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在明代和清朝初年还是一个军事辖区，名叫平溪卫，隶属湖广都指挥使司，而它附近的思州府却是隶属于贵州布政使司管辖，黔、楚两省在此犬牙相错、军民分野。在明亡清兴的数十年战乱当中，此地饱经烽火，成为南明政权的一处重要据点，韩王朱璟溧也就是在这里以帝王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南明的帝系，我们通常认为先后经历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也有将存续时间很短且与永历并存的绍武政权和以监国名义存在的鲁王政权列入的，但提到定武政权恐怕罕有人知。这位存在争议的南明皇帝，首先出现在明末清初史学家査继佐的《明书》（又名《罪惟录》）中，明史专家顾城倾向认为这是以讹传讹的虚构人物，其他明史专家如孟森、柳亚子、钱海岳则肯定韩王定武政权的存在，但是定武帝究竟是哪位韩王，各家又互存争议，査继佐记载是朱亶塉，柳亚子认为是朱本鉝，钱海岳则明确是朱璟溧。那么定武帝究系何人？为何在平溪即位？我主要是采信了钱海岳先生的观点，因钱先生的《南明史》是足可以与二十四史并存不朽的煌煌巨著，堪称国家正史，凭国史为据，纵有疏漏，也不至于被人讥为“荒腔走板”吧。 在这里，我首先还是要谈一谈南明历史研究的“难言之隐”与钱先生治史的精神与遭遇。 有关南明的史料，被湮灭者甚多。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明清之易代，不同于中国历史以往多数的朝代变革。二十四史中《明史》的断代，在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之后，历史叙事的语境便进入了清朝，对于南明，清人视之为伪政权，南明的历史也就成了伪史，非但官方不予承认，对于民间私自修史也严厉查禁。加之清朝作为关外民族入主中原，六万铁骑横扫大江南北，以数十万满人凌驾于过亿汉人之上，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满洲统治者为了湮灭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维持这种奇特的“乾坤反覆”的统治，势必要推行异常残酷而且坚决的措施。清代尤其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推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大狱迭兴，株连甚广。甚至编修《四库全书》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其背后竟然也包藏着修书毁史的险恶用心，他们像过筛子一样查缴禁书三千多种，十五万部，焚毁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难怪明史专家吴晗会发出一声浩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对于入关后坚持抵抗的南方汉人政权，不仅要在事实上坚决消灭其政治实体，也要在文献资料上竭力抹煞，因为“南明”这个名号本身就是对满洲统治的巨大威胁，不啻于眼中钉、肉中刺。通过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性销毁和篡改，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是有清一代三百年不断重复的工程，顾颉刚曾痛心地说：“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亲治《南明史》的钱海岳更是深有体会：“清初文网森严，屡兴大狱，死者万人……凡三朝史料，及诗文有涉者，荡然无存，即有故家钞本，子孙亦多惧祸，眢井鱼腹，隐匿不出，以致湮没者伙矣。”这确是国家民族巨大的创痛与遗憾。 好在掩盖历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正如林肯所言：“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是，你不可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经过后世史家的索隐钩沉，那些在夹壁中残存的，在劫火后余生的资料被不断搜集整理，最终，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部煌煌百卷，体例完备的纪传体史学巨著历劫而生，这就是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 钱海岳出身于吴越钱门的士绅之家，师从过梁启超、辜鸿铭，是民国时代治南明史代表人物。钱海岳曾自述说：“予少有大志，束脩以来，欲尽读天下奇书，交天下奇士，穷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业。”先生之意气风骨可见一斑。青年时代投笔从戎，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后，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钱海岳深感“国耻蒙面”，而南明史是一段空白，对于当时的国家民族又独具特殊的借鉴意义，于是怀着忧患之心，以正统严肃的态度，严格按照《史记》表、书、本纪、列传的格式，自一九三一年开始，历经十余年，至一九四四年崇祯帝煤山殉难的甲申三百年之际完成一百卷的初稿，后来又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增修，卷帙增至一百二十卷，凡三百五十万言，广征博引，资料详赡，所引用书目竟达三千四百余种。顾颉刚先生认为这部书应置《明史》之后，《清史稿》前，“足备一代文献”。文革祸起，钱氏因曾撰文表彰过郑成功，竟然被附会为宣传蒋介石反攻大陆，遭到疯狂迫害，《南明史》的誊清稿与草稿被悉数查抄，先生竭毕生之力搜罗的装满一卡车的文献资料被付之一炬，其中很多都是珍贵的孤本。钱海岳本人被红卫兵拉至明孝陵，残忍地从高处推下坠亡。万难料到，满清覆灭半个世纪之后，南明文献史料会再次遭遇一场浩劫。 侥天之幸，大乱之后，经钱氏家人多方寻访，《南明史》前九十六卷誊清本和后二十四卷草稿才被找回，并最终得以点校出版。 据钱海岳《南明史·卷二十七·列传第三》记载，朱璟溧是韩端王朱朗锜之子，明太祖十世孙。朱朗锜是第十任韩王，他的嫡长子和嫡长孙都早于他去世，所以第十一任韩王就是他的曾孙朱亶塉。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平凉府，朱亶塉被抓获后处决，还有的记载说朱亶塉早于此前多年就已经去世，无论采信哪种说法，朱亶塉都不可能是后来称帝的那位韩王。至于另外传说的那位朱本鉝，其“本”字辈则属于鲁王一系的字派，更不可能成为韩王了。朱璟溧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才有机会接替自己的侄孙成为第十二任韩王，而他袭封的经过与时间都已经无从知晓了，故《南明史》说“不知何年袭封”。 <p class="ql-block">南京沦陷后，朱璟溧辗转留寓贵阳，受到总兵皮熊的厚待，还将皮熊之女纳为王妃。朱璟溧与其他养尊处优的明朝藩王不同，他原籍西北，曾经饱经患难，操习过军事，身边始终跟随着一批关陇健儿，他不甘于祖宗基业的沦亡，转战于粤北韶州、仁化一带。公元1646年，隆武帝福京（今福州）沦陷后，朱璟溧“乃自立于平溪，称定武元年”。不久，定武帝听闻永历帝在肇庆即位，于是传书永历帝，按照家族谱系，他是永历帝朱由榔的长辈，所以“叙长幼，不称臣”。与永历帝的不断西逃不同的是，定武帝挥师北上，直面清兵，保有郧西房山，受到李自成余部郝永忠的拥戴，号令群雄，与刘体仁、李来亨、王光兴等夔东十三家相互呼应。公元1662年四月，永历帝遇难后，刘体仁、李来亨等正式尊奉定武帝正朔，同年十一月房山失陷，定武帝君臣殉难，定武政权前后持续了十七年。</p> 钱海岳先生记述了朱璟溧于平溪称帝，与永历帝分廷而不抗礼的特殊关系。实力不济、自身难保的永历帝应该是不得不默认了这样的现状，从而促成了在南明后期形成以云贵为大后方，以夔郧、金厦为两处据点的抗清格局。另一方面钱先生还是认同永历的正统地位，毕竟永历帝是天启、崇祯、弘光这三朝天子的堂兄弟，他们同为神宗万历皇帝之孙，而韩王一系则是太祖洪武朝分封的亲王，与帝系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按照明朝的宗法顺位原则，永历是当时承统的不二人选，并且获得包括殿阁大学士、地方督抚总兵在内的更多更权威的拥戴，故而将永历列入本纪而将定武归于列传。应该说，这样的编纂既尊重了客观史料，也照顾了传统史观，是一种比较妥善的安排。 尽管满清政府极力抹煞定武政权的存在，但还是难以完全掩饰隐藏在一些奏章文牍中的蛛丝马迹，比如湖广总督祖泽远在给顺治帝的奏章中提及清军曾在鄂西茅麓山附近缴获“伪韩王龙扎三十二张，伪龙票一十八张，伪敕札一道，伪金印一颗”，这些清军的战报，让我们看到了一鳞片爪，由此我们似乎能勾勒出在这片大山之中，曾经隐藏着一条怎样的“真龙”。如果这支部队是以“韩王”之名相号召，那么也可以推测这时的朱璟溧应该取消了定武帝号，归藩为“韩王”，直到永历帝的死讯传来，他才得到刘体仁、李来亨等前大顺军势力的共同推戴。 <p class="ql-block">《南明史》记载朱璟溧“自立于平溪”，关于平溪究竟在哪里，仍存争议。有人认为是福建平溪，但我以为断无可能。所谓福建平溪，详细地址在今天的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平溪镇。首先，在明清两代，此地并无平溪之名，民国之后始名平溪。再者，寿宁县位于宁德北部闽浙两省交界之地，当时清军从浙江南下，这里一开始就是前线，后来更成为沦陷区，不可能还有藩王敢在这里即位。另外，从史料记载来看，韩王朱璟溧活跃于粤北一带，并没有前往福建的记录。</p> 参照《南明史》的书写体例，书中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平溪”，指的都是当时的湖广平溪卫，如“万年策，字献之，平溪人”，“郑逢玄，字天虞，平溪人”，“熊不能御，败于乌江，走平溪”，“复石阡、偏桥、清浪、平溪”，“闻靖州陷，走平溪”，这几处出现的平溪，我们都能明确知道指的就是湖广平溪，没有理由另外冒出一个别的平溪地名而作者不加说明的。从正史定武帝的传记中，我们知道定武帝在登基之前以韩王的身份活动于黔楚粤北一带，与贵阳总兵皮熊交情很深，还结成姻亲关系。转战粤北的时候，福州沦陷，隆武帝殉国，清军在明军降将的引导下长驱直入，形势迅速恶化，楚粤两省也危在旦夕。面对糜烂的时局，韩王朱璟溧既不愿意仓皇逃窜，一溃千里，却也无法继续在粤北立足，只能往北向黔楚交界的五溪地区迂回，到达湖广平溪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这时候，皮熊也在乌江不敌孙可望，败走平溪。当时局势瞬息万变，而四方扰攘音讯未通，各处宗室藩王都有监军、监国甚至自立的理由，例如级别为郡王的靖江王朱亨嘉便在桂林监国，准备登基，没有王位的宗室朱容藩也在四川监国，建天子城，设行宫，封赏文武百官，甚至于民间冒牌的假皇帝也能欺骗地方，作威作福，比如查继仁冒充弘光皇帝，骗得辰沅间地方官员纷纷上表进奉，据传还在平溪以南寺为行殿，置官吏，出警入跸，蛊惑民众，后为郑逢玄、皮熊等识破斩杀。作为亲王的韩王朱璟溧，雄心勃勃要肩负起复国的使命，登基称帝也在情理之中，而且结合皮熊此时败走平溪的经历，朱璟溧登基很有可能也是得到了皮熊的拥戴。 <p class="ql-block">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平溪卫确实是定武帝调控时局的战略枢纽。首先这里处在黔楚官道之上，水陆交通便利，驿站系统成熟完善，消息比较灵通，而且是屯兵两百年的卫城，忠勇遗风，武备成熟。明朝有天子守国门的传统，如果定武帝直接撤到贵阳，则有将已经地动山摇岌岌可危的楚地拱手让与清军的危险。黔头楚尾的平溪卫在当时属于楚地，立足平溪，既方便联络皮熊，使黔省成为自己比较稳固的大后方，又可以伺机延揽当时明军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湖广总督何腾蛟，如果北上，还能够借势整合活跃于沅澧荆夔一带由大顺军归附明朝的“忠贞营”。基于上述条件，我认为史籍中定武帝“自立于平溪”的记载是可信的。定武帝于平溪即位的时间是公元1646年，至于定武帝离开平溪的时间，我认为应该不迟于次年，因为《南明史》记载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十一月，张先璧“闻靖州陷，走平溪，入思州，沅州遂陷”，乾隆年间修订的《贵州玉屏县志》也记载“总镇张先璧溃兵突至，城中焚掠一空”，这个时候的朱璟溧，肯定已经撤离了平溪。</p> 长期转战于粤北、楚南一带的郝永忠因军事作风的暴虐难驯，不能获得永历君臣的信任，于公元1650年劫掠奉天（今湖南武冈），自沅州（今湖南芷江）、镇远南下独山，纵火焚城，然后掉头北上，到达楚、蜀交界的鄂西山区，从此“兼禀韩王璟溧号令”。具有流寇习气的郝永忠也需要一位有威严的皇室成员加持，而朱璟溧更需要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帮助他成就大业，双方一拍即合。这对君臣在山区打了十几年的游击，牵制了清军的战略部署，缓解了云贵的压力。直到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定武帝朱璟溧仍然高举大明正统的旗帜，坚持战斗到生命的终结，以身殉国，实践了“国君死社稷”的礼仪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