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君主论(序篇二、三)

路上老僧

二、英雄枭雄，分币两面

在我看来，英雄和枭雄只是人类历史发展一个分币的两面，本质上没有区别，在创造历史或者改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或者导致历史走向黑暗相辅相成，“反者道之动”式，发挥着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积极跨过一定的界限逾越一定的底线就是消极，犹如王朝政治在登上顶峰后，就是向低谷的滑落。英国作家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明确将那些杰出帝王和著名的学者诗人以及伟大的传教者共同归纳于各界的英雄，也即精英一类，他认为：

世界历史就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种种成就的历史，从根本上讲，也就是伟大人物活动的历史，凡芸芸众生所要做或者想要得到一切，都是由他们塑造或者设计出来的，从广义上讲他们简直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这世界上所有成就，严格地讲，无非是这些伟大人物思想外化的物质结果，是他们思想实现和具体化。[1]

至于为神仙、为国王、为先知、为诗人则是后天所决定的。他把英雄归纳为六种：神灵英雄，北欧神话中以维京海盗们创制的图腾——奥丁和诸神成为诺曼帝国的偶像，再到俄罗斯留里克王朝的先知，最终脱胎出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神话；先知英雄，耶稣、默罕默德、佛陀一类先后成为东西方主宰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诗人英雄，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等等；教士英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开启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教精神催生工业革命和北美新殖民地的开发、君主立宪共和体制以及合众国的诞生；文人英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等；君主英雄，亚历山大、拿破仑一流。按照曹雪芹在《红楼梦》的说法，英雄和枭雄只是应运而生和遇劫而生的区别，治世之贤君和乱世之奸雄，在政治上也只不过是“弱肉强食”丛林规则指导下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主导的结果，这种英雄史观和尼采相近，至于道德上褒贬只是成功者塑造或者神话自己编造的某种谎言而已。

由此深入，引发人们对于时代和伟人作用的深入思考。十八世纪英国作家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散文家托马斯，卡莱尔以其文彩斐然的笔调写作了《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首开先河对英雄的诞生和对时代的影响力作出论述。他的这本著作只是六篇在爱丁堡大学校长任上演说词结集出版，因而文辞十分优美，如同诗意散文。但在文章结构上较为松散，逻辑论述上不够严谨，总感在理论上稍欠火候，在逻辑上缺少关联性。尚有不少新教伦理的痕迹，这和他新教家庭出身，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有关。尽管他的新教"上帝神论"几乎等同于早期古希腊的自然神论，对基督教的堕落和世俗王权的统治有严厉批判，对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颂扬有加，对克伦威王率新教议会军团战胜英王查理二世的战爭予以高度肯定。他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暴民政治，却肯定了拿破仑对欧州战爭在摧毁腐朽王权的正义性，对英国护国军主帅军克伦威尔和法国皇帝拿破仑的悲剧性结局贯注了高度的同情。

卡莱尔的"英雄"范围囊括了史前创世传说和神话中人物奥丁到早期宗教的创立者及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和宗教改革者、启蒙作家以及具雄才大略的帝王式统治者均有精彩论述。其心目中的英雄伟人诞生于天然神启，谓之于先知、伟人、救世主，或者干脆称之于各个领城中的君王等显赫的名称。均为天选之子的天才，来知于自然神密力量对人类中杰出智慧者的塑造，所谓先知代表神意带领人类走出黑暗。

卡莱尔对所谓的英雄做了一个分类，在他的理论中，总共有六种类型的英雄：

一是，神灵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北欧神话中的奥丁；

二是，先知英雄，比如基督、默罕默德、释迦牟尼等；三是，诗人英雄，比如荷马、但丁、沙士比亚、彭斯等；四是，教士英雄，比如马丁路德、诺克斯等；五是，文人英雄，比如卢梭、伏尔泰；六是，君主英雄，比如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以及克伦威尔等等。

在此书中他均形像比喻为各界君王。其理论基础源于古希腊的自然神理论，基本等同于中国传统的自然法理论，并不能完全划归于唯物唯心之分。终究还是源于杰出人物本身的天赋秉性对自然的认知改造，自然社会对伟人的造就和异化。蒙昧时期创世之说，基本源之于传说神话，包括中国《山海经》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三皇五帝等等；希腊荷马史诗中的宙斯及诸神，特洛伊城陷落，奥德赛的流浪无不凸现人间炼狱的战乱苦难等等。卡莱尔开篇英雄乃是北欧冰岛族群流传的创世大神奥丁所统帅的诸神世界类似于希腊罗马的宙斯和朱庇若等崇拜偶像。为了打破世界的不公，实现普世性公平和正义，才诞生了悟透天机承担拯世责任的先知。

犹太教的摩西与上帝(造物主)十戒约定出埃及记摆脱埃及王权的专制统冶，到达迦南(耶路撒冷)，开创自己的乐园。为反对罗马人压迫耶蘇受天启而创基督教苦行传道，在统冶者压迫中发展壮大，终究以一神教取代多神教，而创建欧洲文明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中世纪开始掀开基督教文明的历史；与此同吋，在阿拉伯中东地区沙漠地区原来信奉阿拉真主的民族诞生了半文肓的苦孩子穆罕默德受犹太教教义《旧约》影响，受到真主启示，以片言只语，奇思妙想连缀成《古兰经》以宗教教义和武力征服统一阿拉伯民族。也是由多神教而归之于一神教后统摄人心，而形成强大的穆斯林帝国最终士耳其奥斯曼攻破君士坦坦丁堡。

以后，罗马时代的人才风流云散沦落欧洲，文艺复兴进入德、意、法各国，教廷的腐败导致了宗教改革的风起云涌，资本主义精神导致科技思想文化的革命，启蒙运动催生了人的觉醒，导致了英国、美国、法国等不同形式的革命，时代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而伟人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

正是这些革命孕育了政教分离的权力相互制约的民主宪政体制，出现了信仰宗教道德"天堂的事归上帝"世俗的行政管理之责"人间之事归凯撒"而且凯撒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行政、立法、司法的分设，有效防止了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这不得不归功于那些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人，而理想的践行应追溯到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富兰克林等人，开创了美利坚合众国三权分立的政体模似，来源于对英国光荣革命，制宪制民主对王权的限制约束和法国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

对于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崛起，卡莱尔指出穆罕默德口述的《古兰经》，在一千三百年中被信徒们反复诵读膜拜，并被当成社会生活的戒律和治国理政的法条，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卡莱尔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

"据我所知，它读起来很费劲，只是一堆令人生厌的混乱杂烩，拙劣而粗糙，没完没了地重复，前言不搭后语，意思纠缠不清，拙劣粗糙到了极点一一简言之愚笨到令人难于忍受。"

"穆罕默德的门徒所发现的《古兰经》本是一些零碎的片断，就像为了传播最初写成的那个样子，据说它的大部分内容刻在羊胛骨上，乱七八糟地扔在一个箱子里。他们把它刊印出来，但却没有根椐时间或其它方面加以整理编排，似乎只是把最长的章节放在前面，而目不是很严格。照这样来读它的真正开头就被放在了最后。"

卡莱尔总结道:

"这是一个伟大的尚末开化的人类灵魂的骚动，他粗糙拙劣，不堪一读；然而却里炽热而真诚的，竭尽全力高度紧张地用文字将自已表达出来，这时各种乱七八糟的思想涌上心头；他有千言万语要讲，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的意思本来尚未成形，所以说起来就毫无次序、毫无方法、毫不连贯。还是乱糟糟一团就和盘托出了。"

虽则在语法修辞和形式逻辑上如此糟糕，但是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历史发展上起到的积极作用，卡莱尔还是给予了客观评价:

"阿拉伯民族有了它，就象是黑暗中产生了光明。阿拉伯地靠着它有了生机。他们本是一个不幸的游牧民族，自创世之后就在沙漠上游荡，不为人知。一个英雄的先知派到了他们那里，他们都相信他的话，于是，从此以后，这个民族从不为人知变成了世界闻名、从卑小的民族变成世界上伟大的民族。"

如今那些知名的毛拉和阿訇们还在以阿拉真主的名义以世俗统治者的身份，用千年一贯制的《古兰经》统领着他们的世界，展开着野蛮与文明的对决，不时地以火星点燃地区战火烧向世界，这片沙漠就成了点燃战爭的炸药。这部中世纪的圣经，竟然毫无变化地在二十一世纪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宗教信仰的力量对与愚蠢民众的操控力，实在不可小觑。而且与之不谋而合的是当年被奥斯曼帝国击溃的东罗马帝国所谓基督正教的势力从拜占庭东移后正与俄罗斯彼得大帝似的沙皇相勾结形成对于世界和平新的威胁，这就是拉尔斯·布朗沃斯在《拜占庭帝国》一书中所描绘的在拜占庭帝国陷落后：

另外一些流亡者逃到了俄国，最后的自由东正教大国，试图重新追求拜占庭帝国的梦想，众多广阔的北方土地上的国王已经沿用了拜占庭的字母系统，他们十分欢迎这些逃亡的人民，这些国王以“沙皇”自称，即“恺撒”的斯拉夫语形式——同时以双头鹰作为自己民族的象征。拜占庭艺术和当地的艺术风格融合，继续在整个巴尔干和及北方地区发展繁荣，俄国人民也未曾忘记曾经沐浴的君士坦丁堡的荣光，对此渴望成了俄罗斯帝国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们深深陶醉于拜占庭的辉煌，甚至后世的领袖。这片广阔土地上的人们视曾经的辉煌记忆为宝贵财富，将历史的变迁当作深刻的教训，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仍然对西方充满怀疑和质问，就想克林姆林宫上空飘浮的阴云。[2]

无论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所宠幸的妖僧拉斯普京和总统的重要幕僚杜金都在企图实施他们的东方“黄俄计划”扩张势力范围，为了和西方文明对抗，甚至不惜和伊斯兰教的毛拉们联手打造他们共同的邪恶帝国。

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在他的《群众与权力》一书中在“什叶派的穆黑节”一节中如此论述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什叶派：

明显带有战争宗教的特点的伊斯兰教由于分裂而产生了哀恸宗教，它的集中程度和极端程度无可比拟，这就是什叶派的信仰。它是伊朗和也门的国教。它在印度和伊拉克势力很大。

什叶派信奉他们教派的一位精神和世俗的领袖，这个人他们称之为伊玛目。他的地位高于罗马教皇。他身上有圣光，他从不犯错误。只有追随伊玛目的信徒才能得救。“生而不知伊玛目，死乃不是信教者”。

伊玛目直承先知世系。阿里同默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结婚，被看做第一代伊玛目。先知明确指定阿里是他学术和统治权的继承人，他是奉先知之命选出来的“回教徒的统治者”，这一称号只属于他。阿里的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接着继承他的位置，哈桑是第二代伊玛目，侯赛因是第三代伊玛目。默罕默德死后的24年里。他没有立即被选为哈里发，直到第三位继承者死后，他才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高统治者哈里发掌了权。统治了很短的时间，在库法清真寺内举行礼拜仪式时，阿里被疯狂的敌人用淬毒的利剑刺死。他继承人长子哈桑以数百万的第尔汗出卖了他的权利，退隐到麦地那，在那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数年后死去。

哈桑弟弟侯赛因因此成为受难者成了什叶派真正的核心，他为人严肃谨言慎行，起初在麦地那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一旦被信众推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中心人物，俨然成为当权哈里发眼中钉肉中刺，作为阿里的嫡系亲属他不能不跨上政治舞台，因为当权的哈里发在大马士革死去，他不得不带着他的全家和追随者到库法去出任哈里发，死去哈里发的儿子感到威胁自己继承人位置，于是派出强大的骑兵队伍将其围困，要他臣服于新的统治者，侯赛因拒绝效忠投降，于是在穆黑闰月的第十天，即公元680年他的全家和追随者一共87人在克伯拉平原被全部屠杀，敌人的士兵践踏了他的尸体，他的首级被割下送到大马士革哈里发那里，受到凌辱。

先知家族的灾难是什叶派文学的真正主题。从克伯拉可悲的这一天开始，这个家族的历史就是不断受难和受迫害的殉教历史，编成诗文和故事在穆斯林中传唱。什叶派教徒在穆尼润月上半旬集合在一起的原因，上旬的第十天，被看做克拉伯纪念日。克拉伯平原的侯赛因墓早就成了什叶派最重要的朝圣之地。什叶派教徒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侯赛因的受难日都是他们的伟大节日，在这十天中整个波斯都在哀悼，在头九天中，一群群男人光着身子，上身涂着黑色或红色，在各条大街街上穿行。他们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以刀剑自伤自残，身后拖着沉重的链条，或狂舞着。他们不时同其他教派的教徒发生流血冲突。大约在9世纪出现了剧场，开始以戏剧手法表演侯赛因的受难作家戈比尼50年代曾经在波斯度过，他精彩绝伦地描写了当年德黑兰事件的真实场景：

剧院里挤满了人。时值六月末，在这大帐篷下人们感到窒息，人们享用着茶点。一位僧侣登台并唱起颂歌。人们击打着自己胸膛相和，他的声音怎么吸引人，当戏剧演到侯赛因蒙难时，观剧的群众达到疯狂状态。德黑兰的“流血的纪念日”共有50万民众参加了，见证者戈比尼作了如下描述：

50万疯狂的民众，满头满脸都是灰土，不时以前额叩地。他们想成为自愿的牺牲者，在团体里自杀并以残暴的方式自残，同业团体的队列一队接着一队。这些队列里的人多少还有一丝理性，也就是还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因此这些队伍里的人穿着普通的服装。

出现了一片死寂。成百个穿着白色衬衣的男人走过来，他们昂首向天，深情如醉如痴。这些男人中的许多人晚上要死去，许多人自残变得残缺不全，染红的白衬衣就是他们的裹尸布。这些人不再属于此世，他们肥大的衬衣只露出他们的脖子和手：殉难者的脸和谋杀者的手。

其他人在他们的呼喊和激励和疯狂的行为感染把军刀交给他们。他们激动的情绪变得残暴凶狠，把别人给他们的军刀在头上挥舞着，他们的叫喊声盖过了群众的叫喊声。为了忍受痛苦，他们必须进入一种麻木僵直的状态。他们忽而向前，忽而后退，忽而走向一边，全无规则可言。每走一步，他们就有节奏地用锋利的军刀砍伤自己的脑袋，鲜血直流，白衬衫被染成鲜红色，看到鲜血，他们的神经错乱到了极点。这些自愿殉道者中，有些人崩溃了，他们用军刀砍自己。在疯狂状态下，他们砍断自己的血管，而在警察把他们抬到设在商店里的帘幕后面的临时野战医院之前，他们就死在躺下来的地方了。

群众不顾警察的殴打，把这些人隔离起来，把他们围在自己中间，把他们拉到城市中另一个正在浴血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意识是清醒的，那些自认自己没有勇气自残的人则给别人提供可乐，以鼓励别人，他们以这种方法诅咒刺激别人。

殉道者脱下他们的衬衣。这些衬衣被视为神圣之物，他们把衬衣交给引令他们来的人。另一些在开始时并不属于自愿殉道的人，在大家都激动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流血的渴望。他们要求得到武器，撕碎衣服，并胡乱地砍自己。

有时在行进的队伍中出现一个空隙，因为有一个参与者由于筋疲力尽而倒在地上，。但这个空隙立刻又被填满，群众吞没了这个不幸的人，从他的身上践踏而过。

能够在穆黑节牺牲的人是最幸运不过了，八个天堂的大门为圣徒洞开，人人争先恐后，都抢着要进去。

值勤士兵的责任是照顾伤者和维持秩序，他们也受到群众情绪的感染。他们脱掉自己的制服，自己也加入到流血的行列。

孩子们也受到疯狂情绪的感染，甚至很小的孩子也受到了感染。有一位母亲站在井边，她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已经自残的孩子，充满了骄傲的情绪。另一个女人边叫边跑过来，喊道：“他已经剜出了一个眼睛，再过一会儿，他要剜出另一个眼睛了，他的双亲欣慰地看着他。”[3]

这就是什叶派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宗教精神熏陶感染操纵下的群体性意志的麻木和个体精神的丧失，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圣战哀恸精神鼓舞下的殉道精神，这样看待伊斯兰教穆斯林极端组织所谓的自杀式袭击对敌人的血腥复仇，一些民众在哈里发和伊玛目长期宗教灌输下是义无反顾和前赴后继的因为默罕默德和阿里、侯赛因等先知是不朽的，因而这种为伊斯兰教圣战而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是不朽的。他们理所当然在死后成为殉道的英雄，受到尊崇也是不奇怪的。

默罕默德是超越任何世俗帝王之上自带圣光的先知，有一位伊斯兰教的专家说：“默罕默德是战斗和战争的先知……他把他首先在阿拉伯地区所作的事情，作为他的教众的未来的圣约留下：征服不信教的人，扩大阿拉神的势力范围重于扩大信仰范围。对于伊斯兰教的战士而言，首先重要的是征服不信教的人，而不是使他们皈依。”《古兰经》这本受神启示的先知书，使人对此毫不怀疑。“只要圣月一过，异教徒格杀勿论，逮捕之，围攻之，伏击之。”[4]这就是作为战争宗教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坚定信仰，比之其他宗教具有更大的主动攻击性和残酷的嗜杀性，先知如同不朽的亡灵潜伏在世世代代信众的心底，随时可能被哈里发和伊玛目们激活成为庞大的军团杀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唐纳德·尼克尔在《不朽的帝王》中所描述的那样：

王啊，我将从我沉睡的大理石棺中醒来，

走出我神秘的陵墓，打开砖石垒就的黄金城门；

若有击败哈里发和沙皇的胜利者，

围剿他们，到那鲜红的苹果树下，

那时我将重回我古老的梦境成眠。

这也是后来不得不引起人们关注的历史现象。比如发生在当下俄乌战争和哈以冲突，无不隐隐出现双头鹰衔着新月悬挂的刀剑掠过阴霾天空的影子。

基督教除早已东移的东正教，则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德国就开始了宗教改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对北美新大陆的发现和开拓，建立新的伊甸园，被打压的欧洲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飘洋过海在扑斯茅斯港登陆美洲大陆，以协商契约精神，在那片神奇美丽却充斥着蛮荒和野兽的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改造。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后来转向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在理论论述的逻辑整合上更加严谨和周密，因为胡克更倾向于“时势造英雄"的唯物理念，同时也不否定杰出人物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他认为：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中，中央集权政府之下各种组合经济发展到了这么一种地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数几个人，尽能对那么多的不同领域，同时发生影响，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外交、陆海军事、教育、住宅、公共工程、救济事业方面，还有除英美外——宗教、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科学方面的主要决策，都是由少数几个国家领袖做出的，而且常常是由一个人作出的，他的判断和嗜好，就成为国家的绝对法律。交通工具的大发展能够把种种决定像光一样块地传达到各个角落，保证一种空前的有效控制。

这是悉尼·胡克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威权体制个人独裁国家领袖对于国家的操控而言，借助工业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其统治国家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实施邪恶手段和方法也日益先进，因而所谓战争的动乱给予国家和人民带来血腥和伤害也日益严重。那些毛拉式宗教领袖和沙皇式元首政治的现代迷信式专制统治实施的统治的手段，在融入世界高科技的潮流后，管制的手段也日益全面严酷。尤其是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信息高速公路的迅速开通，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后，社会进入大数据管理时代，现代数字化管理进入社会各个层面，在有利于个人生活，保障公民福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在威权盛行的国家，以个人独裁为特色的宗教领袖和元首政治对于公民权力剥夺和侵犯几乎无孔不入，因而也不是悉尼·胡克在当时能够预料的。

悉尼·胡克说：

一个恺撒、一个克伦威尔、一个拿破仑确实能够向许多部门发号施令，但是那些部门，在行政职能上，不像今天结合得那么严密，他们无法强迫人们普遍遵守他们的法令。甚至也无法雅致批评。有些漏洞永远堵塞不了。有些精神避难所也不是他们的执法吏所能够接近的。过去专制统治者在位期间，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和哲学上，都有各种矛盾的的倾向，这就证明了无法把文化限制在他们的教条和法律里。

今天的世界面貌大不相同了！一个希特勒、一个斯大林、一个墨索里尼确实能够向各个方面，从军事组织直到抽象的艺术与音乐发号施令；这些独裁者百分之百地贯彻他们的法令。他们的决定不仅影响到谋生的可能性——这在集权国家，并不是稀罕事——并且影响到成人和儿童教育，影响到他们国家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内容的方向。当然他们控制的部门中，不可能靠一道命令，搞出一批天才来，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毁灭一切和他们不相一致的才能。通过各级学校（因为知识是一种武器），通过无线电（如果声音可以响的话，谁也跑不了），通过书报和电影（人们自然而然地想从中得到消息和消遣），他们把他们的教育灌输到人民的“下意识”里去。

悉尼·胡克进一步指出：

沉默寡言和隐姓埋名也不在保险了。精神上的一切避难所都被消灭。蒙田对那些想逃避当时政治风暴的人们提出过明哲保身和不关心世事的劝告，也就是一百年前引起圣贝夫（法国文艺批评家）共鸣的那种劝告，今天肯定也会引起秘密警察的疑心。这种情况不仅标明欧洲从昨天的专制主义走过来，走了多远，同时也标志，那就是说，除了领袖和他的左右，每个人既没有得到一种公共生活，却连私生活也丧失。

像在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其所以民主，那是因为领导大体上仍向代议团体负责而且受到人民群众的严厉批评——行政当局权限也大大扩充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一部分由于在反对集权国家的侵略、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必须进行总体防御。

在书中，胡克对“英雄史观”和“社会决定论”作了批判和质疑，认为社会和生物有机体共同影响着英雄的产生，历史发展具有选择性，提出了把英雄区分为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的著名观点，并对英雄和民主政治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

该书认为，最高领袖的个人品质对人类的祸福有突出的影响，英雄是危机的产儿，社会决定论（包括黑格尔，斯宾塞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时势造英雄”，只说对了一半，伟大人物对历史有相对独立的影响，该书认为，正因为并非所有的事件都是偶然的，所以历史上的偶然事件非常重要，事变进程的一切重要方面，会因为是否存在某一伟大人物而出现完全不同的方向。历史上的英雄就是：在决定某一问题或事件上，起着压倒一切的影响，他具有事变创造性，并能重新决定历史进程。书中断言，伟大人物是公众的灾难，民主社会要防范英雄，要随时准备把权力收回，以避免他们推行独裁，专制的统治。

作者在分析问题前，做了若干界定和区分。首先，是把英雄分为“行动方面的英雄”和“思想方面的英雄”。作者认为，有的人是思想英雄，但不一定是行动方面的英雄，他们各自的影响和影响方式是不同的。其次，是区别“取得人们信仰的人”（实质是指有声望的人）和“影响了历史事变但没有赢得伟大声望的人”。作者认为，历史意义和历史上的声望之间并没有内在必然的联系。他认为研究人物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其历史意义，而不是他的声望。作者认为：“当我们研究某个人物时，与其根据人名簿、标准著作叙述此人事迹所占页数，以及援引的频度等等，还不如根据科学历史家对他的判断来得更为可靠些，因为科学历史家是研究特殊因果联系的。”第三，是把道德上值得重视的人物排除在英雄的概念外，这并非道德判断不适用于历史，而是历史上的事情可能是坏人做的。因为他研究的问题是历史的创造，而不是创造的好坏。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区别，是“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什么是事变性人物？简单地说，事变性人物，有两个特点：一是由于偶然的原因碰上合适的时机发挥了作用，并不是由于他具有卓越的才华；二是这种作用对事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作者认为，这种人物的平凡的能力和他的行动的非常影响之间是不成比例的。而事变创造性人物则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行动对事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他的行动又是他的智慧、意志和性格等种种卓越能力所产生的后果，而不是由于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他所指的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事变创造性人物。“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

悉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曾经留学莫斯科接受过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他的英雄史观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影响，同时在前苏联接受教育期间对于斯大林专制独裁体制感同身受，回国后师从师从近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作为杜威最为得意的弟子和门生，胡克被称为杜威“最出色的学生”。

美国一建国就是一个世俗的国家，宗教不再进入政治领域。世俗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实际效用而轻视理论争论，因为宪法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实用主义是美国唯一的本土哲学。解决问题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对待理论，他们完全依据其实际效用来评判使用，从来不受理论束缚。他们重新定义真理，将之视之为一种有效用的假设，是用之来指导行动的，如果在现实中获得预期效果，那才成为真理。即“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即有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实用主义否定绝对真理，因为变化在现实中，新经验往往会越过曾经的真理，人们不能抛弃现实，只能抛弃不适用的理论和实践。[5]

三、所谓塔奇曼定律

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被称为欧洲古典时代的结束，拜占庭帝国的兴起被称为现代西方黎明的出现，在这段新旧交替时代结束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是从伟大的文艺复兴人神对立到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加尔文主义兴起到西班牙和英国帝国主义对于北美新大陆的殖民开垦而到美国独立建国为标志的。到了十四纪中叶，城镇涌现，高耸的罗马式、拜占庭式、哥特式教堂遍布各地，封建公国的城堡和神圣罗马帝国和巴黎式帝王的宫殿渐成规模。教皇与国王争斗不休，。十字军发起了九次东征，圣地耶路撒冷失而复得，得而复失。通俗骑士文学成为贵族到平民的消遣，大学建立，古典文化复兴、政治结构在各方势力的消长中悄然改变，在王权和教权、王国与诸侯的缠斗中，限制权力的机构和法治开始创建。为理解信仰，哲学家、思想家们构建了理性的大厦，在国家与教会的危机中，在人权和神权的对立博弈中，蕴含着社会的革新和复兴的转机。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在她的《远方之境——动荡不安的14世纪》一书中以形象生动的语言提出她的所谓“塔奇曼定律”，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对于人们的代入感，主宰社会的宗教意识对于历史叙事的统领甚至歪曲及其片面性，做出如下表述：

移情的困难、真正进入中世纪精神和情感价值观中的困难，是最后一道障碍。我相信。我相信主要障碍是当时情况下的基督教宗教信仰这一中世纪生活的摇篮和法律，它无处不在，确实具有强制性。其持之以恒的原则是：精神生活和后世生活要优先于此时此地，要优先于地球上的物质生活。无论某些现如今的基督教徒如何虔诚热衷，这一原则都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此原则与其替代物——信奉个体价值，信奉一种未必注重上帝的积极生活价值——之间的割裂，在事实上创造了现代世界，终止了中世纪。

使问题加重的是，中世纪社会尽管声称信奉对感官生活的摒弃，但并没有在实践中否认它，社会如此，教会更是如此。许多人尝试摒弃感官生活，有少许获得了成功，但人类不是普遍为摒弃而生的。没有哪个时代比14世纪更在意金钱和财产的了，它对肉体的关注也与其它任何时代如出一辙。沉湎于金钱、纵情于声色之人都是不可抑制的。

中世纪基督教的首要原则与日常生活间的鸿沟是中世纪巨大隐患。这正是爱德华·吉本的历史著作中的问题，他怀着一种既有意又恶意的轻率对待这一隐患，每每在将他看来似乎是基督教理想的伪善都斥责为对于人类自然功能的违忤。无论我对这位大师如何崇敬，我并不认为吉本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人类本身是不可实现的基督教理想的构想者。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若不是在实践它，也是在努力维护它。因此，它一定代表着某种需要，某种比吉本18世纪的启蒙所能提供的或他优雅的反讽说能解决的更加基础的东西。虽然我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但要认同它，需要更甚于我的宗教情怀。

骑士精神，这一在统治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留下丝毫不亚于宗教的巨大鸿沟。理想对于由武士阶层所维持、在圆桌构想中得以阐述的秩序和幻想，是自然的完美形式。亚瑟王的骑士为正义铤而走险，对抗毒龙、妖孽和邪恶之徒，在一个蛮荒之地建立秩序。于是，他们现实的对应理论被假定为要充当信仰的捍卫者、正义的支持者、被迫害的守护者。但实际上，他们自身即是压迫者。到14世纪。剑客的暴力行为和无法无天已经变成了混乱的主因。当理想和现实变得太宽时，体系便会被打破。传奇故事一直在反映这点：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中，圆桌被从内部粉碎。宝剑重返湖底，努力重新来过。人有可能充满暴力，富于破坏性，贪婪无度，易犯错误，却始终保持着对秩序的幻想，并重新开始寻找。

塔奇曼所引用的《亚瑟王的传奇》的典故，象征人类对于理想追求和现实中的苦难相悖离的悲剧。亚瑟王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传说对于真理道路探索的艰巨曲折的隐喻。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包括人类早期的宗教创始先知们往往是在对于世俗生活的冲突出诞生出超越红尘之上的思想和意识开拓出人类文明的道路，其中免不了流血牺牲的悲剧。许多时候，冲突对于不满足于现状的思想者而言，是被动的。然而冲突一旦降临，他们心中潜在的对于现状不满的基因就会被激活。芸芸众生可以因为一口饭食对苦难的现实保持沉默，但是思想者却不能。他们的秉性注定他们会对社会不公的现实做出积极的反应。甚至在许多时候，思想者往往还会主动唤醒公众挑战黑暗，发起进攻引发社会改造或者改良甚至是革命的进攻。矛盾和冲突将思想者推向离经叛道的深渊，引发对于所谓“异教徒”的征伐屠戮；同时矛盾冲突也将思想者涌向万仞高峰。思想者由此体验改造社会引发的快感，在悲壮中兑现人生的价值，使自己的品格得到升华。

法国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作家斯塔尔夫人说：

对幸福的人而言，生命可以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可是当内心痛苦的时候，思想就活跃起来，去寻觅希望，或者去发现遗憾的原因，去深入思考过去，去预见未来。当人们安静与幸福中时，这种观察能力差不多完全导向外界事物，只是当人们遭到厄运的时候，它才在我们自己的印象上起作用。痛苦的不倦的作用使一些概念和情绪在我们心中不断地反复闪现，折磨我们，好像每时每刻都会有巨大的事变发生。[6]

亚瑟王是古老的不列颠传说中一位伟大的国王。传说中圆桌骑士派的首领。他是卡美洛国王尤瑟化身康沃尔公爵与夫人伊格莱茵幽会的产物。夫人在公爵死后，嫁给尤瑟王诞生下的私生子。尤瑟将其托付给魔法师梅林抚养。亚瑟王有一头太阳般耀眼的金发，拥有比游吟诗人更加悦耳的嗓音和绿宝石一般碧眼，面貌干净整洁，清秀的容颜能够轻易使女性心醉。他恪守骑士精神，善良、正直、仁爱、忠诚有礼，同时又善于独立思考，是一个标准的有着理想帝王外貌和的品格王子。当不列颠主教主持以一把插在教堂墓园石块中“石中剑”来决定未来国王人选时，骑士们决定进行比武选王。他所寄养家庭的代表凯参加比武却忘记带剑，请求亚瑟回家取剑，亚瑟忘记带家中鈅匙，情急中来到墓园，在空无一人现场竟然轻松拔出石中剑，将剑交给家族代表凯的手中。这令所有人大惊失色，。大家怀疑地将剑插回原地，却没有仍能够拔出。亚瑟遂成为不列颠的新国王。

后来这把“石中剑”在他与佩里诺尔王决斗时断裂，失去神剑的亚瑟王非常沮丧。在魔法师梅林指导下，他来到圣湖边，湖中仙女手握一柄宝剑，将其举出水面。亚瑟划船来到湖中，接过宝剑，此剑被命名为“王者之剑”的圣剑。此剑锷由黄金打造、剑柄镶有宝石，引起锋刃削铁如泥，故湖仙女命名为“断钢”。

梅林问亚瑟“剑身与剑鞘你更喜欢哪一件？”

亚瑟答：“剑身，因为他无比锋利。”

梅林说：“你要知道，剑鞘是剑身价值的十倍。佩戴王者之剑剑鞘着将永不流血，因此要保护好剑鞘。”这也许暗示着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公元一世纪除，不列颠不仅遭受罗马帝国的压迫，而且遭到日尔曼人不断入侵，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团率领人民经过十二次战斗，最终在巴顿山一役中一举击溃入侵者。其间圆桌骑士成为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亚瑟王的骑士一度达到150人，骑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圆桌上畅谈国家大事，在圆桌上没有地位差别和君臣之别，每个人都可自由发表意见。

在这件富有传奇色彩的圆桌上，曾经发生了许多传奇故事，其中包括骑士们分头寻找在耶稣《最后的晚餐》失落圣杯。亚瑟王娶了貌美无双的桂妮维亚做皇后，却不堪同母异父姐姐摩根的勾引，一夜风流诞生下了私生子莫德雷德，亚瑟王和这个孩子既是甥舅也是父子，正是这个孩子后来背叛父王策动叛乱，并使王国最后走向灭亡。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瑟王的领土不断扩张，他甚至挺进欧洲内陆，击溃了罗马皇帝卢修斯的军团，在米高山杀死了这位罗马巨人。使自己的事业登上了顶峰。他的骑士团开始离开都城卡美洛分头去寻找圣杯。这些人大都有去无回，圆桌骑士越来越少，强大的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不久，亚瑟王最优秀的骑士兰斯洛特和王后桂妮维亚之间发生恋情，这一恋情最终为帝国带来灾难。虽然这场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精神游戏没有受到亚瑟王的惩罚，但是在骑士团内部引发不满。于是莫德雷德私自带领十三名骑士悄悄潜入王宫，将正在幽会的两人逮了个正着。在骑士们群起声讨下，亚瑟王只好将桂妮维亚处于火刑。然而，对于王后一往情深的兰斯洛特带着战友强袭火刑场，抢走桂妮维亚，两人渡海逃亡法国。亚瑟王亲率大军征讨法兰西，这次征讨给莫德雷德带来篡夺政权的机会。当亚瑟王回师不列颠，在卡姆兰战役中，双方军队血流成河，两败俱伤，亚瑟王最终用长枪杀死自己儿子莫德雷德，自己也受到致命的袭击，大部分圆桌骑士在内战和寻找圣杯的虚幻中牺牲，身边只剩下一名骑士贝德维尔。

亚瑟王要求贝德维尔剑圣剑投入湖中，这名忠诚的骑士，知道亚瑟王舍弃王者之剑就意味着自己生命的消逝。他两次徘徊湖边都谎称剑已丢入湖中。但是都因为没能正确描绘剑被湖中仙女收回的场面，而被亚瑟王识破。第三次贝德维尔终于狠下心来剑圣剑投向湖心，这时湖中伸出女人纤细的手指，接住了剑柄，随后沉入湖中。听完贝德威尔汇报所见后亚瑟王与世长辞。他的墓志铭是“永恒之王亚瑟长眠于此”骑士贝德维尔离开战场隐入修道院，聊度余生。桂妮维亚得知亚瑟离去，终身将在修道院忏悔，祈祷并救济贫苦。痴心的兰斯洛特返回卡美洛继续追求桂妮维亚，但王后拒绝与之见面，绝望的兰斯洛特，最终也出家当了修士，两人至死未能见面。各种欲望的追求，无论是政治的帝国霸权的争夺、理想中圣杯的寻找、情欲的滥觞和财富的扩张，这些争斗永远没有赢家。然而，人类却在如此循环往复中蹒跚前行，最终没有不踏进塔西佗陷阱而万劫不复。

塔奇曼定律对于中世纪的概括是准确和形象的：理论和现实践脱节导致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鸿沟，这也就是古罗马共和主义者西塞罗、加图等人和罗马帝国创始者恺撒、奥古斯都等人重复所走上的亚瑟王悲剧，从共和时期的法治崩溃于寡头利益集团组成的元老院类似骑士圆桌会议的分赃不均，到帝国时期高层统治集团和贵族利益集团和开疆拓土新崛起骑士武装集团之间财产与权力重新分配导致重重利益瓜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笼罩于整个社会和底层民众，以及新殖民地的公众之间，必然引发利益重组带来的种种矛盾，无论是共和国城邦式民主亦或是帝国式天下一统的专制。理想的虚幻性，实践的残暴性，掠夺的不择手段，都会带来“塔西佗陷阱”统治危机，而致使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崩溃。

中世纪实践理想的骑士们的执著，导致了暴力的滥觞，恶性循环的反复演绎，反而促使中世纪政治秩序的瓦解，这是道德理想主义乌托邦政治的悖论，俨然与统治者所鼓吹的宗教化主流意识形态从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到君士坦丁堡九九归一的一神教，作为维护统治的上层建筑与政治结构相辅相成，同时作为教化民众愚弄和驾驭民众的工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最终失却整合功能，又导致了文化思想上回归古典的文艺复兴，再到对于基督教的改良和变革，才导致人的主体意识的苏醒，以人权对抗皇权和神权，为未来的思想启蒙和社会革命打下基础，诞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引发工业革命推动社生产力的发展，创建适应建立在保障个人财富的法治人权的经济基础，引发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上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共和的国体政体在查理一世走向断头台后、克伦威尔专制独裁走向终点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度得以完成，随后的美国清教徒对于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以请教精神创造北美新的“上帝之城”理念建立理想的美利坚合众国，同时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法国动荡在几经曲折直到二战战胜德意法西斯入侵以后才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建成了法兰西共和国。欧洲其他国家概莫能外延续英美法等国的民主宪政体制，即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也在宗教走向世俗化改革后，走进现代的民主宪政殿堂寻觅默罕默德帝国的复兴。人的意识和皇权、神权相对立而走向政治和社会的革命，也许这也是一场亚瑟王似圆桌会议骑士精神对于秩序幻想的轮回。真正目的是皈依以人为本的原点，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的福祉和人的自由发展权利。

[1] 参见【英】托马斯·卡莱尔著，张志民、段忠桥译《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国广博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页

[2] 参见【英】拉尔斯·布朗沃斯著、吴斯雅译《拜占庭帝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342页

[3] 【德】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刘敏、张毅译《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4] 同上第99页，原注（9）《古兰经》第九节第五行。

[5] 参见钱满素著《自由的基因》东方出版社2016年11月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