日—20日）与渡江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正规军115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力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线。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40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

蒋介石为挽救败局，经过与美国政府及国民党内一些高级人士紧急磋商后，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不再担任总统。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牢牢控制党政军大权，在幕后指挥。部署军队于长江南岸，加强江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争取时间，经营后方，扩充军队，准备卷土重来。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于22日发表声明，要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中央早有警惕。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人民解放军在向长江以南和西北地区进军过程中，将以三种方式解决剩余的国民党军，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的天津方式；经过谈判将国民党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暂时予以保留，争取其中立，待时机成熟再行改编的绥远方式，并明确指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会议批准了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与南京政府谈判的8项条件的声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分析了全国胜利后中国还存在的两种基本矛盾，即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提出 “两个务必”重要思想。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防止因为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两个决定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4个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彭德怀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每个野战军辖2至4个兵团，每个兵团辖3至4个军。全军组成17个兵团（内1个铁道兵团）共58个军，其中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及铁道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1949年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和赵寿山任副司令员。

　　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陈毅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

　　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1949年1月，国民党提出和谈，谈到四月，国民党拖时间坚持要划江而治，而国际局势也在发生变化，美军开始努力从柏林危机中收手，意图抽出力量干涉亚洲，这个时候主席发出了著名论断 “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决定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同时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向全国进军的一切准备，以便在谈判破裂时继续使用战斗方式解放全中国。

　　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至15日，双方协商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截至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仍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按照这个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

　　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发起渡江战役。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江西九江东北）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终结。接着各部队展开猛烈追击，在郎溪、广德地区歼灭国民党军5个军，并前出到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沿线，占领苏南、浙东、闽北、赣东北广大地区及杭州、南昌等地。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7日解放武汉三镇（汉浔间渡江战役）。在此期间，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所部2万人起义。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全国经济中心上海（上海战役）。6月2日解放崇明岛。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

　　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南京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终结。

　　在渡江战役中，停泊长江的英国军舰4艘公然炮击北岸人民解放军集结地域。人民解放军予以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紫石英号事件）。对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斥责帝国主义的干涉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走。

　　华北解放。平津战役后，华北地区尚有两股较大的国民党军：一为固守太原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10万余人；一为位于归绥、包头的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所部约6万人。太原守军拒绝和平改编。中央军委决定增调第19、第20兵团及第四野战军1个炮兵师到太原前线，会同围困太原城的第18兵团（华北第1兵团改称）夺取太原。4月20日，向太原发起总攻，至24日全歼守军。绥远的董其武，经华北人民政府与其谈判和傅作义劝说，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在做好部属工作后于9月19日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至此，华北全境解放。

　　解放中南。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立即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分别向中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进军。

第四野战军主力于1949年4月由平津地区南下，进军中南。5月兼华中军区。6月，附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自武汉、南昌等地南进，至9月上旬解放鄂西、湘北、赣西北、赣南广大地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9月中旬，进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的指示，分三路对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及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部实行远距离迂回包围，分别在湖南省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和广东省阳江、阳春地区歼灭该两集团各一部共11万人（衡宝战役）。接着分东西两路迂回广西，配合由湘南实施正面追击的部队于12月中旬在容县、博白和钦州地区全歼白崇禧集团。进军中南的部队在历时半年的追击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

　　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部指挥第40、第43军，在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纵队配合下，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针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海南岛战役）。至此，中南大陆及沿海主要岛屿均获解放。

　　解放西北。第一野战军（辖第1、第2兵团及太原战役后调归的第18、第19兵团）于1949年5月乘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实行战略撤退之机发起追击，5月20日解放西安。7月中旬在扶风、郿县（今陕西眉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4个军。

　　以第18兵团监视秦岭地区的胡宗南集团，野战军主力向甘肃、宁夏、青海进军，首先解放兰州、西宁，基本歼灭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所部。9月下旬攻克张掖、酒泉，歼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逵所部及马步芳残部。在此期间，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起义，宁夏解放；

　　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10月中旬，第一野战军一部进军新疆，在新疆民族军配合下，于1950年3月进驻新疆全省。 第一野战军在半年多进军西北的作战中，以长距离奔袭结合城市攻坚，以军事攻势结合政治瓦解，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解放了西北全境。

　　解放西南。第二野战军主力附第四野战军一部，在位于秦岭以北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等部策应下，于1949年11月1日开始由湘西、鄂西地区以大迂回大包围动作分路向贵州、川南、川东进军，至11月底先后占领贵阳、重庆，歼灭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署”司令官宋希濂等部，并前出到宜宾、泸州。11月中旬，位于秦岭山脉担任向北防御的胡宗南集团在其侧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仓皇向成都收缩。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和第7军在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下由陕入川，尾击胡宗南集团。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西康省（今分属四川和西藏）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接受第二野战军领导人的忠告，通电率部起义。第二野战军及第18兵团分路向成都急进，至20日完成了对麋集于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其他国民党军的合围。国民党军第16、第15、第20、第7、第18兵团等纷纷宣布起义，其余部队迅速被歼。27日成都解放（成都战役）。第4兵团在进行滇南战役后，于1950年2月20日进驻昆明。3月中旬，第二野战军一部歼灭西昌地区国民党军（西昌战役）。至此，第二野战军历时半年的向西南进军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90余万人，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粉碎了国民党军残余依托西南地区待机反攻的企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解放东南。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后，以第10兵团于1949年7月上旬向福建进军，至10月下旬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福建全省，歼灭国民党军约10万人。在10月24日晚渡海进攻金门岛的作战中，第一梯队3个多团虽然顺利登岛并歼灭守军一部，但由于国民党军援兵迅速到达，航渡船只被敌机炸沉，后续部队无法续渡，登岛部队孤军苦战3天，大部牺牲，一部被俘。在第10兵团进军福建的同时，第7兵团解放了浙江省东部和南部，并于1950年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岛（舟山群岛战役）。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期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国旗，五星红旗，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自此，历时38年的中华民国结束，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与大陆相隔台湾海峡，呈现对峙状态。根据《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对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台湾地区政权，应称之为“台湾当局”或“台湾有关方面”、“台湾方面”，不使用“中华民国”，也一律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很大丰富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十大军事原则，经历了过渡阶段和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等阶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战争史和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威武雄壮的话剧。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大陆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在中国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历史。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