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开的格桑花

高原随想

　　母亲今年七十六了，身体还算硬朗。

自从24年前父亲去世后，她便一个人过生活，虽然当时我们三兄弟都已成家立业，但她不愿跟孩子们一起住，坚持要一个人独居。

这20多年来，她一刻也没有停止劳作，种菜、种药草、种苞谷洋芋，她每年的收成养活她自己绰绰有余，种的菜除了卖还常常周济我们。

我们多次要她不要这么劳累了，但她总是说坐不住，搞点劳动身体还好一些。在我看来，她并非坐不住，她是有一种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全感。当了一辈子农民，交了几十年公粮和农业税，假如每月她也能拿哪怕1000块的养老金，她照样可以每天打打牌，跳跳广场舞来打发时光。

　　母亲的身上具有绝大多数中国农民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那便是勤劳和节俭。自我记事起，印象中的母亲总是起早贪黑，总是忙忙碌碌的，遇到农忙时节，更是没日没夜。几年前，她在劳动时把腿摔骨折了，几个月才好，我便极力反对她再下地劳动，她便说，大哥说的，适当劳动一下身体还好些。可我知道，她是做不到“适当”的。以前，她搞累了，偶尔也向我诉诉苦，自从我反对她劳作后，现在从不向我诉苦了，有时对我爱人诉苦后，还要反复叮嘱她，千万别对我说。

母亲十分节俭，对于这点我不知开导了她多少次，但总是收效甚微。前几年她随我进城，帮我带孩子，负责接送孩子上学，有一次我竟然发现她在街上捡纸盒饮料瓶之类的垃圾带到家里来，我狠狠地责怪了她，她很委屈，说：“我还不是觉得这些东西扔了可惜了，捡这个卖比我种包谷要强多了。”听到她说到这里，我的心里便隐隐作痛，在她的眼里，我们三兄弟即使有钱，这钱也是我们的，她自己仍然没有，我们给她再多的钱，她也认为必须要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用起来才有尊严。

我们三兄弟，大哥和二哥在外面工作，回老家相对就少一点，我隔的近，每每谈及这些事，我便时常顶撞她，总觉得她的观念要改变，尽管目的是想她多休息，把日子过悠闲一点，但我的方法却很粗暴，粗暴到她难以接受。

　　有一次，她和邻居为山田界址闹了矛盾，絮絮叨叨地给我说，我最初还是想开导她，给她说了很多的道理，从各方面给她说不要和别人计较，不值得。但在这个事情上她就是不听，她对土地是那样的执拗，我想给她讲“三尺巷”的典故，但我知道她可能听不懂，即使听懂了估计也无法改变。我便开始烦她说这事，她再说的时候我便不理她。有一天她看我不不理不睬的，突然就情绪失控，边哭边对我说：“我看了滴，养儿不要太很哒，没得用。”在她眼里，我们三兄弟在外面都是有出息的，她接着说：“你看，易莫秀家里也是三个儿子，虽然都读不到书，但他们都是劳动的好手，她在屋里是多么享福。只怪你爸爸死早哒！”她的意思是我们三兄弟虽然读书很（很，土家语，厉害有出息的意思），在外面都有体面的工作，但她却还在受旁人的欺负，并且自己的儿子还不站在她那边，不帮她说话。她说完这句话，我的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是啊，我们再厉害有出息，对她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局面对我来说始终无解，我总不至于回去帮他找邻居吵架，去把他们占我们的那一小块地抢回来。

　　母亲对土地的执拗同样源于她的不安全感。她常说：“这是我们家仅存的老业，我给你们守起，万一以后政策变了，万一又搞大集体，你们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还可以回来，这几亩三分地还能养活自己。我便和她争论，我说再怎么也不会回到那个时代，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她根本不听我的这些观点，她说，当年土改谁会想得到？后来搞大集体谁会想的到？再后来包产到户，谁又会想的到？你就想的到以后的事情？我无言以对。母亲没读过多少书，但她总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而我这个政史专业的却没有历史观，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没得底气，或许我错了？

这正如母亲所说，都是我爸爸死早了的原因。母亲的性格非常要强，但父亲在世时，母亲对他却特别依赖。父亲读的书比她多，又在单位工作，母亲十七岁便嫁给他，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几乎都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最终形成的。

记得1981年，我们这里也搞了包产到户，当年的收成就翻了几番，此后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好。那时父母四十岁左右，都还年轻，尽管忙碌，但母亲渐渐从满脸的忧愁变化成了一副温柔平和的样子。从老屋走到公路上有几十米的一段土路，母亲便在路旁种了长长的一垄各色花草，尤其喜欢种的就是格桑花，因为它的花朵艳丽，花期又长。她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拔草施肥，精心呵护。我小学初中那些年，每每放学回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那路旁盛开的格桑花，穿过花丛，在夕阳中看到的是母亲温柔平和的笑脸，那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

　　母亲一生要强，做什么事都生怕输给了别人。养猪她要比别人养的大，农活要比别人做的精，单产要比别人高，就连手工针线活，她也要比别人做的好、做的精。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她要强的性格对养活我们兄弟三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年搞大集体时，她在生产队挣的工分都和强男劳动力的相当，就是因为生产队分粮食是按劳动力按工分来分的，而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是吃闲饭的，为了尽可能多地分到粮食，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劲挣工分。

后来包产到户，因我们家是后来搬家过去的，周围的邻居大多都有土改时分到的田地，他们都错误地认为会恢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状态，因此在分山田时，母亲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歧视，于是她便和邻居争，和干部吵。结果搞得那一年我们和周围邻居的关系都很紧张。

每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往往就充当了和事佬的身份，在家里给母亲熄火，在外面帮忙说好话赔不是。当然，母亲本性善良，后来和邻居们都相处的不错。

　　父亲在世时，母亲要强易怒的个性与父亲平和理智的个性起到了中和的作用。尽管她凡事要强，但在大事上，从来都是父亲做主，即使有时有点小争吵，但很快她就会觉得自己无论是在知识和阅历方面不及父亲而回到父亲的观点上来。父亲的过早离世对她来说就如天塌下来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情感上没了依靠，在处世上失去了方向。她在我们认为完全没必要的情况下，她更加拼命地劳作，和邻居的关系也逐渐紧张。我们三兄弟对她的态度截然不同，大哥遵从顺者为孝的原则，母亲说什么他都表示赞同，即使内心不赞同口头上也表示附和；二哥主打一个模糊，不赞同也不附和；我对母亲的观点，不赞同的就坚决反对。而我与母亲隔的又最近，她本来经常要在我这里寻求支持的，我却常常反对，她对我的不满意我明显能够感觉的出来。她为了说服我，常说这样几句话：大哥说的……二哥说的……而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想，她那时对我是多么地失望。

　　大约在十年前，她在劳作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她给我打电话，说她的脚只怕摔出问题了，我赶忙开车回去，我一看就知道骨折了，她开始并没意识到有这么严重，还强撑着挪到了屋里，我心疼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因为平时我最反对她下地劳动，她怕我责怪她不小心，反复给我说：我都不要紧，就是给你们找麻烦了。

我紧急把她送下城，在医院拍片、CT、打石膏，全程她没哼一声，反而多次重复“给你们找麻烦了”这句话。她越说我的心里越是难受，我后悔以前对她的顶撞，导致她在这种情况下忍着疼痛而对我表达歉意。

母亲特别怕麻烦我们，即使受伤后也仅在我家待了一个月，等到搞复查后，她便坚决要在一边住，怎么劝都不听。她拄着拐杖，坚持生活自理。

也正是因为这次受伤，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在我们三番五次的劝说下，她逐渐减少了劳动的强度，偶尔也去跳跳广场舞，打一点小牌来打发时光。

　　人们常说：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却要用一生来治愈。母亲的童年是不幸的。

最近几年，我在同年迈的大舅和二舅的闲谈中，大致理清了他们家族的历史和母亲的成长经历。母亲幼年丧父，经历大饥荒，然后辍学，小小年纪便进生产队劳动。她要强、固执、不服输的性格形成在这里便可以找到答案，一切都归结为两个字：生存。

他们家是在民国初年从四川迁过来的，我外公是迁过来出生的第一代。当然我没有见到过外公，但小时候，听到幺外公偶尔保留的一些四川口音，对此我总是充满了好奇。

据大舅说，外公当年在中营乡的一个小地名叫长冲的地方，租种了朱姓地主大约十来亩的土地，还有一栋五进三间的草房子，每年交1500斤包谷籽。大舅说，那时只要人勤快，一家人吃饱饭还是没问题的，遇到灾荒年，还可以申请减租。大舅说，那时不叫租地，叫课地，交租叫交课。后来搞土改，外公家划为贫农，从地主家没收的土地和茅草房又分给了外公。地还是那地，房子还是那房，人也还是那些人，包括交公粮也还是1500斤。大舅说唯一的不同就是给地主交的租是他们自己派人来用骡子驮的，而交公粮要自己背到镇上去。

　　大舅说，在47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开始在我们这一带大量抓兵，外公自感这次要抓他，他一天寝食难安，成天焦虑如果自己被抓走了，家里三个待哺孩子靠什么养活。某天，他干脆径直去找了民国时期中营乡的乡长朱子丰，告诉他说：“我家里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我抓走了，娃儿们也就死路一条，你帮我想个办法？”朱子丰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的情况也是特殊，这样吧，到时抓你后你找个机会跑了，回来给我说一声就行了。”

后来抓兵的果然抓了外公，当队伍行军到恩施的一个叫什么堡的地方（大舅记不清了），外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跑了。他在山上躲了三天，确认队伍已经走远，才沿路乞讨回到家里，然后他去给朱子丰汇报，据说朱子丰就回了三个字：知道了。大舅说外公在世时，常常念起朱子丰，说朱子丰这个人并不太坏。我祖父也曾提到过他与朱子丰的一次交往。他因有一事需求助朱子丰，就带了一小块肉，一根肋骨的那种，去时刚好他在午睡，看门的，或者是警卫就进去给他通报。朱子丰并未起床，只是大声对警卫说：“你叫他把肉就挂在门外的钉子上，他的事我给他办。”后来事也办成了，祖父说：“朱子丰是个守信的人。”

　　祖父还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说当年我的幺外公在朱子丰家做长工，幺外公勤奋有灵气，深得朱子丰喜欢，朱把他是当干儿子对待的。土改时朱子丰失踪，一直了无音讯，而幺外公因有做长工的经历，被发展为贫协主席，各种控诉阶级剥削和压迫，还主持了分地主家的浮财运动，祖父说，幺外公那时为了图表现，分浮财时故意不给我外公，也就是他的亲哥哥分。

从我记事起，幺外公就是很慈祥的一个人，他慈眉善目，说话轻言细语，所以我一直对祖父的话存疑，加之外公去世那么早，我也无处求证他到底是为了图表现还是情势所迫。谁知道呢？毕竟，“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也就是那一年，十四岁的大舅加入了民兵组织，不过因为他年纪尚小而没有成为基干民兵，他的亲家那时就是基干民兵，他们一起参与斗地主刨地主婆的坟。他说他亲眼看到他的亲家在把地主婆的棺材板打开后，偷偷把地主婆的金耳环扯下来揣到裤兜里。

　　土改后，外公一家日子照样过，也还算平静。后来，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土地劳力入社，开始搞大集体。再后来大办钢铁，家里的铁锅火钳都去炼了钢，紧接着又搞大兵团运动，生产队里的劳力全部集中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之为“大兵团”。那时，大舅被抽出去修公路，二舅在外读书，母亲有了十一二岁，她每天一个人步行三里多路，去生产队大食堂打饭，回家喂一个一岁多的弟弟。大食堂的食材很快就开始枯竭，母亲每天打回来的饭就是菜叶和包谷粉子拌在一起蒸的，而且包谷粉子越来越少。外公为了养活那个只有一岁多的孩子，每天打饭后，就小心地把菜叶上的包谷饭粒抖下来，自己只吃菜叶，将饭粒带回家喂小孩。没多久外公开始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全身开始浮肿，终于在某一天倒了床。

生产队食堂的大师傅叫鲁某清，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深得信任，是当时有名的积极分子，还光荣地加入了组织。他坚持认为外公是装病的，所以连续三天不给他打饭。可怜的外公，终于饿死在了1960年那个青黄不接的夏季。不久，母亲下面的那个一岁多的弟弟也死了。那年母亲13岁，三年级读完刚刚进入四年级。

　　外公去世后，母亲只能辍学，她说她那时是多么地想继续读书，她说她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她说她的同学虽然那时读书不如她，但他们不是在教书就是在当医生，她说她当时只要能把小学读完都可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但现实中没有如果。

外公去世的时候，大舅在外地修路，几个月后才回来，得知外公是鲁某清不给他饭吃饿死的，气得破口大骂，找了一把刀冲出去要把鲁某清杀了，外婆喊了好多人才把他摁住，好说歹说才没有发生另一个悲剧。第二年，二舅去当了兵，母亲则正式进入生产队，成为了生产队员，那年她十四岁，也是入社限定的最低年龄。

大集体劳动时都是临时组成各种小组，母亲入社时，因年纪小身体单薄，于是常常没人要她，备受歧视的她便暗自发恨，一个人做也要比别人做得好。生产队还有一个与她有相同经历的姐妹，她们同病相怜，于是经常两人搭档成为最小的一个小组，她们抢着做重活累活，这既是为了多挣一点工分，更多的是要证明自己。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炼就出了母亲要强不服输的个性。

　　母亲虚岁十八的那一年嫁给了我父亲，次年大哥出生，再次年文革开始。那时我父亲在生产大队当会计，竟然成了红卫兵的批斗对象，她多次背着大哥去参加父亲的批斗会。母亲说，那时最庆幸的是父亲只站在台上挨批，但从没被整过，因为父亲并非“地富反坏右”。母亲说她后来只要一回忆起当年批斗会上整人的情景她都会浑身发抖。她说那时要挖一个“三清团”的反革命组织，搞群众揭发，把揭发出的人搞到台上批斗，有一个叫陶某升的积极分子，将台上一个人用绳子吊，用皮带抽，逼他交待同伙，那人被整的实在受不了了，就随口说了一句：“我的同伙就是你！”话音刚落，从台下冲上去十来人，直接将陶某升摁倒，然后把他曾经用过的整人方式反过来又在他身上用了一遍，而且随后的几天批斗会上，每次都拿他先开刀，说他才是隐藏在群众中间罪大恶极的坏分子。母亲说，这是她一生看到过的最富戏剧性的结果，陶某升从此再也没有翻身过。母亲说：“幸好你爸爸和他们一家人都心肠好，从无害人之心，不然他在那个局面下，怎么可能善过？”

1970年，我父亲到了二十多里路外的一个小公社当了供销社的售货员，那时我刚出生，大哥也才五岁，母亲既要在生产队辛勤劳动，还要带三个幼小的孩子，假如不是她要强不服输的个性，这种苦又有几个人能走得过来。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很小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参与了生产队的劳动，像撕包谷，捡洋芋，背石灰，背瓦等等，。记得有一次我在门口挖一块地，也就是给套种洋芋的空行间松土，那时放学早，每天回家我便扛着锄头去挖，挖了好几天，最后在生产队申报工分，那会计望了我一眼，说：“那就给你妈加两个工分吧。”也不知我的那两个工分在年底分红的时候能够分到几毛钱。

母亲虽然性格要强不服输，但她心地却很善良，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母亲就特别爱帮助人。生产队里，哪家屋里搞世业，她要么送一背篓洋芋，要么送一升黄豆，要么送一包精心晒干的干菜，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给你凑个菜。遇到哪家屋里有重病的病人，她会带上一斤白糖，一把面条，或者从储藏包谷籽的那个木缸里摸出十来个藏了很久的鸡蛋，然后亲自送去，还要宽慰一番。我们家住在大路旁，常有路过的人因天黑借宿的，母亲也是尽力提供方便，尽管我们那时自己也什么都没有。

　　母亲的命运迎来转机的时刻其实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那便是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这里来得迟一点。1981年，我们这里包产到户，当年我们的收成就翻了几番，养的肥猪也比上一年重了一倍。从那年起，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起来。家里买了电动钢磨，终于把那个笨重的石磨淘汰了，随后买了黑白电视机，过年时，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开开心心地坐下来，嗑瓜子，看电视，有了真正的休闲时光。这才是生活啊！

母亲脸上愁苦，忧心忡忡的神情渐渐消退，一步一步明朗了起来。改革前，母亲因她那坚毅，要强不服输的性格解决了我们的生存问题，后来她又用勤奋，善良温暖了我们，我们三兄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最终走出农村。不管我们后来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如何不满意，站在她的角度，她都是一位成功的母亲。

　　前天是母亲七十六岁生日，她随大哥去了武汉，我记得这是在父亲去世后，母亲第一次不在家过的生日。大哥发来消息，说给母亲搞了个体检，除了因年轻时过度劳累而累积起来的劳伤病外，她的肝脏血液等指标，比我们年轻一辈的都还要健康。

愿母亲健康长寿！

　　就在大哥给我发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境里浮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在一个温暖的秋日，一个少年在夕阳下奔跑，一位母亲正在在大门口等候，母亲面容温暖慈祥，农舍简朴温馨，路旁则盛开着一行绚丽多彩的格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