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妾

张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刚”的路线和“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英明决策。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大转折，同时它也是我家的一个大福祉。因此决策，我外公、外婆脱掉了戴了二十八年的地主分子帽子，接着父亲右派平反恢复工作，哥哥弟弟的户口也报上了，我们一家人生活自此和别人平等，开始有了奔头。

也是这次会议后，国家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合法商品放开经营，“打击投机倒把”转身成为“工商行政管理”，领照经营，所得合法，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一些胆大的、有眼光的创业者纷纷下海去开店铺，办企业，锦城镇的街面上冒出了多家个体商店。

我姨妈原先在县农机公司上班，农机公司是国营企业，当时也属于铁饭碗的工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姨妈看准了国内汽车行业发展的前景，铁了心要辞职下海，去经营“汽车配件商店”。外婆知道后，怕国家政策有变，女儿会吃苦头，所以坚决不同意，甚至以死相逼。

但是外婆的阻拦没起什么作用。一九八三年，姨妈还是毅然地辞了职，办起了临安第一家私营的“汽车配件商店”。

姨妈的经商，为家里带来了经济收益，给外婆的零花钱也多了。有了钱，外婆就想起了挂在她心里多年的一件心事。

外婆的心事，就是想去寻找和看望外公的小妾玲英。因为玲英自从一九五一年离开我们家后，一直就没有音信，外婆几次想去她娘家看看，都怕自己与她的关系一旦曝光，会影响了她的新生活。但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玲英也差不多有六十多岁了，外婆心里觉得应该可以去看看她了。

于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初夏，已经六十九岁的外婆特地嘱咐我，要抽空陪她去余杭的一个地方，说是去寻找一个多年未见的亲戚。

去余杭的时候，我先也蒙在鼓里，不知道要去寻找谁！公交车上，我问这问那，外婆就从袋里摸出了一张旧的纸条出来。

我接过纸条，看到上面只有“余杭仓前**村”七个字，于是问外婆:“这个地址你是什么时候问来的？”

外婆答道：“八、九年前，我在菜场碰见她的表弟，就是解放后一直在横街大队做民兵的，他给我的地址，他说玲英从我们家回去后的第二年，经人介绍，嫁到余杭仓前去了。”

听了外婆的话，我有点踌躇，尽管那时的我已经长大，但对于她们老一辈的事，仍然有些不理解。我心里想：大老婆去看小老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啊？

出了余杭车站，我们坐上了一辆去仓前的敞篷小三卡，三卡“笛笛笛”的马达很响，感觉与坐拖拉机差不多。路上外婆加大声音反复地叮嘱我：“到了她家，不要乱说，就说我们是她老家的亲戚，我是表姐，年纪大了，想她了，来看看她，另外什么也不能说哦！不要说起你外公半个字噢！万一被她家里人知道她做过地主家小老婆，家里人要歧视她的，你千万记牢噢！”

看到外婆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我一个劲地点头。

那个时候还没有文一西路，三卡沿着一条比田埂路稍宽的马路颠簸了一阵后，拐进了一段段的田埂路，最后在仓前北面的一个小村口停了下来，我们便下了车。

仓前镇位于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大运河自隋朝开通以来，在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南北商贸的大通道。仓前镇因有航运业务和码头经济的依傍，经济条件比一般地区都要好。航运鼎盛时代，临安山里面的竹木山货等都用竹排撑到这里，然后集中换成商轮，进入京杭大运河，然后运输到全国各地。

这里除了水系码头外，其余都是平原，放眼远眺，一大片的粮田。因旧时杭州地区的粮仓设在它的后面，所以形成了“仓前”这个地名。

可是近百年来，因陆地交通的发展，航运逐步被火车、货车代替，业务因此萎缩，依此生存的码头经济也日益衰落。一个千年繁茂的行业，归息于近代，也直接影响了仓前镇的经济收入。所以至解放后，多数老百姓已从码头回归到田里，刨地种粮，收入甚微。

我们到达的小村不大，村民的房屋三三两两地散落在田间。一家房屋门口站着一位六十岁左右的阿婆，于是外婆上前去问道：“同志，请问这里有一位解放初的时候，从临安嫁过来的，叫玲英的人吗？”

这个阿婆看了看外婆，脸上露出了思索的表情，嘴里喃喃的自语：“五十年代来的，是临安人，叫玲英……”

外婆忙补了一句：“今年有62岁了。”

阿婆又皱着眉头自语：“临安来的啊！”

外婆道：”是的。”

阿婆想了想答道：“我们村有两个临安嫁过来的人，一个现在还在这里，只是年纪和你说的不相符，另一个很早的时候死了丈夫和儿子，又嫁到别村去了。我估计你问的是后一个人，你们再走点路，再到后面的房子里去问问，因为以前她就住在那个位置。”

这个阿婆说完话这后，手朝不远处指了一指方向。

外婆听了这话，脸上立刻有了些沉重的气色。我们立刻辞谢了阿婆，往她所指的地方走去。

仓前多田，顺着田埂路，大约步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到这个阿婆所指的位置。刚好有户人家门口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在门口晒谷，我们就上去询问道：“阿伯，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玲英的，今年62岁，是临安人？”

“哦！玲英啊！玲英早就不住在这里了，她自从家里出事后，第二年就带着两个孩子嫁到别的村里去了。”门口的这个男人看着我们又答又问：“你们是她什么人啊？你们是哪里来的？”

外婆答到：“我们从临安来的，我是她表姐，我们也是三十多年未见面了，你知道她现在嫁到哪里去了吗？以前她家里出过什么事吗？”

这时候，这户人家门里面走出来一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太太，她显然是在屋里听到我们的谈话才走出来的。她一边搬来一条长凳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说：“玲英以前就住在隔壁的，后来嫁到下面村去了，不住这里已有三十年了。”

这个老太太好像很了解玲英的情况，她疑惑地了看着外婆问道：“你们是玲英的娘家人啊！你们怎么不知道玲英的事啊？玲英那年可怜啊！丈夫和大儿子一下子都死了，娘家人一个也没有来，她抱着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几天饭都吃不进一口，人都呆咕咕了。”

外婆一听，一脸惊愕，急问：“她生了孩子？孩子怎么死的？”

老太太继续说：“她这里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九六零年“大跃进”的时候，公家食堂的粮食吃完了，大家都没有饭吃，去河里抓鱼，田里摸螺蛳吃，她老公也带着儿子去摸螺蛳，染上了血吸虫病，老公先死的，隔了几天大儿子也死了……”

听到这里，外婆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摸出手帕想要止住，却也止住不了。

我看到外婆有点失态，忙上前去扶着她。

“那她后来改嫁后，住的村子离这里近吗？怎么走？”外婆忍不住哭着一边问。

“听说她后来嫁人又生了两个孩子，算上前面两个，一共四个孩子，只可惜她嫁过去后，那个老公没几年就生病死了，她一个人带大了四个孩子，苦啊！就这里往杭州方向走五里路的样子，到了你们再问一下，一定知道的，那个村比这里大一点。”

外婆听了这个老太太的一席话，又悲伤又惊愕。于是我们急忙站起来继续往杭州方向赶，外婆路上一边快步走，一边止不住又轻声地哭了，一边说：“怎么生了这么多孩子啊！真是命啊！都是嘎苦的命啊！”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仓前镇靠东的一个村子，进去随便一问，路人就指出她的住所——田中间的两间平房，左边还有个小披屋。

我和外婆急急地奔了过去，推开她家竹编的一扇篱笆门，里面几只鸡惊恐万状地开始飞奔，院子里的一角还关着十几只鸭子，看到我们进去，这些鸭子集体“嘎嘎噶”地叫了起来，平房的大门开着。我和外婆走了进去，客厅没人，只有一张吃饭的桌子和几条长凳，有扇无木框的门通向小披屋，里面有声音，外婆再往里走，见披屋里有一老一小两个女人正在烧饭，一个锅台烧菜，一个在灶头后烧火，两个女人看到外婆和我站在那里，都张大了眼睛惊着。外婆朝灶头前年纪大的又黑又瘦的女人喊了一声：“玲英”。

听到叫声，那年老的女人，先是愣在那里，后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放了手中的锅铲，就向外婆扑了过来，到外婆面前竟“扑通”一声跪下了，嘴里喊道：“阿姐啊！阿姐啊！我苦啊！我苦啊！”

这时外婆拉着她，也陪着一起哭！玲英哭着说：“如果我当初不离开你家，不会那么苦的。”

外婆立刻就纠正说：“如果你当初不离开我们家，也是苦的，我们总想你离开我们家会好一点，怎么也会这么苦啊！”

玲英又加大哭声说：“阿姐啊，我没有办法啊，孩子要养下去啊！我又没有娘家人好依靠，我又嫁了两次了，男人又都死了。”

外婆又说：“阿姐早就想来找你了，阿姐现在也是靠着女儿生活，如果阿姐自己好，阿姐早就来接你回去了。”

听着她们俩自顾自的一问一答，可把她坐在灶头后烧火的女儿听得一愣一愣的，只见她睁大眼睛盯着她母亲，呆得像一只木头鸡。

她母亲这时注意到她女儿的表情，连忙说：“这是临安来的娘姨，这是娘姨，妈妈年轻时在她们家住过的，她们待我蛮好的。”她一边解释一边招呼我们坐下来。

因为已经是中午了，玲英吩咐女儿去外面买些菜来，但是外婆执意不让她女儿去买，说随便弄点吃吃就好，外婆见角落里有个年糕缸，就提议中午大家炒个年糕吃了就好了。

到了下午，玲英把已出嫁的女儿，已成婚另居的儿子媳妇都叫了回来，一起在家吃了晚饭，儿女们听到有个临安的娘姨来了，都觉得奇怪，但是看着她母亲的亲热劲，又觉得是真的。

记得那次我跟着外婆在玲英家住了一晚，因为外婆路上的嘱咐，我怕在她子女面前露出马脚，所以也不敢乱说话。只记得外婆和玲英晚上聊的很晚，我也似乎听到玲英问外婆说：“家里阿哥！他好吗。”

外婆回答说：“以前也被斗得蛮苦，现在好了。”

第二天清晨，吃了早饭，外婆欲辞别回去，玲英拉着外婆不让走，一定让我们吃了中饭再走。

到了下午，我们要走了，玲英出来送了一段路又一段，外婆一个劲地叫她不要送了，要往回走了，而她就是不肯。

外婆路上和她说：“我有一封信，是以前写给你的，放在我昨晚睡觉过的枕头底下，你回去看看。”

玲英好像很了解似地回答说：“姐啊！你又客气了。”

最后一路送都快要走到余杭了，玲英才和我们辞别。走出一段路后，我特地回头看了她一眼，见她举起手来擦了一下眼睛，阳光下的她是那么的苍老，头发比外婆还要白。

路上我问外婆：“放在枕头底下的那封信是什么意思？”

外婆回答说：“那年她走后，我在棉被里找到了一个手帕包，包里的钱是让她带走的，但是她全都留下了。今天我在信封里放了1000元钱，这钱是我是存了几年的。我们全家人都欠着她的情。”

在回临安的公交车上，我依着外婆瘦瘦的肩膀，看着车窗外飘过的一族族山的翠绿景色，心中感慨万千。外婆和玲英的妻妾关系，颠覆了我的整个思维，它让我相信人的真情和善良，才是这个世界的永恒主宰。

记得那次从仓前回来，我们几个小辈都围着外公转起来了，给他倒酒，给他拿板凳坐，为的就是问他，为何他小老婆嫁到仓前后，生了五个孩子，而以前和他在一起五年多，连怀孕都没有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外公被逼得没有了办法，就反问了一句：“谁告诉你们，她不会生孩子的！”

我们回答：“家里不是一直这样说吗！说你小老婆不会生的，外婆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难道你们一直没有同房过吗？”

外公答了又问：“你外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是她叫你们来问的吗？一定要说吗？”

我们马上说：“非说不可，今天一定要坦白！”



于是那天外公就说出了一个多年来的秘密，原来玲英嫁给外公做妾的五年多时间里，外公没什么和她同房过。结婚那几天，太婆在外面锁了门的，后来有几次是太婆特意站在门口监督的，外公基本就是溜进去，等太婆回屋了就溜了出来回到外婆房里。当时估计玲英也不敢多说，以至于后来家里的每一位长辈都以为玲英不会生孩子。

“那外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继续问外公。

外公回答：“如果我那个时候和玲英好，生了孩子，那你外婆的日子就难过了，你外婆是个倔脾气，说不定真的会离开我了呢！所以我和玲英是不能好的。况且以前你外婆是一直不愿意嫁给我的，是我硬要她的，我是罚过愿，要一辈子好好对她的。”

那个时候外婆住在姨妈家里，于是我把外公这原话带到了外婆这里。外婆听后说了一句：“都是命啊！玲英的命里注定还有两个男人在等着她呢！”因为玲英以前带过母亲和姨妈，外婆特地交代说：“凑个时间，你姐妹俩一起去仓前看望玲英娘姨。”

大老婆和小老婆的故事结束了。如今男人娶了老婆还可以纳妾的害人制度，也被法律终结了。外婆和玲英的故事也成了旧时代的绝唱，我想从此不会再有了。



历史走到今天，说起仓前镇这个地方。我这里再说一点题外话，也是后话。人有福，有运，一个地方也是。仓前镇就是个贵地，也是一个福地。一千年前它幸运地搭上了中国南北大运河这艘航母，利用航运业务、码头经济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余杭仓前人的生计。航运、码头归息后，没落了几十年后。没想到这个小地方现在又一次乘上了科技发展的火箭，发展成了杭州城西的未来科技城，马云的阿里巴巴公司、蚂蚁金服公司都落户于此。这个大运河时代最南端的福祉之地，现在成为杭州地区的科创大走廊的核心之地，经济收入再一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成了杭州地区最大的富户。玲英后代子女的生活，想必也是越过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