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角下对五行思维的反思

加木

现代视角下对五行思维的反思

五行思维将时间与空间相统合，确实精妙绝伦，两千余年的历史又赋予了它眩目的光环，以至于后来者多是俯首膜拜，少有人敢于直视。

《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可能五行最初只是时节的代称而已，朴素且务实。此时，便可以客观评价它的功过，既不会夸大其词，也不至于妄自菲薄。

1.既是认知的桥梁，也是认知的障碍

五行最基础的功能是分类。如果说阴阳是二分法，那么五行则是二分法的二分法。正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自然的本源法则派生出气，气一分为二则为阴阳，阴阳再次一分为二则为五行，五行杂合以生万物。（如下图5示）

五行生克是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的合称。

五行相生的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克的顺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五行相生相克，相生：有相互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相克：有相互制约、抑制、克服的意思。

五行生克是五行学说的重要内容，在中医理论中运用广泛。

中文名: 五行生克

定义: 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

出处: 《黄帝内经》

类别: 中医基础术语

金

金，五行之一。特性“金曰从革”选自《尚书·洪范》，“从”，由也；“革”变革。从革，即说明金是通过变革而产生的，自然界现成的金属极少，绝大多数是经过冶炼而成的。金之质地沉重，且常用于杀戮，引申为凡具有沉降，肃杀，收敛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归属于金。

木

木，五行之一，五行之木分阴阳,甲木为阳，与胆对应，地上之木为其形，为干、为枝、为叶、为孢芽，其形向上向外。乙木为阴，与肝对应，地下之木为其形，为根系,在下在内。阴在内而被阳包裹。

水

水的特性：”水曰润下“选自《尚书·洪范》，"润"，即滋润；‘下“即下行。润下，是指水有滋润，下行的特性，引申为具有滋润，下行，寒凉，闭藏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归属于水。

火

火的特性：”火曰炎上“选自《尚书·洪范》，"炎",焚烧，炎热，光明之义；“上”，是上升。炎上，是指火具有炎热，光明，上升的特性。引申为凡具有温热，上升，光明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归属于火。火是一种能量而不能归类于物质。

土

五行之一，指土行。《素问·脏气法时论》：“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

古人将“土”的特性概括为——土爰稼穑。“爰”，通“曰”；“稼”，即种植谷物；“穑”，即收获谷物。稼穑，泛指人类种植和收获谷物的农事活动。引申为凡具有生化、承载、受纳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归属于土。故有“土载四行”、“万物土中生”、“万物土中灭”和“土为万物之母”说。

五行以脾属土，故常脾土并称。

五行相生相克

相生：有相互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

相克：有相互制约、抑制、克服的意思。

中医运用五行构建五行学说用来描述、分析事物。

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变化。

五行中的“五”，指由宇宙本原之气分化的构成宇宙万物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

“行”，指这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

中医学将事物属性归类于五行，其中为“土”者有：五脏——脾；五腑——胃；五气——湿；五窍——口；五体——肉；五志——思；五味——甘；五音——宫；五声——歌；五色——黄；方向——中；生化——化；季节——长夏；变动——哕等。

中医应用“土”滋养万物

“土”在五行中占有特殊地位。

“土”所对应的脏为脾，乃气血生化之源，其运化的水谷精微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来源，为其他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及筋肉皮毛等组织提供充分的营养，故有“后天之本”之称。

对应的季节为长夏，可以理解成各个季节更替之际的统称，如果解释成“长春、长夏、长秋、长冬”的集合体，可能便于理解。

土所对应的季节散于四季之中，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土是五行中最基本的元素，有其他物质所没有的滋养万物之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土所对应的“湿”也能证明这个观点。

春季主风，临床常见依附风邪的外感风湿病证；

夏季主暑，不仅炎热，而且多湿，暑邪多夹湿邪侵犯人体；

秋季所主燥，虽然表面来看，燥与湿是对立的两种“气”，很难共存，但临证中：燥伤阴分，且见湿浊内停者屡见不鲜，是临床比较难治疗的病证之一；

冬季主寒，外感风寒，水湿内留或脾胃虚寒、湿浊内生的病证临床也多见。

“湿”气贯穿四季，并与其他四气互相交接，互相影响，也与“土”的属性吻合。

此外，临床疾病辨证论治的具体实施中，经常会考虑到脾土与其他脏腑的关系。

如脾的运化功能司职，则血液化生功能旺盛，血脉充盈，心有所主；

脾的运化功能健旺，水谷之精气充足，人体宗气旺盛，则肺的主气、司呼吸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脾司其职，生血有源，则肝有所养；而肾的精气也需要水谷精微的滋养和培养。

因此，其他脏器的治疗上都考虑到脾土的调补。

附注1、

土，亦为五运之一，指土运。《素问·五常政大论》：“土曰备化。”

2、六气之一，指太阴湿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上太阴土，中少商金运。”

解读

五行相生，是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递相资生、助长和促进的关系。

五行相生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在五行相生关系中，任何一行都具有“生我”和“我生”两方面的关系。

《难经》将此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

因此，五行相生，实际上是指五行中的某一行对其子行的资生、促进和助长。

如以火为例，由于木生火，故“生我”者为木，木为火之“母”；

由于火生土，故“我生”者为土，土为火之“子”。

木与火是母子关系，火与土也是母子关系。

五行相克，是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递相克制、制约的关系。

五行相克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在五行相克关系中，任何一行都具有“克我”和“我克”两方面的关系。《内经》把相克关系称为“所胜”、“所不胜”关系：“克我”者为“所不胜”，“我克”者为“所胜”。

因此，五行相克，实为五行中的某一行对其所胜行的克制和制约。

如以木为例，由于木克土，故“我克”者为土，土为木之“所胜”；由于金克木，故“克我”者为金，金为木之“所不胜”。

中医应用

1、说明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

五脏的功能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五行学说不仅用五行特性说明五脏的功能特点，而且还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来说明脏腑生理功能的内在联系，即五脏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1）以五行相生说明五脏之间的资生关系：肝生心即木生火，如肝藏血以济心，肝之疏泄以助心行血；心生脾即火生土，如心阳温煦脾土，助脾运化；脾生肺即土生金，如脾气运化，化气以充肺；肺生肾即金生水，如肺之精津下行以滋肾精，肺气肃降以助肾纳气；肾生肝即水生木，如肾藏精以滋养肝血，肾阴资助肝阴以防肝阳上亢。

（2）以五行相克说明五脏之间的制约关系：肾制约心即水克火，如肾水上济于心，可以防止心火之亢烈；心制约肺即火克金，如心火之阳热，可以抑制肺气清肃太过；肺制约肝即金克木，如肺气清肃，可以抑制肝阳的上亢；肝制约脾即木克土，如肝气条达，可疏泄脾气之壅滞；脾制约肾即土克水，如脾气之运化水液，可防肾水泛滥。

2、说明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

五行学说，不仅可用以说明在生理情况下脏腑间的相互联系，而且也可以说明在病理情况下脏腑间的相互影响。某脏有病可以传至他脏，他脏疾病也可以传至本脏，这种病理上的相互影响称之为传变。以五行学说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传变，可分为相生关系的传变和相克关系的传变两类。

（1）相生关系的传变

包括“母病及子”和“子病及母”两个方面。

母病及子，即母脏之病传及子脏。如肾属水，肝属木，水能生木，故肾为母脏，肝为子脏。肾病及肝，即属母病及子。临床常见的因肾精不足不能资助肝血而致的肝肾精血亏虚证，肾阴不足不能涵养肝木而致的肝阳上亢证，肾阳不足不能资助肝阳而致的少腹冷痛证，皆属母病及子的传变。他脏之间的母病及子传变，可以此类推。母病及子，多见母脏不足累及子脏亏虚的母子两脏皆虚的病证。

子病及母，是指疾病的传变，从子脏传及母脏。如肝属木，心属火，木能生火，故肝为母脏，心为子脏。心病及肝，即是子病及母。临床常见的因心血不足累及肝血亏虚而致的心肝血虚证，因心火旺盛引动肝火而形成心肝火旺证，皆属子病及母。子病及母，既有子脏虚引起母脏也虚的虚证，又有子脏盛导致母脏也盛的实证。另外还有子脏盛导致母脏虚的虚实夹杂病变，即所谓“子盗母气”，如肝火亢盛，下劫肾阴，以致肾阴亏虚的病变即是。

（2）相克关系的传变

包括“相乘”和“相侮”两个方面。

相乘，是相克太过致病。引起五脏相乘的原因有二：一是某脏过盛，而致其所胜之脏受到过分克伐；二是某脏过弱，不能耐受其所不胜之脏的正常克制，从而出现相对克伐太过。如以肝木和脾土之间的相克关系而言，相乘传变就有“木旺乘土”（即肝气乘脾）和“土虚木乘”（即脾虚肝乘）两种情况。由于肝气郁结或肝气上逆，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出现胸胁苦满、脘腹胀痛、泛酸、泄泻等表现时，称为“木旺乘土”。反之，先有脾胃虚弱，不能耐受肝气的克伐，而出现头晕乏力、纳呆嗳气、胸胁胀满、腹痛泄泻等表现时，称为“土虚木乘”。

相侮，是反向克制致病。形成五脏相侮亦有两种情况，即太过相侮和不及相侮。太过相侮，是指由于某脏过于亢盛，导致其所不胜无力克制而反被克的病理现象。例如：肺金本能克制肝木，由于暴怒而致肝火亢盛，肺金不仅无力制约肝木，反遭肝火之反向克制，而出现急躁易怒，面红目赤，甚则咳逆上气，咯血等肝木反侮肺金的症状，称为“木火刑金”。 不及相侮，是指由于某脏虚损，导致其所胜之脏出现反克的病理现象。如脾土虚衰不能制约肾水，出现全身水肿，称为“土虚水侮”。

总之，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可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规律来阐释。如肝脏有病，病传至心，为母病及子；病传至肾，为子病及母；病传至脾，为乘；病传至肺，为侮。其他四脏，以此类推。

五行学说认为，按相生规律传变时，母病及子病情轻浅，子病及母病情较重，如清·徐大椿《难经经释》说：“邪挟生气而来，则虽进而易退”；“受我之气者，其力方旺，还而相克，来势必甚。”按照相克规律传变时，相乘传变病情较深重，而相侮传变病情较轻浅。如《难经经释》说：“所不胜，克我者也。脏气本已相制，而邪气挟其力而来，残削必甚，故为贼邪”；“所胜，我所克也。脏气既受制于我，则邪气亦不能深入，故为微邪。”

由于五行生克规律不能完全阐释五脏间复杂的生理关系，因而五脏间病变的相互影响也难完全以五行乘侮和母子相及规律来说明。《素问·玉机真藏论》已有“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的论述。故对于疾病的五脏传变，不能完全受五行生克乘侮规律的束缚，而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把握疾病的传变。

3、推断病情的轻重顺逆。

五行学说根据五色之间的生克关系来推测病情的轻重顺逆。由于内脏疾病及其相互关系的异常变化，皆可从面部色泽的变化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主色”和“客色”的变化，以五行的生克关系为基础，来推测病情的顺逆。“主色”是指五脏的本色，“客色”为应时之色。“主色”胜“客色”，其病为逆；反之，“客色”胜“主色”，其病为顺。清·吴谦《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说：“肝青心赤，脾脏色黄，肺白肾黑，五脏之常。脏色为主，时色为客。春青夏赤，秋白冬黑，长夏四季色黄。常则客胜主善，主胜客恶。”

五行学说还将色诊和脉诊结合起来，即色脉合参，结合五行生克规律来推断疾病的预后。如肝病色青而见弦脉，色脉相符；如果不得弦脉而反见浮脉，则属相胜之脉，即克色之脉，为逆，预后不佳；若得沉脉，则属相生之脉，即生色之脉，为顺，预后较好。如《灵枢·邪气藏府病形》所说：“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

4、控制疾病的传变。

根据五行生克乘侮理论，五脏中一脏有病，可以传及其他四脏而发生传变。如肝有病可以影响到心、肺、脾、肾等脏。心、肺、脾、肾有病也可以影响肝脏。不同脏腑的病变，其传变规律不同。因此，临床治疗时除对所病本脏进行治疗之外，还要依据其传变规律，治疗其他脏腑，以防止其传变。如肝气太过，或郁结或上逆，木亢则乘土，病将及脾胃，此时应在疏肝平肝的基础上预先培其脾气，使肝气得平，脾气得健，则肝病不得传于脾。如《难经·七十七难》所说：“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这里的“实其脾气”，是指在治疗肝病的基础上佐以补脾、健脾。

疾病的传变与否，主要取决于脏气的有盛有衰。“盛则传，虚则受”，是五脏疾病传变的基本规律。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既要根据五行的生克乘侮关系掌握五脏病变的传变规律，调整太过与不及，控制其传变，防患于未然，同时又要依据具体病情辨证施治，切勿将其作为刻板公式而机械地套用。

5、确定治则治法

五行学说不仅用以说明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传变，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预防，而且还以五行相生相克规律来确定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1）依据五行相生规律确定治则和治法：临床上运用五行相生规律来治疗疾病，其基本治疗原则是补母和泻子，即“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难经·六十九难》）。

补母，是指一脏之虚证，不仅须补益本脏以使之恢复，同时还要依据五行相生的次序，补益其“母脏”，通过“相生”作用而促其恢复。补母适用于母子关系的虚证。如肝血不足，除须用补肝血的药物（如白芍等）外，还可以用补肾益精（如何首乌等）的方法，通过“水生木”的作用促使肝血的恢复。

泻子，是指一脏之实证，不仅须泻除本脏亢盛之气，同时还可依据五行相生的次序，泻其“子脏”，通过“气舍于其所生”的机理，以泻除其“母脏”的亢盛之气。泻子适用于母子关系的实证。如肝火炽盛，除须用清泻肝火的药物（如龙胆草、柴胡等）外，还可用清泻心火（如生地、木通等）的方法，通过“心受气于肝”，“肝气舍于心”的机理，以消除亢盛的肝火。

依据五行相生规律确定的治法，常用的有滋水涵木法、益火补土法、培土生金法和金水相生法四种。

滋水涵木法：是滋肾阴以养肝阴的治法，又称滋肾养肝法、滋补肝肾法。适用于肾阴亏损而肝阴不足，甚或肝阳上亢之证。

益火补土法：是温肾阳以补脾阳的治法，又称温肾健脾法、温补脾肾法。适用于肾阳衰微而致脾阳不振之证。

必须说明的是，按五行生克次序来说，心属火，脾属土，火不生土应当是心火不生脾土，而益火补土应当是温心阳以暖脾土。但自命门学说兴起以来，多认为命门之火具有温煦脾土的作用。因此，目前临床上多将“益火补土”法用于肾阳（命门之火）衰微而致脾失健运之证，而少指心火与脾阳的关系。

培土生金法：是健脾生气以补益肺气的治法。主要用于脾气虚衰，生气无源，以致肺气虚弱之证，若肺气虚衰，兼见脾运不健者，亦可应用。

金水相生法：是滋养肺肾之阴的治法，亦称滋养肺肾法。主要用于肺阴亏虚，不能滋养肾阴，或肾阴亏虚，不能滋养肺阴的肺肾阴虚证。

（2）依据五行相克规律确定治则和治法：临床上运用五行相克规律来治疗疾病，其基本治疗原则是抑强扶弱。

人体五脏相克关系异常而出现的相乘、相侮等病理变化的原因，不外乎“太过”和“不及”两个方面。“太过”者属强，表现为机能亢进；“不及”者属弱，表现为机能衰退。因而治疗上须同时采取抑强扶弱的治疗原则，并侧重于制其强盛，使弱者易于恢复。若一方虽强盛而尚未发生克伐太过时，亦可利用这一治则，预先加强其所胜的力量，以阻止病情的发展。

抑强，适用于相克太过引起的相乘和相侮。如肝气横逆，乘脾犯胃，出现肝脾不调、肝胃不和之证，称为“木旺乘土”，治疗应以疏肝平肝为主。又如木本克土，若土气壅滞，或脾胃湿热或寒湿壅脾，不但不受木之所克，反而侮木，致使肝气不得疏达，称为“土壅木郁”，治疗应以运脾祛邪除湿为主。抑其强者，则其弱者机能自然易于恢复。

扶弱，适用于相克不及引起的相乘和相侮。如脾胃虚弱，肝气乘虚而入，导致肝脾不和之证，称为“土虚木乘”或“土虚木贼”，治疗应以健脾益气为主。又如土本制水，但由于脾气虚弱，不仅不能制水，反遭肾水之反克而出现水湿泛滥之证，称为“土虚水侮”，治疗应以健脾为主。扶助弱者，加强其力量，可以恢复脏腑的正常功能。

依据五行相克规律确定的治法，常用的有抑木扶土法、培土制水法、佐金平木法和泻南补北法四种。

抑木扶土法：是疏肝健脾或平肝和胃以治疗肝脾不和或肝气犯胃病证的治法，又称疏肝健脾法、调理肝脾法（或平肝和胃法）。适用于木旺乘土或土虚木乘之证。临床应用时，应依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对抑木和扶土法有所侧重。如用于木旺乘土之证，则以抑木为主，扶土为辅；若用于土虚木乘之证，则应以扶土为主，抑木为辅。

培土制水法：是健脾利水以治疗水湿停聚病证的治法，又称为敦土利水法。适用于脾虚不运，水湿泛滥而致水肿胀满之证。

佐金平木法：是滋肺阴清肝火以治疗肝火犯肺病证的治法，也可称为“滋肺清肝法”。适用于肺阴不足，右降不及的肝火犯肺证。若属肝火亢盛，左升太过，上炎侮肺，耗伤肺阴的肝火犯肺证，当清肝平木为主，兼以滋肺阴以肃降肺气为治。

泻南补北法：是泻心火补肾水以治疗心肾不交病证的治法，又称为泻火补水法、滋阴降火法。适用于肾阴不足，心火偏旺，水火不济，心肾不交之证。因心主火，火属南方；肾主水，水属北方，故称泻南补北法。若由于心火独亢于上，不能下交于肾，则应以泻心火为主；若因肾水不足，不能上奉于心，则应以滋肾水为主。但必须指出，肾为水火之宅，肾阴虚亦可致相火偏旺，也称为水不制火，这属于一脏本身水火阴阳的偏盛偏衰，不能与五行生克中水不克火混为一谈。

总之，根据五行相生、相克规律可以确立有效的治则和治法，指导临床用药。但在具体运用时又须分清主次，要依据双方力量的对比进行全面考虑。或以治母为主，兼顾其子；治子为主，兼顾其母。或以抑强为主、扶弱为辅；扶弱为主，抑强为辅。如此，方能正确地指导临床实践，提高治疗效果。

6、指导针灸取穴

在针灸疗法中，针灸学家将手足十二经近手足末端的井、荥、输、经、合“五输穴”，分别配属于木、火、土、金、水五行。在治疗脏腑病证时，根据不同的病情以五行的生克规律进行选穴治疗。如治疗肝虚证时，根据“虚则补其母”的原则，取肾经的合穴（水穴）阴谷，或本经合穴（水穴）曲泉进行治疗。若治疗肝实证，根据“实则泻其子”的原则，取心经荥穴（火穴）少府，或本经荥穴（火穴）行间治疗，以达到补虚泻实，恢复脏腑正常功能之效。

7、指导情志疾病的治疗

人的情志活动，属五脏功能之一，而情志活动异常，又会损伤相应内脏。由于五脏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故人的情志变化也有相互抑制作用。临床上可以运用不同情志变化的相互抑制关系来达到治疗目的。如“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就是情志病治疗中的所谓“以情胜情”之法。

纠错

参考资料

[1] 冯克正, 傅庆升等 · 《诸子百家大辞典》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1996年

[2] 孙广仁 · 《中医基础理论》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2002年

在“五行生万物”的认知下，人们几乎将已知的一切事物与五行相配，如:自然界的五气、五色、五星、五味、五臭、五数、五音、四象、五兽、五谷、五菜、五畜、五果、五岳，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液、五神、五情志、五声、五变动、九窍、十二经脉、五俞穴以及阴阳二十五人，文化中的五帝、五神、五官、五性、五事、五居等。

在五行的框架下，品物浩繁皆有所归，这有助于先民认识世界、整合知识，这是积极意义。但是，前文提到，五方-五时- 五材-五脏之所以能统一为五行范式，是因为四者都可取象为往复循环的圆运动。由此可知，只有具备此特征的范畴，才适合纳入五行框架。然而，大部分被纳入五行框架的范畴，只是藉由与五时-五方-五材-五脏的联系，赘附其上。因此，有的范畴与五行有多种配属方案，令人难以适从；还有少部分范畴完全是牵强附会，参考价值更低。见表1。

五性(仁智信义礼)、五事(恭明睿从聪/肃哲圣义谋/貌视思言听)等腐儒之论，置之不理即可，而五畜涉医事，则当审明。《黄帝内经》中多次提到:“病在某脏，应服食五行属性相同的畜类”，但是五畜在不同篇章中的配属版本却不尽相同，且均未言明其与五行的配属逻辑。此种情况下，正确的态度应是寻找合理的配属逻辑，再将修正后的五行-五畜对应关系付诸临床实践，检验其正确性。然而，由于中华文明“崇古”的惯性，古今医家的态度多是全盘接收，时至今日，照搬《黄帝内经》饮食宜忌的“科普”依然不鲜见，并且说法各不相同。客观而言，“妄信书本、盲从古人”的心态才是此类事件的根源，实不应归为五行思维的局限性，毕竞五行-五脏配属和五脏-经脉配属都是从粗糙的雏形发展而来，正说明了五行思维本身并不会限制认知。但是，部分人的认知，确实曾被五行思维所遏，事实如此，姑且述之。

2.既是思维的捷径，也是思维的牢笼

思维的客观规律决定，任何医学体系都是先从观察与实践中产生模糊的观念，从观念中萌芽出哲学方法，由哲学方法发展出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在思维模式的驱动下最终形成明确的理论模型。

以"便秘”这一常见病证为例:在排便困难时，并不需要任何医学知识，仅根据生活实践，便可想到吃浆果、饮水、运动，热熨腹部或袒腹纳寒，以及按摩腹部、按摩肛周等应对方法，这是“观念”阶段。当某些方法奏效后，一部分人会思考其原理，总结出“凉性物质可解热证”“外力按摩可解内结”等相对普遍的规律，这是“经验”阶段，身体的主要器官和某些特效药物(如大黄)、特效穴位(如天枢)也在本阶段被发现。在总结出诸多经验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如“人体规律与自然规律相通，肠道不通就如同河道不通”“治病当恢复正常气机，治疗便秘使腑气通降”等，这是“思维模式”阶段，此时医学相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初具雏形。随着医学思维和医疗方法都较为成熟，人们发现，面对不同客体，各种疗法时而有效时而无效，为了快速选定最合适的疗法，最终总结出“气-阴阳-五行”模型，将证候、疗法整合为一个系统，临证时按图索骥即可，这是“理论模型”阶段，此时再面对“便秘”，便可以根据证候，快速判断其发病部位、寒热虚实，并施以相应的治疗。

中医五行思维在“思维模式”阶段萌芽，在“理论模型”阶段定型，其成熟的标志便是《黄帝内经》成书。由于模型本身自洽，与之相配的诊断、治疗方法也在长年实践中去芜存菁，通过五行思维生成的临床路径堪称“医疗捷径”。原本需要跟师、临证、游历多年才能掌握的医疗经验，在五行思维的条分缕析下，化零为整，易学难忘。面对复杂病情时，也不再踌躇不定，只要熟知五行规律，便可分析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法，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言:“谨熟阴阳，无与众谋......明知逆顺，正行无问”。

五行思维的便捷性还在于分析疗效原理时，只落实到“气”的层面，对于物质层面则全然不关心。这种“不求甚解”，在早期社会是有优势的，由于我们只需要知道大黄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而不需要知道大黄促进肠道蠕动的微观机制，便可以将节约的精力用于研究其他病证。好比我们使用电脑，并不需要知道主板、芯片、硬盘、显示屏的工作原理，基于图形互界面便可办公。中医五行思维之于人体，就相当于图形交互界面之于电脑。

然而，也正是因为五行思维太过实用，导致历代医家产生了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反而阻碍了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在《黄帝内经》后的两千年历史中，不乏医学创新，例如:孙思邈已经洞察到水肿脚气病与“常食精米”有关,并附上了谷白皮粥方:“谷白皮五升(切，勿取斑者，有毒)，上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煮米粥常食之”。但是在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下，依然将脚气病归于“风毒”，并未进一步提出类似“维生素”的概念。

同时，后世医家将“五行的相互关系”运用到极致，任何一种医学理论、治疗方法，都可以在五行范式内自圆其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降低了五行思维的参考价值。正如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言:“理论应具备可证伪性”。永远都“对”的理论，可能只是文字游戏。

3.与西方医学相较下的得失

如果说五行思维源于“空间-时间”，那么西方文明同样有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为何没有诞生五行思维呢？这是因为，无论在五行思维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实际使用时，都涉及到大量的“取象比类”工作。然而，西方文明自古希腊时代便推崇形式逻辑，将类比则视为“不可靠的论证”，因此缺乏诞生五行思维的基础。

虽然如此，西方文明在思维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公元前3世纪左右，亚里士多德在解释降雨时便采用了连贯性的论证:云气存有(质料因)，冷却液化为水(主动因)，水的天性就是会降落地面(形式因)，目的是滋养动植物(目的因)。虽然由于直觉的局限性，部分认知本身是错误的，但仍比东方文明的“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更为明确具体。

西方文明对形式逻辑的推崇，在科学研究中则表现为还原主义，倾向于尽可能具体地分析事物，以理解其本质，面对医学也是如此。与亚里士多德同时期的赫罗菲拉斯(解剖学之父) 便发现了脑脊髓膜、玻璃体、视网膜、唾液腺、前列腺、卵巢、乳糜管、淋巴等精细结构；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生理学之父)则将一只鸟放在罐子里，记录喂饲重量、消化后的重量、排泄物重量，从而计算出不可见的代谢重量。

受限于科技水平，直到公元1世纪后的盖伦时代，西方医学依然止步于“思维模式”阶段，并未形成“理论模型”，在漫长的中世纪也没有明显发展。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思想得到解放，科技水平迅速提高，达芬奇、维萨里、赛尔维特、哈维、散克托留斯等学者的研究极大推动了医学进步。16世纪时，显微镜得以发明，细胞和微生物进入了人类的视野，重塑了人们的世界观。在16世纪至19世纪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均快速发展，此时，西方医学的认知水平已经较为先进，但是临床医学的发展却相对后。然而，随着1842年乙醚用于外科麻醉、1847年漂白剂(主要成分:次氯酸钙)用于术前消毒、1896年X射线投入临床，乃至1943年青霉素首次用于临床治疗，西方医学最终建立了系统的“理论模型”，并超越其文明属性，成为了世界通行的“现代医学”。

20世纪后，西方医学在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再生医学等领域继续保持着高速发展，同时积极吸纳材料、机械等学科的尖端成果，攻克了越来越多的疾病，无形间给了中医学压力。

部分中医学者对此可能会感到悲观，其实大不必。正如前文所说，我们使用电脑时，基于图形交互界面即可操作，同样，在面对疾病时，基于患者的宏观表现也完全可以展开诊疗。熟练掌握“气-阴阳-五行”框架的医生，不借助任何现代仪器，就可以根据证候投以相应的治疗方法，从整体上调节患者的身心状态，在心血管、消化、呼吸、生殖、内分泌、免疫等诸多系统疾病的治疗中，仍然保有着西方医学难以比拟的疗效。

这份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医学本身的高明，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西方医学当前的局限性。当患者只有自觉症状时，由于缺乏器质层面的信息，西方医学往往难以展开诊疗(有时会给予安慰剂)；即使器质层面有明确的指征，西方医学的治疗有时也虑不及远。以高血压病为例，常规疗法有抑制心脏搏动、扩张血管、降低血容量等，通常是对导致血压升高的直接原因进行干预，而不考虑导致心脏、血管、血容量从正常变为异常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西方医学降血压，是想办法让心脏跳得不那么用力，那么中医学降血压，则是想办法干预“导致心脏跳得用力”的因素，从根本上消解高血压病发病基础，后者的思考比前者深了一层，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学治疗高血压病一段时间后可以停药，而西方医学治疗高血压病则需要终身服药。

还原主义视角下的研究针对的是局部，临床时却要面对整体，难免会“盲人摸象”“未窥全豹”。因此，临床水平滞后于基础研究，是西方医学哲学体系下的必然结果。

4.现代中医如何守正创新

现代科学的开创者公认是伽利略，因为他开创了“通过观察抽象出数学拟合，通过实验对数学拟合进行验证”的科学方法论。某种意义上中医学也是如此，只是抽象出的不是数学公式，而是五行范式，而这套范式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也是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因此可以说，中医学与西方医学，只是认知角度、发展阶段不同，并没有优劣之分。

然而，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面对西方医学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守住五行思维优势的同时，也要吸收西方医学的优点，笔者在此提出3点建议。

第一，基本概念应明确。目前，气、阴阳、五行等诸多基本概念的内涵仍不清晰。由于概念长期不统一，部分学者甚至陷入了不可知论，认为中医学的概念本应是模糊的，这是东方哲学的“魅力”所在。殊不知，正是因为基本概念未统一，中医学内部才始终无法形成合力。

西方医学在具体议题上也存在各种理论、各种假说，但他们已经不会对元素、细胞等基本概念产生分歧了，原因很简单--借助显微镜，真的可以“看”到原子和细胞。

中医学的劣势在于，气、阴阳、五行具有抽象属性，天然可以容纳不同的解读。以“气”为例，有人认为它切实存在并且可以被感知，只是现有的仪器尚无法检测；也有人认为它是某些功能的概括，是现象集合而非物质实体；还有人认为它是古人对于“不可知”的代指，是认知水平低下时的模糊化表达...... 这些观点都有对应的论据，都可以自圆其说，因此同时被学界所接受，原因也很简单--在不同语境中，同一概念所指代的内涵确实可能不同。

那么，中医学便只能保持现状吗？当然不是。在西方文明中，“元素”一词曾经也是抽象的，甚至长时间作为神秘主义概念，然而随着分子、原子的存在相继明确，“元素”概念在学术界有了固定的涵义。中医学也应如此，气、阴阳、五行这些概念在古籍中确实曾表示不同的内涵，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参照科学体系，重新厘定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使其明确、具体。

第二，应建立量化标准。中医的治疗是有量化标准的，处方剂量、针刺深度、艾灸时间(壮数)等均有数可依，但是在诊断阶段，似乎又没有量化标准，比如左关脉实，判断为肝气郁结，若是追问郁结到何种程度，回答往往止于“轻度、中度、重度”，难以落实到具体数字。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中医的诊断很大程度上源自医生的主观判断，既是主观，就算量化了，意义似乎也不大。但是近些年国家在提倡中医药现代化和标准化，各类脉诊仪、舌诊仪纷纷推出，大有机器取代人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定性分析已稍显不足，需要建立新的量化标准。仍以脉诊为例，先根据患者的整体脉象计算出基值，再将每一部的脉象与基值相比较，综合年龄、身材等因素，判断各部浮、沉、小、大、滑、涩的程度，最终是可以得到量化诊断的，如“肝气郁结70%”。有了量化诊断，便可计算出相应的药量，对于肝气郁结20%和70%的两位患者，处方和药量自然是不同的。

同时，中医学的核心特色包括“象数思维”，只有建立了量化标准，才能将“数思维”落到实处。即使不用于机器，定量结论所含的信息本身也比定性结论更丰富，既有利于学术交流，也有利于制定临床指南，甚至可能成为中医临床与现代科学接轨的重要桥梁。

第三，要在实践中修正理论模型。一切理论模型都含有主观、非理性的因素，即使是现代科学和西方医学也不例外，而五行作为古代的思维模型，在认识自然和生命时，也有很多主观、非理性的臆测和推论，有时未必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指出这一点，并非呼吁大家抛弃五行思维，而是提醒大家，五行思维只是“解题工具”，并不是“标准答案”，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和修正。

历代医家对五行思维也有发挥，比如刘完素的“亢害承制论”、张元素的“药类法象说”等，但多是针对经典提出自己的心得，极少有人敢于指出其不当之处。在大部分古代医家心目中，圣贤之言必是真理，纵然不知所云，也只归于自己才疏学浅，未能解悟古圣真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也有很多中医大夫临床上已经基本不用五行思维，开药用经验方，针灸用经验穴，医学模式可谓退回到了“哲学方法”阶段--分析其原因，可能因为不理解、不认可五行思维，可能单纯觉得它麻烦，直接“对症下药”反而更为顺畅。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不可取的，五行思维可能不是最完美的思维模型，但目前仍是中医整体观念最切实的抓手，既不能盲从，也不能轻视，而应在成功的实践中验证之，在失败的实践中修正之。

“类比推理”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灵感，帮助发现真理，但不能作为论证依据。在中医学发展的进程中，“取象比类”的五行思维曾起到发现或发明手段的作用，然而在《黄帝内经》成书后，其一跃成为临床诊疗的依止，反而不利于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当今时代，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某种方便的思维工具，部分保留其知识索引、临床路径的功能，但不能囿于五行理论，而应有所超越，展开对实质性原理的深入研究。

在唯物主义史观下，当人们对空间、时间的认知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试图用尽量简洁的模型整合这些认知，这是五行思维出现的必然性。相较于鬼神之论，五行思维的“取象比类”是进步的、“不求甚解”是实用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人们探索自然规律具有积极意义，其在医学领域的贡献尤为明显，即使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极高的临床价值。

然而，整合认知可以有很多种方案，我们的祖先却选择了五行思维，这是五行思维出现的偶然性。在掌握了这一思维工具后，我们的祖先也完全可以将其作为踏板，进一步探索现象背后基础原理，但是目前看来并没有系统性的成果--古代的技术水平可能在螺旋上升，但是对基础原理的认识始终处于混沌状态。

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在漫长的两千余年间，大概率有人展开过对底层原理的探索，但是这样的探索，对于封建统治集团而言，不仅无益于统治，还有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因此倾向于打压。西方文明的宗教、世俗统治也曾打压过科学探索，但是他们的政权较分散，内部竞争压力较大，当科技较先进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时，自然引起其他国家效仿，也正是在国力的此起彼伏之间，西方文明的科学水平最终突破了临界值。

在知识可以累积的智能族群中，发展出科学是必然趋势，因此当我们从外部引进科学后，对其极为重视。这本身是好的，但是部分人陷入了二元对立思维，认为“科学是好的，不科学的事物一定是坏的”，在未了解中医阴阳五行本质的情况下就对其展开了尖锐批判，这是一种非理性心态。事实上，同五行思维一样，当今的科学体系也还远不能揭示世界的本质，只是“解题工具”，而不是“标准答案”。

可能有一天，现代医学的研究也会深入到“病因背后的原因”，甚至探明“更接近生命本质的物质结构”，届时，五行思维或许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很明显，“病因背后的原因”中医学早已认识到，并已经掌握了干预方法，而中医学对于精、气、神的认识，本就为探索“更接近生命本质的物质结构”提供了线索。因此，现代医学的下次变革，很可能由同时掌握了五行思维和科学思维的现代中医所引领，而五行思维也并不是被淘汰，只是迭代成了更完善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