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一父子亲情永难忘

任秀峰

任秀峰

到今年5月23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二年了。每当想起父亲，父亲的音容笑貌，就会闪现在我的眼前。父亲辞世后直到现在，我经常会梦见他，时间长了梦不到父亲，就会有些失落的感觉。对于父亲的思念，不仅仅是老人家辞世以后，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是我小时候到村口等候着、翘首而望着父亲归来的时刻。

　　记得第一次到村口等候父亲，是1969年我13岁的时候。那年初春时节，虽然家乡已是杨柳依依、春光明媚，可是我的心却跌入了冰谷。因为父亲与被称为“张皮匠”老乡，远到黑龙江联系“闯关东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与父亲分别最长的时间，也是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叫“关东”的地方，感觉非常之遥远，简直就像父亲去了“天边”。在那半个来月的时间里，对于当时的我，真是度日如年。每天都是神情忧郁，萎靡不振，急切地盼着父亲的归来。于是，每天我就去村口的一块高坡上不断地张望。村口那条土路，是唯一通向外界的路，却有一条几近干涸的小河横跨路面，一下大雨，上游就有湍急的山水汹涌而下。我每天都担心下大雨，怕河水把路冲毁，父亲过不来。父亲为什么要闯关东呢？说来话长。

　　那时我家生活在内蒙古宁城县一个叫丛杖子的偏僻山村。在那之前的几年里，真可谓祸不单行，父亲和我们全家遭遇了接二连三的不幸。先是母亲因肺心病早逝，第二年与我们相依为命的奶奶也因病离世。没了母亲，又没了奶奶，那几年，我便与父亲形影不离，产生了深深的依恋。那时，父亲在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有时晚上他在附近的村子给社员开会，我便依偎在父亲身边，时间一长，便枕在父亲的腿上睡着了。一些社员看着我可怜，便想着给找个新的妈妈。

　　1966年经人说媒，本村一位远房的表亲，我称之为五娘的也就是我后来的继母，与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当时我家和继母两家组合在一起，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小妹妹，就是一个九口之家的大家庭了。由于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生产效率低下，每年分得粮食不够吃，只能靠野菜、米糠填肚子，日子过得十分艰辛。那时放学后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是挎起筐去地里挖野菜。不幸的是又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父亲被造反派夺了权。1968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在吃早饭，门外传来了喊叫声，那是父亲在工作中得罪过的几个游手好闲之人，怀着报复心里，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来到我家门口，让父亲到门外去贴大字报。当时父亲脖子后面正在患疮，疼痛难忍，二叔要求代替父亲去贴，他们却不准许，气得二叔拎起一把菜刀，要出去和那几个人拼命，被父亲死死拽住。终于由父亲自己到门外，将大字报贴在了自家的墙上，才算罢休。

　　可以说，那几年真叫“屋漏偏逢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日子过得甚是凄惨！这种背景下，父亲做出了一个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大胆举动，那就是去“闯关东”，到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去。这在当时，父亲的确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是不能向组织请示而只能偷着出走，属于逃跑行为，说不准还会扣上一顶“叛党”的帽子，遭到阻止和批斗。二是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能不能落下户口，也完全是一个未知数。父亲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一在关东落不下户，只能带领全家人到林甸、桦川等地寻亲流浪。

　　父亲是一位及其爽快的人，虽然有时嘴上不饶人，但心地特别善良。记得每次门外来了乞讨的人，他都很同情，或者让到屋里吃点热乎饭，还详细地问寒问暖，或者送给他满满的一碗米，尽管自家的粮食也并不多。还是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家里有一位名字叫＂王三”的男人，有50多岁，眼睛几乎失明。后来才知道，他是父亲在路上领回来的快要饿死的人。父亲在路边发现他后，把他领到家里长期住了下来，并给他落了当地户口。直到“文化大革命”，“王三”才被迫从我家搬到生产队去住。因为造反派说父亲“剥削”了他。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在父亲走后的几天，我还能沉得住气，随着一天一天过去，我思念父亲的心情就越发沉重起来。当时学校尚未开学，处于寒假期间。于是每天下午，我便来到村口，站在那里向远方不断张望，盼着父亲的身影能够出现。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悻悻而归。这样一直持续了十来天，终于把父亲盼回来了。父亲见到我，便一下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也紧紧地依偎着父亲，久久不愿松开。

记忆中第二次到村口等候父亲，则是全家人“闯关东”之后。那时已经落户到黑龙江省讷河县长发公社长发大队第一生产小队，大约是1973年4月间。当时生产队派父亲去远在几十里以外的原全胜公社河南大队，联系几十名社员到讷谟尔河两岸搂柴草，需要安排食宿的事。这也许是队长看中了父亲的能力，让他充当了一次“外交”的角色。父亲毕竟当过多年支部书记，因此到了关东的第三年，便被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王春孚发现并推荐，经社员大会选举当上了生产队长。

　　当时的我，已经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成了一名小伙子。但在父亲面前还是像个孩子，与父亲总是形影不离，依依不舍。父亲对于我也总是放心不下，那时我的身体比较单薄，每天在生产队出工，如果分我一份轻活，父亲脸上便有了笑容。如果分一份重活，父亲这天的心情就很难放松下来。用父亲的话说就是“这心啊，总是提着放不下”。这是父亲多次对姐姐和一些亲人诉说过的心里话，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际，印刻在心间。

　　

　　父亲离开家后的头几天，我还没有想更多。可是到了第四、五天的时候，还不见父亲回来，我便每天到村口，等候着父亲的归来。心里总想父亲在那里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遇到麻烦，或是路上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越想，担心也就越多。一连几天，想父亲想得茶饭不思，每天天没黑前，总是忍不住到村口去张望。黑龙江的3月春寒料峭，傍晚时分，寒风习习。站在那里时间久了冻得浑身发抖，就在那里原地踏步，或向前方走一段再折返回来。心地善良的继母，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对我说：“要不你找找你爸去算了”，我想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便听从继母意见，第二天借了一辆同学的自行车，顺着父亲去的方向一路找去。

　　也是命运好，我的第一站，就找到了父亲。那是离家十几里外的“刘大犁”屯，有两位我叫“三哥”“四哥”的表哥居于那里，我也是第一次去表哥家，只知道名字，于是边走边向老乡打听，等找到了三哥家，发现父亲正在与三哥在炕上相对而坐，亲切地唠嗑。原来父亲也是顺路寻亲第一次来，父亲见我找上门来，非常开心。三哥其实与父亲年岁相差无几，是一个非常质朴善良的农民，看见我的到来，也满脸笑容，一口一个“小表弟”地叫着。又马上张罗着家里人炒菜做饭，让我们父子吃完饭再回家。我终于找到了父亲，还认了一门亲戚，心里的高兴劲就别提了。

　　后来便是我参加工作的初期，每次离家时，父亲都亲自拎起行李帮我放到自行车货架上，一直送我到村口。那时下乡工作，住在农民家里，吃得是“百家饭”，需要自带行李。父亲边送边嘱咐我一些诸如“注意身体，别着凉”、“注意工作方法”，“有事别急躁”、“多和领导请示”等等之类的话。然后，站在那里望着我远去的身影，久久不愿离开。我回头看他不愿转身的样子，便下来自行车，回过头向他使劲地招手，示意他快回去。

　　如今，四五十年过去了，每当路过一些村口的时侯，我的眼前就会情不自禁地闪现出父亲的模样。可是我与父亲已经是阴阳两隔，今生是永远不能再见了。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湿润了稿纸......。

泪涌如河，难报养育之恩，文深似海，难尽思念之情。记下与父亲生前的一些片断，且遣对父亲的追念之郁。父亲，儿孙都是您生命的延续，愿您在天堂一切安好! 来生，我还愿作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