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然影像志｜选辑《同仁医院》

李兰颂

《李又然影像志》｜《李又然影像志》摄制组，2023年8月6日建组，8月7日开机。从中法关系史和延安文艺史李又然专题探究，按志鉴体例以“李又然反战抗战著译真版原件考”和“李又然当时当地名家日记信札考”双考构成翔实叙事——即，影像志可替代或强化口述历史，但，不可替代或超越众多著作权人真版原件和个案相关人事日记信札的摄录编播（如，李又然题赠张闻天的个人散文集《国际家书》初版珍藏本、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李又然致罗曼·罗兰的七封信等）；以此集中深刻地揭示传主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的一生。｜李又然反战抗战著译真版原件考李又然当时当地名家日记信札考｜李又然影像志｜撰稿李兰颂顾问王益鹏导演李语然作曲杨人翊 李又然‬影像志《同仁医院》｜年代文存｜李又然：题李兰颂速写[同仁医院病榻前的绝笔]｜画得好，兰颂。没有学过画，就画得这样好，很不容易。真好，很不容易。爸示。同仁医院1983年7月31日｜注释：年内，1983年7月31日，李又然为其长子李兰颂画的速写像所题父示竟成绝笔，但据刘华沙对李兰颂说，此后，李又然还签过一次名。｜ 李又然‬影像志《同仁医院》｜按语以下所载，大文一篇——冒舒湮所著，难得记录下李又然人生终点。另有一篇为丁玲讲话，篇幅有限，在此从略。此前，就在家严李又然的生前和身后，我前往丁玲、陈明以及冒舒湮的府上，都先后分别拜访过。尤其是我在为父亲治丧期间，应邀去过冒舒湮在北京北二环到北三环之间的一处公寓的府上那次，亲眼看了他用黑色钢笔水书写的悼文。就在那一次，李兰颂还应冒舒湮的请求，在他家打电话给丁玲的丈夫陈明。那是冒舒湮期待他以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记录李又然逝世的追悼文字得以及早发表（其时，坊间已传言丁玲正在筹办定名《中国》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文学》，丁玲的讲话即为创刊招待会致辞）。冒舒湮这二稿充实了比初稿更多的内容即细节，因这次拜访，冒舒湮与李兰颂谈及到许多事情，他都用本子记录了下来。李又然的绝笔题李兰颂的速写，多次在《文汇报》《博览群书》等报刊发表，由来在此，敬请见谅，不再赘述。 李又然‬影像志《同仁医院》｜诗人‬心扉‬上的‬长明灯灭了——悼念李又然同志｜冒舒湮｜诗人李又然同志今晨离开人间了。他静悄悄地走了，临终时，除抢救的医护和守在身边的儿女之外，未惊动任何人。没听见从他病室传出一声号咷甚至嘤嘤的啜泣。我和他同住一个医院，同在一层楼比邻而居。在他弥留之际，我正伏枕阅读《云梦断忆》，书中首页便提到又然的名字。可能这时他的心脏正作最后一次搏动吧?我和这位垂危的老人相隔咫尺，虽听见走廊上白衣人匆忙来去的步履蹀躞，却一点未觉察，直到尸床推向他的病室门口，我方省悟出了事故，虽见护士们用白布缠裹他的遗蜕一一那经过久病卧床而蜷跼的病躯，不如说是已成为一具消瘦的髅骸了。尸床缓缓地推向走廊的尽头，除了太平间接运尸体的工人而外，仅有又然的幼子华沙扈从在后。电梯红色的指示灯亮了：“D-1-2-3-4”，铁闸打开，尸床推入；砰然一声，闸门闭上了，又是红色的信号灯闪烁着：“4-3-2-1-D”。信号灯灭了。就这般倏忽，一瞬息间，从暖流洋溢的病房推入严寒凝冱的地下室了。三三两两不相识的患者，漠然望着他的尸床远去，面部毫无表情地返回各自的病室。他的女儿达妮，绯红的眼眶湿漉漉地，默然俛首，匆遽收拾父亲凌乱的什物。他曾在这间屋子居留了两年半，病榻上，书桌上，茶几上，沙发上，地板，墙角，窗台⋯⋯都堆积不少东西，书籍，衣服，毛毯，盥洗用具，锅碗瓢勺，坛坛罐罐的。这些岁月，此地曾是他的家。自从1982年7月他因肺部感染中毒性脑病转院留医以来，一直卧床不起，无间寒暑，窗户始终紧闭，哪怕是三伏天也经受不起一阵微风的轻拂，入秋后更仗一扇屏嶂的遮拦，白昼室内也黑黝黝的。灯火彻夜通明。现在，屏障撤除了，孩子们手里提的，腋下夹的，肩上背的，大大小小的包裹，姗姗离去了。楼里一切重又恢复往常的宁静，如同并未发生几分钟以前的事故。又然早岁留学法国，参加法国（共产党——辑注者注）中国支部。他和罗曼·罗兰有过交往。老人曾接济这位穷困落魄在异域的中国青年，托了一位在巴黎的朋友随时就近照顾他。又然的遗著《伟大的安慰者》，便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他对罗曼·罗兰的怀念。他为了景仰这位世界闻名的卓越作家，不仅将李罗曼作为笔名之一，而且还把自己的长子命名兰颂。又然回国后，1933年受地下党委托，为来华访问的“世界反战大同盟”代表团副团长、法国著名作家保尔·瓦扬-古久里担任译员，并陪同访问上海工人区。诗人艾青的名作《大堰河——我的褓姆》是通过又然的介绍而公之于世的。抗日战争时期，又然在毛泽东同志和陈云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于1941年初重新入党。1942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前，他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数次召见。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日本投降后，他经组织分配赴东北解放区从事教学和文艺领导工作，并主持筹建吉林省文联，为革命文化教育事业培育了大批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他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政治部副主任。全国解放后，又上调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前身)任教，为党和国家培养青年作家作出了贡献。不幸的是这30多年来，又然历尽坎坷，从反“胡风集团”、反“丁、陈集团”到反“右”，一系列无休无止的“反”，他没一次幸免。1957年那场风暴，他被遣送北大荒（河北怀来——辑注者注）。妻子被迫与之“划清界限”而仳离，带了长男兰颂远走高飞（兰颂留在北京西城外婆家，后因文革被遣送东北——辑注者注），听说嗣后别嫁，这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又然那时身兼父母的双重职责，不得不把无辜的一对幼儿随携身边，依靠菲薄的生活费将孩子们拉扯大。有一年，他来北京治病，向在医院工作的我妻探听我的消息。我那时的境遇正和他仿佛，流徙于鲁西北与内蒙古草原充当牧猪奴和牛倌。我妻也因我而遭株连，被视同贱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对他能说些什么呢?我体会又然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孤寂的，渴想将满腔愁绪对人倾吐。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够相濡以沫呀!然而，在那些日子里，人人自危，心怀戒慎恐惧，谁入敢予同声相投呢?我妻把苦衷率直奉告，请求他不用写长信来诉述心曲了，并声明她是不会将来函传递给我的。可以设想，又然原本希冀找到一星半点人情的温暖，而听见这番冷言冷语时是什么滋味?衣单偏遇五更寒。他一定十分伤心，感叹连零落的友朋也避之若浼了。我始终未见着来信，经过很久，我妻才将情况告诉我。我对这件事迄感愧汗不安。对又然，我是深负内疚的。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机会向他解释原委。又然回到北京不久，又碰上一场旷代的更猛烈的风暴。在全民族受难的日子里，谁独幸免！云梦的放逐生涯，未使泽畔行吟的诗人自沉于渊，孱弱的病躯，这时可能使他因祸得福吧?从咸宁归来的人告诉我，他蒙恩赦免苦役，转移丹江口疗养。此外，更无消息。直到1979年冬第四次“文代会”时，我才从与会代表名册上重新发现被人们遗忘已久的名字。这时，他的身体已经羸弱不堪，白天在招待所有时还拥衾高卧。20多年来遍尝辛酸，性格上的棱角已被磨光，尽管有待诉说的言语填膺，却变得木讷寡言了。这和他往昔一贯热情似火、谈笑风生的习性，完全变换了一个人。难能可贵的是，又然虽经受了种种磨折，但身处逆境中，始终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深厚革命感情忠贞不二。他早在1942年的“抢救运动”中被整，也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心。他毫无怨艾地说：“在整顿三风的集体精神中，我由烦厌而愉快，要变作一个完全新的人。”“离开集体，不管是谁，个人还有能力么？离开集体，根本就不再有什么人了。⋯⋯一片树叶，倘若要脱离树枝，独立于树巅，飞翔于空中，那就没有风也要飘落而枯萎。”“我们的泥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一生，为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而努力！”这即是他的终身誓言，他也是这般身体力行的。他对祖国、对人民、对党，怀有深厚的爱；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切敌人，怀有最深刻的仇恨。他大声疾呼：“旧世界末日正在到来！”这样的好同志竟然几度被判决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难道是公正的吗？又然对一切受苦的人们，寄予广博的眷怀。他歌颂古代诗人对穷苦百姓的高贵同情心。他在《无食我苗》和《联系实际抛开自己》两文中，从《魏风·硕鼠》说到《随园诗话》所引的《贫士诗》——“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说邻家午饭香”(徐兰圃)；“偶闻诗累吟怀减，偏到荒年饭量加”(陈古渔)；借以联系现实，痛斥地主阶级的剥削农民和控诉在蒋介石统治下人民的“落在饥饿中的痛苦”。他赞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诗圣的诗，是圣诗。他称道白居易《卖炭翁》的传世之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是“我们中国诗的光荣的传统。我们要继承这传统”。他为了解放贫苦受难的人民而立志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这不是偶然的。他自己“默默地承担了时代的苦难，心里藏着光明的秘密”，也正如他所说也作为自况的：“不再看见别人受苦是他们自己受苦的目的，是他们的希望和幸福，是他们从苦难所得的至高欢乐。”又然创作的严谨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认为，“无论几万行长诗或几百字短文，你写它，一生也罢，几小时也罢，一样的不容易，都得拿未写以前的痛苦和欢乐、平庸和崇高⋯⋯等等的全部人生过程作准备。换句话说，你写它又真想写好它，都得拿全世界古往今来一切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血汗来牺牲。”他的《国际家书》初版后记是这样讲的：“写作一些东西，是战斗，是劳作，再是学习和锻炼。⋯⋯虽然写的时候从来不随便，总是改了又改，改了又改，常常一两万字只留下一两千，其余都削去了；可是，草地上割掉的是草，留下的也是草不是稻——我是厌弃自己的文字的；写下的刚好是所爱的。”因此，又然留下的作品不算丰盈，这和他写作态度的认真不苟、爱惜羽毛有关。他宁可惜墨如金，不肯粗制滥造。当然，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他自身所不能摆脱的客观力量，不得不被迫放下笔杆，以致现今许多中青年文学爱好者茫然不知有这样一位颇著声望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了。我是解放初期在一个朋友家中和他相识的。他的诗人气质，丰富的感情，充沛的活力，汹涌的热情和率真的心地，深深吸引了我。我们由于工作隔行，过从不算密切，但每当阅及他的新作，却又将我们的思想感情拉近了。最近三年来，我每次病发留医，总和他同院。前年，我耳闻隔邻有老人彻夜呻吟、痛楚嚎叫，陪住照料的人不住拍击患者的背部，响声惊醒左右，使我无法安枕。一问，知道是又然。我去探视，他神智清明，依然能言谈几句，有时从病榻扶起，移坐沙发，变换个姿态，便是休憩。他只能进流食、半流食，有时还依赖点滴维持生命。去年我再住院，因病床紧张，暂时安排和他同室，只见别来期年，人更消瘦许多，口齿不清，辞不达意，半张着嘴，“嗷嗷”地不知讲的什么，经过孩子们的转译，才晓得是惊讶我又来了。早晨，护士通知我搬家，说我需要安静的环境，住这间屋子对我的心脏病不利。我迁出后，仍不时去探望他，他也能用手势比划问长问短。今年秋末，我又住院，又然还住那间病房，只是不再听见呻呼，更无痛楚的号声了。人们告诉我，他已经周身功能衰竭，不知有饥饿、有欢愁，只是注射针药时还能感觉疼痛，对窗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浑然无所知，间或遗忘他这时刻住的什么所在，朋友偶尔去存问，在耳边拉大嗓门呼喊，也会使他醒觉，微睁双目瞳视，一刹那却又阖眼了。除了日夜守护在侧的两个儿女之外，他的室内冷冷清清。在医院这冷落的一角，住着一位几乎被世所淡忘了的人，一个接近植物状态的人。当然，还不应说他已被世界完全遗忘。他的老战友们周扬、丁玲、艾青、萧军、陈明、张仃等，曾挤出时间去探望过他，给予热情的关注。他的组织并未忘记他，不但补发了他全部工资，承担了长期脱产护理他的两个子女的费用，并叮嘱尽一切办法抢救。这样的病人：如果在旧社会，早瘐死于贫病交迫之下。医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本来这种病情是可以嘱咐回家休养的，但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对—位鳏寡老人不幸的遭遇寄予的同情和怜悯，知道他离开了输氧和点滴便宣告死亡，而留住他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谁云，“久病床前无孝子”?三年来，1000个日日夜夜，他的儿女更番守护，从无厌烦埋怨。孩子们自幼就懂得：“我们没娘，爸爸也就是我们的慈母。”他的死亡，不是猝变，正像油干灯草尽，他生命的源泉是一点一滴耗尽的。依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除一纸讣告外，不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并将曾经是生命寄托的遗体骨灰，撒布在他的故乡和战斗过的地方。今夜，他久居的那间病室黑洞洞地，两年半来彻夜长明的灯光熄灭了。但是，“我们每天早晨都醒来，前面有无数的明天，就因为在黑夜和睡眠中我们也在呼吸空气的缘故。”（《纪念罗曼·罗兰先生》）虽说又然停止了呼吸，永远不再醒来，诗人心扉上的长明灯从此熄灭了，可是无数的明天将依然呈现在我们活着的人们面前。让一切“活着的，以死去的为基础”，大踏步前进吧！｜1984年11月13日深夜初稿1985年5月1日二稿｜注释：全文载冒舒湮散文集《愚昧比贫穷更可怕》（人民日报出版社“百家丛书”1988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