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海昏侯》

士心尹口

上海闵行区博物馆的《相遇海昏侯——西汉刘贺墓精品文物展》，展期为2023年12月29日至2024年5月19日。

刘贺一生跌宕起伏，先是嗣位“昌邑王”；后被选为“帝”；废帝后降为山阳郡民；再被封“海昏侯”，史称“废帝”。

刘贺为刘髆之子、汉武帝刘彻之孙。刘髆是汉武帝与李夫人之子，为刘彻第五子，曾得昌邑王爵号，刘髆与汉武帝同年亡，其子刘贺四岁嗣位第二位昌邑王。

元平元年（前74年）霍光辅佐根基浅薄的昌邑王刘贺登临大宝。 即位之后的刘贺既缺乏宫廷政治经验，又不愿充当权臣霍光的傀儡，便与心腹密谋除去霍光。但因阴谋泄露，被霍光以行为“淫乱”、危及社稷为由而废黜，时距刘贺即位仅27日（史说被罗列了一千多条罪名）。

元康三年（前63年），汉宣帝诏封刘贺为海昏侯。后刘贺前往豫章郡（约为今江西省域）海昏县（约为今南昌市新建区）就国。神爵三年（前59年），刘贺去世。

刘贺墓出土文物有两万多件，来沪展出的只有百多件。

　　

　　

　　

“雁鱼形铜灯”有一对，由雁首衔鱼、灯罩、灯盘（残缺）、灯座四部分套合而成。整体造型奇特，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体态宽肥，颈修长，身两侧铸出羽翼，有短尾，双足并立，掌有蹊。

灯以大雁颈脖为导烟管，将油脂燃烧产生的烟雾导融于大雁腹部水中而达到室内清洁。整器造型写实、设计巧妙，技艺高超、保存较好，具有先进的环保理念，集美观与实用一体，体现了汉代的美学理念和制造水平。

“青铜缸灯”结构繁复，由器座、托盘、侧面灯罩、顶部灯罩和弧形烟管组成。座上有一圆形托盘，盘底有一圆筒，可与底座相套。托盘内有一圆形灯盘，两者之间有两个可分离的弧形灯罩，移动灯罩，可挡风和调整光照方向。此灯利用虹吸原理，灯腹装水，烟通过烟管到达腹中溶于水，防止了燃油灯对室内造成污染，更利于照明之用。

缸灯是汉代出现的灯具，以其独特的造型、多功能的用途和精湛的工艺，深得贵族豪门的喜爱。缸灯常被设计成人、牛、凤和雁鱼等造型，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的颈部等。

鎏金长颈青铜壶为酒水器，该壶表面鎏金，小口微侈，颈长而细，圆鼓腹，高圈足。颈部有一周宽带纹，宽带上饰一圈凸棱。其腹偏下，腹圆而鼓，重心较低，或为汉代投壶器具。

“凤首流青铜鐎（jiao）”，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鐎是盛酒以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皿。上有圆形盖，盖面微隆，顶部有一半圆形片状立纽。器为直口，短颈，圆鼓腹，圜底，下有三个半圆形足。腹中部伸出凤鸟头形流，流口的盖遗失，腹中部另一侧伸出长条形把手。盖上有一周弦纹，弦纹中间刻有四叶花瓣纹。器腹中部饰一周带饰，带饰之上饰一周弦纹。凤鸟头形流的颈部饰有鳞纹，把手上刻有兽面纹，足上雕刻兽形。

兽面铺首环耳青铜钫（fang），此器物口微侈，方唇，口沿有宽领厚出器壁，长颈微束，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兽面铺首街环耳，四棱腹，方圈足斜撇，是汉代流行的盛酒器。

“提梁带盖青铜鋞（xing）”是一种能保温的食器。此铜鋞出土时内盛鸡骨和汤羹。铜鋞体量小且带提梁便于提拿移动，小口径、深筒利于保温。圆形盖，盖面微隆，中间有一圆角长方形纽。纽孔较小，器身呈圆直通形。直壁深腹。器腹上部有半环形耳，耳上各有一扁圆形衔环，钮环与龙首弧形提梁通过两个链条相连。器腹中部偏上有一周凸出的宽带纹、平底、三蹄足。汉时常见，多为王公贵族所用。

“铺首衔环耳青铜壶”，器物长颈微束，鼓腹，圈足。腹上部饰两只对称的铺首衔环耳，肩部、腹中部与近底处各饰一周宽带纹。此器形完整，制作精良。青铜壶是铜制的器皿，既是酒器，也是盛水器，青铜壶是商周至汉代常见盛酒器。汉代壶与“锺”为同型异名之器。

带盖青铜樽，是一种盛酒器具

“青铜博山炉”出土于刘贺墓主椁室，由炉盖、炉体、炉柄和承盘四部分组成。整件博山炉纹饰精美，炉体及炉盖采用镂雕和浮雕的手法，铸造出层峦叠嶂的仙山形象，飞禽走兽间雕其中。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10余件博山炉。博山炉，因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作为焚香器具，将香料放在炉中燃烧，香气从出烟口中袅袅升起，好似仙山云气缭绕，反映汉代人追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观念，是汉代人将精神信仰与生活实用结合的艺术创造之一。

“鹿形席镇”，造型生动精美，鹿首昂扬向前，身侧前腿蜷曲，后腿隐于身下，鹿背有一凹槽，应当是用来嵌入上半部分的装饰物。鹿是汉代人们比较喜欢用的席镇造型，“鹿”谐音“禄”。这些席镇造型生动活泼，构图紧凑，精致而实用，堪称一件件精巧的工艺品。

西汉是镇的制作与使用的鼎盛时期，以动物形镇的种类和加工手法最为丰富。

“神龟载鹤形座青铜炉”，炉子口，承接炉盖，炉盖不存，器略变形。腹弧形内收成近平底，底座为一昂首趴伏状龟，上承一衔珠曲身展翅的鹤。炉腹饰一周宽凸带，带中间有一道弦纹，龟背中间有多个由两道弦纹构成的菱形图案。龟鹤齐龄，更是寓有同享高寿之意。仙鹤踏龟的造型更是寄予了人们对于长寿福禄的追求。

“五连枝青铜灯”为组合灯具，通体鎏金，分为灯座、灯柱、灯枝和灯盘四部分，整器似树形，灯体部分构造成树枝状，枝顶嵌有灯盘。灯座呈圆形，镂空雕刻两组动物型纹饰，形似龙纹。灯柱细圆，整体一节，底部呈喇叭状与灯座相连。灯枝分上下两层，每层从灯柱两侧对称伸出横向的S形曲枝，以榫卯结构和主杆相连。五个灯盘均为八边形，直壁浅腹，嵌于曲枝顶端，方向各异，扩大了传统灯具的照明范围，兼具美观与科学性。

“昌邑”铭文青铜豆形灯，此器物上部为圆形灯盘，腹部微斜，柱状灯柱，灯柱中部为竹节状，下为喇叭形灯座。灯柱下部有一周凸出的宽带纹。此灯盘刻有“昌邑”铭文，“昌邑”指西汉昌邑国，表明此物是刘贺从山东带至长安，再带至江西。

“豆”，指的不是豆子，而是远古时期的一种食器高脚盘，古人会拿它来堆放食物，盘中央会有一个小小的突起，那就是灯芯的原型。“豆”逐渐演变成灯，基本保留了“豆”的原型制式，也有高脚、圆盘，用来将光源面积扩大，并盛放燃料。

“李姬家”铭文青铜豆形灯，灯上端为内底平坦的灯盘，中间灯柄细长，下部有喇叭形灯座。灯上有“李姬家”铭文。推测是刘贺奶奶李夫人使用之器，后传给刘贺父子，再由刘贺从山东昌邑带到长安，再带到豫章海昏。

“豆”是指一远古时期用来堆放食物的一种高脚器皿，其盘中置烛用作镫（灯），揭示了中国古代灯具的雏形，也就是说豆形灯是最早出现的灯具器型之一。

“三足带盖青铜鼎”，器物盖平面呈圆形，盖面隆起，上立三个凤首形纽。鼎子口微敛，肩部附两只对称的长条形耳，外撇有弧度，圆鼓腹，饰一周凸棱，腹以下渐收，圜底，三蹄足。

　　

“昌邑食官”铺首衔环耳青铜鋗( xuān)，平底。用途以容器为主，既可为盥洗器，也可作盛食器。刘贺墓有数十件此类器，自名为“鋗”“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青铜盆

“青铜权”即“砝码”，是与天平配合使用的称重工具。海昏侯墓出土一套砝码共12枚，此次展出其中6枚，砝码为圆环形、较厚、素面。该套砝码重量从3.5克到245.8克不等，约合汉制五铢、一两、二两、四两、半斤、一斤，该套砝码中最大者，重 245.8 克。刻有“大刘一斤”四字说明其与“大刘记印”是同一时期使用的。很可能专门用于称黄金或药材，故也称“钱权”。

刘贺墓出土了十多吨五铢钱。

“五铢钱”始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因铜钱面文“五铢”二篆字，而被称为“五铢钱”。至隋朝的隋五铢止，沿用了七百多年。

“蟠虺纹、几何纹青铜甬钟5件”，大小相次，出土于钟架垮塌范围内。钟身装饰纹样分为蟠虺( huī)纹与几何纹，均刻有铭文，标注重量与“宫、商、角、徵（zhǐ）、羽”传统五音音阶。

蟠虺纹青铜甬钟，钟身饰螺旋式乳丁枚，甬部中段为三角纹，内填花卉纹，其篆间、篆带、钲和舞部饰蟠虺纹。几何纹青铜甬钟，钟身饰螺旋式乳丁枚，甬部中段为三角纹，内填篦点纹和花卉纹，其篆间、篆带、钲部和舞部为完全图案化的菱格纹。

刘贺墓出土的编钟共计24件，分为2堵。其中一堵为钮钟14件、甬钟5件，另一堵为甬钟5件。此外还出土一堵编磬14件。

鎏金青铜编纽钟共出土14件，纽钟保存完好，造型、纹饰相近，大小依次递减，出土时整齐地悬挂在钟架上。钟簨(sǔn) 为黑地红彩龙纹漆木质，两端镶嵌鎏金龙纹青铜套头；簨上插3块业，业呈三角形片状，中心部位各嵌1枚青铜圆饼形器，构思巧妙，系首次发现。伴出2件青铜神兽虞(jù)，竹节状青铜虞柱立于神兽虞座上，U形托座承托钟簨。虞座为兽形，似驼，长嘴合口，圆目小耳，脑部、后背各有一驼峰，背脊中部有一圆形銎(qióng)，前足跪坐，后足蹲踞，短尾后垂，腹部饰鉴金龙纹。

“虡（jù）”是古代悬挂编钟、编磬的木架上的立柱，多饰以猛兽形象。之所以将虡饰以猛兽形象，是因为古人希望敲击编钟或编磬的声响，像是这些神兽发出的声音，形态逼真，效果突出。

鎏金神兽形青铜虡，底座为卧马，下有长方形铜板贴地以达到稳定作用。头部马面，但耳部非马耳之坚挺竖直，蹄部为偶蹄，有双峰，与骆驼的特点极为相似。故推测此钟虡的造型为马与驼的结合体，或是单纯为驼的形象。骆驼造型出现在汉墓葬的画像石中，具有引导主人升天的象征意义。

“青铜钟虡（ju）”是悬乐钟的格架。竹节状立柱竖立在底座兽的脊背处，底座为实心的兽，兽为龙的形状，背上有凸出的脊和双翼，四肢微屈，腹底部呈椭圆形，腹前部有一条凸脊，贴于地面，用于稳固。器表可见鎏金痕迹。

鎏金神兽形青铜虡，底座为卧马，下有长方形铜板贴地以达到稳定作用。头部马面，但耳部非马耳之坚挺竖直，蹄部为偶蹄，有双峰，与骆驼的特点极为相似。故推测此钟虡的造型为马与驼的结合体，或是单纯为驼的形象。骆驼造型出现在汉墓葬的画像石中，具有引导主人升天的象征意义。

同上

同上

鎏金龙纹青铜神兽虡（ju），纽钟架座

蟠虺纹及几何纹青铜甬钟，共出土10件，来沪展出五个。甬钟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大小相次。均刻有铭文，标注重量与“宫、商、角、徵（zhǐ）、羽”传统五音音阶。

蟠虺纹青铜甬钟，钟身饰螺旋式乳丁枚，甬部中段为三角纹，内填花卉纹，其篆间、篆带、钲和舞部饰蟠虺纹。几何纹青铜甬钟，钟身饰螺旋式乳丁枚，甬部中段为三角纹，内填篦点纹和花卉纹，其篆间、篆带、钲部和舞部为完全图案化的菱格纹。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用于研磨的青铜臼

用于研磨的青铜杵

铁剑（后）

青铜剑（前）

刘贺墓共出土麟趾金25枚，麟趾金均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精制，口沿处纹样运用了花丝工艺中的掐、攒 、填 、焊技法，大部分底部铸或贴有“上”“中”“下”等字样。这些金器主要被帝王用来赏赐皇室宗亲和效忠于皇室、有军功的大臣。

褭(niao)蹏(ti)金又称马蹄金，以其形模仿天马的蹄趾而得名。褭蹏金共出土48件，其中大褭蹏金17件，小褭蹏金31件。大、小褭蹏金其形相似，均为马蹄状，中空、斜壁,前壁高、后壁低,呈一斜面，底为较为规整的圆形。底部铸有或贴有上、中、下字。褭蹏金象征着祥瑞，主要被帝王用来赏赐那些效忠于皇室、有军功的大臣。

刘贺墓出土饼形金共385件，每枚重约250克，纯度极高，经检测达99%以上，甚为罕见，金饼呈不规则圆形，饼块状，厚缘，周边凸起，中心内凹，大小厚薄不等，是汉代黄金冶炼技术的实物见证。

这些金器主要被帝王用来赏赐皇室宗亲和效忠于皇室、有军功的大臣。根据当时的等级制度，据说是不能传与子孙的，故只能在主人死后陪葬。

　　

透雕龙凤虎纹韘形玉佩，材质为和田白玉，片状，镂空浅浮雕。韘体中孔圆大，中间再起一棱并于顶部出尖，两削斜肩，刻卷云纹。边缘出廓，右侧为直贯而上的螭虎和凤鸟，左侧是蜿蜒的神龙，张口含珠，上额向后微卷。左右两侧相互配合，形成一种动感美。韘形佩造型灵动，纤巧玲珑，清逸脱俗。

“韘”是商代人们射箭时的拉弓勾弦用具，至战国时期，一部分韘继续作为射具使用，另一部分则成为权力的象征；到汉代，韘形佩完全丧失了实用功能与象征意义，纯粹成为装饰品，戴于腰间。汉代人通过佩带精美的韘形佩，来体现自己的超凡脱俗，与众不同。

刘贺墓出土玉剑珌（bi）20多件，材质有和田白玉、黄蜡石、玛瑙、辉岩石和琉璃等，以和田玉为主。多为素面，少量琢有兽面纹、螭纹和蒲纹。剑珌均有孔洞以安装在剑鞘上，剑鞘的底部有椎状凸起，椎状凸起嵌入剑珌的孔洞，以此来配套使用。

刘贺墓玉剑珌的打孔工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采用上粗下细的实心工具打孔桯钻 :另一种是采用内部中空的圆柱体工具打孔的管钻。

一套完整的玉具剑一般有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璏和玉剑珌四种。玉剑珌装饰于剑鞘尾端，流行于战国秦汉，多呈梯形。

兽面纹玉剑格、螭纹玉剑格、兽面纹青铜剑格。螭纹玉剑格，器物截面为菱形，两端薄，中间厚，正面饰高浮雕螭纹，梯形头，尾长而蜷曲，身呈 S 形，造型灵动。刘贺墓玉剑格20多件，有和田玉、玛瑙、灰岩、辉岩石等材质，两面多琢兽面纹、螭纹。穿孔有长方形、椭圆形和菱形等，孔中留有制作时的管钻痕和线锯拉丝痕。

剑格古称为镡（xín），俗称护手。人所握的剑把在镡以上，所以它指的就是剑格。除了装饰剑外，其重要功能是为防止持剑刺击时手滑到剑刃上导致受伤。

除了玉剑格，刘贺墓中还出土了少量青铜剑格。

素面玉剑首

辟邪形琥珀饰

管形玛瑙珠

当时有各种用途和形制的车，这些车上有各种配件和装饰件。如：衡末、轙、辕饰、衡、轭、轸、轴饰、辖、軎（wei）等。

车顶帐部分，如盖弓帽、撑杆、伞箍等。

马的身上的部分，如节约、当卢、马镳（biao）、马衔、游环、泡饰等。

马车出行仪仗制度

偶车马青铜器件

左下为鎏金花瓣形青铜盖弓帽；下中为鎏金青铜轴饰；下右为鎏金青铜轭饰；左上为鎏金青铜方策；上中、右为鎏金青铜车軎。

各类鎏金青铜当卢

丰富多样的当卢纹饰

青铜三叉器，车马器，用途暂不明确。器物通体鎏金，类烟斗，整体呈长条形。中上部有一周凸棱，往上有一环形纽，末端分三叉。另一末端衔一坠子，坠子上端呈圆锥体，下部为立纽。

鎏金青铜带扣

鎏金青铜环

青铜节约

龟纽无字玉印，方形印身，龟纽，印面无字。无字玉印在汉代诸侯王墓中常见，满城汉墓、南越王墓均有出土。

龟钮为汉代最常见的印纽形式，广泛运用于官印和私印之中。汉代官印对印的质地和钮式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列侯乃至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中二千石，银印，龟钮。

刘贺墓还出土了“大刘记印”龟纽玉印、“海”字青铜印、“刘贺”螭纽玉印，均未在上海展出。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刘贺”螭纽玉印，

凭此“刘贺”印，最终确定此墓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共四代：刘贺、刘代宗、刘保世、刘会邑）。

“刘贺”印

“大刘记印”玉印。

“大刘记印”印。

“海”青铜印

“海”印

漆器耳杯

漆盘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复制件），衣镜由青铜镜、镜匣与镜架组成，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由铜、漆板构成面板的衣镜。衣镜整体呈矩形，正面为抛光镜面，背面为素面，四角与中部各有一半环状钮。镜框围在铜镜四周，镜盖在镜框内，有铜合页将盖板与镜框相连，可开合。

其镜匣上绘有孔子及其五个弟子画像，图像两侧为墨书记载该人物生平及言行的传记。这是目前已知最早孔子形像。画像中的孔子头戴小冠，长须，着深色长袍，穿翘头履。体现了汉代“崇儒”的文化风尚，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文化转折的印证。

镜匣四周边框用白色粗线条勾绘边线，分割出相对独立的空间，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如西王母、东王公、羽人以及白虎、仓龙、玄鹤、凤凰等。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珍贵的新线索。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镜匣”绘图

　　

考古界对汉墓素有十墓九空之说，汉代强盛富有且崇尚厚葬，盗墓者十分青睐汉墓，盗掘汉墓收获满满，而海昏侯刘贺墓的发现也差点印证了这一说法。

此墓的发掘，揭开了海昏侯国的神秘面纱，揭秘了尘封千年的往事，媒体也有大量的报道。这让原本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顿时丰富了起来，也让人生命运跌宕起伏的海昏侯刘贺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一度成为“网红”。在刘贺墓园出土了金银器、漆木器、玉器、青铜器、铁器、陶瓷器和简牍等各类文物近2万件,五铢钱达十余吨。出土文物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质之精，世所罕见。

刘贺墓出土的文物贯穿了西汉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些文物见证着刘贺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见证着那段兴盛的历史。它们那巧夺天工的技术水平、飘逸灵动的造型设计和自由不羁的审美情趣，点点滴滴地折射出着汉人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礼乐文明、社会生活,向我们无声地展示着汉王朝国力的强盛与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