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家没有堂号的城南老教堂

穿越时空

　　史料的核实是一项颇费功夫的事情，特别是要搞清楚典籍中的史料真伪、来龙去脉更是艰难。

　　关于基督教双塘路教堂最早出现在南京大屠杀档案中。1938年，南京安全委员会成员斯迈思先生，在致日本大使馆福田得康的抗议信中说，“双塘收容所地处城市西南，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团的财产，由一所学校、一所教堂和一些附属建筑物组成。”信中，他还附了一封题为《双塘难民收容所的一天》报告书，揭露了在1938年1月6日13时50分至1月7日10时50分期间，日本士兵多次闯入该难民收容所施暴的罪行。拉贝先生在日记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并说国际委员会为双塘难民收容所“每天供应量为一袋米”，所长陈罗门。

但是，双塘教堂何年设立，堂号是什么？是什么学校，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却一直不清楚。通过网上搜索，得知双塘路确有一家基督教堂，我们决定前往一探究竟。

　　龙年小年前的一天，天气清冷，我们做足了功课，冒着小雨，准备先到大行宫南京图书馆查看《南京民族宗教志》，再到双塘路，希望一举搞定双塘路教堂的情况。

春节临近，但图书馆内读者依然熙熙攘攘，二楼的中文图书资料也坐满了男男女的青年读者。在数百架各类文献图书架中，好容易找到中外史志料图书架，在数十架图书中翻阅许久，人疲马倦，然没有收获。只好又回到需要加入朋友圈的电脑检索台，到是也很方便，几秒种就显示“书籍借出”。真是白费功夫，只好在存包处与朋友联络，看看能否借到需要的图书。

电话中，杨献文先生说帮忙先在《秦淮区志》中看一下，有无这方面的资料，并介绍说曾参加《南京民族宗教志》编写的主编与他很熟悉；杨永泉先生一口报出他那里藏有《南京民族宗教志》，并可以借用。

　　正值午餐时间，我决定先到双塘路拜访一下双塘路基督教堂，再去杨教授家取书。裹紧棉衣，换乘313路，顺利抵达双塘路。

双塘路地处老城南，位于夫子庙风景区的西面，向西一公里便是一号线地铁三山街站。这是是一条名不经传的东西向街道，东至上浮桥，西至菱角市国创园（清代南京造币厂旧址），周围是成熟的居民区，隐匿着许许多多的小吃老字号。资料记载，旧时这里居住的多是织云锦的机工，街道两旁大多是低矮的棚户区，也南京开发较迟的地区之一。如今，随着城市建设与改造，这里已是高楼林立，凤巢文化园，国家级文创园及皇册花园，双乐园等高档小区都在附近。

　　在双塘路，果真找到了藏在双塘路41号大楼间的基督教堂。

在一位教友的引导下，我气喘吁吁爬上了二楼。二楼是一个框架式简易装潢的礼拜堂，主席台前（俗语）上陈放着十字架和耶稣神像。由于不是聚会时日，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人。在办公室，罗晓霞主事接待了我。听我说明来意，她抱谦地告诉我说：“我们这处基督教堂，原是七里街教堂，七里街拆迁后才搬过来，没有堂号只是一个基督教聚会点，与双塘路教堂也没有任何承继关系。”

聊了一会，我大失作望地离开了这家教堂！心想，也许冥冥之中真有神的指引，不然怎么会这么巧，还是在这条路上，又搬来一家没有堂号的基督教堂。

　　双塘路41号大楼左侧是新建的双塘路小学，对面是文枢中学，依据地方志专家杨献文的指点，我在双塘路小学，文枢中学门前留下图片后，急急忙忙地赶到五台山与杨永泉先生会合，终于拿到了《南京民族宗教志》。

在公共汽车上，我就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100万字的书稿，从头到尾也没有找到双塘路教堂和双塘路难民收容所的字样！在长老会传教团条目下记载的7家教堂,独独没有双塘路教堂聚会点的字样，会不会志书遗漏了！？

双塘路教堂及双塘路难民收容所已经耗费了我多些时日。

当晚，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我搜来了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史料选辑。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次终于发现了真相。原来双塘路教堂是成立于民国初年，属于美国新教教会的一个聚会点！与当年设立卫斯理堂、城中会堂聚会点一样，虽然开设医院、学校外，但是一个没有特定风格的建筑，一家没有堂号的传教场所。

史料证明，当年的木材商人陈罗门是一位十分可敬的先生。他原先在上海从事木材买卖，因故来到南京，寄居在双塘教堂帮助照看教堂财产。沦陷前后，他义不容辞地负责起躲避在这里的难民管理，先后收容了2000人多名难民在此居住，在地处非安全区的困难条件下，又争取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帮助和监护，使2000多生灵得到安慰和重生。

多么了不起的陈罗门！

（ 2024年2月2日）

肖振才，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南京人文秦淮学会副会长，南京妈祖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原调研员。长期从事史志研究和文学创作，曾参与或主撰《中共中央南京局》《南京金融志》《南京抗美援朝运动》《新四军与南京》等40多部史籍编写。出版专（编）著10余部，史学代表作有《南京典当史》、《江南贡院》，纪实文学有《大智大勇—周恩来在1946》、《逐潮竞川-孙津川烈士传》等，著述多次获省市优秀作品或“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