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城墙！

学周

说起南京，脑海里常常浮现的是：钟山王气、龙盘虎踞；六期王城、民国旧都；秦淮艳影、后庭花曲……而这次我却被城墙吸引了！

2 0 2 3年初冬时节，与儿子一起访问南京，甫到目的地，同窗好友、社会学家玉林教授携夫人和振涛兄在秦淮河畔一间饭堂为我父子接风。席间，玉林承诺在课余抽出时间陪我看一段城墙。我去过好几次南京，每次他都会陪我看一段城墙，这次他再一次提出陪我看城墙，我除了感激，心想他必另有一番心思，作为社会学教授的他何以一定要让我们看城墙呢？我心想，看来我是辜负南京的城墙了，或者是我至今没有认识到城墙之于南京之于大明意味着什么。“汉冢唐塔猪打圈”这句历史俗语，形象地概括了三个王朝的特别之处，猪，朱也，打圈不正是垒墙吗？从朱元璋筑城墙到朱棣筑“国墙”，墙把人围在其中，是保护？是禁锢？如何评说？

2023年11月29日，上午看南京博物馆，午饭后去游览孝陵，下午四时许，玉林夫妇开车接上我们，沿着城墙开往他熟悉的一段城墙——龙脖子，赶在关门前，我们通过一处藏兵洞，登上了墙头，当时夕阳西下，我和玉林背着夕阳拍照留念。龙脖子，在南京太平门东。因钟山（紫金山）称为蟠龙，遂将朝阳门（中山门）至太平门的明城墙叫做龙脖子。咸丰三年（1853），清军将领向荣率部驻扎城东孝陵卫，建江南大营。太平军构筑天堡城、地堡城对垒，并调兵遣将应战，一度击垮江南大营。地堡城，就在龙脖子处。同治三年（1864），湘军将领朱洪章领士卒挖地道于地堡城，以炸药轰开城墙，并趁势冲进城内，太平军至此溃败……对胜败双方来说，真可谓“成也龙脖子，败也龙脖子”。

朱元璋起兵之初，儒士朱升就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个字可谓朱元璋夺得大位的九字真言，在登上九五至尊的征途上，朱元璋始终不折不扣坚持这九字方针，而这九字真言中的第一位就是“高筑墙”。当我站在巍然耸立的城墙下，举目仰望，仿佛看到一道貌似闪烁着历史智慧的光掠过城墙，我知道那是朱元璋穿越历史倾注在城墙上的目光，他既小心翼翼同时还充满着自负。我与之对望，内心感到敬畏却又无比疑惑，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固若金汤吗？29日看过“龙脖子”一段城墙，在“朋友圈”我写了这样的话：目睹六百年沧桑之遐想——每一块砖的质量，可以保证一圈城墙的坚固，一圈城墙的坚固，可能保障一座城池的安全，可是它能保住一个帝国的寿命吗？何况，有些长久，带给百姓的未必就是幸福，凤阳民谣不就唱道，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明朝初年在都城南京有宫城、皇城、内城和外郭四重，现在通称的“南京城墙”一般特指其中的内城城墙。内城城墙东傍钟山，西据石头，南凭秦淮，北控后湖，周长35.267公里，现存基本完好的明城墙25公里，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二，却是中国少有的保存良好的古代城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古代城墙，更是南京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

即便站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来看南京城墙，也会为其“人穷其谋、地尽其险、天造地设”的构想而生发敬佩之情。民间传说南京城墙是“宝葫芦”形，有专家研究认为是“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形”、“呈宫扇形”。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南京城墙可能依照天上南斗星与北斗星的星宿聚合而建。在被人格化的南斗斗勺内，设市为民居，既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民心的向背，又保护了元末明初南京城最繁华的区域，更重要的是道家隐喻在南京城墙建筑语言中的设计思想，满足了朱元璋秉承的封建帝王皇权“至高无上”、“永为人主”的愿望，体现了“天人合一”、“皇权天授”等思想。

南京城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命范蠡于现在南京中华门的长干里一带，监理建城，定名“越城”。到了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又在南京清凉山（又叫石头山）筑城，称为“金陵邑”，这也是南京又称“金陵”、“石头城”的来历。公元211年，孙权又在金陵邑故址构筑“石头城”，依山为城，因江为池，地势十分险要。当然，南京十朝建都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当数元末至正二十六年，明太祖朱元璋攻占南京后开始建造的明城墙。

南京明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定鼎南京的产物和象征，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部一举攻陷攻集庆（南京），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以应天府为中心，又攻占应天周边地区以巩固防务。从此，朱元璋具备了逐鹿中原的本钱，与元军、张士诚、徐寿辉等部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在通往皇权之路上，南京是朱元璋的宝地。他在攻下南京的十年后，使之成为稳定的、坚实的根据地，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开始营建城墙，历时21年之久，建成于明洪武十五年（1386）。

要知道，城墙修建之时正值烽烟四起的战乱年代，朱元璋的周围北边元王朝尚在苟延，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都有实力和他一争高下，在冷兵器时代，修筑城墙无疑是一种很有效的防御措施。而城墙最本质的原生价值之一，就在于它具备的军事防御功能。城墙最初由土垒、土石混筑、砖石砌筑其表皮，发展到南京明城墙大规模采用砖石构造，逐步趋于完善的过程，与兵器（主要是攻城器械和火兵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筑城艺术的彻底改革，是火炮改进的最初结果之一”。南京明城墙，以其占地区域广、坚固、雄伟而著称于世。建造南京明城墙的构想者们在无数次攻城掠地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南京明城墙在军事防御功能上，针对当时的攻城器械和火兵器，结合南京地区地形、地貌，无论在城墙的高度、厚度、基础、建材、城防建筑体系，均达到了我国城垣建筑完美的程度。它是在中国数千年城垣建造发展史的深厚基础上，适逢中国冷兵器发展到巅峰状态下开始向火兵器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令后人对此不仅产生“高、坚甲于海内”之感慨，十六世纪中叶先后3次抵达南京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称他眼里的南京“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

南京城墙是朱元璋奴役百万民众的有力见证，研究者杨国庆在《明太祖实录》中找到一条修筑城墙的用工原始凭证：洪武六年二月（1373年3月），“延安侯唐胜宗奏筑潞州城，周五千七百七十四丈许，计一夫筑城二寸，合计用二十八万八千七百人，许之”。由此可知，明代“一夫”的标准工作量是“筑城二寸”。有人计算过，南京城墙的四圈城墙其总长度为34425．139丈。以同时期建造潞州城的用工量计算法，折合成建造南京城墙所需使用工量，应该达到350万以上。杨国庆强调，用工量和人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一个人参与城墙建造一个月，以“工”计算为30个“工”，但在计算参与城墙建造的人时，只计算为一人。因此，如果将其他因素（府城与都城的区别；墙体高度、厚度以及砖石采造的用工量等）一并考虑，南京城墙实际用工量比同期建造潞州城计划工量，至少增加一倍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初步估计，南京城墙的用工量达到700万以上；直接或间接参与建造南京城墙的人数，达到百万余众之上。经过仔细比照史料，杨国庆发现，元末明初参与建造南京城墙的大致包括了这几种身份：军士、工匠户、均工夫(人夫)、牢犯等。其中军士是筑城中主要劳力。城墙有一块砖文写道：“似从工作到现在，日日挑柴吃苦辛。一日秤来要五百，两朝定为共千斤。山高路远难行步，水深堤滑阻工程。传语诸公除减少，莫教思苦众兵。”这是当时军士参与南京建城墙劳作的真实写照。这项研究也让我心中的疑惑得到了答案，筑城墙的主力军士都是青壮年，纪律性强，劳动效率高，无须支付薪水，是完成这项工程的不二人选。而牢犯参与工程在任何时代都是无法拒绝的。对于所有古代遗留下来的宏伟建筑，统称之为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细想起来，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我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词汇来描述更合适。

如此浩大的工程，钱从何来？其中一个传说或许可见端倪，那就是明代孔迩的《云焦馆纪谈》所记：“我太祖既克金陵，欲为建都之地，广其外城，时兵火凋残之际，库府虚乏，难以成事，（沈）万山恃其富，实愿与圣祖对半而筑，同时举工先完三日。太祖酌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号曰素封卿之谓矣。”当时的江南首富沈万山出资的概率是很大的，至于是否自愿，那就另当别论了，后来沈万山还是被朱元璋借故杀了，理由是“上怪其富过于己，独税其田九斗十三升，及欲害之而无由。适万山筑苏州街，以茅山石为心，上谓其有谋心将为逆，遂收杀之，血流出尽白，以兵围其家，尽抄山之家财入官。”沈万山有多富？今天已无从考究，《金瓶梅里潘金莲说：“南京沈万三（山），北京枯树弯（地名，传说建北京的钱从此地挖出）；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可见沈在明代是财富的代名词。可资本终究敌不过权力，古今一理。

南京，地处雨水丰沛的江南，丘岗连绵，河湾如织，湖泊池塘星罗棋布。城墙择址的地段或山石嶙峋；或低洼松软；或平坦如砥。为防止高大的城墙下陷、开裂、倾倒，建造者根据工程的要求，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顺山势而建，城垣与山体岩石连结成整体；有的深挖基础至原生土，上铺巨石为基；挖不到原生土的低洼地段，还打下10余米长的木桩，上面铺设圆木井字形木排，借以达到转驾城墙压力的作用。在砌筑中，对不同地段采取了不同质地墙体的处理方法和特殊的粘合材料：有的地段用石灰岩和花岗岩的条石，作为城基、勒脚和部分城墙内外壁的主要材料；有的地段全部用城砖垒砌；还有的地段以条石、城砖砌筑墙面，中间填以片石、城砖、黄土混合夯筑等。粘合墙体的材料十分坚固，以至留下了用糯米汁加石灰等灰浆建造的说法。用于南京城墙最大的条石，每块重达千余斤，城砖每块一般重20余斤，层层叠叠垒砌成高达12~24米、底宽8~27米、顶宽3~18米的墙体，其重量可想而知。如此沉重的负荷，城墙能够屹立迄今，与牢固的基础密不可分。

南京明城墙，据初步估算共耗费了数亿块城砖，如此巨量的城砖，究竟依靠那些区域烧制单位提供？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不详，近几十年来经文物工作者或有心人对城砖铭文孜孜不倦的考证、补定，才有了一份目前尚未完全统计精确的资料：南京明城墙所用城砖，分别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其中包括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的府、州、县，以及军队卫、所和工部营缮司等近200个单位承担组织人力制坯、烧造。城砖一般长40～45厘米，宽20厘米，厚10～12厘米。由于城砖来自各地，故其城砖材质的土性也呈多样性（有粘土、沙土、高岭土等等）。为了确保建造南京京师城墙的城砖烧造质量，朝廷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官员，军队卫、所的士卒，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总甲、甲首、小甲），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在砖上留下姓名，少则一字（或一个符号、记号），多则70余字，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甚至杀头，这种严酷的“责任制”，却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建造过程中的高质量。

墙砖铭文是南京明城墙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城砖铭文的书写者，大体可分“书斋式”与“民间式”两类。前者属官府内的官吏文人、乡间的秀才，也许只要没有写错，就不会有杀头之虑的缘故，其字体流畅工整，点、撇、勾、捺极具文人气息；后者属于粗通文墨、甚至没用笔写过字的工匠，当砖坯出模后，只是拣了身边的一根小树枝，在砖的一侧小心翼翼留下所在县、甲以及自己的名字，稚拙的字体上透出几许村野之气。城砖铭文的字体，篆、隶、魏、楷、行各体皆备，蕴含着淡淡的金石味。所有的铭文，折射出的谨慎与虔诚，强烈而鲜明。从铭文技法上，又可分为模印、章印、刻划三种形式。其中，铭文的双线模印由于字体的笔划较细，故对制砖泥土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有些甚至还填补了史料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南京城砖产地的分布、中国汉字在明初的简化字与异体字、中国民间的书法、篆刻艺术以及中国姓氏文化在明初的演变以及明初实行的责任制等，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实物佐证。

把视野放大到世界，不妨做一下横向对比，就在大明皇帝用上心思修筑“篱笆”，巩固其大一统的朱姓王朝的时候，14世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却时常因为缺乏秩序和权力而陷入混乱，神权笼罩下世俗国王们的权力依旧微薄，大多数地区也存在大量暴力和违法行为，黑死病瘟疫不仅夺去了生命，还扰乱了农业和商业，并引发了人们普遍的精神危机，仿佛在危机四伏中，却孕育着复兴的希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灾难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文艺复兴就在这样的危机中出现了，15世纪成为人类思想解放的世纪，同时是开辟新航路的一个世纪。世界在快速走向开放，而明王朝走向了相反的方向，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海患的闭关锁国政策：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以来即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此后每隔一两年即将该海禁政策再次昭示天下。整个海禁政策从明太祖开始，到了明穆宗在位期间被以“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为由实行开关（隆庆开关），这也仅仅是给封闭的空间打开一丝缝隙而已；至清初又开始一连串的闭关，直至鸦片战争后，通行整个明清二代的海禁政策才被彻底打破。中国走向封闭，朱元璋“功”当其首。

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对朱元璋有如此评价：“这位杰出的开国之君在14世纪40年代，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跃而在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宝，他走的这条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力求飞黄腾达的意识，已被有力地强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传统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样取得帝王统治之术。作为此后的皇帝，他将使这种帝王之术适应他为之着了迷的帝王大业的需要。”而鲁迅在《二心集》中是这样说这位朱皇帝的：“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南京明城墙可以作为一种观察视角，了解朱元璋，了解大一统与甲天下皇帝的心理，所有的历史现象都在现实中有反射的影子，这样对于当下大大小小的“土围子”也就会有清晰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