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广州有座千年古刹六榕寺，以拥有“王文苏墨”而闻名于世。“王文”是指唐代诗人王勃到访该寺所撰《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苏墨”是指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为该寺所题“六榕”之墨宝。</h1> <h1>春节前夕，我和两位朋友慕名前往拜会该寺方丈法量大和尚，在他的方丈室里我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感悟甚多。</h1> <h1>方丈室约20余平米大，布置的整洁温馨，幽静素雅。法量大和尚面祥如云，精神矍铄，他是广东徐闻人，1985年剃度出家到该寺，2004年任住持，已连任三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现任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大和尚对六榕寺的前世今生如数家珍，侃侃而谈。</h1> <h1>早在南朝宋代(420一479年)，六榕寺原址已建有佛殿，名为广州宝庄严寺。梁大同三年(537年)，昙裕法师从扶南（今柬埔寨一带）求得佛祖舍利，奉梁武帝诏筑舍利塔。唐上元二年（675年）春，大诗人王勃去交趾探望父亲时途经广州到该寺，欣然命笔，撰《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五代917年易名长寿寺，北宋端拱二年（989年）改名净慧寺。</h1> <h1>元符三年（1100年）10月大文豪苏轼路经广州游净慧寺，当看到寺院内六棵绿荫如盖、盘根错节、气势不凡的大榕树时，他挥笔写下“六榕”二字。清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该寺，改名六榕寺至今。</h1> <h1>当谈到王勃、苏东坡两位大文豪时，法量大和尚颇为自豪，他说，六榕寺素有“岭南最具文化气息的寺院”之誉，主要是因了“王文苏墨”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山门上也就有了这样的对联：“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h1> <h1>他又说，世上众生千般事，都因缘而来，因缘而识，因缘而去。当年，那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从山西老家前往交趾，抵达广州时刚好碰上宝庄严寺开法会。僧俗都钦仰王勃大名，请他撰写舍利塔碑记，不过几天时间，王勃竟然题写了洋洋洒洒3200多字的《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该碑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各个层面，号称广州版《滕王阁记》。可惜，写了这篇碑文之后，王勃在交趾（今越南）不幸遇难，年仅27岁，《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成了他的绝笔，永远留在了广州。</h1> <h1>我接着大和尚的话说，世上许多无法正常解释的人和事，恐怕都和“缘”字有关。当年苏东坡之所以到六榕寺来，也是因了他与六榕寺有一种无以言明的缘份。那是他结束儋州贬谪生活北归内地的路途上，到广州后受到当时的“市领导”程怀立先生的热情款待，程先生本是河南商丘人，二人十几年前就已相识，这次在广州相见不能不说是一种极高的缘份。</h1> <h1>程先生作为东道主，亲自陪同东坡到寺里来，他临寺而兴奋，见树而感慨，挥毫而就，题写了千古留香的“六榕”两个大字。近千年来，历代僧众都视此为荣耀，世人也莫不为广州而庆幸。想想世间诸般人和事，怎一个“缘”字了得！</h1> <h1>六榕寺一千六百多年来，香火燎绕，初心不变，得益于历代方丈的坚守与努力，一代代方丈为弘扬佛法普渡众生都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善行。法量大和尚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三代方丈，他受教于前任方丈云峰法师，师徒二人为广大六榕寺的影响都做了积极的努力。</h1> <h1>文革期间六榕寺受到冲击破坏，为尽快恢复六榕寺的宗教活动，1982年云峰长老通过自己的师弟、美国中华佛教协会会长妙峰长老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写信，求得支持，赵朴初将妙峰的信转交给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邓很快作了批示。此后，六榕寺宗教活动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逐步恢复正常走向正轨。</h1> <h1>法量大和尚看起来身心极为放松，心无点尘，脸上写满了慈悲、博爱和自然。在一旁的六榕佛教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王导居士谈到法量大和尚时充满尊重与敬佩，他说，法量大和尚与时俱进，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弘扬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很多事。</h1> <h1>比如2015年大和尚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诚邀史学、文学界人士共同破译《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让这一沉寂千年的宝塔铭文，翻译成了当下人人都能读懂的文字，大和尚功莫大矣，善莫大矣！</h1> <h1>“即使是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态度，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世所公认，传入中国已近两千年的佛教教人以善以美，其实她的建筑也是一种大美，一种艺术之美。</h1><h1><br></h1><h1>与法量大和尚唔面结束后，王导居士陪我们观瞻了千佛塔（又名花塔）、六祖堂、宋刻证道歌碑、云峰长老事迹展室等，既增长了见识也近距离感受了宗教之美，善哉！</h1><h1> 盖龙云2024年2月6日于广州</h1> <h1>（注：文中照片为黄艳儒、王导拍摄）</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