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来朝

刘传成

万国为何来朝

“万国来朝”的概念始于隋朝，盛行于唐朝，虽称“万国”，实则数量为三百多国。这一现象的出现源自于三个方面：

1，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都处于世界最顶尖的水平，值得诸国前来学习；

2，中国古代实行的是朝贡贸易，这种独特的外交政策对于想要在中国发展、学习的国家而言，朝贡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3，丝绸之路的繁荣，让当时世界已知的主流文化圈都知道了中国的富硕，对他们而言，来中国朝贡、贸易就跟我们今天到大城市买卖东西一样，商品的数量、种类、价格都更容易打动人。

万国的名单见下文《隋书》所载：

《隋书·炀帝纪》：“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 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 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汉朝

从汉代开始，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征服，以及班超和甘英等人的冒险，使汉朝真正出现了一批九州之外的国家来朝贡，朝贡体系才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西南的白狼国、槃木等一百多个国家前来东汉京师洛阳朝贡，史称“举种奉贡，称为臣仆”。汉和帝时期，“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四万里，皆来朝贡。”永元六年（94年），班超击破焉耆后，西域有五十多个国家都向东汉纳质内属，其中条支、安息诸国以至远在京师洛阳四万里外的海滨国家，都辗转翻译双方语言并前来朝贡。汉和帝永元九年（96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穷临西海(一说地中海,一说波斯湾)后返回，都是前世没有到达，山海经没有记述过的地方，于是更远的国家如蒙奇(马其顿)、兜勒(推罗)皆来归服东汉，遣使朝贡。史学界认为，永元十二年(100年)的“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是欧洲与中国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时人称颂“冠斯往代，奄有万国”。

隋炀帝杨广：万国来朝紫微城

隋朝

“万国来朝”这个词，首见于对隋炀帝统治时代的记述。隋炀帝即位后，急于要在短的时间内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他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也不惜下血本。

《隋书·音乐志》记载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染干来东京洛阳朝贺之事后继续说道：“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大业年间，通过使用“厚利”招徕，在西域的44个酋长国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书·西域传》)。 另外，北面的突厥、契丹，东面的日本，南面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政权，也先后遣使来洛阳朝觐通好。一时间，东都洛阳使节纷至，胡商云集，店肆林立。隋炀帝还常于东京皇宫紫微城正殿——乾阳殿接受万国朝贺，设九宾之礼，并作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大业六年（610年），各国来使大献方物，突厥启民可汗之下的，皆是国王亲自来朝贺。于是在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荟萃于洛阳。隋炀帝还听从裴矩的建议，在洛阳盛情款待胡商，使得“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书·裴矩传》）

紫微城乾阳殿大业十一年（615年）春正月甲午朔，隋炀帝大宴百僚。突厥、吐谷浑、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 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 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一并遣使朝贡。”（《隋书·炀帝纪》）然而，万国来朝的奢华排场也意味着巨大的挥霍与浪费。前述大业六年（610年）“诸蕃酋长”前来洛阳时，隋炀帝盛陈百戏，所费巨万。酋长们请求入市贸易，于是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就连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请入免费宴饮，还被欺骗说：“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路旁的树木也被用丝绸缠起来，有胡人看到后询问：“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为什么不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极尽讽刺。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万国来朝的局面尚未完全结束，隋王朝已处于危机中了。随着中原大乱，西域“朝贡遂绝”。

天可汗唐太宗：万国来朝（639年）大明宫

明成祖朱棣：万国来朝

乾隆：万国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