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的沧桑与辉煌，——中华民国时期（4）

淘沙

第二次国内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 至 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又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在极其险恶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党内思想异常混乱，工农运动走向低沉，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农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并逐步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又称南昌起义（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即所谓“宁汉分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分共”，即七一五事变。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起义”。南昌武装起义的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伐。

　　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3军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第6、第9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驻守。中共前委决定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2万余人。1927年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寻乌县）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1927年8月25日，先头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9000人由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激战至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2500余支（挺）。起义军伤亡近2000人。9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月22日，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今潮州）、汕头。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山湖（今揭东县玉湖镇）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今丰顺县城汤坑镇）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今揭东县玉湖镇汾水村，村内建有汾水战役纪念碑）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3师一部会合。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事武装力量，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中共八七会仪

　　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严重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2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两名俄国同志也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李维汉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请大家讨论。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然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在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过热烈讨论，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苏兆征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会议还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八七会议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严重危机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重新鼓舞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的缺点是，只注意反右，而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这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及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秋收起义中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骨干之一。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战斗。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指出：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多次指示信中还指出，秋收暴动与南昌起义一样，“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同时要求湖南的秋收起义，要在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和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同时发动；在以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湘西南地区，如有可能，也可同时发动；湘西地区也要有相当的准备，以备湖北省某一部队能到湘西时举行大暴动。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8月中旬，彭公达、毛泽东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8月18～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认为根据湖南省的主客观条件，暴动的区域不能过多过大，而应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作骨干；同时，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会议还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为领导秋收起义，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构，一是以各部队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一是以各县委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

当时，由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达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两省边界一些县市共产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讨论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部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起义的行动部署是：首先，在各县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1团攻取平江，第2团攻取萍乡、醴陵，第3团攻取浏阳；尔后，各团齐向长沙推进，在各县农民武装起义和长沙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夺取长沙。

　　9月9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长沙的铁路工人60余人，开始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一度中断了敌方的铁路运输。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起义。其第1团由修水、渣津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当该团主力进至金坪时，突然遭到起义前夕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从侧后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损失人枪200余。后经收容，改向平江、浏阳两县边界转移，准备同第3团靠拢。第3团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铜鼓出发，当天下午攻占浏阳的白沙，12日又攻克东门市，各歼敌一部。14日，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分路向东门市反扑，第3团奋勇抗击数小时后向上坪转移。第2团由安源出发，进攻萍乡未克，12日转兵攻占萍乡以西之老关，并随即继续西进，在起义农民配合下攻占

醴陵县城，击溃守军约1个营，缴获枪数十支，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余人，并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14日，长沙国民党军约两个营，在萍乡等地的国民党军策应下，向醴陵反扑。第2团当即转兵向北，于15日袭占浏阳县城，但因疏于戒备，17日遭到醴陵追来之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损失大部。在上述各路起义武装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7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之文家市集中。

　　在工农革命军分路进攻期间，平江、浏阳、醴陵、株洲、安源等地的工农群众，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农民和工人，手持梭镖、大刀和为数很少的长短枪，英勇地袭击挨户团，攻打团防局，打击土豪劣绅。醴陵县和浏阳县的起义群众，还配合工农革命军攻占县城，进行建立革命政权，重新恢复工会、农会等活动。株洲的起义群众曾一度占领株洲火车站。平江县的起义农民，在准备配合工农革命军和单独攻打平江城未成后，组成3支游击队，出没无常地继续打击土豪劣绅。但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处于革命低潮，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下，许多农民运动骨干或被逮捕镇压，或被迫外逃，农民群众存在着害怕起义失败后又遭残杀的顾虑，因而，就整体说来，这次起义，未能形成有更多农民参加的群众性暴动。原定举行的长沙城的工人起义，因国民党戒备森严和工农革命军进攻行动中途受挫，中共湖南省委于9月15日决定停止举行。

　　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全部、第1团余部和第2团的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分析形势，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决定放弃原定的进攻长沙的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容易遭受国民党军围攻的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20日，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22日，到达江西省萍乡县的上栗市，得知萍乡驻有国民党军，遂决定绕道经萍乡县城以东的芦溪南下。24日抵芦溪。25日晨，部队继续南下，在行进中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仓促应战，总指挥卢德铭为指挥部队掩护主力安全转移而牺牲，部队受到重大损失。26日，工农革命军袭占莲花县城，29日进到永新县的三湾村。此时，部队人数不足1000，思想相当混乱，组织很不健全。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部队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1个师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下辖2个营，并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开始实行民主制度。此后，工农革命军继续南下，10月3日抵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建立根据地和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部队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团结改造方针等问题。会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于10月7日到达宁冈县茅坪。接着，部队经湖南酃县水口镇转至江西省遂川县境，27日进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萍。从此，这支起义武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展开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及时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秋收起义中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骨干之一。

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面对强大敌人向广州发起围攻，叶挺、叶剑英主张起义军主动撤离广州，但却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否决。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革命火种。

　　八七会议后，8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向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了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准备在广州市和广东省各地发动工人、农民举行暴动，配合南昌起义军夺取广东政权，并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和北江暴动委员会。随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各地区党组织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部分修改了短期内夺取全省政权的计划，改为在广州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则继续发展暴动。11月17日粤桂军阀发生武装冲突，中共中央认为两广军阀争夺广东地盘的冲突，实际上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的高涨，当即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展开了紧张的工作，除要求各地利用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发动农民拒交冬租，举行暴动之外，特别关注组织和领导广州市的暴动。

　　11月26日，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后叛变）、周文雍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会后，张太雷等人到教导团和警卫团中进行起义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并着手组织与训练工人赤卫队，将工人赤卫队编成7个联队和2个敢死队，周文雍为总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郊区的农民参加起义。第4军教导团系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叶剑英曾兼任团长。为保护和发展这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叶剑英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1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以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人事安排等问题，研究了起义力量的部署和军事行动。会议决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随后又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前夕，汪精卫和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其中工人赤卫队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敌60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4军军部、第4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也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第4军军长）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钟寺第5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

　　起义中，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用兵布防，使起义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在长堤一带指挥作战。最终，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12日晚，起义军被迫撤出了广州城。

起义军余部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领导人有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另有从广州撤出的部队约200余人向北江退却时，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来上了井冈山。

　　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700余人，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冲击。 1927年12月13日晚上8时左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被包围，馆内所有人员都遭逮捕。据苏联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后回忆，领事馆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等人在被杀害之前，还曾受到侮辱，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往他们身上吐唾沫。 他们后来被枪杀，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移走。此外，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也惨遭杀害。

　　周文雍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起义时担任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1928年初，因叛徒出卖，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1928年2月6日下午，两人被押往广州东郊的红花岗刑场。一路上，两人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行刑前，他们决定将深埋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并庄严宣布结婚。刑场上，两人并肩屹立，英勇就义。刑场成为礼堂，反动派的枪声成为他们结婚的礼炮，二人英勇就义的壮举，就是后人传颂的《刑场上的婚礼》。

2009年，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一同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起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顽强战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段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的标志。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出决议，规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和赤卫队。与此同时，经过团结、教育、改造工作。至1928年2月底，包括宁冈全县，遂川西北部，永新、酃县、茶陵等县部分地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史称井岗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5月，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接着成立了袁文才任主席的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红军在赤卫队和人民群众配合下，接连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至6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和遂川、酃县、吉安、安福等县的部分地区。之后，又打破了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两次“会剿”。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红4军会师。此后，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扩大。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后，留下一部红军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许多人纷纷响应，很多有志青年也加入了进来。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毅然改变原定部署，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井冈山转移。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井冈山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一百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支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中，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品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已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多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三湾改编。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主要内容是：第一，资遣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士兵委员会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在党支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

　　水口建党。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家祠堂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着"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务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周边组织的建立和恢复。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如今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部队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赣边力量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

　　袁王武装的改造。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二十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纲领的提出。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1927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总结战斗经验时，为红军规定了这三项任务，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就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我军攻占遂川县城后，毛泽东认真总结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入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1928年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粉碎国民党第一次进剿。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1928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

　　毛朱会师。到1928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42岁，毛泽东34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并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余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是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粉碎国民党第二次进剿。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决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相互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适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

粉碎国民党第三次进剿。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

粉碎国民党第四次进剿。六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在毛泽东领导下，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央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面对着严峻的局势，1929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由于井冈山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八月失败"时只留少数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将会吸引开相当数量的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所以，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布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开。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就这样踏上新的征途，向着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了。

　　红四军主力撤离了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不久也遭到失利，湘赣边界的斗争依然在进行，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烈火并未因此而熄灭。党组织仍旧在领导当地人民群众进行顽强的搏斗。被破坏的湘赣边界特委，时隔不到一个月即得到恢复，并且，根据当时的形势，制订了各项正确的政策，还以"战胜困难，坚持到底"的口号，激励人民百折不挠地开展斗争。各种武装力量依旧活跃在边界的崇山峻岭。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红四军的袁、王部队，以及各县地方武装，继续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小块红色政权依然存在，土地斗争依然在进行。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3月恢复了小块红色政权之后又不断得到扩展。在割据区域内，进行了第二次土地的分配。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中国毛泽东在1928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榜样，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

由于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难以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再加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到中共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将中共六大放在莫斯科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会议筹备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分别予以指导，使中共领导人澄清了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上的模糊认识。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派出大量人员参加了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结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大会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选出由3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即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认为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六大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同时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1930年间，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尽管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第二次北伐（统一战争）

　　二次北伐，指北伐战争的第二阶段，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928年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发动的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因国民政府自称这次战争是1926年第一次北伐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二次北伐”。

1927年9月20日，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宣言，表示要“继续北伐，以完成全国之统一”。但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无暇顾及。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1928年2月2日—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通过《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改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11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蒋介石以“北伐”之名，重新改编军队。把北伐各军编为4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共有40多个军，约70余万人。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下达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

　　1928年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5月3日，公然武装进攻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进行大肆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武装干涉，蒋介石妥协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德州北进。

　　1928年5月上中旬，北伐军继续向奉军进攻，相继占领石家庄、衡水、临沂、德州等地。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进攻，相继攻占邯郸、石家庄、保定、德州、大同、归绥和张家口等地。30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命令部队撤离京津，向滦河方向退却。他本人决定出关。国民政府委派南桂馨、孔繁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代表张学良、杨宇霆谈判和平接收京津事项。

军阀张宗昌被击败后，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于3日退出北京。4日，张作霖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

　　军阀张宗昌被击败后，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于3日退出北京。4日，张作霖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

同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即呈请委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8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12日，傅作义部接收天津。15日，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二次北伐结束，发表《对外宣言》，要求与各国遵正当手续另订新约。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并入该省；北京易名北平，简称平；北平、天津为河北省特别市。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通电停止战争，并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商洽合作事宜。1928年底，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二次北伐的胜利，使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成功统一了南北，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局面。这标志着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逐步铺就。随后，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尽管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执政并未完全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但它确立了一个重要基础，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石。

创建瑞金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瑞金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地跨赣闽粤三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首都瑞金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挺进。2月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后，在吉安的东固地区与李文林、段月泉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3月，红4军东进入闽，全歼国民党军1个旅，乘胜占领长汀县城。红4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4月1日，红4军回师赣南。5日，红4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接着，红4军相继攻占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成立了赣南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随后，雩都、宁都等县分别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其他一些县的群众斗争也有很大发展，赣南苏区初步形成。

《兴国土地法》的颁布在很短的时间中，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五十多个区、五百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六十多万人得到土地。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增加，生活也得到改善。该土地法较之《井冈山土地法》内容的一个重要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修正，其余各点是到了1930年以后才改变的。《兴国土地法》反映了共产党对土地革命认识的发展，促使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双重的解放，促进了社会的变革。

　　《兴国土地法》基本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土地立法的根本原则。初步明确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私有"的新民主主义土地立法的根本原则，为后续的法律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无论是《修订<土地暂行法>》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都是对这个根本原则的发展和完善。

《兴国土地法》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井冈山土地法》为什么会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是照搬的苏联的"土地国有"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充分考虑到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需求，因此未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没能充分调动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而《兴国土地法》则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充分尊重农民要求土地的诉求，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广大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自觉地参加保家卫国的革命运动和生产运动，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种"充分尊重群众和规律"的立法理念，在现如今的土地政策改革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5月，红4军再次入闽，先后攻占龙岩、永定县城。在闽西各县分兵发动群众，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至7月，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苏区基本形成。7月20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邓子恢为闽西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12月底，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以明确，古田会议决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1930年1月，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3、第4、第5团等部合编为红军第6军。2月7日，中共红4军前委，红5、红6军军委，中共赣西特委在吉安县陂头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共同前委，统一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3月，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曾山、邓子恢分别任主席。在此前后，红军在赣西南和闽西分兵发动群众，使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4月，闽西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12军。6月，红4、红6、红12军组成红军第1军团。8月，红1军团与红3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此后，赣西南、闽西两苏区统称中央苏区。

　　

　　1931年1月15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成立。在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苏区军民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胜利，赣西南、闽西两苏区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发展到包括28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千米，人口达250多万的全国最大的苏区。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选出63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大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3月，中央苏区军民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至8月，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内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

　　临时中央政府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进行了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先后发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文章，提出要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等一系列正确主张。中央苏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发展烟草、造纸、织布、制糖、钨砂、军工等工业，并且开办了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了纸币，创建了邮政、交通等事业，发展了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从1933年9月起，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1年的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作战，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战略指导，红军未能打破“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留下一部红军和地方武装由项英、陈毅等领导，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长征后，在中央苏区组建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根据党的指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定。随后，各红军游击队奉命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日战场）。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意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前后经历了10年之久。中央革命根据地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革命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共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在这里经受磨砺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的时期；是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形态，开始局部执政，造就一大批治国安邦栋梁之材，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时期；是党领导的红军经受艰苦卓绝的锻炼，为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积累经验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苏区军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英勇斗争可歌可泣，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央革命根据地这片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永远为党和人民所铭记。

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是指1930年（民国十九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又称蒋冯阎战争、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各派系因军力编遣肇生不满，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冯、阎、李四派新军阀获得了“统一”。同年4月，四大军事集团联合伐奉，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二期北伐”完成。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1928年底，东三省易帜，其与南京中央维持着“分治合作” 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后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形成了新军阀势力范围。

截止1928年底，蒋介石第一集团军有50万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有42万人，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有30万人，李宗仁第四集团军也有30万人左右。如果单挑，蒋介石强于任何一方，但如果冯、阎、李三方联合反蒋，力量将远超蒋介石。所以，蒋介石的大战略是阻止三方结盟，从而各个击破。

早在编遣会议之前，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献上了削藩之策：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以外交方法解决张学良。获得了蒋介石赞赏。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国军编遣会议，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编，东北军列入第二期整编；规定每个军事集团最多保留11个师，李宗仁部、冯玉祥部先后举兵反抗，均告失败。同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召开，规定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实施编遣，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7-9个师。东北军并未参与其中，张学良且与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一” 。但因“中东路事件”及与苏联交涉问题 ，奉张与南京中央有了矛盾。张学良既未出席历次编遣会议，也未执行会议决议，财政方面依然自收自支。

军队编遣和取缔政治分会，使蒋介石操纵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正统”地位，却未真正统一国民党，国民党内四分五裂、派系林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希望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来稳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除通过“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为“最高之根本法”，《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外交决议案》外，还决定：追认编遣方案，从法律上肯定了蒋介石消灭地方实力派为合法。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桂系及改组派势力被完全排除于三大中央之外。开除国民党二届中央中共党人的国民党籍，并对邓演达、彭泽民、路友一尹等人以开除党籍或停止职权的处分。对于该会人事安排和通过的军队编遣方案，阎锡山、冯玉祥也极为不满，最终导致中原大战。

　　冯蒋矛盾。1928年4月，四派新军阀组成的“二期北伐”军迫使奉张军退回东北后，蒋、桂、冯、阎四派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局面，立即变为四派内部的激烈斗争。蒋、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显突出。

“二期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中央政权，据有沪、宁、杭等富庶地区，需要借助冯玉祥的军事力量，北伐奉张，占领北方地盘，进而“统一”中国。冯玉祥控制西北，地瘠民贫，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张之机到北方争夺自己的地盘。尤其对财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为看重。“二期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担心冯势力发展过快，利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划给阎锡山。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允许阎的第3.集团军开进北京。而冯的第二集团军只允许留驻南苑，不准进入北京城。为此，冯玉祥对蒋介石极为不满，他命令所属撤兵，退回山东与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乡，不肯前往北京。政治上冯玉祥强调“平民政治”，反对独裁。在国民党建设上反对蒋介石的主张，要求建立廉洁政府，提倡共办实业，救济灾民，反对贪污腐化，反对中央政府委员加薪，以各派的实力大小分配中央领导权，反对蒋介石包办党务与南京政府、这与蒋介石的主张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提出要编遣军队。在编遣军队的问题上，蒋、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企图压服各派系裁兵。在会上，蒋介石重提《军事整理案》。由于粤籍中委的支持，议案得到通过。致使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列入了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受到《军事整理案》的威胁，冯玉祥往返于陇海道，开始巡视西北军。在西北军五原誓师2周年时召开纪念大会，举行阅兵式。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蒋介石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并要冯玉祥立即到南京供职。冯玉祥托辞不肯“进京入职”。随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被迫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1928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预备会，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拔和拉拢。冯提出了“三有三遣”的编遣方案，这一方案首先遭到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反对，蒋介石暗中拉拢阎锡山，授意阎炮制了一个抬蒋压冯的提案。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议讨论冯、阎两个裁兵方案时，多数人赞阎案，反对冯案，后通过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军编遣委员进行程序大纲》。冯、阎、李很快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设法抵制编遣会议。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为集中兵力，消灭桂系，蒋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华山拉拢冯玉祥，以行政院院长及鄂、湘两省地盘为条件，要冯继续与蒋合作，并请冯出兵助蒋讨桂。冯表面答应了蒋的要求。随即在豫鄂边界频繁调兵，希望待蒋、桂两败俱伤之时，乘机出兵占领武汉。但蒋很快打败了桂系，增加了蒋介石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随后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冯玉祥，大举向山东、河南调兵，造成对冯系大兵压境之势。接收济南事件则成了蒋、冯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蒋介石以武力把孙良诚挤出山东。冯玉祥看到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御策略，命令山东、河南的守军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巩固西北。同时，冯系在南京供职的鹿仲鳞、熊斌也同时辞职，返回了西北。冯玉祥完成了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之后，于5月中旬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5月16日，西北军将领孙良诚等人发表反蒋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北路总司令。蒋介石调兵遣将，设作战总部于徐州，在湖北和山东，随后用金钱收买了冯系将领韩复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军受到很大削弱。在政治上蒋挟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指责冯“破坏革命”、“大逆不道”、“统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5月25日蒋致电冯，要冯下野出洋，交出兵权。冯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面对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冯玉祥于5月27日通电全国表示下野。为了缓和蒋介石的进逼，并争取同阎锡山合作，冯携夫人及女儿于6月21日离陕赴晋，对外声称赴晋转道“出洋”。....。在冯被软禁期间，阎鼓动冯以电报指挥驻陕西的冯部将领于1929年10至11月间，发动了第二期反蒋战争，又因阎的出卖而失败，冯玉祥设法由鹿钟麟带密信到陕，指示部属派人与蒋联络，“摆出秘密联蒋的姿态并故意让阎侦知”，使阎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同时公开致阎电，“要求放回冯，共同反蒋”。此时，正值蒋、阎矛盾尖锐化，蒋已派人向西北军表示，希望“合力倒阎“。鹿秘密派往南京的代表与蒋介石的代表何应钦谈判，鹿同时又派闻承烈、李忻赴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石表示坚决打倒阎锡山。阎得悉冯部联蒋讨阎的消息，为摆脱危局，立即向冯表示坚决联冯倒蒋。汇集于太原的各反蒋派别的代表拟订了倒蒋的军事组织方案，以阎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与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1930年2月27日，阎亲临建安村看望冯，抱头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次日上午，阎宴请冯夫妇。即日各方反蒋实力派代表34人召开军事会议，即所谓太原倒蒋会议，议决了8项关于联合反蒋的决策。冯玉祥由此参加了反蒋联盟。

　　蒋阎矛盾。1929年初，蒋介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迫使阎锡山将平津税收划归中央；阎锡山却申请发行省公债3000万元，但未获结果。北伐后期，阎锡山从蒋冯相争中获利，开府北平，蒋介石虽委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但却派遣何成浚为北平行营主任兼市长。上下左右的人事布局，使阎锡山惴惴不安。1930年1月13日，前往郑州参加军事会议并准备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的阎锡山在得知蒋介石命令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逮捕自己的密令后，连夜逃回山西太原，并决定倒蒋。阎锡山回太原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赶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国民党军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锡山在就职仪式上发表公开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武力政策，并公开指责蒋介石是引发内战的根源。

　　蒋桂矛盾。李宗仁想借参加“北伐”发展实力，夺取国民党中央统治权。“北伐”前的宁汉分裂时期，桂系逼宫使蒋下野（1927年8月13日），企图取而代之。北伐前后，桂系兵力极度扩张，李宗仁统率大军，坐镇武汉，统辖两湖，居长江上游的腹地。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上服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实际上财政、军事均自成系统。1929年2月，蒋桂战争中，由于桂系将领李明瑞倒戈，桂系迅即失败。4月初，蒋军进入武汉，两湖桂军全部瓦解。25日，蒋下令进攻广西。5月，桂军败退龙洲。两湖被蒋占领，李宗仁败逃香港。

北伐后的政治危机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义上是中央，但无权威可言，当时中国之状况，与此前军阀割据之形势别无二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各方军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欧美各国自顾不暇，本应是中国振作的时机，但中国积重难返，内耗使1930年代中国的危机并不亚于欧美各国。

1930年1月，阎锡山自郑州返回太原后，豫中形势即渐现混沌；2月10日，阎氏致电蒋介石，主张礼让为国 ，力言武力统一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约蒋氏“共息仔肩”，以弭党争。12日，蒋复电云：“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 21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5人响应阎氏行动，推其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23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45人联名通电提出党统问题，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以解决党国纠纷，汪精卫亦通电复和之。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下野，次日，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武力讨伐蒋介石。4月1日，阎、冯、李分别于太原、潼关、桂平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司令职；5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阎锡山，并积极备战。7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

反蒋军共编制了8个方面军：桂军为第1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并兼总司令，北出湖南，进趋武汉；西北军为第2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总司令鹿钟麟，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线作战任务；晋军为第3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总司令徐永昌，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线和陇海线东段作战任务；石友三部为第4方面军；内定张学良的东北军为第5方面军（张学良曾于3月1中发表通电，表示中立）；刘文辉部为第6方面军；何键部为第7方面军，樊钟秀部为第8方面军。作为主力军的西北军、晋军己全部动员起来，开赴陇海、平汉、津浦各线。阎还委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率部由豫攻鲁，委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攻入安徽亳州一带。

晋阎和宁蒋自5月中旬展开大战，反蒋军的战略是：阎军自津浦路南下，冯军自陇海路东进，谋夺取徐州；同时，李宗仁军队向湖南进兵，威胁武汉。战争初期，反蒋联军在南北战场均取得主控权，获得大部战役的胜利， 6月下旬攻陷济南。7月下旬，作战重心由陇海线转向津浦线，战场形势亦急转直下；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 ，晋军退往黄河北岸。

1930年3月10日，冯玉祥于由山西回到潼关。下旬，冯在潼关组成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西北军的兵力共有26万余人，冯决计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蒋介石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1930年4月1日，冯在潼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阎锡山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鹿钟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军事，随令各路大军陆续东下。奉张维持其中立态度，未就北方副司令职。

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看到冯玉祥发动讨蒋，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晋军，蒋从其请，韩即于3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骑兵师张德顺部乘机回到西北军），西北军得顺利地占领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领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南主席。4月中旬，冯军第一、二、三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之。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及陇海路西段一洛阳、郑州一带。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各部及大部炮兵，由徐永昌、杨爱源指挥经郑州转往豫东兰封一带。驻骥南、豫东和皖北的石友三、刘春荣、万选才、刘茂恩和孙殿英等部均归其指挥。在津浦线方面的晋军，由傅作义、张荫梧分任指挥，进出德州、济南。1930年5月1日，蒋发表了讨阎、冯誓师词，阎锡山、冯玉祥会于新乡，3日同车到达郑州。4日，阎、冯在郑州召开会议，部署作战计划。8日，蒋通令各军在10日前完战备。

　　蒋军投入陇海线作战的是刘峙的第二军团，所辖的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张治中等师，都是蒋军精锐。何成俊的第三军团，在津浦线的是韩复榘的第一军团。蒋在徐州设行营，亲自坐镇指挥。阎冯军主力部署是，陇海线由晋军、西北军共同承担而以晋军为主力，孙殿英、万选才、刘茂恩、刘春荣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归其指挥；平汉线以西北军为主力，樊钟秀部配合作战；津浦线则由晋军担任。1930年5月11日，蒋下总攻击令，第二军团由徐州沿陇海线向归德方面进攻，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因蒋军来势凶猛，又有空军配合作截，万选才部退到归德，孙殿英部退到亳州，蒋军陈继承师在玲爵占领了归德以东的马牧集。接着，刘茂恩在宁陵倒戈投蒋，诱捕了万选才，归德被蒋军顺利占领，孙殿英部被隔断在亳州。蒋虽然初战得手，但整个战局对蒋方并不妙。陇海线上，蒋军占领归德后，阎急调杨耀芳军及张会诏军的一部前往增援，也派孙良诚、吉鸿昌协同作战。双方在5月下旬展开持续激战，蒋军受到重创。蒋在朱集车站火车上指挥，也几乎束手就擒。激战十余日后，蒋军全线动摇，撤到了鲁西南。平汉线上，蒋命令集中在郾城的何成浚第三军团向北发动进攻，在临颍、许昌一带与西北军展开激战，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

1930年5月25日，何部占领临颍，6月7日又占领许昌。这时，在广西境内与蒋、粤军胶着的桂军，为了配合阎、冯反蒋军事，挥兵北上，进入湖南，5月18日克永州（零陵）、祁阳，28日下衡州、宝庆（邵阳），6月4日、8日，先后占领长沙、岳阳，前锋进入湖北境内。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10日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蒋军溃败，退向漯河以南。但冯没有听从部下直取信阳、与桂军会师武汉的意见，下令停止向南追击，移师豫东，拟布置口袋战歼蒋主力。蒋军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并丢了长沙，士气十分低落。

1930年6月中旬，冯玉祥调整作战计划，在陇海线再度发动进攻，并亲赴柳河督战。蒋军集中刘峙、蒋鼎文、陈诚等部及教导师三万余精锐配以炮兵，由杞县、太康向西北军阵地攻入，企图经通许、陈留袭取开封。但这正好投入了冯的口袋形包围圈。蒋军仓皇退却时损失十分严重。津浦线上，阎将傅作义、李生达、冯鹏蠢、张会诏、丰玉玺、秦绍观六个军及三个炮兵团编为第四路军，以傅为指挥官，沿津浦线南下，分左右两侧渡河抄袭济南。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未作有力抵抗，致使晋军轻取济南。

1930年6月底7月初，战况发生变化。湖南战场，蒋组织何键、钱大钧、夏斗寅三路军反攻长沙，调海军陈绍宽率舰入湘协攻，并令尾追桂军入湘的第八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兵衡阳。6月9日，蒋、蔡两师占领衡阳，桂军首尾不能相顾，便退出岳阳、长沙，反攻衡阳。月底，双方在湘南激战，桂军溃败，于7月4日退回广西。接着，蒋军又将孙殿英困守的陇海、津浦三角地带的亳州拿到了手，解除了侧背的威胁。8日，蒋任命刘峙为津浦路总指挥，从陇海线抽调陈诚、冯轶裴、胡伯翰、胡宗南、杨胜治等师及陈调元的三个警备旅到津浦线增援，又将蒋、蔡两师也调到津浦线，将李楹布师由海路运至青岛登陆。

　　1930年7月底，蒋在津浦线发动总攻，8月15日重新占领济南，晋军仓惶往黄河北岸撤退，适逢河水上涨，被蒋军俘虏或入水溺毙的不计其数。阎军在津浦线首告失败，这对整个战局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津浦线上晋军受挫时，冯军在陇海线发动了以徐州为目标的火力攻势，希望将津浦、陇海两线联成一气，挽回顽势，与晋军会师徐州。7月6日总攻开始，激战七昼夜，蒋军岌岌可危，几乎要从陇海线正面和归德以南地区撤退。但因连日大雨，河水泛滥，冯军在泥泞中奋战，给养又得不到补充，晋军也不予配合，终不得不停止进攻。这使蒋军得到喘息，稳定了阵线。 阎、冯军8月受挫，成为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以后的形势便转而对蒋有利了。1930年8月21日，蒋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黄河北岸晋军取对峙监视态势，而把津浦线蒋、蔡、李及陈诚、胡宗南等部调到陇海、平汉线方面来，将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上，同时进扰陇海线西段以截断西北军退路。24日，蒋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各赏洋100万元。

　　1930年7月13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国民党党统。随即欲筹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府“争正统”。9月1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唐绍仪、张学良、谢持等7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彼此互争正统。拟于新政府部会首长中，委以较多奉系人士。9月2日，张学良当面向晋阎代表傅作义表示，他并未赞成新政府的成立。张氏除拒出任国府委员外，同时召回已被内定为北平国府部会首长的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人。但却保荐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

1930年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冯认为还有实力与蒋决一死战，便将平汉、陇海战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挽回颓势。但阎为保存实力，却密令陇海线晋军也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部无力支持。17日，蒋军杨虎城部攻占了洛阳附近的龙门，截断了冯军西撤退路，冯军只得转向豫北撤退。

　　为了笼络奉张，宁蒋方面派遣代表赴沈向张学良劝说，同时让与部分控制区。1930年6月10日，李石与张学良会商出兵条件时，同意中央先汇款200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并如期于6月12日汇出。6月13日，蒋介石电请张保荐河北省政府委员，表示以北方政治相委托，敦促东北军3日内出兵以挽救危局。6月2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6月21日、22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建议战争双方撤军停战、设立缓冲区。8月，李石再度北上与张学良商谈东北军出兵事宜，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要求南京中央即付500万元作为军用，再借给公债1000万元以为稳固金融之用。蒋介石允诺奉张条件，并电请宋子文速汇出兵费用500万元，并另筹公债1000万元，以安张学良之心。在张群、吴铁城等催促下，张学良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8月中旬，爆发“马廷福事件”，使宁蒋和奉张关系几乎决裂。蒋介石除亲电张学良解释外，于8月21日赴济南制止南京中央军渡河北上，取得奉张的谅解。8月15日，蒋军克复济南，阎军退至黄河北岸；奉张即于8月底由葫芦岛返沈，9月10日在北陵别墅召集东北军高级干部会议，已决定出兵拥护南京中央。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静候（南京）中央措置”，同时派遣于学忠、王树常率东北边防军第1、2军入关。10月9日，在沈阳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

　　阎接到其驻唐山部关于东北军入关的报告后，立即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张每到一地，即通知晋军让防。阎按通知节节退兵。21日和26日，东北军一枪未发，和平接收了平、津。为了保持同晋军的关系，东北军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没有进入山西。东北军入关，对反蒋军产生了极大影响。陇海线晋军过黄河，分两路退回山西。孙殿英、刘春荣等部及西北军庞炳勋部也随晋军行动，向黄河以北撤退。石友三19日通电拥护张学良，率部由鲁西开往豫北。冯部面临后路被截、重兵包围的形势。蒋又派人四出活动，多方利诱，使冯部迅速分化。1930年9月28日起，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继倒戈投蒋，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1930年10月3日，陇海线蒋军攻入开封，进追郑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参与中原大战的诸多将领。4日，汪、阎又密赴郑州，促冯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冯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境地，只好在5日率副司令部人员撤到黄河以北的新乡。6日，郑州为蒋军十一师陈诚部所占。冯部陆续退到豫北、晋南。10月5日，阎、冯、汪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解决。15日，阎、冯决定联袂下野，阎将晋军交给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声称出国暂避（实际上2人均未出国）。阎12月29日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往大连，冯则隐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同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通电“即日遵令撤防”，“通伤各部罢兵息民”。

1930年11月4日，阎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取消太原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部，至此，蒋、冯、阎中原大战在张学良奉军武装介入下宣告结束。

　　“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双方死伤达30万之巨”，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南方每月所需军费约三千万元，北方每月约需一千万元”。“双方军费总数，达二万万元以上”。新军阀对老百姓加捐加税，滥发纸币。战祸所及，破坏严重。作为战场的中原地区，工业衰败，农业破产。战争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国力之疲，已如风前之烛奢”。东北军的入关，造成边防空虚，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关注于华北事务，予日本以可乘之机，一年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

　　中原大战之后的局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蒋介石彻底打败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力量。其后蒋扣押胡汉民，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彻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系。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也受到重创，内部的商震和傅作义等将领也前后联合成一个系别。东北军因为进入关中帮助中央军，所以在战后得到了华北的地盘，紧随其后又收编了大量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派系的残余势力，一举成为全中国第二大的军事派别。新桂系撤退回广西以后，在陈济棠派粤军的帮助下自保。一些小军阀的势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杨虎城领导的陕军因为协助蒋介石而得到了陕西地盘。张发奎领导的粤军因战斗实力大损，不得不依附于新桂系。陈济棠领导的粤军在帮助了蒋介石后并未得任何好处，导致矛盾激化。后来以胡汉民被囚为借口，和新桂系联合反对蒋介石。

　　中原大战的性质是非正义的，争权略地是贯穿战争全过程的实质，战争双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新军阀，他们曾联合镇压了人民革命，并且在混战中也不忘以“纵共”指责对方。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派虽最终败北，但他们喊出的“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帜，制定的具有联邦精神的宪法，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打败了对手，可在政治上却很被动而不得不接受反对派的主张，召开了国民会议、颁布了约法，并提前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则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分治共管的“均权制”局面。

　　中原大战，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实力，同时放弃进攻红军，成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和红区的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在中原大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区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11省。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并建立了中央（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右江左江等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而政治上则再次陷入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

　　时代背景。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皇姑屯事件。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中东路事件。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国共对峙。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七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1931年7月攘外必先安内手令。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军队，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避敌锋芒，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敌人“围剿”的方略，进行反“围剿”斗争。至8月6日国民党军已被红军拖得极为疲劳，红军作战进入由被动变主动的第二阶段。在红军的不断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再战，蒋介石被迫于9月初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原大战。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史称万宝山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史称中村事件）。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江淮水灾。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

　　日本方面。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田中奏折。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事件经过。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守军被数量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日军击溃。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1931年9月21日，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931年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931年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东北全境沦陷。

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日军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国出面对日本施压。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即向国联报告事件情况，提出申诉，同时照会美英等国政府，请国际组织主持公道，希望国际各国深切关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同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采步骤，阻止情势之扩大”。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他们时说：“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再次强调了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幻想依靠国联的主张。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对外妥协政策，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念有关，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难以与日本决战，所以应坚持“先安内政策”。“安内”的首要任务便是“剿共”，其次是对付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早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就相继电告张学良，强调“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要求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9月20日，蒋介石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即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注重外交解决的方针。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邵元冲在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时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戴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9月21日，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进犯烟台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9月23日，蒋介石答复熊式辉日本如在上海寻衅应如何应付时强调：“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9月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在1931年11月，面对“送蒋北上”运动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下了命令，派税警团官兵五六千人，送空军一个中队北上，摆出了抵抗的姿态，然而国民革命军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线，按兵未动。可见，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

总的来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忍痛含愤，诉诸国联，不作抵抗，是典型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对严峻局势的估计不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警惕不够，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应对软弱无力。面对日本侵略，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和列强各国的干涉上，反而对民众自发组织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1932年1月，日本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国际社会反对视线，又发动了一二八事件（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此战中国军队以不足5万人击退了日军9万人的攻击，致使日军先后4次換帅，死伤近万人，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在英、法、美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布防，从而使上海门户大开，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

　　3月9日，日本侵占东北后，为欺骗国际舆论，便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州国”。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先后制造发动了“热河战役”、“长城抗战”、“华北事变”、“缓远抗战”，侵占了热河全境，又迫使国民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察哈尔协定》，把抱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主权奉送给日本。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强烈要求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此后，中共中央又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用革命的铁拳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协助与领导东北义勇军，另外，从1932年起，也在东北各地领导创建了10余支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力。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与此同时，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如黑龙江省防军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第二旅旅长苏炳文，以及吉林省边防军的团长冯占海、第二十七旅的营长王德林、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黑龙江省防军参谋长谢珂等，他们的队伍后来与各地地方武装汇合起来，成为义勇军的一部分。义勇军发展得很快，到1932年已经有30余万人。各地的义勇军尽管组织仓促、武器装备很差，但是士气旺盛。如辽南地区编成的义勇军第二军团，下辖17路军及6个独立大队，多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但就是这样的队伍，在1932年8月28日曾联合发起攻打沈阳的战斗，袭击了兵工厂，焚毁了机场仓库，烧毁了几架飞机，还毙伤日伪军数十人。东北民众自卫军曾夜袭凤凰城，袭击庄河、大孤山、卡巴岭、三义庙等敌人据点，队伍扩大到3000余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控告。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两个多月后才抵达沈阳。调查团到东北前，日本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掩盖侵略罪行，策动东北的“所谓独立运动”，成立伪“满洲国”。调查团到东北后，日本侵略者又捏造各种假象，阻挠调查团工作。在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多方努力下，东北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给调查团寄送了大量信件，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和武力扶植伪“满洲国”的内幕，使调查团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有一定的揭露，对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若干部分也予以承认，认为伪“满洲国”不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生产”，而是“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的结果。但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尤其是提出非常荒谬的建议，主张中日两国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把中国领土东三省由西方列强共同管理。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接受”。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恼羞成怒，退出会场。日本政府以抗议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十分关注。虽然当时两国外交关系中断，苏联政府从外交及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苏联政府致电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侵犯苏联在中东铁路拥有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不久，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代表颜惠庆人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进行谈判，很快恢复了中苏两国邦交。但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两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11月19日，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表示，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本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消极观望，默不作声。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史称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对这一被称为“史汀生主义”的政策，中国和欧洲各国普遍表示赞同。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毛泽东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不断发生变化，民族存亡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然而，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先后五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从而迫使中国工农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然而，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先后五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从而迫使中国工农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五次反围剿战争

　　红军反“围剿”战争是指1930年-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反击反革命军事力量对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重点的各根据地的五次“围剿”的作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经过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与“会剿”，至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多人，在十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迅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特别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冯阎军阀混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调集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中央根据地是敌人“围剿”的重点。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3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此时，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数战不利，被迫撤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10万军队还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红三军团在夏曦等人的错误指挥下，伤亡惨重，被迫转移到黔东。

　　第四次反“围剿”。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对中央根据地，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分路“围剿”中央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李德等人先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后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采取“拼命主义”，最后发展成“逃跑主义”，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被迫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有四支红军。

　　第一支长征红军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为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7月，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的红。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损失严重。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后英勇就义。红十军团先头部队1000余人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破封锁线转战闽浙赣边苏区，整编为红军挺进师。

　　1934年9月8日，中革军委曾命令西征的红6军团在湖南省的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尔后转移至湘西，并和在川黔湘边境活动的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后因湖南、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党军主力进至绥宁、靖县（今靖州）地区阻击，红6军团遂于9月中旬转兵向南，于10月1日进占贵州省的旧州。24日，红6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地区同红3军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接着，红2、红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相继攻占永顺、大庸（今张家界）、桑植等地，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行动。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 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21日，中革军委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这种甬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物资器材，沿山路缓慢西进，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共77个团实施“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而此时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内，国民党军兵力薄弱，且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间西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先头部队红2师一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次日，红4师一部也渡过湘江。各路国民党军即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经过新圩、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挡住了国民党军的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但是，红军却遭到惨重损失，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必然要和以逸待劳的优势国民党军决战，将会有覆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黎平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创建苏区。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接着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地，继而进至余庆、瓮安地区。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晨先头部队进占遵义。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不久，中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省西北部创建苏区，在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入反攻，争取赤化四川。

　　四渡赤水出奇兵

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据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9日，中央红军集结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进行整编。11日，掉头东进，接着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移，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忙令其“追剿”军向川南追击。中央红军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牵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拦阻，向西挺进，24日进入云南省，逼近昆明，接着转向北进。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9军团，也从云南省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随后与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二支长征红军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始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千米的广大新区，为巩固川陕苏区和继续向甘肃省南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此时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只看到苏区的困难和国民党军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看不到坚持苏区斗争的重大意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5月初，红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共约10万人，开始向西转移。至中旬，先后占领四川省茂县、威州、理番（今理县）等广大地区，并继续向西发展。

　　抢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从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蒋介石命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自然障碍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族区，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25日，红1团第2连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乘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但这里水流湍急，无法架桥，中央红军仅有4只小船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迅速前进；第1师及干部团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尔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距安顺场160千米的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于29日汴晨攻占泸定桥的西桥头。当日16时第4团发起夺桥战斗，由第2连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击溃川军1个团大部的防守，攻占了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取得了长征中又一次重大胜利。

　　翻越夹金山

中央红军继续北进，于7日占领天全。8日，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这时，红四方面军正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今小金），一部前出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支长征红军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1934年冬，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红军第25军29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以西转移，开始长征，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28军）坚持原地斗争。12月上旬，红25军突破国民党军重重拦阻，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7月16日，红25军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同陕甘苏区红军会师，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经鄠县（今鄠邑区）、盩厔（今周至）县境西进，继续长征，留下红军第74师坚持原地斗争。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遂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县城，随后逼近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的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30日，经华亭县安口窑北进，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主张红军继续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等偏远地区转移。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两河口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另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但是，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但后续部队行动迟缓。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在包座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4800余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抓住甘肃南部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共同迅速北进，开创新局面。然而张国焘制造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会议同意中央关于同张国焘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及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7日，红军陕甘支队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乘势占领哈达铺，27日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榜罗镇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会后，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吴起镇会议），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以领导全国革命斗争，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15军团。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4、第30军共约8万人分别从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饥疲与险阻，再过草地，下旬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8～20日，红军南下部队进行了绥崇丹懋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接着，又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24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分两路向上述地区发展，至11月12日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歼灭川军一部。19日，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10多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敌1.5万余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人。红军连续作战，缺少粮、弹，不断减员而无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1936年2月，南下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转移。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雪山，于3月进入西康省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这时，红军南下部队减至4万余人。

　　第四支长征红军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向南渡过澧水和沅江后，于11月底进占溆浦、辰溪、新化、蓝田地区。尔后转向西进，1936年1月9日、12日先后占领黔东的江口、石阡地区。由于国民党军迅速逼近，红2、红6军团于19日决定，放弃在石阡、江口创建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接着展开于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进行群众工作。27日，在各路国民党军迫近的情况下，红2、红6军团再次西进，进入乌蒙山区，同优势之敌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山地回旋作战。突破重围后，于3月22日进抵云南省宣威县来宾铺，28日又南进至贵州省西南部的盘县、亦资孔地区，并准备在此地创建苏区。30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电令，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红2、红6军团分别从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的石鼓、巨甸两地渡过金沙江，向北挺进，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6年夏季，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弼时等进行团结工作，红二、红四方面军于7月上旬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茫茫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西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历时久、规模大、行程远、困难巨、影响广，为中外战争史上所仅见。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艰难困苦和大无畏的流血牺牲精神，是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它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伟大的长征精神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的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和作）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出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皇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西和甘肃剿共。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一二九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9月1日至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9月1日至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西安事变过程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同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的蒋宋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蒋宋别墅内居住36天后前往西安。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同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同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争取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等。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代表飞抵西安，与张学良商谈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12日23时30分，南京中央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同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同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同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同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23日，各方代表在张公馆西楼开始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三位一体”。当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的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些条件的理由；同时说明，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诸项，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要转告蒋介石最后酌定。

　　23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先就6项条件提出实施意见。他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并就过渡政府的人选交换了意见，拟推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部长进行适当调整。周恩来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张、杨也推荐了几位部长人选，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还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国政事，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蒋再回南京。张、杨、周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学良领导，先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最后，周恩来提议，在蒋介石同意上述办法下，他可以直接与蒋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先与宋美龄谈，他力主和平、抗日。这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的主要内容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表示：如同意这些原则，他将以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电报还请示中共中央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蒋回南京。

24日上午，各方代表继续谈判。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九项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令人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由二宋负责；蒋鼎文即携蒋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战撤兵。（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目前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蒋确要停止“剿共”，并经过张学良之手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宋表示先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中国国民党。（6）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具体办法与宋美龄商定。（7）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公开活动。（8）外交政策：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南京后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九条，基本上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与宋子文会见。宋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潘汉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沪、宁与张冲、陈立夫等人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进行磋商。因而，周恩来告诉宋子文，由在沪之潘汉年，负责与其联络，商讨、实施谈判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

　　同一天，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做了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由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名单。这表明，蒋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且增加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一款。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抗日之意；若蒋先生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能不使蒋介石大感意外，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表明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宋美龄表示，十分感激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

　　25日下午3时，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即匆匆偕蒋氏夫妇乘车直趋机场。当时机场聚集了几千人，本是欢迎抗日将领傅作义的，蒋误以为是群众向他示威，有点紧张，立即对张、杨又重申了“六项承诺”，蒋介石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张学良则将手谕交杨虎城，请杨即日起与于学忠代他指挥，然后于下午4时与蒋、宋等登机而去，待周恩来赶往机场，飞机已起飞。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结果。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签订六项协议，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放，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回到洛阳，后转飞南京。张学良12月26日到南京后被扣，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由大陆到台湾，失去了自由。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东北军被分拆瓦解，十七路军被取消。

　　西安事受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社会上给予积极评价，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