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的故事

我亦梦蝶

　　一块豆腐，被筷子又夹又捅，弄得怪石林立，名目可憎，最后进了垃圾桶。还是挺大的一块呢。

如果母亲看到，肯定会痛心疾首。她文化不高，估计说不出“暴殄天物”之类佶屈聱牙的话，但大骂“败坏头”是肯定的。

在穷得有上顿没下顿的年代，豆腐比较贵重的，是用来改善生活的。

麦收季节，男人们顶着星星进地，驮着月光回家，争分夺秒，挥镰割麦。头上是火盆似的太阳，四周摇晃着扎人的麦芒，还有老也看不到地头的麦垄。裸露在衣服外的肌肤，被麦芒扎，被太阳烤，被汗水淹，一层又一层，全是红肿的疙瘩。即使麦收结束，也得抓挠半个月，这些疙瘩才会消退。女人体谅男人的辛苦，出发前或收工后，总在男人碗里格外添块豆腐。

那豆腐不是花钱买的，是用粮食换的。

我就去换过豆腐。母亲给我一只碗，外加一瓢麦子或豆子，说你去李老栓家换豆腐吧。

我接过来，顺着胡同往北走，迎面碰到电线杆后再往东拐，和碾盘打过招呼再往北走，榆树遮住的就是李老栓家了。

李家院子很大，空中乱扯着很多铁丝，晾晒着一块一块雪白的豆腐布。地上有一条水沟，浑黄的豆腐水正源源不断地流出阳沟，在街道上恣意横流，又湿又臭。邻居们对此意见很大，又都不想当出头鸟得罪人，只是背地里嘀嘀咕咕。老李家的从黑洞洞屋里迎出来，即使我是个小孩儿，她也满脸堆笑着招呼，和气生财么。她捋平秤杆，请我监督着称完粮食。鬼才知道，我能不能看懂秤杆上的一堆堆金点。她又来到豆腐架边，掀开雪白湿润的布，用同样湿润雪亮的刀，切下一块豆腐放到称上。豆腐应该很重，秤杆高高翘起，她很像抓不住的样子。临了她又赠一块小豆腐，很显眼地放在最上方，再三嘱咐我路上不要吃掉。

母亲看见那一大一小两块豆腐，就会撇撇嘴，说做买卖的真精。她也找出称，秤杆平平的，说是吧是吧，就是那个斤两，没增没减。人穷的时候，对斤两都格外敏感。

母亲把那块小豆腐塞到我嘴里。豆腐凉凉的，滑滑的，鲜嫩可口。这是至高无上的美味。剩下的大块豆腐，被精心切成块状，撒上碧绿的葱丝，滴上几点酱油。

父亲和大哥进门了，他们把推车贴墙立好，镰刀挂在墙缝里，绳子盘起来挂在杏枝上。他们热汗白流，又渴又饿。他们夹起豆腐尝了一块，连声说好吃好吃，剩下的就没再动筷，分给妹妹和我了。母亲的筷子也是躲着豆腐走，只在咸菜里穿梭。

腊月二十五，推磨磨豆腐。过年时，家里就自己做豆腐。父亲和大哥在院子里打制家具，新刷的油漆味，让人无处可躲。母亲和大姐在灶屋里忙活，烧大锅，揉豆浆，点卤水。揉出的豆浆水洗衣服，又热乎又去污。母亲还会撇出几碗豆腐脑，也不放什么调料，他们还都喝得挺香。只有我，紧闭着嘴巴，圆瞪着眼睛，一口也不尝。我实在咽不下去。想想吧，清汤豆腐脑。母亲就说“馋狗不肥”，那时我瘦得皮包骨，额头上都趴着根青筋。

可怪我么？母亲的厨艺，实在不敢恭维。她炸鱼舍不得放油，炖白菜舍不得放料。尤其快过年的时候，满屋都是水汽和缺油少盐的菜味，逼得我躲到滴水成冰的院子里透气。人家李老栓家就会做饭。我去换豆腐时，有时她会塞给我两块薄荷鱼。她得意洋洋地说起炸制方法，得掐鲜嫩的薄荷芽尖，和面时得打个鸡蛋，这样炸出的薄荷鱼软嫩香甜。老孟家也很会做饭。母亲只会煎鱼，孟家却是会炸鱼，用半锅油炸。鱼肉是圆滚滚的，面糊也是打了鸡蛋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菜还是不经过整治好，比如豆腐。直接吃就很香。要是母亲把它炖到白菜里，我是一块也不吃了。母亲绝不是个笨人，她识文断字，头脑精明，干净利落，遇事迎难而上。八十七岁时，还觑着眼读药盒上的说明书。她也善于筹划，为省钱盖房子，她把凉水在太阳下晒热后再烧，划着一根火柴，点亮堂屋里的煤油灯后，再跑到灶屋里点燃炉内柴火。正是这种节省到骨子里的做法，让我们衣食无忧，升学工作无虑。她之所以不在烹饪上下功夫，让豆腐成为记忆中的佳肴，应该是家里人口多，当时经济条件差，处处得精打细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