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空负曲江花——大唐状元薛展的尴尬人生

野火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正印证的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道理。

薛氏的郡望汾阴（今万荣），和陕西仅仅一河之隔。汾阴薛氏在这块汾河、黄河交汇的地方滋生滋育，繁衍生息，历史上成长为参天大树者不乏其人，而汾阴薛氏更是名冠魏晋隋唐，以文名世的有隋朝第一文人薛道衡、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薛稷、大唐宰相薛元超等，以武立身的则有河东王薛安都、“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薛刚反唐》的原型薛讷等，可谓门罗将相，文武兼备，但说到中状元者，也仅一人而已。

这个人，叫薛展。

状元是古代科举考试的最高桂冠，能够在“大比之年”从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登峰及顶，那远不是今日高考考入北大清华那么简单。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范进，不过是中了举人，已然疯了，和状元相比，那才是哪到哪啊！所以孟郊中进士之后，才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酣畅。

薛展是唐德宗建中四年（783）癸亥科状元及第，同科进士27人。然而，薛展这样的佼佼者，却在各种正史野史中，都鲜寡可见。新旧《唐书》皆无传，关于薛展的籍贯、生平、人事皆无从稽考，甚而至于发现了薛展墓志，却也无法考究出土于何方，只是得到了薛展的籍贯河东汾阴、789年去世、官至尚书祠部员外郎等些许信息。而与他同科的进士武元衡却是“春风得意”，不仅担任了大唐宰相，还和旅居巴蜀的薛氏著名女诗人薛涛产生了一段浪漫的桃色往事。

大唐状元薛展，尴尬不？

十年前，我曾游历南京夫子庙，在贡院街，一组反映学子赶考的雕塑，至今还记忆犹新：一个身材瘦削，面容凝重，身着单薄长衫的学子正在匆匆赶路，后面跟着一个挑着书箱和行李的童子。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不用知道，甚至于我也不知道，明天的他们结局如何？但是，我知道的是，十年或者数十年的寒窗，他们为的是那心里的“黄金屋”，为的是那梦中的“颜如玉”，风萧萧，路迢迢，汾阴薛氏的薛展，也行走在这条孤独凄清赶考路上吗？

其实，有这样一条路，也是难得的造化。隋朝之前，即便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朝廷也不会留给平常人家的子弟哪怕是一条羊肠小道。汉朝时期在选官上是“举荐制”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说只有士族子弟才能当官，像《三国演义》中袁绍，“四世三公”，曹操，相国曹参之后，“举孝廉”入仕。打破这一局面的，是隋文帝杨坚，开科取士。隋朝第一智者、万荣人王通就赶上了这趟“顺风车”，他是隋朝科举考试考中的第二个“秀才”，在他之前只有林正玄一人，彼时的“秀才”和唐之后的“秀才”不可同日而语，和“状元”一样，“十亩地一苗谷”，是最高级别的头衔了。可惜，隋朝依然沿袭了由各州县举荐贡士参加考试，换汤不换药，“高手”只能埋没“人间”。直到唐朝，不再保荐了，所有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先从县政府组织的院试考秀才，接着参加省里的乡试考举人，再到京城会试考贡士，然后，就到了终极地带殿试——出状元的最高级别的考试，由皇帝主持，中出的统称为进士，前三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这一路走来，就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宏伟梦想了。

然而，这一考，却颇费周折，不说三年一次，单是录取率就让人咂舌。三年登榜数十人或者数百人（薛展一科中进士仅27人），几率不到四十万分之一，故有诗云：“棘围科举比登天”。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薛展作为一个寻常家庭出身的子弟，能脱颖而出，“谁料皇榜中状元”，不是凭得才华，又是什么！

薛展的出身，乏善可陈。

汾阴薛氏在隋唐时期，虽然是名门望族，但是，后来薛氏多依附于李唐宗室，参与造反武则天，太平公主驸马薛绍等参与者被杀后，薛氏逐渐没落。薛展值得炫耀的唯有高祖薛宝，是左武卫大将军（正三品），和魏徵、韦挺、王珪以及同为汾阴薛氏的名将薛万彻，都是妥妥的齐王李元吉的铁杆，玄武门之变后，前列几人皆得李世民重用，而薛宝却语焉不详，从其下三代“道腴位卑”，皆为七八品以下职官来看，“道腴位卑”者，学识渊博却官位卑下，可见当时虽未因李元吉波及自身，也不为所用。更让人咂舌的是，薛展的祖父薛修玄，担任鲁王府录事参军，垂拱四年（688），因牵扯到越王李贞谋反畏罪自杀。薛展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估计和“白身”也没有什么两样。

在教科书里，老师们往往会给我们讲科举制度的重要意义，那就是结束了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给了平民子弟成长成才的土壤。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一份唐朝状元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却发现，唐朝141名状元中，出身于宗室子弟、孔子家族、宰辅亲属、四品以上官员亲属、历史名人之后、一般官员亲属的就有70人之多，真正出身寒门的仅有5人，但他们也并非真正的出生微末，不是一般平民或者农民出身，只是近三代无人做官而已，家道中落是相对于以前辉煌时期。因为唐朝的考卷是不糊名的，考生的名字就明摆在考官面前，当然不可避免就会徇情顾面。唐宣宗大中八年（854）甲戌科状元颜标就是这样得来的：当时的主考官郑薰是颜真卿的资深粉丝，误认颜标为颜真卿后人，当时藩镇割据，郑薰为了勉励忠烈，有意取颜标为状元，宣宗照准。后来虽然知道认错人了，颜标其实出身寒门，但已成定论，不可更改，好在颜标不负众望，颇有作为，这个“乌龙事件”才不算“闹剧”。

薛展这一科的主考官是李纾，关于薛展和李纾野史上也有一个传说：薛展年幼时，父母曾找人给他看相，看相人一见薛展连声惊叹，说此人日后定中状元，了不得！报名科举时，薛展听闻主考官是李纾，觉得之前自己跟他结过梁子，有过不睦，就想打退堂鼓，便又一次去找看相的，看相的还是说放心去考，状元十拿九稳就是你的。薛展于是便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李纾之前收了贿赂，本来想让一个皇帝近臣、翰林学士的女婿及第，但行事不密，被人举报至皇帝，皇帝认为不妥，就让其重选一个后备者，李纾看薛展的试卷文笔生动，便未加多想，写了“薛展”的名字交给皇帝。发榜之后，薛展认为李纾不计前嫌公正选才，急忙到李纾府上谢恩，李纾才知此“薛展”就是彼“薛展”，后悔莫及，便冷笑着对薛展说：“是上天借我之手写下你的名字而已，至于你的才学，本官不予评价。”这一故事，来源于见于宋人所撰《分门古今类事》，杜撰的成分要多一些，但从故事中可以引发我们三个思考：

薛展的出身，绝不是普通寒门那么简单。担任主考官的，一般都是朝廷重臣。侯门深似海，作为寒门子弟的薛展，和贵胄李纾相差是万里，如何能闹起矛盾？此其一也。

李纾并非是乱点状元郎。虽然貌似李纾在事后不邀功而拒人千里之外，正是他唯才是举、公正无私的表现，之前“有隙”另当别论。唐中后期，科场请托之风盛行，令不行禁不止，谁当主考官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绛县人王凝有一年担任主考官时，清正廉明，不为豪门请托所动，力主选拔寒门豪俊，自然受到寒门排挤，科考完毕，便将他从礼部侍郎贬为商州刺史。正是有李纾、王凝这样的清流，薛展这一类出身并不煊赫而才华横溢者方能登科入仕。此其二也。

薛展中状元时，年有四十一。唐朝的科举考试中，有一句流传已久的名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五十岁考中进士，已经算是年轻人了。孟郊及第时是46岁，《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时已经54岁。有资料显示，唐代平均年龄仅27岁，所以，有些人终其一生考进士，无非就是实现一个梦想罢了，考中之后，活得长一点还有实现抱负的机会，短命者其实就此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状元名不见经传的主要原因。此其三也。

功名利禄，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话。“功名”者，就是秀才、举人、进士，没有这些名头，读书再多也是百无一用。所以，在古代，无论是寒门学子还是名门之后，都对进士有着崇高的向往，除了能带来官位，让人衣食无忧外，还可以带来名声，这是金钱所换不来的。比如唐高宗时的汾阴人薛元超曾因为军功做到中书令之职，但他对人说自己一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一大遗憾就是“不以进士擢第”。而他同宗同族的后裔、汾阴薛氏薛展，在他去世的整整一百年后，不仅“进士擢第”，而且中了状元。从这个意义上看，薛元超也应该含笑九泉！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状元郎薛展真的是这样吗？非也非也！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古代读书人的终极目标。按照唐朝规制，新进士及第后，不能马上被授予官职，一般都需要“守选”等待三年。“守选”，相当于任前培训，一般来说，都会把新进士们安排到翰林院，从事修编事宜，以此来历练自身。三年后，薛展44岁，第一次被授官，担任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秘书省”，是古代专门管理国家藏书的中央机构，类似于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文献馆。由于古代印刷技术限制，很多历史文献十分珍贵，因而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收集珍贵的图书，藏于宫内秘府，因此称为“秘书（秘藏图书）”。“正字”，是负责校对典籍，刊正文字，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兼校对。可不要小看这个微不足道的官职，虽然仅有正九品下，是个清闲职务，和县令的七品芝麻官也不如，但在唐朝时期，这个官却是进士的必经之路，而且秘书省正字还是正儿八经的京官，皇帝身边的人，以后的前途很难说有一飞冲天的可能。对唐代初入仕途的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起点，前景好、待遇高，而且清闲自在。唐代从校书郎起家升迁直到宰相的有不少，比如张说、张九龄、元稹等等，大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走马兰台”说的就是秘书省，李商隐当时担任的也是正字。特别让人羡慕的是，唐代王府地方在选拔幕僚时，多从秘书省遴选，这也是秘书省受人青睐的主要原因。

在秘书省正字任内，薛展也被李观征辟入泾原幕，荐为右金吾卫仓曹参军，充节度掌书记。右金吾卫仓曹参军，负责仓库兼管勋考；节度掌书记负责朝觐、慰问、聘荐、祭祀、祈祝之文及号令、升黜之事，为从八品。李观为唐中期重要将领，建中四年（783），即薛展中状元那一年，泾原兵变，李观护卫唐德宗，护驾有功，累获封赏，升任四镇北庭行军使、泾原节度使等。薛展在担任节度掌书记期间，表现卓著，凡文辞之事，皆出其手，而且他非常用心，“简裁所宜，望惬中外。”其才能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然而，薛展的人生走到了有一个十字路口，追随李观两年后，李观不幸死于任上，薛展何去何从？

幸运的是，李观的继任者泾原节度使刘昌十分欣赏薛展，在薛展犹豫不决之时，强烈要求薛展留任，而这一留任，也让刘昌成为薛展仕途上的伯乐，不断推进着薛展的升迁之路。很快，薛展在刘昌的力荐下，先后奏授薛展大理评事、监察御史，但都是虚职，使职应该还是薛展所擅长的节度掌书记。51岁时，朝廷大赦天下，举办选贤任能大会，由唐德宗亲自进行策试甄选。薛展又在刘昌的举荐下，回到久违的京城，参加在尚书省举办的考试。

唐德宗一朝，经过安史之乱后，朝廷元气大伤，藩镇割据，山河破碎，内外交困，一派萧条破败气象。宰相陆贽穷尽心力，谋求改良，但积重难返，事与愿违，薛展回京之前，他正好写了一篇“备边六失”的奏折，向德宗阐述关于边防存在的六个问题。德宗“虽嘉之”而“不能用”，“爱重其言”而“不从”。追随唐中期重要将领刘昌的薛展，对“六边”的问题当然心知肚明，在参加德宗制科考试时，策论的题目不约而同地写了“实边利害”，正是对宰相陆贽奏折的积极响应，当然受到了德宗皇帝的密切关注，成为诸科中第的八人之一。按照唐制，制科中第不用守选，便可立即授官，贞元十年（794），薛展52岁，被授官秘书省著作佐郎（从六品下）。薛展在担任著作佐郎任上，同样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当时的礼部尚书李齐运，不学无术，不识大体，喜听谗言，爱见贿赂，看到薛展颇有见地，便把他当成心腹，礼部事务俱交给薛展处置，甚至于一些绝密文件、选贤荐官，都让薛展过手。薛展处置这些事务不仅符合大礼，而且公正客观，李齐运更加赞赏，便提拔他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四年后，薛展病逝于任上，安葬于少陵原曹赵村（今长安县东曹村附近）。

薛展的仕途，最终定格在从六品上。而排名在他之后的武元衡，却很早就担任了御史中丞、比部员外郎。这两个职位，都是重要岗位。虽然品阶都不高，但权力巨大。御史中丞监察百官，权限颇广；比部员外郎主要负责经济管理，与国家管理、民生、军事都休戚相关，责任范围更广。元和二年（806），担任了宰相一职。

武元衡和薛展两人仕途之对比，因为薛展资料短缺的缘故，我们无法了解其中更多的细节，但仅仅从官职大小来看，并非是两人能力的差距，显而易见的是世家大族的势力影响使然。武元衡的曾祖父是武则天的堂兄弟，曾任湖州刺史，封疆大吏，祖父为考功员外郎，和汾阴薛氏、曾任宰相的薛稷交情深厚，父亲是武将出身，追赠为吏部侍郎，岑参名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武判官”就是武元衡的父亲。武元衡还长得帅，注重颜值的唐代，风度翩翩的武元衡被称为“大唐第一美男”。这样的门第，这样的颜值，武元衡上位自然不在话下，而薛展却缺少这样的机缘，从目前仅有的墓志来看，薛展的家世，可能是薛展仕途平淡无奇的最大瓶颈。单凭其父祖“道腴位卑，三叶宦屈纲佐”几个简简单单的字眼，就可以看出其家族落魄的背影。在薛展的婚媾关系上，整个墓志对其母系只字未提，若其外家为贵胄高门，墓志主撰者绝不会如此简省。而其夫人虽则提到，但也是寥寥数语，当为籍籍无名之庶民之女。中晚期的唐朝，风雨飘摇，朝廷晦暗，为了革新图强，挽狂澜于既倒，当政者虽然提出了门第与科举并重的主张，诸多的寒门学子也由此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华丽转身，但这不过是彼时朋党专政、藩镇割据、宦官弄权背景下，权力分配、势力均衡的一棵救命稻草，暗夜里稍纵即逝的一点微弱星光。寻常士子，想要晋位提阶、跻身显达，来自家族、姻亲、朋党的提掖必不可少，薛展这样的单纯走科举道路的“穷人家的孩子”当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与此同时，薛展老成持重、敦厚朴实的个性格，也是阻碍他前进的致命短板。41岁他才射策高第，所以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成就，梦想着以自己的学识报效国家，从不以投机钻营为晋阶之术，李观一死，便觉得是无处容身，缺乏顺应时变的能力，若不是继任者刘昌知人善任，极力保举，其后之前程，更难预见。而武元衡则不然，他对政治有着敏锐的预见性，改革派中坚力量王叔文拉拢他加入朋党，他婉言谢绝；监察御史刘禹锡请他充当仪仗判官，他虽然和刘禹锡是至交好友，但因为和王叔文不和，他依然拒不答应；担任宰相时，面对藩镇之猖獗，他力主以强硬手段镇压。纵观武元衡从政经历，他都是在用心经营，亮点频仍，每一时每一事，都有不同处事之道，而薛展之能，不过就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这样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最终只能湮没于世，不为人知。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有一首《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第》写道：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

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

欧阳修的尴尬正是薛展的尴尬。

“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雁塔题名如同今日的薛展，早已荡然无存，而薛展的尴尬依然久久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