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的沧桑与辉煌——中华民国时期（5）

淘沙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简称抗战，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抗战时间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9月2日结束，共14年抗战。（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为局部抗战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为全面抗战时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当局的不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并炮制伪满洲国。1932年3月9日，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中日军队第一次全面对抗和较量。此后中国军民进行了长达6年的局部抗战。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宋庆龄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全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七七事变（沪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卑鄙的手段占领丰台，将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的伪保安队；南面，日军已强占丰台，逼迫中国军队撤走。这样，卢沟桥就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中国驻军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937年7月7日夜（一说为19点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11时许，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要求进城搜查。在遭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后，日军迅即包围宛平县城。翌晨2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但日军趁交涉之际，于8日晨4时50分，向宛平县城猛烈攻击。并强占宛平东北沙岗，打响了攻城第一枪，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日军在同一天内，连续进攻宛平城三次，均遭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7月8日，北平当局令驻军坚守卢沟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真相。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卢沟桥事变向日本大使提出口头抗议。同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国民党当局，争取时间调集部队。9日，北平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3）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翌日，中国军队撤退，日军不仅不履行诺言，反而大批调兵向中国军队进攻。11日，平津当局与日军达成现地协定：（1）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2）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3）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10日，各方纷纷报告，日军已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开到，且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已将大井村五里店等处占领；平卢云路也不通行，战事即将再发。11日起，日军时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伤亡颇多，团长吉星文亦负伤，就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战事由此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第二十九军各部分散于各处应敌。日军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7月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演说，他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职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同时宣布对日作战。此后，蒋介石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在广大爱国将士的奋勇抵抗下，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

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1937年7月17日由中共中央公布。这一宣言是为了促进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宣言的主要内容包括：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全民动员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提出了实现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的总目标，包括准备和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等；中共中央承诺放弃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并取消了苏维埃政府的名称和红军番号，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保留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和独立性；宣言中还包含了中共对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承诺，以及对外政策的调整，如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行动，停止暴力没收土地的行为等。

　　在宣言公布之后，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前往庐山与国民党进行进一步的协商，讨论具体的合作细节，包括红军改编等问题。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限制，这些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周恩来、朱德等人到南京参与国防会议，继续和国民党就合作事宜进行磋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国共两党开始走向公开合作的阶段。

　　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同年10月，根据国共协议，在江南八省境内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战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第二次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两党关系始终没有破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东三省，中日之间民族矛盾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并不断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第一次提出联合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全国军队总动员、人民总武装，并成立全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抗战领导机构；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战，倡议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正式提出在满足五项抗日主张的前提下，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参加抗战。但国民党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相继占领东三省、热河，大片国土沦丧；对内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对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甚至将一心想从日本手中夺回东北、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调到陕北围剿红军，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彻底消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蒋介石与同样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迅速升级，最终导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双方开始尝试就合作抗日和红军改编等问题开始正式谈判。

中共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契机，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艰难曲折的5次谈判，分别为西安1次，杭州1次，庐山2次，南京1次。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将红军改编看成中共的投降，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什么国共合作，始终想利用谈判的机会“编共而不容共”，并将中共领导的红军“收编”，以此达到其在“剿共”战场上未能达到的目的。中共真心合作抗日，在谈判中始终报以最大之诚心，在红军名称的更改、红军服装的改换等一系列问题上，均作了很大让步，从而较快达成了协议。但在改编的规模和指挥权等一些焦点问题上，双方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拉锯式谈判。

　　关于改编的规模，主要集中于前3次谈判。1937年上半年，红军主力的兵力达7万余人。国共双方在西安举行的第一次谈判中，中共代表提出的改编方案是：“编十二个师，四个军。”国民党政府为遏制红军发展，拒绝了上述改编方案。毛泽东即致电中共谈判代表：“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另两个工兵师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可以接受。”但国民党代表却提出：“红军改编后的定员，三个师，两万七千人”的无理要求。对此，中共再次做出让步，提出了“三个国防师”，“每师一万五千余人”的改编底线。由于中共坚持立场，决不让步，国民党方面被迫有所退让。在杭州第二次谈判和庐山第三次谈判中，中共代表经过与蒋介石本人反复商谈，才最终达成协议，红军改编后设立3个师，共4.5万人。

　　关于改编后军队的领导和指挥权问题，是谈判中双方激烈争论的又一个焦点。在西安进行的第一次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提出“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人员皆由中央派充”；在杭州进行的第二次谈判中，蒋介石又要求中共永远和他个人合作，听命于他；在庐山进行的第三次谈判中，蒋介石又提出红军改编后毛泽东、朱德必须离开红军；在庐山进行的第四次谈判中，蒋介石认为红军改编后只能设置政训处，拒绝设置独立的军事指挥机构。蒋介石的这些主张，实际是要红军改编后，完全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之下。为使红军改编问题能够尽快解决，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让步，于6月26日决定同意红军改编后以政训处名义指挥部队，并力争朱德任主任，毛泽东甚至同意“原则上不拒绝出外做事”。同时，中共中央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宣布如再不能达成协议，将停止与国民党一切谈判，于1937年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由此看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已经拿出最大诚意，作出最大让步。反观国民党方面一心想收编中共，削弱红军，提出的条件已触及中共必须坚持的原则底线，双方谈判必然无法达成一致。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于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派出中央代表赴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蒋介石也意识到中日一战在所难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开始有所松动。8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将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给予115师、120师、129师3个师的番号，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见公布了各师的师、旅、团长及政训处主任名单，但正副总指挥及各师参谋长一职此时仍未公布。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已烧到国民党心脏地区。次日，国民政府终于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决心发动全国抗战。在华北危机、全国危机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使红军尽早出师抗战，以牵制日军，同意红军改编后设立独立的指挥机构，同意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及八路军充任战略支队执行侧面作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至此，国共双方有关红军改编的主要问题基本达成协议。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其中，115师作为八路军东进抗日先遣队于8月22日开拔东进抗日战场。

　　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协议，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14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项英兼任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驻江西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至此，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奔赴抗日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的战役主要有：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太原会战、武汉会战。

　　平津会战。1937年7月，中国第9军在 北平西南卢沟桥地区对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的防御战斗。随后在平(今北京)津地区与日军的作战，则称为平津作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游击战中组织起来，随着力量的增强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最后打败敌人的方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厉麟似也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要成员。该组织被国民政府当局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在领导和协调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和救亡团体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1937年8月13日，上海南火车站的日军首先遭到国军轰炸，虽然日本方面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第二次淞沪抗战）。指挥淞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介石亲自兼任。8月14日，《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正式发表，这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1937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通过该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抗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中国获得了苏联这个强大邻国的友好态度和物质援助，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和力量。它也使苏联能够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西方，防范纳粹德国的威胁，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太原会战。太原会战于1937年9月爆发，11月结束，历时一个多月。是抗战爆发后，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为中日双方在华北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太原会战主要包括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等。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一次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2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约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最后会战以中国失利告终，从此国民革命军在华北的正面战争宣告结束。

　　平型关战役。1937年9月21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先以2个步兵大队从浑源翻越高山南下，袭击守军第17军侧背，23日占领团城口；再以第21旅由灵丘南进，从正面进攻平型关，遭国民党军第33军第73师抗击，24日又增兵猛攻。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预备军2个师增援，日军攻击受挫。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八路军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奉命以一部袭击灵丘、涞源敌后，以主力第685、第686、第687团三个团于灵丘县东河南镇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有利地形伏击日军。

　　1937年9月25日，日本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第21旅团第42联队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由灵丘向平型关前进，八路军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了一次成功伏击战，在预伏地区歼敌千余人，汽车被毁百余辆。浴血死拼取得首战胜利，有力配合了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平型关首战大捷，八路军一战成名，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以混成第15、第2旅团东进策应，27日进击茹越口，守军第34军第203旅坚决抵抗，旅长梁鉴堂阵亡，次日茹越口陷落。察哈尔派遣兵团进占繁峙，威胁平型关侧背。30日夜，平型关守军奉命撤向五台山。日军遂陷平型关，西进至代县。

　　忻口会战。忻口，左倚云中河，右托五台山，是太原北部的屏障。守住了忻口就能守住太原，守住了太原就可定山西而保华北。正是因为忻口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日寇为了实现迅速夺取华北的战略企图，在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就调集重兵五六万人、坦克150辆、大炮250门，在日军板垣征四郎率领下向忻口进犯。10月1日，日本中央统率部命令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兵力在山西北部作战占领太原。10月7日，日军攻下崞县（原平）后，前锋到达忻口。10月13日晨，日军对忻口守军防御阵地展开全线攻击，忻口战役爆发。

　　忻口会战从1937年10月13日——11月 8日，历时近一个月。中国守军顽强抵抗，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连日鏖战中，中国军队给日军以很大的杀伤，自身也遭受重大伤亡。郝梦龄、姜玉贞等将领在激战中壮烈殉国。

　　忻口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和第120师各部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弹药的补给。第129师先后进行七亘村、广阳、黄崖底等战斗，取得胜利。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129师第769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隐蔽地进入代县南阳明堡飞机场，突然发起进攻，经过1小时激战，歼灭日军100余人，击毁击伤敌机24架。这些战斗直接配合了国民党友军的作战。

　　娘子关战役（1937年10月11日-1937年11月2日）为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为保卫太原在晋东娘子关地区进行的一次抗击日军战役，为太原会战重要战役之一。

1937年10月，国民党军队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与日军会战，日军华北方面军为配合忻口方面的进攻作战，以第20师团由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进，进入井陉以西要地切断山西交通，以策应第5师团作战。10月12日，驻守雪花山赵寿山部与日军接战。日军于13日攻取了旧关。23日，敌我双方在旧关外、核桃园附近战局成胶着状态。26日，日军反攻娘子关。 29日，日军占领平定。30日，日军占领阳泉。11月2日，日军占领寿阳 。娘子关战役历时22日，中国军队虽顽强抵抗，但仍无法挽回败局。此战役中，中国军队投入50个团，约10万兵力，共死伤2.7万多人，日军伤亡数千。

　　太原保卫战（1937年11月4日-11月9日），是忻口战役后傅作义率领晋绥军进行的城市保卫战，是太原会战的核心战役、太原会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为抗日战争早期的大型战役之一。1937年9月，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长城防线后，沿同蒲线和正太线两路合击太原。1937年10月下旬，娘子关失陷，5日，东路日军占领榆次，6日北路日军兵临太原城下，7日两路日军在日空军配合下，对太原发动总攻。8日夜攻城日军突破北面城垣，守城傅作义部最后突围。11月9日，太原沦陷，太原保卫战结束。

　　忻口、太原相继失守后，从此华北屏障不复存在。日军继续沿津浦线南犯，于11月中旬进至黄河北岸，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

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

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南京保卫战打响。12月8日，日军占领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形成了对南京的三面包围，12月9日，松井司令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要求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以前投降，但中国军队没有理会日军的”投降劝告书“，于是日军在12月10日对南京发动了总攻。到12月12日为止的3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7200余人（死2600人，负伤4600人），但仍没有能够突入南京城内。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2月13日，首都南京陷落之后，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南京保卫战打响。12月8日，日军占领了南京的所有外围阵地，形成了对南京的三面包围，12月9日，松井司令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要求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以前投降，但中国军队没有理会日军的”投降劝告书“，于是日军在12月10日对南京发动了总攻。到12月12日为止的3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7200余人（死2600人，负伤4600人），但仍没有能够突入南京城内。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12月13日，首都南京陷落之后，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12月14日，日军山田支队占领了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切断了大运河；第6师团一部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一切退路。麇集于燕子矶、下关沿江一带及八卦洲、江心洲中未撤至江北的大量中国官兵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在占领南京城的前6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20余万人，总数达30万人以上。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下令进行屠杀的司令官是松井石根。

下令进行屠杀的司令官是侵华日军总指挥松井石根。

　　徐州会战。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

　　按原定作战方案，徐州以北保卫战，由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山东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1937年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归仁镇后，韩复榘未战而走，造成了严重后果。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进攻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入日军北方军第2军矶谷廉介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沿线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投下阴影。李宗仁屡屡严电韩复榘夺回泰安，并以此为根据地阻截南下之敌。韩复榘对李宗仁的命令置若罔闻，一错再错。为此，韩遭到蒋介石枪毙的处置，由孙桐萱代任其职。韩复榘的不战自退，非但使中国军队失去了黄河天险，更将济南、泰安等地拱手让敌，其后果之恶劣，实难形容。他也因此成为在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高级将领。

　　1938年 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不幸身中数弹，当场牺牲，壮烈殉国。李宗仁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在历时1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人参战，日军参战人数约5万人。中方伤亡约5万余人，毙伤日军约2万余人。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由于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虽然没能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但对日军的巨大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80余万人惨遭溺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1938年豫东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豫东人民建立水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武汉会战。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参战日军达35万余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付出了伤亡达15万人的代价，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余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中儿童在宣传献金救国

武汉会战总指挥蒋介石视察武汉会战部队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调整侵华政策。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29日，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逃离重庆，在越南河内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一封卖国“艳电”（当时发电报时使用的是“韵目代日”法，汪精卫12月29日发的这封电文，署日期时用了一个“艳”字，代表29日，后来被称为“艳电”），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向国民党总裁蔣介石及全体中央执行、监察委員劝降，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投入日寇怀抱。“艳电”一出，举国上下，讨逆之声彼伏此起。作为当时中国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此“艳电”也和汪逆一起被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撒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表示拥护对汪精卫的制裁，要求进一步加强国共两党以及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以粉碎日本正在加强的分化中国内部的阴谋。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与日本商定了建立伪中央政府的有关问题。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上海与日方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协议》。1940年3月30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定，法西斯轴心国形成。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次日，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按照条约中的条款，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中华民国政府对德意宣战布告》发表，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在中国抗日战场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先后与日军进行了随枣会战、中条山战役、长沙会战等十多次战役，派出远征军赴缅甸、印度配合盟军对日作战。

　　随枣会战。1939年5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枣阳地区与日军的作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为了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湖北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1939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解除国民革命军对平汉线（现京汉铁路）交通的威胁，以第三、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二、第四旅团等，向随县、枣阳地区进攻。为牵制和阻击日军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和江防守军进行防御，并实行反击。战至23日，第五战区部队先后收复枣阳、随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恢复战前态势，会战宣告结束。国民党军队击毙敌军1.3万人，第五战区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日军未能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

　　枣宜会战。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出战。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激战到16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5月16日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5月16日下午4时，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张自忠战死殉国。

　　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唯一的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此役给积极“剿共”的国民政府沉重打击，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战后，日军在中条山的三个师团被调用于对付敌后根据地，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中条山战役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长沙会战。长沙会战，又称为“长沙保卫战”。是指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长沙会战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尤其是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长沙作为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军事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日本来说，攻陷长沙是其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重要步骤；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和重要。因此，1939年9月和1941年9月，中日双方先后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前两次长沙会战，从战略上看，中国军队阻止了日军向西南纵深长驱直入，可以视为中国的胜利；但从战术上看，中国军队损失更大，双方并未分出胜负。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驻中国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3集团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为了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日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特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为策应其第23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遂决定再对长江以南发起进攻，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

　　1941年11月第9战区召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薛岳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天炉战法”，具体实施步骤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将敌围而歼之的后退决战方针。第9战区第一线兵团能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长沙守备部队能顽强地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第二线反击兵团对日军合围部署得当，且协同周密，反击动作坚决有力，对撤退之日军穷追不舍，使日军无法脱离，扩大了战果，从而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

　　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但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这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鼓舞了人心，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促使美国援华方案的迅速实施，也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使得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迫使美英等国自动放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取得的各种治外法权。

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中华民国政府对德意宣战布告》发表，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进入了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这标志着中国在那时就是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

1月3日，盟军为更有效地协调作战，成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

　　1942年2月25日，应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抽调精锐部队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计9个师10万余人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远征军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和罗卓英司令长官指挥。1942年3月，远征军入缅发起滇缅路作战，失利后大部分退回云南。1943年4月，重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后称滇西远征军，一部撤至印度，称中国驻印军。

　　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先后发起缅北滇西作战，歼灭日军三万余人。中国军队曾取得仁安羌大捷，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7000人，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1945年1月27日，两军在畹町会师。3月，完成了打通滇缅公路的任务后远征军撤回国内，1945年4月撤销。

两个战场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两个战场，即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共同抗日。在中国正面和敌后战场上，国共抗日军队一共抵抗着日军57个师团，超过东南亚加上太平洋战场的日军总数。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正面战场

　　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政府转入战时体制，以大本营取代军委会。大本营最高首脑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由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大本营同时颁发了四个作战指导方案的训令。在其中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组建4个预备军和组建若干个集团军，指挥了华北方面的抗战和淞沪会战等。8月30日蒋介石决定，仍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不另设大本营，原大本营所设各部均转隶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于1938年1月正式撤销。1938年11月25～28日，国民政府召开南岳军事会议，重新调整战略区划，将全国划分为十大战区，沦陷区设战场党政委员会，直属军委会，以发动敌后抗战。

　　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大规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由于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丧失了大片国。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阳)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使日本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接近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经过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长沙会战等十多次大小不同战役，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在战略相持阶段，尽管国民党抗战趋向消极，多次挑起反共磨擦，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重要地位。

敌后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是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长期坚持了东北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的战略方针，要求人民军队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变。

　　1938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强调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处于进步的时代。敌人是小国、兵力不足，但占地甚广，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中国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有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整套战略战术。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担负着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根据地、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逐步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争则转变为正规战，展开大规模反攻，收复失地。

　　1938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强调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在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从此，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及东北沦陷区，敌后游击战争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起来，把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变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前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游击战争抗击和牵制日本侵略军大部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解放国土1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1亿以上，开辟了19块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坚持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利用灵活的游击战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日军不得安宁，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敌后游击战的主要力量。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形成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对日军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行的是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各种形式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抗击日军侵略，打的是一场全民反侵略的人民战争。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大小十九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等战斗战役的阶段胜利。江南敌后战场上，陈毅和粟裕指挥新四军，在韦岗伏击战、东桥攻击战等战斗战役中，灵活机动，声东击西，抓获日俘，攻克县城，也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击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至1940年，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10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进攻。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共作战108次，毙伤敌军4000余人，击毙了日军中将旅团长“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战役，由于参战兵力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百团大战分为3个阶段。1940年8月20日至1940年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1940年9月22日至1940年10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并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1940年10月上旬到1941年1月24日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据八路军总部1940年12月10日的统计，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期间，进行大小战斗共1824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46480人。重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能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日本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中国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存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涌现了无数象《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抗日英雄和抗战群体。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增强了全国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

　　狼牙山五壮士。1941年8月，侵华日本军队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今北京西部）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第6班5名战士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人，歼灭伪军118.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抗、晋绥等约100多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反共事件

　　随着日本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实施，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坚持了继续抗战，其军队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并组建中国远征军协同盟军作战，但其抗战在总体上逐渐趋向消极；另一方面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后方机关，捕杀、关押抗日干部战士，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以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为标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为标志，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晋西事变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太原沦陷之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在汪精卫投敌之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一次，均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所揭穿和反对。但是，阎锡山的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则是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阎锡山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和自卫军等组织。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所以反对实行民主和发动群众，都是为了其投降妥协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在“七七事变”期间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和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理和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坚持抗战，而暗中早已通敌反共。并且已经和敌人召开过刘村会议和安平会议等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太原道上。决死队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谁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因此，阎锡山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让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的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位于隰县和孝义县一带的新军攻击。同年12月3日，王靖国的晋绥军第19军和陈长捷的晋绥军第61军将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第196旅旅部包围。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苦战突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阎锡山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了山西省隰县等6个县的民主政府和牺盟会干部以及八路军第115师伤病员1000余人。同时，阎锡山命令晋绥军赵承绶部进攻晋西北抗日决死队和第115师第358旅。在晋东南，晋绥军孙楚部暗中勾结日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了1000余人。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县、浮山县和长治县等抗日政权被摧毁。同年12月4日，孙楚袭击阳城县牺牲救国同盟会《新生报》报社，编辑王良被活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

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被迫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且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1941年在皖南有预谋地围袭新四军的事件。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其中特别列举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各地发生的摩擦事件，并将其原因归结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当局进而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进一步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从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其具体做法是：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7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国民党军立即对它实行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仓促应战，并电国民党当局质问。但蒋介石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毒计。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经七昼夜血战，终以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被叛徒出卖皆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随即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的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

　　事变发生后，中共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政策。不仅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而且严正地宣布重建新四军。1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和亲日派的阴谋。向国民党提出悬崖勒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指战员对国民党的愤怒难以平息。刘少奇从大局出发，认为不能与蒋介石决裂，以增加我抗日之难度。他劝诫大家一定要冷静，不能只图一时痛快，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在刘少奇的安抚下，新四军的军心得到了稳定。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活动中展现了出色的战略眼光。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加紧筹备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

　　1943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大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却一方面希望依靠英、美、苏的力量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另一方面仍企图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以便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1943年春，国民党悍然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歌颂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张，诬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扬言“准备于两年内决定命运”，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舆论动员。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借1943年五六月间共产国际宣布正式解散之机，于6月12日指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分子张涤非，召集只有9个人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通过了他事先写好的攻击“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的电文。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将其予以广播，企图以此欺骗人民，为其发动反共军事行动制造舆论。

　　在伴随舆论宣传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进行进犯边区的军事部署。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来西安，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陕西耀县召开军事会议，确定进攻边区的作战方案。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会议决定从驻守河防的3个军中抽调河防第一军开赴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赴洛川一带，准备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兵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7月7日下午，胡宗南部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驻军前沿警戒阵地。其先头部队3个师，还在7月上旬向关中地区不断进行试探性的挑衅进攻。

　　为了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根据粉碎国民党第一、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有力反击。7月4日，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以使各部提高警惕，准备迎击国民党军之进攻。同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须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致电胡宗南，揭露其调兵遣将策划内战的阴谋，并要求停止反共军事部署，呼吁团结抗日。

7月6日，朱德又急电蒋介石，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电文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8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9日，延安军民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揭露了国民党军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并指出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破坏团结抗战的言论实际上是在为发动内战做舆论准备。通电要求蒋介石政府撤销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开赴抗日前线，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讨伐其投敌将领，审判日本奸细。通电号召全体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中国。同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要求他“用全部精力”，“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7月10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途经西安时，胡宗南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周恩来在酒会上当面询问胡宗南，是否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称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等等。这就将胡宗南妄图进攻边区的图谋公之于众。

　　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行径，严厉地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说：“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接着，《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等文章，用大量事实说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主力军。同时，绥德、三边、关中、陇东等分区也相继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提出坚持抗战，发展生产，加强自卫，制止内战等口号。边区抗敌救援联合会发出了《为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告边区父老兄弟姐妹书》。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通电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全国同胞，呼吁制止内战，挽救危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先后举行民众大会，发表通电，誓作陕甘宁边区的后盾，坚决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在进行政治反击的同时，边区也加紧军事部署，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6月，中央军委调八路军第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加强防御力量。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令八路军由晋察冀、太行等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准备应变。10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由晋察冀军区之冀中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晋西北地区，由晋冀鲁豫边区之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为了迎击敢于进攻之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调主力部队三五九旅各团全部开往南线，七一八团布防富县地区；七团全部及七一九团主力驻守临镇、九龙泉一线；七一九团一个营置于交道镇、牛武镇一带。调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三五八旅、独立一旅从晋绥来边区驻防庆阳一线，加强边区军事实力。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警备一旅驻防关中分区，警备三旅驻防三边分区。边区各县普遍组织和整训自卫军，建立游击队和民兵小组，组织担架和运输队。延安杨家湾还成立妇女自卫军，有的工厂成立自卫军救护队。关中分区的广大民众也动员起来，夜间巡逻，白天生产，做好了反击进犯者的军事准备。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军事摩擦，也遭到苏、美、英等国的反对，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蒋介石只得暂时停止反共的军事进攻。7月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11日，蒋介石、胡宗南均致电朱德，表示并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12日，胡宗南也令其第一军军部由邻州撤回华县，九十军军部和第二十八师由洛川一带开回韩城、合阳。至此，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时就被制止了。

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

从1943年7月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

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投降，并投入同盟国一方。从此，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解体，日本法西斯更加孤立无援。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也开始反攻作战。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1944年4月，日本动用12个师团、41万人的庞大兵力，在中国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通过中国大陆将日本和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线连接起来，以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局。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在全局方面仍未能走出中国持久战，反而影响了在太平洋战场的对美作战，宣告了日本“长期战”战略的破产。

　　1944年5月，中央指示冀鲁豫军区向水东地区增派兵力和干部，极力扩大水东抗日根据地，开辟水西抗日根据地，和其他部队一起实现控制中原的目标。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1944年6月20日-3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官员访华，并与蒋介石举行会谈。1945年1月27日，中印公路完全被打通，两军会师于芒友。至3月，反攻胜利结束。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9万余人，基本消灭了日军第18、56师团。

日本战败投降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至此，欧洲战争结束，盟军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在德国波茨坦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日本曾承诺遵守公告。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所说的《开罗宣言》之条件已经明确规定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全部应归还给中国，因此《波茨坦公告》也是规定了哪些领土要从日本手里拿回来还给我国的。

　　按照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内容，日本必须要取消自己对冲绳，也就是琉球的一切管辖和所设机构，并将其交由中美共同管理，或者是在中美同意的前提下让琉球独立。而现在琉球却还在日本手里，虽然名义上只有治权，可是事实上日本却仍在行非法窃踞之实。

虽然要求日本将琉球群岛还给谁不够清楚的，但是日本只能留下哪些是规定的明明白白的，而现在日本却还在钓鱼岛上扯皮，并且将琉球改名为冲绳县管辖至今，明显是对《波茨坦公告》内容的违背。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与盟国一起对日本进行最后的决战。8月10日、11日，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7道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5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出兵中国东北。

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21日，奉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之命令，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由南京飞抵湖南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

　　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首都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中国正式收复被日本殖民统治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抗战评价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含国共两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忽略了日军伤员治愈后重返战场的人数）、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

　　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耻辱，极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成为抗战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自强不息，开拓创新；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国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

　　1945年10月10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在重庆进行了谈判，史称《重庆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两党签定了《双十协定》。然而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蒋介石却积极进行着内战的准备，他利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

　　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古的主权。

外蒙古独立

　　元朝灭亡后，蒙古势力退回草原，明朝北部疆域只能达到长城。蒙古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纳入中国版图是在清朝。1635年，皇太极征服了漠南蒙古（内蒙古）。1636年，漠南蒙古16部奉皇太极为“博克达彻辰汗”，漠南蒙古正式纳入了清朝版图。1688年，准格尔大汗噶尔丹向漠北喀尔喀蒙古进攻，其兵锋直达乌兰布通。喀尔喀蒙古向清朝求救，于是康熙决定亲征葛尔丹，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1698年，康熙再次亲征葛尔丹，葛尔丹众叛亲离而去世，整个喀尔喀蒙古（外蒙古）纳入了清朝的统治范围。随后清朝在外蒙古地区设立了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加强控制，其管辖的面积超过180万平方公里。

蒙古高原的丢失和俄罗斯的扩张息息相关。1598年，俄罗斯灭西伯利亚汗国（蒙古钦察汗国的分支），正式开启了西伯利亚的扩张历程。到1632年，才短短的30多年时间，俄罗斯就已经到达了勒拿河流域。1647年，俄罗斯已经到达了鄂霍次克海，整个西伯利亚已经被俄罗斯占领。在这个过程中，布里亚特蒙古地区就已经被俄罗斯占领。

在清兵入关之际，俄罗斯又侵入了黑龙江流域。经过了两次雅克萨之战，康熙皇帝将俄罗斯的侵略势力赶出了黑龙江地区。1689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进行边界会谈。最开始清朝要求以勒拿河为界，要求俄罗斯退出东西伯利亚地区，遭到了俄罗斯的拒绝。最终清朝选择妥协，先划定了两国东部边界线，以外兴安岭为界。至于和蒙古接壤的中部边界问题，俄罗斯方面以清朝尚未控制蒙古地区为由拒绝了谈判。最终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1698年，康熙征服了外蒙古地区，这时候，关于中部边疆线的问题被重新提上日程。1727年，雍正帝和俄罗斯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基本划分了两国在蒙古高原的国界线。条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到沙毕纳依岭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由于俄罗斯已经占领布里亚特蒙古地区超过80年，清朝未能从俄国手中取得该地区。

　　但是俄罗斯并未停止扩张。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罗斯趁火打劫，逼迫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和此后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让中国失去了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这44万平方公里位于西北地区，其中分别有乌里雅苏台一部分地区。清朝灭亡后，1914年，俄罗斯又占领了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辖地），也就是现在的图瓦共和国。

清朝末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在蒙古地区设立大小学堂，修铁路，开银行，办邮政，兴办工商、垦牧各业等。但清朝在蒙古地区推行新政比较盲目，对蒙古人造成了一定的利益损害，引起了蒙古王公和旗民的强烈反抗。而俄罗斯则趁机煽动蒙古独立，“以狐媚手段，行其狼吞之心”。1911年，7月10日“丹书克”节上，外蒙古贵族在库伦郊外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议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代表团秘密出访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得到沙皇支援。

　　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逐渐瓦解。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王公和俄罗斯军队包围清政府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将清朝的武装赶出了蒙古高原。随后蒙古大主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俄罗斯的保护下宣称自己是大蒙古国皇帝，宣布蒙古独立。但是清朝的继承者——中华民国并未承认蒙古的独立。北洋军阀曾拟派兵入外蒙，但遭到沙俄的反对。但袁世凯一再宣告：“外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1913年9月18日，俄国逼迫北洋政府签订《中俄声明文件》，要求中国不准在蒙古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但条约内容规定了“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这文件使得蒙古的现状得到了保留，虽然没有让北洋军阀实际上控制蒙古，但是在法律上认可了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1915年，中俄蒙签定《中俄蒙协约》，外蒙古正式开始了自治阶段。

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沙俄政府被推翻，但是新成立的苏俄却宣布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沙俄之前在蒙古的垄断攘夺引起了蒙古人们的不满，因此蒙古人有了回归的愿望。1919年，外蒙古王公组成请愿团，进京向徐世昌大总统请愿，要求立即将外蒙撤销自治。1919年4月，段祺瑞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兵进入外蒙，外蒙古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然而好景不长，1920年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外蒙古又失去了控制。1921年5月，苏联军队侵入蒙古，此后苏联一直控制着蒙古，并再次扶持外蒙古王公贵族们独立。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病死，6月13日，人民政府公布废除君主政体、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议。11月8日召开第一届人民呼拉尔会议。11月26日通过蒙古第一部宪法，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此，内外蒙古就彻底分裂了。

1945年二战后期，同盟国为了争取苏联对日宣战，美英苏私下签定《雅尔塔协定》规定，“外蒙古现状预以维持”，意味着国际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同年，国民政府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东北，也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条约》，允许外蒙古公投。十月，外蒙古有48万人参加了公投，占登记选民的98.4%，公投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外蒙古人都希望独立建国。虽然外蒙古独立的过程有苏联建立地缘安全的考量，有国民政府懦弱无能，也有英美做的私下交易，但归根到底是四百年历史演变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分歧，把外蒙古推到了分裂独立的路上。

　　中华民国政府在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罗斯趁火打劫，逼迫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和此后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让中国失去了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了清朝中期后，经济和社会因素更加深了内外蒙古分裂。

　　虽然外蒙古独立的过程有苏联建立地缘安全的考量，有国民政府懦弱无能，也有英美做的私下交易，但归根到底是四百年历史演变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分歧，把外蒙古推到了分裂独立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