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

陈牮

鞭炮爱好者听不到“乒乒乓乓”的声音，便觉得没年味。是有那么一点缺憾，但我奇怪的是，如果禁放鞭炮是因为污染环境，怎么就没人去揪更大的推手？还有，鞭炮生产商怎么不做点改进，减轻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鲁迅先生说过：“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为何？年味浓啊！

所谓年味，一开始是个很笼统的概念。最初的年味，是大人们的忙碌，而这种忙碌跟平日奔走在田间地头、执着于针头线脑不一样。男人们要备足过年时的大米、柴草；讲究点的，几户人家相约，搡几蒸年糕、麻糍；主妇开始掸尘，男人们也得把猪栏、鸡舍的脏物出干净。酒是“正月外交”必不可少的，酿酒需要一个过程，也得早早准备。主妇们常常不管这事，蒸糯米、拌白药，放进酒缸发酵，都让男人们自己捣鼓去。下水那天，对男人们是个痛苦的选择，放得少，喝得就少；放得多，味道就寡淡了，真酿成了“大水白酒”，对客人也不好交代。“正月初一穿一身”之后，许多活不便干了——当然，更主要的是那几天属于“官休”，天皇老子给的假期，谁不愿意堂堂正正、舒舒坦坦歇一歇？有时候说一个人从正月初一忙到年三十夜，听似夸他勤劳，或多或少还有点揶揄安排不尽合理的成分。

主妇们的忙碌自然是围绕着“大年三十吃一顿”展开的，不仅如此，正月里招待客人的大菜、零食也得备好喽。在没有煤气灶、微波炉、空气炸锅的年代，你能指望一口烧柴的灶短时间里解决所有问题？纵然巧妇，除了难为无米之炊，也怕唯有一灶施展不开来。所以，像油豆腐炖肉、红烧鱼（俗称元宝鱼）之类的，都是提前做好了。

从前慢，慢的不只是车、马、邮件，还有日色也变得慢。其实这个慢是主妇们争分夺秒争出来的，角角落落卫生提前打扫一遍，一家子新年衣服提前做好了（不像如今，逛个商场就完事了），被铺帐子提前洗了……过了腊八就是年，实际上是主妇们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外围搞定之后，主战场就放到了灶上灶下。

所以，年味在某种意义上，主要还是个香味。所谓年越来越近，也就是香味越来越近。

香味也有远近？有。那时的鱼都是村里分的，哪个鱼塘捕鱼早了，挨不到过年，就腌了、晒了；猪肉不是自家宰的年猪，就是向宰了年猪的邻居买的，除非条件特别好的人家，会独享年猪，一般都会卖掉一些，也算是合作经济吧？宰也好，买也好，总会拿一部分腌了、酱了，天气转好，就拿出来晒了。这样的香味很浓烈，但遥远，不过完正月，这些腌货、酱货一般是不会上桌的。

年糕、麻糍能与时间抗衡，搡得早一点没关系。粽子虽不能跟它们相比，隔个一周、一旬得重新煮一次，但还算坚挺。它们都有幽幽的糯米香，粽子更有粽叶的香味帮衬，实在是制造唾液的好饵料。那重煮的粽子香，好像是台阶，让我们一步步向懵懂的年靠拢。

我母亲有个习惯，鸡鸭得腊月二十七那天宰，不仅仅是图个新鲜，如果正月头几天吃完了，再次宰，也得等到初七。老辈人讲，年前年后，逢七动刀才不凶。从前慢，鸡鸭也是，自家孵，满院子跑，长得慢，不心急。饲料也“讲究”，小鸭子最初吃的是专门掘来的蚯蚓，春耕开始后捉来的泥鳅、黄鳝，但凡小的，都剪碎了用来喂鸡鸭了。所以，那时的鸡鸭肉真是香啊！腊月二十七那晚，煮鸡鸭肉，简直就是饭店里请客的东家对服务员说，可以上菜了——年，来吧，我们准备好了。

而对小孩子来说，一种折磨也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黄灿灿的肉、黄灿灿的汤，一点都不收敛的香味，一遍遍将呼吸道熨烫，却不让你稍加品尝。好在母亲也舍不得将煮过鸡鸭的锅直接洗了唰了，她会做碗“大豆腐”，加点鸡鸭血、“肚里货”，还有熬油后的油渣，总算把馋虫压下去。刚刚前几天，有位文友也写到了这个，医生一次次奉劝他，吃这个易致胆固醇偏高，他从来听过算数，没有“肚里货”的“大豆腐”绝对不吃，那都是小时候所受的“遗毒”啊。

瓜子、花生、番薯片，见缝插针，随时都可以炒。但我发现，很多人家，特别是小孩子多的，还是尽量往后靠。老早炒好了，今天你一把，明天我一把，客人还没来，自家人把它给磕完了。防不胜防，作为主妇，摸索到一条真经，炒得迟才是最好的防守。那时，吃完年夜饭，不会急着看春晚，或者赶去观赏贺岁片，有的是时间，一锅接着一锅地炒，一次又一次，让香味弥漫四溢。那锅铲和锅壁的撞击声，便如一声又一声的“年”，我们和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