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不起故园情＿读贺西泉《永别的时候》中的乡愁 （刘焕民）

秦人

　　我与贺西泉相识于网上。他入群时，网名是“秦人”，我想，可能是个陕西老乡。以后他开始发表文章，我才知道，他是大荔县人，和我的家乡蒲城县紧挨着，是真正的乡党。加上都有在空军的经历，这无形中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用我熟知的乡语，叙说着相似的渭川田家故事，这更引起我的共鸣。

我是属于“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那一类人。年轻时，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总想离开家乡去外面闯荡一番。自从高考入军校以后，就呆在外面很少回家。等到“老大回”的时候，才发现家乡同样精彩，进而自惭对家乡认知太少，以至乡愁难解。

在这方面，西泉有他的优势。他在农村当过教师，比我更了解农村。解甲创业以后，又有机会重返故里，寻觅那些被岁月掩藏的旧事。他有一手好文笔，能写出朴实生动的好文章。人常说知己难逢，现在我手捧的这本书，正如一位老邻居，如同知己，说着家乡土话，侃侃而谈家乡事，解我心中乡愁。他的书里内容涉及多个方面，但最先令我欣慰的，正是写的乡愁。

乡愁是什么？我想，答案肯定很多。那西泉又是怎样写的呢？

乡愁首要是寻根。我们的祖上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落脚于这片土地？这是后辈会经常询问前辈的问题，也是前辈义不容辞回答的问题。但这却难住了不少人，使他们不好回答或回答不好。

西泉是一个不忘本的孝道之人，就是奔着“再贫苦再普通的人，都应该有他完整的人生”的理念，怀有一种寻不到根就对不起先辈的执着，开始了他的寻根之路的。

可是，岁月绵长，河川变异，区域更迁，许多旧事已随陈年流淌而去，寻根之路肯定是艰辛之路。从华阴渭河滩安家村的李氏人家，到华山坡底的东吴村，以后落脚于大荔的贺家洼，地域不算大，可纠扯不少。他在这之间来回奔走，寻老人，辩地方，下河滩，串巷子，认老屋，一步步走来。当后来“从他十里不同风的方言里，我们终于弄清，父亲的出生地安家村，就在附近的渭河滩。……那里是父亲永远回不去的地方，也是我们永远见不到的地方。……父亲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的根就在这里啊”（《父亲的身世》）。此刻，所有的艰辛，都化作泪水，化作欣慰，留作记忆，留作传承。

有人会说，这些有意义吗？

有。根，附着的是家乡的历史之缘。一个人能在哪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靠的是历史的缘分。寻根，不是生拉硬扯地给自己和家族找一个光面堂皇的名人，或者找一段光辉显赫的历史，而是还原历史的真实。西泉给自己父辈一个完整的人生传记，记载那一辈人筚路蓝缕，开业治家的起始，记载了一根扁担撑起全家的历史。父辈的形象从此丰满了，高大了，令后代尊敬了。他找到了自己的根，同时也明白了自己应有的担当。

西泉笔下的家乡，坐落在关中平原的东端，有古藤老树昏鸦，有小桥斗渠贺家。虽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但有千里麦浪，扑鼻闻香的槐花。“夏天坐在柳树下，既招风又遮阳。蝉鸣是少不了的，有时听起来悦耳，有时聒噪得烦人”（《一斗渠》）。就是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人。

但不掩饰的是，家乡又是贫穷落后的，还谈不上丰衣足食。为着维持生计，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辛劳和汗水。于是在渭河渡口，“时常见一个力大无比的大汉，一根长扁担挑着各种货物过河，这个大汉，就是我父亲”（《大华路上》）。就有了书中父亲“像牛一样弯着腰低着头，一步一步向前拱”的劳累，就有了“想我父亲吃尽了人间大苦，想他怎么就不能和我面对面一起吃这香喷喷的羊肉面呢？”的自问（《想起了父亲》）。也有了父子二人月夜赶路九十多里，拉着架子车，到澄县拉碳时的爬坡，遇雨的艰难，有了“两腿沉重，大腿面发硬，胳膊肘子的疤结也被蜇得烧疼”的心酸（《拉碳》）。看到这些，不由得对前辈们的付出而感叹唏嘘。

好在天道酬勤，有耕耘就会有收获，那一方水土也没有令他们失望。靠父亲的一根扁担，他的力气，宽厚的肩膀和脚板，他的经营头脑，终于“让我家十几口人的日子过得在村子上是稍好的。父母体体面面地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位老人送终，拆旧盖新一大院房子”（《想起了父亲》）。勤劳，为家里带来幸福安康，这一方水土就这样给他们以回报。

故乡，就是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给过你饥饿但又无私地把你养大；给过失望，也给了希望；一度想远离她，但最后却毫无例外地依偎在她的身旁。这种乡土之情，西泉恰好地反映出来了。

西泉的这本书，短文较多，但《我家的老年》这一篇，却是少有的长篇，说的是很普通的过年。

从“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小时候我家是有一场仪式的”。这个仪式包括：给灶王爷像前献上白面石子馍；招呼大小辈跪下磕头；姥姥开始唱词；把灶王爷的像取下烧掉。灶王爷归天，仪式结束。“灶王爷前脚一走，我家准备过年的节奏就加快了。”

首先是全家翻箱倒柜地打扫卫生，更换床上用品，贴年画。到腊月二十六蒸年馍，腊月二十七做卤肉。腊月二十八、九两天作寿桃，蒸碗子。腊月三十日，女的蒸炸炒，男的安放列祖列宗的牌位，贴上对联。

年到了，我只能简单说一下那复杂的程序：初一祭祖先；初二回娘家；初三走远亲：初四待来客；初五迎财神；初六撤供桌，收好祖宗牌位。

初七这天晚上，“姥姥站在上屋门口，让我们小辈站在大门外，给我们一个一个招魂。”在有问有答中，完成了过年的最后一个仪式。

整个过年，都伴随仪式感和节奏感，虔诚、严肃、合乎礼仪地进行着。该顾及的谁都没拉下（包括灶王爷、土地爷、龙王爷、财神爷）；该走的程序一个不减；该办的事都有落实。细致地描述，简直是一本《过年指南》。

中国人看重礼仪，把书礼传家当做一种高尚来传承。从这篇文章，你看到了一个尊礼和守礼之家。

但是，要说西泉家是礼仪传家，有点勉强。他父亲母亲都是大字不识一个，家里多是勤勉之人，而少书卷之气。可这样的人家，却是知书达礼之家。这不仅令人羡慕，也令人疑惑，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当然归功于乡土文化的熏染。

过年，实际是一种祭祀文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对先祖的敬畏怀念和崇拜。祭祀不诚，国运难续。对一个农耕民族来说，祭祀如果没有仪式感，就无法充分表达对先祖的礼敬。因此，过年这类大事，就衍化为约定俗成的乡规，演化为神圣般的经典理念，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标识。你身处这个氛围之中，自然会融入其中，自觉按这些规矩行事。这就是文化的感染力。

在普通家庭里，文化感染的主要途径是潜移默化，耳闻目染。这来自母亲的歌声中，来自姥姥敬神的唱词中，来自父亲的身体力行中，来自家庭成员的自我约束中。在咿呀学语时，在嬉闹玩耍中，家乡那些历史、传统、风俗，就开始渗入生活，形成习惯，成为生活信条，影响我们的人生。这就是家乡厚重的文化之染，像肤色一样，洗也洗不掉。

西泉把过年仪式详尽地落入笔端，就是想把它传承下去。可是，时代有它的选择。“一代有一代的年，我家的年，再也过不回去了”（《我家的老年》）读到这里，我有点忧伤起来。

生活离不开吃。现在，面对大街小巷四下飘香的美食店铺，有时的确令人迈不开脚步。美食，已经成为各地争相炫耀的招牌，美食家也成为令人羡慕的一族。

西泉说他不是美食家，这话我开始有点不信。不是美食家，怎么能写出了一连串美食文章；怎么能写出这些美食的独特之处，烹饪绝招；怎么能吃出这个美食的诱人之味。

可我看后，又觉得他不是美食家，因为他有致命的偏食习性，这会影响到对餐饮评价的公平性。他的偏食性，表现在对家乡食材特别是普通食材的偏好推崇。他写起这些来，总是一副神采飞扬的架势，口若悬河，笔下生辉，让你知其色，觉其味，口生津。而对于外地的美食，他总是不屑一顾，或轻轻带过。

他认为，“家就得有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就是与别的地方不同。为什么？

那食材来自养过自己的那一方水土，有亲人的汗水浇灌，有家人亲手采撷制作。他要的就是这个味道，吃的就是这个过程，怎么能不可口香甜呢。

这样说，可能还有点浅显。这些东西，原本是平常之物，平时也相伴左右，不显山水，甚至会招人厌恶。但在“低标准，瓜菜代”那样的困难时期，它却绽放溢彩，拯救过人们。它有养育之恩，却不计较回报。没有什么会比家乡养育之恩更崇高。乡人是知恩的，也就不会忘记它。

比如说蔓菁。“蔓菁吃起来有股淡淡的药味。由于这种药味，许多人连它的甜味都不喜欢。长了黄斑的蔓菁，吃起来还有股怪味，连猪都不爱吃。”可当他听二弟说起用铁锅熬苞米榛子蔓菁稀饭，满屋香甜时，满口生津，“我喝两大老碗都不成问题。”（《蔓菁》）为什么？“我母亲说起蔓菁，总会叹息一声说，蔓菁救人哩。”蔓菁在粮食短缺时，也顶粮食。而冬天有阳光的上午，端着一碗黄黄的小米粥，上面放着腌制的蔓菁叶子，挤在一起说着，笑着，吃着，不就是家乡一道风景线吗？

又比如说红薯。这是秋季主要作物之一，其根茎叶常伴农家，蒸煮烧烤吃出了花样。但“顿顿红薯稀饭，红薯面饼子、红薯面饸饹，吃多了也真受不了。烧心，嘴里冒酸水，一大口一大。”但不管怎样，人还是不忘它，就因为注入了家乡这个要素，有了苦难相救的记忆。“吃红薯，有时吃的就是记忆。”（《红薯》）

严格来说，西泉不算一个好的美食家，应该是一个“思乡家” 。

乡情，是隐藏在骨子里的割不断的亲情。“少小离家老大也回不去了。我在这里吃的是家乡的味道，咀嚼的是乡愁。”（《在北京吃陕西味道》）。这话，令人五味陈杂。试想，身处京城，高朋满座，玉盘珍馐，有的是机会。可他偏要在这里吃出家乡的味道，这实在强人所难。乡愁，果真有如此力量。

西泉为我们展示了他的乡愁，那么真挚。其中的历史之缘、乡土之情、文化之染、饮食之育，尤为感人，也令我心动。

我读着书，也回想着老家的事。没有什么比血缘更亲，比家乡的父老更值得尊重；也没有什么比家乡的胸怀更博大，比乡愁更夺神。“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个乡愁，古今皆是。

春风又吹渭河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我想起“稚子归牛罢，相呼斗草虫”的童年、“农父踏田去，黄昏半掩门”的村庄、“甸甸谷垂地，沉沉果满川”的原野、“奔波风雨雨，挥汗日年年 ”的父老。二十年没能回去了，教我如何不想它。

2024，1，25于兰州书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