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陕北知青岁月（十五）

吴乃华

我的陕北知青岁月（十五）

　　15.漫漫回家路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话用来形容插队知青的回故乡之路，也很贴切。

　　徒步走到黄河边：1969年10月29日，我从山上担荞麦回来，接到家里的电报，说关在牛棚的爸爸突然要被下放江西峡江县水边公社的地质部五七干校。当时我在陕北延川县插队，想回京送送他，已经一年不见爸爸了，想再见他一面。哪知，当时从大队到公社，都不批准知青回京。

　　10月30日，我先去找大队，说必须公社批准。又去找公社，知青专干李荣理都不理，既不批假，也不说原因。哄我们下乡时说得甜言蜜语，批准得格外快，格外容易，连少根肋骨的人都能批准，怎么我们干了一年，到农闲时想回去看看父母，比登天还难？！无奈之下，想去县城的汽车站撞撞运气。

　　10月31日，我走了四十里路来到县城，但去绥德的汽车到达后，汽车站不卖给知青车票，说必须要有公社的证明。想托排队的老乡帮忙买，也无人回应。天无绝人之路，我决定再次步行，从延川县城走到黄河边的延水关，由此过黄河到山西，再相机乘汽车或者火车回北京，听说山西那边还没有阻止知青回京的政策。

　　从县城到延水关有70里地，从村里走前，我已经做了走到黄河边的思想准备。樊平磨面烙饼让我带着路上吃，她围着围裙赶驴磨面的情景，我至今记得。同学刘元东和段和送我，从刘家湾送到延川县城，不卖给汽车票，又从县城送我到延水关。一路上，我们穿行在大山沟里，饿了吃烙饼，渴了喝山泉。偶尔还能在路边看到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时留下的标语。走着走着，山沟越来越窄，觉得不像是通往延水关的大路。人在山沟里，又看不清地势，就决定爬到山梁上去。山坡没有路，也很陡，估计有60度，但这难不倒我们走了一年山路的双腿。爬上去，才发现大路是在山上。由于走了冤枉路，要多走几十里地，天已经黑了才看到一个村落。晚上我们不敢找老乡家投宿，怕由于违反不许知青探亲的政策而被抓回去，就找了个离村较远，四周没有人家的装牲口草料的窑洞，钻进草堆里，就着唾沫，吃了樊平烙的饼，然后，草当被子草当床，睡了一晚。

　　躺在路边数高粱：第二天一早，11月1日，天刚朦朦亮，我们就听到了村里喇叭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其间夹杂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及“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歌颂声，黄河畔的偏僻山村却也这样紧跟潮流，红太阳的威力真是无远弗届！我们怕撞上拿草料喂牲口的饲养员，赶紧起来，迎着初冬的朝阳向东走，走了约摸20里地，来到黄河边的延水关，这里没有专门摆渡的船，正巧有对岸山西永和县的农民过来买粮返回，我便搭乘买粮船过河，要了我5毛船钱。船开行后，船头斜指上游，但黄河水很急，渡过河后，船已在下游几里远的地方。

　　我站在河岸上，与对岸的刘元东和段和挥手道别，他们很够朋友，送了我两天，直送到黄河边。回村他们还得步行一百多里路。黄河之水几千里，不及元东、段和送我情。然后，我就开始往永和县城走去。先经过坡上的一个村庄，在一个私人小店买了两个烧饼当早饭，每个五分钱，还喝了开水，店主叫何汝光。然后就顺着宽阔的土路往前走，黄土路夹在两道山脉之间，长长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有孤寂的脚步声相伴随。路过村庄时，进商店看看，感到比延川的农村商店货品多，人也穿得整齐些。

　　可能是昨天冰冷的山泉水喝多了，肚子开始疼起来，而且疼得越来越厉害，走不动路，路上既见不到人家，也看不见行人，不知该向谁求助，就躺在山路边，头枕着书包休息，身子软得一步也不想走。对面山上，有个农民独自一人在干活，把高粱杆收拢来，戳成一戳一戳，我数着他戳起来的高粱杆，一戳，两戳，三戳，……他的高粱仿佛总也戳不完。数着数着，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忘了疼痛，忘了时间，忘了忧愁，忘了烦恼，仿佛天地间只有他和我。很长很长时间，有个老乡过来了，背着个大包，看我躺在那里，就也坐下来歇脚。他家住县城，没有吃的，到黄河边买了几十斤红薯。我就和他相跟上，他身背重负，走得很慢，我肚子不舒服，也走不快。路上有个人聊聊天，却也不觉寂寞。

　　晃晃悠悠走到县城时天色已晚，我投宿在一家大车店，只花了3毛钱住宿费，没舍得花4毛5的被子钱。住宿的人很少，店家舍不得多花柴火烧炕，幸好炕上还有些热气，不是冰冷的。我和衣躺在炕上，半夜就冻醒了，挨到5点，便起身去汽车站。

　　给自己扎针：幸好山西没有禁止知青买汽车票的政策，11月2日早5点多，我顺利地买到了前往临汾的车票，6点多发车。和1月份从铜川去延安时乘坐的车一样，永和至临汾的客车也是带篷的大卡车，尽管是崎岖的山路，然而车行驶的速度极快，即使转弯时也不减速，风从后边卷过来，扑在人们的脸上，但我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并因为坐上了车而十分喜悦，终于有希望看见爸爸妈妈了，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行驶了5个多小时，颠簸了500里山路后车到了临汾，下车时我的脚发麻，走路一拐一拐，但情绪很好。

　　相隔近一年，又见到了火车，快回家了，心里很兴奋。下午4点多，买好火车票等车时，肚子又疼起来，而且越来越重，疼得在候车室里坐不住，就出了候车大厅，向人打听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说在车站对面，并不太远，但我肚子疼得一步都不想迈，又怕赶不回来误了车，就坐在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摸出随身携带的针盒，拿出银针给自己扎。没有酒精，但肚子疼也顾不上消毒了。我直扎足三里，在村里时给别人扎针已经很熟练，一扎即进，但给自己扎却半天也扎不进去，下了几次决心才扎进去，上下左右地捻了一阵，居然有了效果，疼痛逐渐减轻了些，这才能够站起来去乘火车。

　　爸爸走了：11月3日凌晨，在临汾坐上火车，旁边坐着北大附中和北京123中的两个人，他们在山西插队，我们抽烟聊天，交流插队的心得。他们讲了些在杜家山插队的北京知青蔡立坚的故事。

　　11月4日一早，火车到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我匆匆赶回家，盼着能见上爸爸一面，但回来得太晚，爸爸已经于11月1日上午走了。这一走就是近三年。三年后，直到1972年才又见到爸爸，时隔上一次见到爸爸已经过去了近4年。

　　回想着从村里到关庄公社步行奔波50里请假而被拒，从村里走了40里到延川县城而不给卖汽车票，从延川县城走了近100里到延水关（本来没有这么远，但我们绕了几十里冤枉路），从延水关过黄河又走了80多里到山西永和县城，想着这些不该花的冤枉时间，想着如果不是这样又会如何……但世界上没有如果，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时乎时乎不再来，再来的只有回忆。

　　回到家，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毕竟见到了妈妈。然而，就是这短暂的团聚，警察也不让我们安生。回家探亲期间，地段警察几次三番地到家里来，提醒妈妈让我尽早离开北京回陕北，据说这是秉承市政府的指示。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制订的这种禁止知青回家探亲的政策，为什么制订这种政策；是谁下指示赶知青走，为什么要赶知青走。这一切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阴影，我不知道该再相信什么，该再相信谁。

　　回家只剩一分钱：插队4年我回过两次家，第二次回家是在1971年底，当时爸爸仍在干校，已经三年多扣发工资。我在农村干了两年，虽然成了拿10分的全劳力，但两年的工分只够分粮，没有现金，无钱回家。妈妈的月工资是43元，千辛万苦从牙缝里省下点钱，给我寄来30元，让我回家。我从延川乘车到延安，姐姐在那里插队已3年，正有招工希望，先不回家，见我空着手，说几年没回去了，也该给妈妈带点什么，总是个心意。带什么呢？她找了陕北的特产小米和红枣，觉得还少，想起队里刚分的洋芋（土豆），就拣了几十个圆溜溜的大洋芋，三样东西装在一个旅行袋里，约有三四十斤重，让我带上。我的路费怕不够，姐姐就托人找了个跑西安的长途货运汽车司机捎上我，坐在驾驶室里，到了西安，中间在洛川吃的饭，似乎还是司机请的客。

　　那是我第一次到西安，早就听说玄奘译经的大雁塔，心向往之，于是便乘公共汽车前往。大雁塔果然雄伟壮丽，登上塔顶，遥想当年大唐盛世光景，对身为中华儿女倍感自豪。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也想在这里留个影，于是花了8毛钱陪大雁塔照了张相。

　　等回到火车站，买好车票，才发现兜里只剩两毛钱了。当时还没吃饭，还要在火车上过二十几个小时，到北京后还要坐汽车回家，在在都需要钱，怎么办？我深悔不该一时豪情，玩一回大雁塔，把钱虚掷，以致落入如此尴尬的境地。管他呢，先吃点东西再说，就到车站附近的饭馆，花一毛五买了三个烧饼，吃了两个，留一个路上吃。又来到候车室，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遇见认识的人，借个一两块钱，但来来回回巡视了几遍，没有见到一个熟识的面孔。我急得有些抓狂，看见有人抽烟，也想夺下来抽两口压一压。罢！罢！罢！不找了，一天不吃也饿不死。当时的知青，很多无钱回家，于是有扒车的，有蹭车的，有赖票的。但我的脸皮薄，虽然大串联时也不花钱坐过火车，但那是国家特许的，真让我扒车蹭车赖票，我还真做不出。

　　上了火车后，剑指北京，几年没回家了，很是兴奋，跟旁边的旅客有说有笑，对面座位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与我谈笑甚欢。到饭点了，卖盒饭的小推车经过，人们纷纷购买，饭菜的香味溢满了车厢。周围的旅客也买了盒饭吃起来，我的口水不争气地涌上来，几次强咽下去，喉结难堪地上下滚动着，我趴到茶几上加以掩饰，对面的小男孩却偏偏问：“哥哥，哥哥，你怎么不吃饭啊？”我说：“你吃吧，哥哥在火车上不能吃东西，吃了胃疼。”说完就后悔了，这不是把我吃烧饼的路也堵死了吗？在二十几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就这么硬挺着，到了（liao，最后之意）也没好意思把烧饼拿出来吃。

　　到了北京站，已近黄昏，快到下班的时间了，我急急地出了站，找到电话局，想赶在下班前给妈妈打个电话，让她来接我一下，不然没钱买票回家。当时兜里只有五分钱了，打电话用了四分钱。电话打通了，可人家告诉我妈妈已经下班回家。我愣了半晌。怎么办？从北京站到家有三四十里地，我又一天没吃东西，还背着三四十斤重的东西，兜里却只有一分钱了。罢！罢！罢！既然没有选择，那就只有步行，走！难道在陕北的山路上走了三年，还害怕这几十里路吗？

　　于是我便迈开双脚，先往北走到长安街上，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过王府井、天安门、电报大楼、西单、民族饭店，然后向右拐，往北朝白塔寺的方向走去。天阴沉沉的，飘着零星的雪花，寒风刀一样割在脸上，一天没吃东西，又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毕竟有些累了，我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休息了一阵，想背起行李袋继续往前走，但不知怎么的，站了几次没站起来，一个巡逻的士兵路过，看到我的窘境，帮了我一把，我才站了起来。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踏着初冬的雪，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了四个多小时，才终于在午夜时分走到了家，见到了妈妈。妈妈后来每念及此，总说心痛得不行，总忍不住自责，说那天要是晚点走就好了，就能接到我的电话来接我了。妈妈现在已在天国，但我还是要说，妈妈，这不怨您。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该怪谁。要怪，只能怪回家的路太漫长。

我的陕北知青岁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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