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廉洁：只一勺水累盐溪

里文

黄运启（1617-1679），字平参，号镜湖，山东昌邑县人。清顺治八年（1651）中举。清顺治十五年（1658），列孙承恩榜第二百三十五名，成为进士，曾官至兵部给事，著有《平政纪略》、《石嵩问答》等书。归里后设义田济人急，崇祀乡贤祠。其子黄在中，任钱塘知县时也政声卓著，崇祀杭州名宦祠。

清康熙元年至九年（1662-1670）期间,黄运启任新昌知县，勤政为民。秩满后，民思其德，建“甯黄二公祠”，与北宋新昌县令甯麟同祭，一直到民国初年，祭祀仍不绝。

黄运启的先祖黄福是明初历官五朝的良臣，仰慕范仲淹为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的居官准则，自号“后乐”。致仕后，又将自己的居室取名为“后乐堂”，教诲子女关心民间疾苦，死后被明宪宗追赠谥号“忠宣”。时国史李时勉在《后乐堂记》中写道：“（黄福）历事五朝四十余年，其心未尝一日不在天下国家。论大臣以道，事君赤心报国。而不为私图者，方今其一人焉。”黄运启一生以先祖黄福为榜样，他在《平政纪略》中写道：“余先始祖忠宣公，丰采凝重，奇识宏伟，王佐之才，仿佛南阳。自募职跻公，孤家无百缗，而交人戴之如父母。”正所谓敛财万贯遗恶名，为民百缗入史册。

图为黄运启《平政纪略自序》。

宜丰古称新昌，耶溪古称盐溪。明新昌人吴甘来在《与南新二县父母公书》中提到：“敝邑新昌，僻在万山中，田硗赋重，无他物产，仅藉草纸一种”因元末陈友谅占据江西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对南昌、瑞州和袁州三府横敛原额一倍的浮粮。朱元璋统国后又不免除浮额，致使三府县百姓承受了三百年的重赋，大部分区域变得民穷财困，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非常多。清顺治十一年（1654），新昌尽管获准免除浮额，但对此前三年拖欠的二万石漕额不予减免，民间哀声怨道，期待脱离生活窘迫的处境。

清康熙元年（1662），黄运启到任新昌知县，不仅目睹了“始至之日，入其郊，郊多宿莽；经其衢，衢多扬沸；觐先圣之宫，宫为茂草抵莅；止之厅事，数椽不蔽，陋若寒畯焉”的景象，而且“尘案山叠”也让他“百务纷纭，漫无端绪”。其自鸣其志道：“五盐虽疲瘠乎，未若巴僰荒服之僻且陋也。予所以治盐，即远惭隆中，近愧祖武。而水竞是凛，茹蘗弥耳，忘终窭于北门。”其中“五盐”和“盐”是新昌的别称，“隆中”是指诸葛亮，“祖武”是指黄福。他在新昌主要的政绩有：

其一，新昌受二万石漕额所累，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复苏。黄运启多次上疏据理力陈，终得免除所欠漕额。

其二、新昌衙役横行，百姓畏之如虎。黄运启不厌烦苛地处理讼案，制定出息争讼、免赎锾、禁陋规等措施，使新昌吏治清明，循循畏法。

其三，兵灾之后，新昌逃亡屋过半。黄运启利用朝廷下旨编里甲的机会，以户籍代替丁数，使居无定所的人得到安置，达到“招逃亡”目的。又利用朝廷下旨清丈的机会，采取正经界、清税亩、定贡赋措施，达到“均徭赋”目的。因新昌山多地偏，常有奸宄，则采取严保甲、增城堞、歼渠魁等措施，使百姓安居乐业。

其四，清立国之初，官府视士如隶，学子不敢出声。清康熙五年（1666），黄运启于县署东侧捐俸购地建文昌书院，迎士子讲习其中，例行“月有会、岁有课”，公事之暇，常与诸生唱和郊游。从此士子间掀起一股浓厚的学风。

其五，自明嘉靖十年（1531）以来，新昌一百三十余年没有续志。黄运启认为“如线之迹，将次湮沉，修明之举，俟等河清。业莅此邦，而山川封域、物产民风、政典官程、人文之故，不有仅存者识其由来。”遂邀请新昌士绅漆嘉祉和毛逵等一同编纂《新昌县志》，并在清康熙乙巳年（1665）告竣，史称“乙巳志”，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文史资料。

图为《新昌县志》黄运启序。

除上述事迹之外，黄运启还不断地带头捐俸和倡议修复县城濒临坍塌的公廨和民生建筑。他在《增修文峰塔记》中提到，刚到任新昌，就询问当地耆老，得知文峰塔是前明知县沈希韶为振兴文风创基，当建到第三层时，因遭遇频繁兵灾而烂尾，后司李姚刑宪曾想捐出自己的俸禄来倡众续建，却无果而终。黄运启挂念此事，利用一次拜谒孔庙的机会，倡议众乡绅续建文峰塔之事，得到积极响应。清康熙二年（1663），合力将文峰塔建为五层封顶，并更名为崇文塔。

图为崇文塔（清康熙五十一年续建为七层）。

图为黄运启《增修文峰塔记》。

平政桥是西出县城的唯一通道，原称惠政桥。黄运启在其《国朝重修平政桥记》中写道：“余伤其支柱之倾欹，瓴甓之沦落，昔摧残于兵灾。今风雨所漂摇，及时经理，事半功倍。虽岁诎赋繁，物力殚匮，远不及「国侨为郑」之日。然古有偿民粟而引桥梁不治为己咎者，实心焉企之。”黄运启深知惠政桥对百姓出行的重要性和为官之责任，于是命人列出修缮所需人工和材料等费用，同时令衙吏率先捐俸。清康熙三年（1664）四月，修缮正式开工，仅用三个月就告竣。黄运启认为“惠政”一说为子舆氏所讥讽，不能专注小恩小惠而使仕途平坦，不能违背周官之旨而裹圣贤之名。他崇尚“平政”，遂将惠政桥更名为平政桥。

图为平政桥（清乾隆年间重建）。

图为黄运启《国朝重修平政桥记》

新昌县历来崇文重教，儒学（清乾隆年间改称学宫）则是生员求学进修之所和精神寄托之地。漆嘉祉在《国朝重修儒学碑记》中提到，清顺治十三年（1656），因儒学失修几乎停办，博士易承昊率弟子修复大殿，不久因时局混乱而告罢。黄运启到任时，儒学已处在厢房倒塌、围墙损坏、敬一亭顷斜、青云楼欲坠、泮池淤塞、棂星门散落等境地。黄运启重视传统儒学，春秋例祭必亲自参加，常对左右叹息说：“有是哉？此谁之责哉？”清康熙三年（1664），黄运启决定捐出自己的俸禄令司训督修。数月之后，儒学焕然一新。为此漆嘉祉盛赞道：“数年之内，必有出为名臣，处为大儒者，光我候作新之治。”

图为儒学和县署图。儒学后在清乾隆间全部重修，布局又有不同，并改称学宫（原址现为金鼎住宅小区）。

图为漆嘉祉《国朝重修儒学碑记》。

自明洪武起颁布了专门的祭祀城隍的典章制度，属于官方春秋例祀之所。清康熙四年（1665），新昌遭遇大旱，亟待在城隍庙祈雨。黄运启看到庙堂宇圯，展礼之区成为过路，周边居民侵隙地界，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委托八乡教化官员督修，许多乡绅也纷纷响应资助。旬月后，庙宇修葺一新，并清理侵占的庙界，此项工程没给百姓增加任何负担。城隍庙原有一座宿斋亭，很早就倒塌，石础还存。有一天晚上，黄运启梦到真武大帝，他感到奇怪，也没告诉旁人，便独自来到城隍庙询问工匠。工匠们说：“城隍庙右边原有真武殿，后来倒塌，神像流落到了民间至少有一百年了。”于是黄运启又捐俸在宿斋亭后面建真武殿，并在殿中安放黄冠衣装的真武大帝像。黄运启在《重修城隍庙记》中写道：“夫岂惟余梦是践，亦以盐之为。邑确而苦旱，真武帝位于北，北水神也。”

图为城隍庙图（原址现为红商城）。

吴甘来为明崇祯帝殉节而亡，清顺治帝对他的忠义行为大为赞赏，颁旨赐谥号“庄介”，建旌忠祠，并御赐祭田70亩，春秋两祀。清康熙八年（1669），黄运启一生信奉忠义气节，为教化于民，捐俸将旌忠祠修缮一新。他《旌忠祠记》中写道“运启初莅五盐，下车即遇时祭。登公祠堂，见其车服礼器，肃然起敬。祭毕，省祠而轮奂，不无坠坏待葺之处。运启瞿然惧亟，捐俸修之，兹则焕然一新矣。”

黄运启捐俸修复新昌县城古建筑的事迹，远不止上述几例，在《新昌县志》记载中还有：清康熙元年（1662），为母诵地藏经，捐资修复位于东门外走马冈的地藏庵。同年又修复养济院、丰德库、粮房等。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县署正厅、仪门、谯楼、县狱、问过堂等。清康熙三年（1664）二月，捐俸修复坍塌26米的南门城墙。同年又修复土地堂、黄册库、青云楼、敬一亭、水心堂、慧庆院、马王庙、灵椿庙、营房等。清康熙四年（1665），尽管南门渡船每年有额编的维修费用，但因财政困难，仅能拨出十分之一，影响百姓渡河往来。于是黄运启捐资造新船，并在河边立石，上刻“利涉大川”四字。同年，又捐俸重建龚公祠、中亭等。清康熙五年（1666），捐俸购县左蔡氏地，建屋两楹，名曰：文昌书院。另外没有纪年的有：重建或新建旌善亭、讲堂（后改名文曲宫）和平政台等。

经统计，黄运启任新昌知县期间共修复古建筑22栋（其中含崇文塔和平政桥），重建5栋，新建3栋，让一座满目荆榛的古城焕发生机。历史上官员捐俸的事迹较普遍，但像黄运启这样持续多年多次捐俸的现象属凤毛麟角。黄运启家境并不富裕，一年的俸禄也才四十五两白银，且当时还没有实行养廉银制度。为了不扰民，他情愿拿出自己的积蓄来资助新昌县城的建设。他不是新昌人，秩满离任后也没有再返回新昌，这是他“坚守初心，不图望报”的信念使然。

自北宋初至清亡的九百余年里，有文字记载的历代新昌知县共有330名，而被追认为名宦的仅有38人。黄运启是清朝第八任新昌知县，也是清朝新昌第一位被追认的名宦而永载史册。在他任职九年期间，勤政廉明，使新昌在兵灾和重赋之后出现庭户肃然、市集熙然、邻里恬然的复苏之景。正如江西南昌人、同科进士邹度珙在《黄令君讲堂记》中记载黄运启语：“尔民期在急公耳，余则只一勺水累盐溪也”清乾隆《山东通志》评价黄运启为“亮直端谨、克称厥职。”这是对他官宦生涯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