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开霸王车

精品奇

　　霸王，通常用于比喻非常蛮横无理的人或行为。比如，在餐饮活动中，用餐者享受了服务但拒绝支付费用的行为，称之为吃霸王餐。乘坐营运车辆，不支付相应费用的行为，称之为坐霸王车。而开霸王车，则是指驾驶员无视交通法规、无视交警指挥、不顾交通秩序，随意闯红灯、超速、逆行、掉头、停车等与人争行，与车争道丝毫不受交通规则约束的行为。

现在想来，开霸王车无疑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恨、非常可恶的违法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相应责任。

然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正在上海警备区服役的我，曾在繁华的上海街头，驾驶北京吉普横冲直撞，开了整整3年的霸王车。可以说违章违规不计其数，终成家常便饭。奇怪的是，我当初竟开得异常安然坦然。不仅自己感觉理直气壮，理所当然，而且外界包括交警也很宽容，从来没有被制止、处罚或者要求改正过。

为什么我这样一个从小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本本分分得没啥出息的老实人，敢在上海街头开霸王车，还开得那么顺那么溜呢？认真分析一下，主要是由于当时各方面的客观因素造成的——

　　当年的交通规则远没有现在复杂。由于机动车保有量很低，1978年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只有区区159万辆，汽车保有量远低于159万，小汽车更是少得可怜，所以当年赋予了汽车特别是小汽车一些特权。如人员与车辆的让行规则与现在是完全相反的。交通规则一开始就是“行人让车辆，非机动车让机动车，大车让小车，货车让客车”。然后才是“转弯车让直行车，下坡车让上坡车，支路车让主路车”等。最后强调“各种车辆均要让执行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优先通行”。

在优先通行的车辆中，虽然交通规则只写了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但在大家尤其是地方驾驶员的心目中，实际上也是包含了军车的。而且军车与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不同。后者都装有警报器，执行任务时警报鸣响，其他车辆自觉让行；不执行任务时，不得鸣警报，其他车辆无需让行。而军车不装警报器，无法知道是不是正在执行任务。久而久之，军车只要在路上走，都是在执行任务，都要让其优先通行，渐渐成为大家尤其是地方驾驶员和交警的共识。

交通规则如此，开着小车又是军车的我，要想避免优越感、低调行事似乎也是挺难的。

　　当年的交警叔叔对军车是相当客气的。那时候没有自动信号灯，通常在路口一角或者在路中央设置一个交通指挥岗亭。红绿灯全靠交警手控开关调整。交警叔叔需要注意力十分集中，借助反光镜观察各个路口的车辆情况，及时操控开关切换信号灯。

在交警的眼皮底下，我会时不时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闯红灯。当然少数情况是特殊原因非闯红灯不可的，如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两次召开紧急会议，进入战备状态等，但多数情况并非那么紧急，是完全可以等待绿灯的。而交警叔叔对我的所有闯红灯行为都是视而不见。有时候，我会在闯红灯路过岗亭时，向里面的交警叔叔招手示意。交警叔叔会很有礼貌的微笑点头回应，有时候还似乎为没有及时为我开绿灯而带有一丝歉意。

那时候，上海很少有规定单向通行的道路，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黄浦江首条隧道（全国第一条水底公路隧道）浦西出口处，有两条路规定为单向通行。打浦路由北向南，鲁班路由南向北。苏健副参谋长的家就住在鲁班路上，但我送他接他，从来没有考虑是不是单行道，都是我行我素，怎么方便怎么走。从来没有被拦过，通行无阻。

至于停车，更是肆无忌惮。可以说，上海街头处处都是我的停车场。几乎没有哪条马路没有临时停过车。当然，停的最多的还是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四川路等最热闹的马路，最繁华的地段，因为到这些地方办事最多。那时候没有步行街，要去哪里办事，就把车子开到离办事地点最近的马路边一停就行，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办完事情上车就走，从来没有谁来找过麻烦。

当然要说开车3年一直都没被交警询问过也不是事实。

那天，去徐家汇接人。我直接把车子开到交通指挥岗亭底下缓缓停下，警察可能以为我要请他指路，但车子熄火后，见我迟迟没有下车，不明就里，便打开岗亭窗户问我：

“你好，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什么事，我来接个人，约好了，在这里等他。”

“好的，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好——嘞。”我把声音喊得高高的，拖得长长的，回答他。

在车内等了半个来小时，还是没有等到要接的人，我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我推门下车，抬头看着岗亭里的警察：

“警察同志你好，我去那边小店吃碗面条，车子就停在这里，如果他来了，麻烦你告诉他，稍微等会儿，我马上回来。”

“好——嘞。”警察叔叔居然有意学着我的腔调和口吻。

那是开车3年，我与交警叔叔的唯一一次语言交流。

警察叔叔如此客气，是很难不在不经意间把客气当成福气的。

　　当年，上海人民对军人的喜爱和感情，是融入血液，藏在心里，也挂在脸上的。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那天，送刘守本参谋长去南汇县下沙境内的698野战医院看病。其时我右耳下方长了个小疙瘩（可能是脂肪瘤）。我看首长诊疗一时半会结束不了，就去门诊军医处咨询，军医说可以动个小手术把它开掉。我说今天可能没时间了，首长看病随时可能结束，我不能让首长等我。军医说，耽误不了，三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于是他帮我打针、切口、清理，用纱布、胶带简单包扎，果然几分钟就处理完毕了。

回到车上，等首长上车后即起步返回部队。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打了点麻药受了点影响，感觉反应稍微有些迟钝。车子向西行驶，在距离航头约七八公里处，前方有辆公交车停站后刚刚起步，我便想超越过去。如果我的车加速性能稍微好一点，或者公交车稍微慢一点，超越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遗憾的是，那时候的北京吉普提速实在太慢，油门慢慢加大，也不见车速明显加快，而如果油门猛然加大还有可能把车子整熄火。公交车由于刚起步不久，正在提速冲档阶段，好不容易把速度提上来，自然舍不得踩刹车降速慢行。于是就出现了两车并排行驶数十米的情况。如果不出现意外，倒也无所谓，再过几秒钟，我终将可以超过它。然而，就在这时，意外情况突然降临了。前方弯道处，正有一辆中型货车快速驶来。这时候我要刹车，退到公交车后，似乎已经来不及了。我想只要货车减速，我就可以在与它交会前超过公交车。于是，我选择了继续加速。出乎我意料的是，对方来车没有减速，结果3车交会无法避免。在没有道路标线的不宽的马路上3车交会是车辆驾驶的大忌。危急关头，我本能地把车辆尽量往右靠，避免与前方来车对撞。如果对撞，后果不堪设想。我要考虑自身的安全，更要考虑首长的安全。如果首长的安全出现问题，我罪该万死。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左边，对方货车贴着我左侧后视镜呼啸而过，最严重的后果避免了。但我的右侧车身已经与公交车紧密接触。我赶忙减速，公交车缓缓停下，我靠边停在它的后方。

公交车司机下车查看车子受损情况，心疼不已，满脸不悦。

当他来到我们车旁，首长和惊魂未定的我已经下车了。公交车司机第一眼看到我们时，明显一愣。同时，表情瞬间变得亲和起来。

首长首先打招呼：“对不起，把你的车子碰坏了……”

首长话音未落，公交车司机抢着说：“也怪我在后视镜里没有看清楚是你们的车子。如果看清了，就及时减速让你们先行了。”

首长满怀歉意地说：“不能怪你，责任完全在我们，你就看看需要我们怎么处理如何赔偿吧。”

公交车司机思考片刻，“赔偿就不需要了。如果你们方便不是太麻烦的话，就请给我写个字据吧，我回去好跟领导有个交代，领导不可能找你们麻烦的。”

因为我车上没有纸和笔，公交车司机拆开了一个香烟盒，又从售票员处拿了圆珠笔。我把烟盒纸铺在小车发动机盖上，写下了以下文字：

尊敬的领导：

我是83304部队小车班驾驶员。今天上午11时许，我驾驶乙2-16002北京吉普，在沪南线航头以东路段上碰刮了车牌号为08-XXXXX的公交车，导致公交车左侧车身受损。特此说明。

金品旗

1977年X月X日

当我署上自己姓名时，我突然感到，原来我的名字也是值几个钱的。当然，我心里明白，这完全是因为我穿的是军装，开的是军车。

当时公交车上挤满了乘客，从车子发生碰擦到停车处理，10多分钟时间里，虽然气候闷热，大家平静面对，耐心等待，没有一丝怨言，这着实令我感动。

我把字条双手递给公交车司机，他还客气地道了声“谢谢”，似乎麻烦制造者是他而不是我。他坚持让我车子先行，然后才发动起步。

无独有偶，几个月后，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那天送王德成师长到警备区司令部开会，会议结束后回部队，沿常德路一路南行，到延安路时遇到了红灯，我停车等候。在绿灯亮起时，我立即起步。可能是起步前没有认真观察左右情况，也可能是A柱挡住了我的视线，刚起步就在路口与由东向西行驶的自行车发生了碰撞。保险杠与自行车架的撞击声十分明显，令人心悸。自行车倒地了，骑车人一个趔趄也差点摔倒，能明显感觉到受到惊吓的骑车人脸部扭曲阴沉，表情愤怒，样子吓人。

“你看看，你看看，叫你慢点，你不听，这下遇到麻烦了吧？”坐在副驾上的首长开始责备我。

想不到骑车人目光与我们对视后，脸部表情很快由阴转晴，我正准备接受他的指责，甚至谩骂，暗暗告诫自己，无论他骂什么，无论他态度多差，都要忍住。没想到他非常平和地只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足以令我铭记一生温暖一世的话：

“以后我们大家都慢一点。”

首长忙说：“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前后只有几秒钟时间，红绿灯还没有变化。这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人，迅速扶起自行车，并推离我们车头位置。我们想下车看看自行车的损坏情况，想不到他连忙制止，向我们挥挥手：“绿灯还亮着，你们快走吧。”

这期间岗亭里的警察第一时间看到了这边的情况，准备下亭前来调解处理，但他刚站起来还没有推开门，就发现事情已经神速解决了，便又坐下了。

总是遇到这么好的市民，让人温暖，让人感动，但同时在自律性不强的年龄，也是容易导致在遵守规章方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的。

　　那几年，我印象中社会风气还是挺不错的，至少在上海是这样。

前面讲到，在上海街头随意停车是常态。停车后随意离开车辆去办事，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必须要说清楚的是，那时候的北京吉普，车门和后备箱都是没有锁的。无论是谁，轻轻一拉就能打开。不要说车子里放了东西是否安全，就是车子本身，只要稍微懂点门道的人，没有点火开关钥匙，只要把两根线头一接，照样可以很轻松的开走。要知道那时候是没有任何监控设备和手段的。但3年内停车无数次，从来没有出过意外，从而也导致我的胆子越来越大。

那年夏天，我妈妈和姐姐、姐夫带着7岁的外甥、5岁的外甥女来上海看我。一天晚上，我高高兴兴地带他们去外滩玩。外滩人山人海，我只能把车子停放在不远处的四川路上（靠近南京路口）。车子停好后，发现外甥女睡着了。于是我们便做了一个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让外甥女一个人在车上继续睡觉，其他人一起去外滩玩。

在外滩大概玩了个把小时，大家很尽兴。说实话，这个把小时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太放心的。我不担心我的车子有什么意外，也不担心外甥女被人抱走，因为我笃定那些情况不可能出现。我担心的是，外甥女突然醒来，发现我们都不在车里，便自己下车去找我们而走失。

等我们回到车里，发现外甥女仍在酣睡，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但我想想仍然非常后怕，后怕的点仅仅是怕她中途醒来下车走失，而不是怕有人打开车门把她抱走。

不得不说，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环境，使得任意停车等违章行为无风险零代价，这在客观上也慢慢淡化了我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心和约束感。

　　以上各条可能是导致我开霸王车的主要原因。

不多说了，现在我只想再一次衷心感谢可亲可爱的上海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