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爱

老温

- - 生命不息，爱心不止。记妈妈一生中的几件小事

温江

　　今年（2019）是母亲诞生在世的100周年诞辰。

　　二十年前的今天，亲爱的妈妈因癌症离开了我们。回想起妈昏迷前一天，她在床上为我两天后即将到来的生日所写的菜单，那也是她给我最后的遗言。她在那天也要求我们为她播放了当时流行的李春波歌曲“一封家书”，听完之后，她说了几遍：“这歌真好听。我还想听。” 结果那天此歌接连放送了4-5遍，那也是她听的最后的歌。第二天，她就逐渐进入昏迷，然后再没醒过来。第三天开始无尿，几天后平静去世，与我们永别。妈妈的爱，一生未改，大爱无疆。她的爱细微平凡，不限时段，不分场合，没有条件，不顾自己，一直延续到了到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1948年在父亲出国前的父母合影。

长江的儿女

母亲陈君秀出生于一个文职家庭，她的父亲是原自贡盐业公司的秘书长，祖父是原籍福建的陈姓进士，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来到了川南的自贡市。母亲自幼好学，功课出色，也写得一手好字。她曾在抗战初期得过西南三省中学汇考的第一名。后来重庆大学毕业后她留校做了重大商学院的教师，是院长马寅初当年的爱徒。父亲当时为追她，在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又再读重庆大学的矿冶系，就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接触机会。后来他成功追上，二人得以喜结连理。结婚后不久，父亲于1948年即考取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远赴美国当年的石油中心的俄克拉荷马大学石油系去学习石油开采专业。母亲则仍留在重庆大学教书。

50年代初，为响应中央的号召，约1500多留美学人，包括父亲毅然回国。父亲是当时中国唯一留美学习石油的回国人员，石油部本要留他在京工作，但重庆大学的原系主任兼恩师，也是后来重大的副校长李承三老师要他回校，同时也为在四川的家庭关系，父亲于是从北京回到重庆大学做了重大矿冶系系主任。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新建不久，中央又调他到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作副系主任。母亲当时已是重大商学院的副教授，她果断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与父亲和家人一同上京。为家庭的原因，她决定牺牲自己，改在北京石油学院财务科作会计。以后逐渐家里小孩已有5个，行政工作也相对简单，相夫教子，就成了她的主要工作。不幸的是，不久，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和绝大多数回国人员一样，逾一千多回国人员，包括 在北京石油学院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降级减薪，举家被贬回成都，改在新成立的成都地质学院石油系任教。

因专业的关系，父亲常年在野外工作，包括我国的石油重地西北新疆和和东北大庆。母亲也一直作大学财务科的会计工作，直到退休。带领和抚养5个小孩，也成了她上班以外的主要的工作。记得父母有一次为家事吵架。妈妈激动的责问父亲：“家里小孩有困难的时候，你管过吗？”此话击中要点，父亲的吵架发言，立刻止住。由于妈妈的工作是原大学的副教授转入，和同事们相比，她的工资一直被算为科里的最高，和相对更低工资的同事相比，几十年的历次调薪都与她完全无关，以致直到她退休，仍然是50年代解放初期的72元月薪。她当年重庆大学的同事们，大多已是正教授等级，或国家级的财经专家，工资拿几百元以上已是常规。她没有怨言，乐在其中，牺牲自己，抚育后代，是好母亲的典范。

一个包子

还记得60年代困难时期，我们家有一张全家福合影，里面每个人都胖乎乎的，颇为受看。过几年再看，才发现相片中个个成员原来都是浮肿的“水肿病”病人。由于没有油水，虽有国家每人23-27斤/月的粮食供应定量，家里人还是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

那时我家大的两个小孩正上初中，因成都地院（现改为成都理工大学）的校址地处成都远郊，家里离成都所有的中学都较远，我们每日都要徒步10余里路才能上学，中午就只能带饭在学校吃，下午才能回家。那时还没有冰箱，食物是不能室温存放的。妈妈于是每早天不亮，5点过就起来为我们作新鲜的包子馒头。最常做的糖包子里常常是包的一个困难时期当时刚上市的“高级糖”，在多数人均月工资只几十元的时代，此糖价值要一元一颗。她是希望我们每天中午的午饭都是可以见得人的包子馒头， 这样在学校才可以有点面子。此行为似乎持续一年多未中断过。

三年困难时期上初中时我们每天上学带的午餐，一个糖包子。 我当时上的学校是东郊昭觉寺边上的青龙场中学（又称成都第40中学），当时那里尚处全农村地区，班上同学80%是农民子弟，应该是比我们城市人口更饥渴的群体，中午带素菜白饭或馒头的都不多。有一次我中午突然头晕，恶心，包子吃了一半吃不下了。一个农民小同学说：“给我，我帮你拿去卖了”。他跑步到附近的青龙场茶馆里，卖了两元五毛钱回来。下午放学后我们拿此钱去街上供销社糖果柜台买了一两鱼皮花生，也就十几颗吧，我们二人愉快分享了这些“高级食品”。花生分开一瓣一瓣的吃，两人足吃了十几分钟呢！

家里的回锅肉

文革时期，父亲因莫须有的“美军少校翻译官”（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应届毕业生曾全部被政府统一征调去云南做援华抗日美军的翻译，网上现在仍有不少有关的抗战回忆报道，按理说他们算是一批抗日有功的爱国功臣。）和“摘帽右派”的名讳被关入牛棚一年多。工资也被扣发，家里五个小孩生活当然由母亲一人担当。原三室一厨的单元住房里也强行搬入了另一家人。不大的厨房当然也就两家合用，十分拥挤。

很快文革进入两难的后期，大批青年学生无法处置，毛主席于是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我家的情况不佳，于是全家五个子女全部去了农村。五人四地，相距几百里之外，在乡下务农时间最长的一个弟弟在农村足足待了九年，待高考恢复才离开农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

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已有所好转，我们也数月或半年可以从农村回家一趟，每次回家，家里都有鸡鸭鱼肉款待。以后我也有机会得以进入了地处成都的四川医学院学习，几乎每周都可回家，周末回家的机会也更多了，当然每次回家的伙食自然不用挑剔，绝对是好菜好饭伺侯。

人见人爱的四川菜“回锅肉”。那是我们当年回家聚会时常吃的炒菜之一。 一次我星期五提前从医学院回家，看见妈妈正准备周末的餐饮，锅里正煮着一大块“二刀肉”，显然是为明日的回锅肉做准备。同房挤住的邻家大嫂刚好也来到厨房，她笑着问：“陈老师，你家儿子又要回来了？今天可闻着肉香了哈，不容易呀。”我这才知道，已是当时多数人天天或多数天吃肉的情况了，妈妈仍然保持了平日不吃肉，只有周末小孩们回家才吃肉的老传统。而且肉一上桌，她就“人不舒服”，自己的筷子几乎不沾有肉的菜。她的“病”原来是为儿女能多吃一点好菜的演的一出戏啊。

和孙女在成都

妈妈自我们离开后，曾经在家里为我们照看女儿一年多，女儿也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在华西医科大学（原四川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和父母兄弟在成都家门口的合影，当时女儿尚未出生，图中爸爸抱着的小姑娘是我妹妹的女儿。 父母在成都和女儿在家里的合影。 妈妈给女儿过生日，左边的是我们的朋友也是女儿的小保姆。 女儿在成都。出门看菜地和在家勤学习。 女儿在成都。在家学裁缝和出门看风景。

携孙女来加拿大

我在四川医学院（后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 毕业后留校，曾为美国德州一医学院刚退休的内科主任布朗医生做他在华西做访问教授的教学翻译工作，后来得到他的赞助，医学院毕业后不久有机会出了国，由他私人出资，在他所在的医学院做访问学者。90年代初期又有幸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考取了读博士研究生，导师是班廷-贝斯特（胰岛素的发明人和诺贝尔奖得主）胰岛素研究所最后的一位作胰岛素研究的所长。我的课题是研究胰岛素受体（分子量480kDa，属人体最大的蛋白质之一）的三维结构与功能。由于课题艰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大于100Kda的蛋白质结构的研究结果发表，我们的研究历时7年仍未完成。

我们来加拿大后，女儿仍留在成都，由妈妈在成都帮我们照顾女儿一年多， 以后女儿再转由我岳母照看。女儿在成都的几年时间，都是由我们的父母们照看。女儿在成都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幸福美满。直到我的博士快毕业时，才得到机会可以让我的父母可以移民加拿大并把女儿带到加拿大上小学。

父母和女儿在初到加拿大机场落地时的留影。

父母初到多伦多时在查尔斯街多伦多大学已婚学生宿舍楼前留影。身体尚健康。 来到加拿大后，妈妈主要在家里帮我们做饭和照看上小学的女儿，每日虽有焦心但仍能和谐适应。周末我们也常一起去商场买菜，去公园游玩。 父母和我们一起在多伦多的高地公园看枫叶。 在多伦多高地公园的草地休息。 做老年学生的儿子在多伦多学生宿舍为妈妈烫头发。

一棵白菜

母亲此时已是70多岁高龄，她把在成都帮我们抚育的女儿也带来加拿大。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不愁，也能帮忙家务，但她似乎整日忧心忡忡。当时学生的生活补贴有限，家庭生活当然节省，她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她最满意的儿子怎么会落到如此的艰难境地？

一日中国城买菜，一棵买好的卷心大白菜杆上有几个小黑点，回家路上我见她在擦眼泪，问她咋了？她说，“在中国这都是要扔的菜了，你们咋还要买呢？难道真缺钱到这个地步了？”（其实店里所有大白菜都有些黑点）当时我在国内的同学们纷纷已当了医院的主任，院长，工作认真，也经常吃香喝辣。这或许是她不甘心，不服气的原因吧？自己的儿子不是蛮不错的吗，咋还在外国受苦呢？

有小黑点的大白菜。 几年以后，母亲刚离世不久，我的博士论文终于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发表，这是第一个报道大分子蛋白质胰岛素受体三维结构的文章，（一般已解析三维结构的蛋白质分子量多在100kDa以下），但我当时仍在多伦多大学的医学研究所作博士后（实属待业老年，工薪仍低），至少还得继续一年。母亲到死没有看到儿子的出息，这是她死不瞑目的原因之一。

家乡的干油菜

在多伦多居住时，她的病开始隐隐发作，偶尔有些噁心。有一天见她回家很高兴，说在外面闲置几月的建筑工地的土基上，发现有野生的干油菜（又名荠菜？一种细枝上结三角形种子的野菜，这是她儿时家乡才有的野菜），她于是弯腰几小时，摘了一塑料包的野菜，说要回家做干油菜溜饼给大家吃。

此即是称为荠菜的野菜，四川人又叫干油菜。

她告诉我，今天有三次弯腰时出现噁心症状，但在异地看到家乡菜，心里太兴奋了，忍不住啊，一定要摘回去。站直一会儿，又弯腰去摘，反复几次，足足摘了几个小时，直到够大家吃一顿才提菜回家。这哪是什么菜啊？只是家乡小野菜？显然不是，这分明是母亲的血汗大菜呀。人老了，她也没有了收入，这是她唯一在异地可以为儿女奉献的爱心菜。难怪能忍受痛苦而她又是那么高兴！

最后的信

妈妈的病终于以大呕吐发作了，经多伦多总医院活检后诊断，是胆囊癌，必须手术，但没有化疗药物可治。胆囊癌的一年存活率只有3%左右，属最恶性的肿瘤之一。她以前有多年胆结石，或许也是诱因之一。开刀的医生是多伦多总医院最好的肝胆外科医生之一。医生说，“此病不好治，不治也不行。一年后如果没有复发，说明我切的干净；如果以后复发了，说明我还有没切到的遗漏细胞。” 一年没有化疗的生活平安过去了。其间她也短期回过中国。平稳的术后一年，没有化疗之痛，也是幸事。一年后去医院复查，病区未见异常变化。医生很高兴，大家也愉快。又再过了半年，妈妈眼睛似乎出现了些黄疸。我们知道，恶魔没走，问题出来了。

去医院检查，是原肿瘤的肝内转移，癌细胞堵塞了总肝管，已不能手术，必须肝内插管，每日引流胆汁到体外外挂的一个瓶子里，算是姑息治疗。但引流的问题是肝脏血流丰富，易于感染，而且感染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果然，大约3个月后，一天晚上，妈妈突然寒战高热，急诊入院。裹着被子，寒战发抖，但高烧42度，血压低到70，痛苦不堪。加拿大是全民公费医疗制度，有利有弊，缺点就是一切政府付费但就职医生不足，在急诊室折磨了4个小时才看到医生。医生拔了管并再重新安管，也安排了抗休克，抗感染治疗。住院5天后病情好转，安排回家休息。

2个月后，同样的感染再次发生，也是得到同样的处理，急诊室鏖战几天，好歹又挺过了。不久，一个月后，感染休克第三次发作，人更衰弱。虽然仍然得到同样的处理，但大家知道，未必会有下一次了。

手术一年后在多伦多高地公园留影。此时离查出术后肿瘤转移合并感染只2月左右，人已明显消瘦。

我下了班去医院看她，她给了我她用医院土黄色再生擦手纸写的长信，有三页之多。说她一身痛，发烧，睡不着，写了一晚上。我匆匆读了一下，一如过去，字迹工整清秀，笔划略有抖动，（纸太软，手也抖）。信里回顾了她的出国前后的想法。她说她本不愿意出来增加儿女负担，是为了照看孙女才决定出来（女儿小时候我们不在时她带过几年），出来后一直不愉快，原以为子女在外应该丰衣足食，乐享生活，哪知仍有困难，不如他人（她认为她的子女都是人杰，应该远优于他人），十分痛心。孙女和媳妇（我太太刚通过美国医生资格考试已去美重新做住院医生）现在已经去美国，多伦多就我一人，艰难从业，前途未卜。她实在放心不下，在信里也记下了若干她对家里和我的前途，孙女的未来等诸多不放心的事。对媳妇的去美也多少不服，咋说儿子也该比媳妇强呀，咋工作都还没有呢？（爱的自私，人皆有之！）

这次住院，时间就长一些了，过了8天，体温才正常。医院决定，要在家里设临终医院治疗，每日由医生去家里查房，并按病情修改治疗方法。回家后一切还算顺利，没有新的发作。大约又过了近三周，一直卧床，偶可下床，在屋里活动几步。我晚上下班回家，大家也有些交流回顾。由于我的生日临近，她又在床上盘算开了，虽然她已行动困难，天天起来时她都要去查看厨房的库存，盘算着看看能做些什么好菜来给我做生。

由于她病情严重，多伦多政府的社工家庭顾问也已经约国家参议员写了信，请驻中国大使馆紧急给她家属签发来加签证，家里的兄妹也陆续紧急来到多伦多。她似乎也感到了什么，一般病人自己比医生清楚。记得我有一次华西医院里上班，快过年要放假了，我对一个归我管的很平稳的糖尿病大妈说：“过了年我再来看你啰，好好过年啊”。她回答：“罗医生，我好想你，明年我都不一定还看得见你呀”。过了5天年假去上班，这位大妈居然已经离世不在了。感叹医学的无能，那场景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这是妈妈在医院给我的信的结尾部分，原信字迹不够清晰，我有重新描现，虽仍模糊，然仍能读出她的满心的焦虑和关切。

1998年去世前几月，父母在多伦多的合影

回家一周后，还差两天就是我生日了，妈妈早上交给我一张32开（半张A4)大小的纸片，上面是她安排的我生日晚餐的8样菜名，每一样菜的原料和存放地址，以及操作的注意事项都写在上面，请我和兄妹们安排妥当。然后她请我妹妹为她播放李春波唱的“一封家书”给她听。“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 …，此致，敬礼，此致 那个敬礼”。父子母子之情，在歌里尽情展现。此歌是她以前乘车外出时她偶尔在车上听过的，但她从未没发过评论。这次听完以后，她说：“这歌真好听，我还想听，再放一次。” 大约妹妹又放了四，五次，她才闭眼休息。

第二天，她睡觉后似乎就没有醒来，但仍有肢体刺激反应。医生来看了，说往日都平稳，或许明天会好转，不急于处理。第三天妈妈开始无尿了（每日我们要记录尿量的）。医生知道问题来了，问我同不同意用“速尿”利尿剂？我曾是医生，知道医生心里的意思。据我以往管病人的经验，肝肾综合征病人一用速尿反而会彻底无尿，会加速病情的恶化。因为我们希望妈妈能就此平安过去，不作抢救。我表示了同意。医生注射了一剂速尿，以后果然再没有尿排出来。

妈妈的昏迷逐渐加重，对一切刺激都失去了反应。几天后，妈妈就这样平静安详地离开了我们。有幸的是，去世时她的子女都在旁边。

多伦多火葬场的大门和礼堂。 由于我仍属博士后低收入人员，加拿大政府出资安排了棺木，追悼会，牧师，和火葬仪式。我们购买了政府政策容许最贵的3000加元的棺材和骨灰盒。虽然免费的土葬墓地也在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但我们的意见是要送她的骨灰回国，没有采纳。我的导师，临近其他实验室的教授们，我的同学，朋友们，以及我们兄妹都参加了一个政府出资在规模颇大的教堂里举行的追悼会。追悼会后，火葬仪式是在多伦多一个公园一样的树林里的殡仪馆进行，盖满的鲜花的棺材放在一个四周松柏长青的中国式亭子里，大家献花致辞后，放棺材的台阶自动缓缓下降至地下，然后从地下通道运行到200米外的火葬室。半年以后，我们把妈妈的骨灰送回到了她生活最久的成都家中。

大海的女儿

若干年后，失去伴侣的父亲在孤寂多年后，也在成都因“腔梗”疾病在华西医院去世。大家决定，由全家的子女和诸多亲戚朋友一起，把妈妈和爸爸的骨灰，从成都送到了重庆，在爸爸妈妈当年相识散步的嘉陵江边，把两人的骨灰一起撒入了嘉陵江内，从那里经长江再流入大海，回归到地球生物的起源地。 全家兄妹和亲属把父母的骨灰由成都带到重庆的嘉陵江边，也是他们相识和生活的旧地。 妈妈和爸爸的骨灰和鲜花在江边被撒进嘉陵江里，从他们相识的地方走遍全国，在离世后再次回归旧地，沿着江水，流进大海。 妈妈的80年人间幸福与艰辛磨难，应该是到此结束。但妈妈对儿女的爱心，却永留人间，留在儿女的心中，留在亲友的眼里。亲爱的妈妈，你的儿女和你再说再见了。

妈妈，爸爸，愿你们永远亲密友好，在天国不再受难，今生永远平安幸福！



2019年8月 于北国法戈 谐宁堂

朋友留言：

华西校友兼好友：看了你的留言，深切感受到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对不住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哪怕人生弥留之际，她唯一想的，仍然是儿女最细微的事情！而我们自己却终日无事忙，连陪陪老人的时间也有限得很！我比你幸运，母亲和我朝夕相处六十多年，一朝离去，仍让我魂不守舍。她在弥留之际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快回去，休息！”想到的仍然是儿孙们！她去世半年来，我住在她的房间，睡在她睡过的床上，想从她的角度来感受饮食起居，用她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我现在觉得，如果可以从来，我会选择做一些必要的事情，推掉许多违心的应酬，而用更多的时间陪陪母亲，哪怕她耳背不便交淡，只是人影在她眼前晃动，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幸福啊！可是现在一切都悔之晚矣，我相信这是我们共同的遗憾！今天是伯母离世20周年的祭日，想想她最后惦记的还是你，还是你过生日的细节，不禁泪湿眼眶。让我们放响“一封家书”，让老人家在天堂听了高兴！

华西校友兼歌唱家好友：记得听过你讲过一些故事，每次回想都让我心里流泪！母爱是最无私，最没有选择的，所以最伟大。我有强烈冲动要写一首歌，叙述这种情怀，只苦于才情有限，徒唤无奈。世界上唱歌的人数都数不清，大多是无聊透顶时的呻吟和嘶吼。像崔健和李春波这样怀揣一颗真心的歌者真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