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墨驰

古今第一名臣：曾国藩

简历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中国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清末名臣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

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

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

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

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也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

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此期间曾国藩还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其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病逝。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曾国藩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一，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

在曾国藩家书里，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二，人格修炼

曾国藩的人格修炼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靠近圣贤。

三，修身之法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四，早年修身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

十三、夜不出门。

五，恩师唐鉴

道光二十年（1840），30岁的曾国藩第一次见到了恩师唐鉴。

这一年，63岁的唐鉴由江宁藩司任上进京任太常寺卿。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了唐鉴，奖谕唐鉴治程朱之学卓有成就，并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这一幕恰好被随侍在旁的曾国藩看在眼里。曾国藩见皇帝对唐鉴赞赏有加，不禁对这位湖南老乡充满敬意。几天后，曾国藩来到唐鉴下榻的碾儿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唐鉴见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又如此谦卑，就非常乐意地收下了这个新门生。自此，唐鉴对曾国藩的人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六，早年经历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

七，仕途坦荡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成功登第，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八，组建湘军

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署吏部左侍郎。

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左宗棠“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他“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他们三人不仅互相交往，讨论时务，而且以类相求，在他们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尤其曾国藩因仕途顺利，青云直上，更成为湖南士人争相结识的对象，影响很大。于是在当时的湖南就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经世士人群体，被后人称为理学经世派。

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

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尊奉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在组建湘军时，曾国藩首先面临的难题是，要向勇卒发高于绿营兵一倍的饷银，还要买洋炮和制械。曾国藩以保卫家乡的名义向乡绅摊派，但所得不多。于是，曾国藩向咸丰帝求了几千张清朝最高学历“监生”的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然后明码标价出售。南方几省的士绅出钱就能买到真文凭和空头官职。靠这种出售功名、卖官鬻爵的办法，曾国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建成了一支人数达1.7万并装备有几百门洋炮的湘军。

九，鏖战湖赣

咸丰四年（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治军思想

曾国藩提倡忠君卫道、主张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所以他认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敌。”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内涵极丰，集显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

曾国藩治军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

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认为，“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影响了几代人，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曾国藩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泽东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十一，重视海军

曾国藩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海军的近代化。

十二，驭夷之道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首先，曾国藩认识对外关系必须顺应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完全可以放弃，而于国计民生的事项，不得讨价还价。这是曾国藩对外关系的原则主张。其次，他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

十三，励精图治

在晚清列强环伺的对局中，所有的士大夫都面临对外“战”与“和”的问题。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发战争，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

曾国藩对道、咸以来外交内治的批评固属痛切，对同治中兴方案的设计则尤具建设性。他的方案有两部分：一是治标，“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义善全和局。”二是治本，曾国藩主张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即近代的军事技术和科学工艺，同时应平息各种无谓的内讧，以求实精神，励精图治，积极改良内政。

曾国藩认为，道、咸以来，外人的每一次战争都有相当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准备，而中国的反击则无充分准备，这就是西洋列强总是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屡战屡败的根源之一。所以，消除外患的根本办法在于自强。与其孤注一掷，不如切实整顿内政，羽毛丰满后再相机反击，这种见解未尝不是稳健之策。

十四，隐忍徐图

曾国藩和当时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是投降，这和盲目地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

清末新政的主角：张之洞

简历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原籍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曾任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中国晚清重臣、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

1850年，张之洞回原籍参加乡试，中举人。

1863年，中探花，授翰林院侍讲学士。

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开始筹办洋务，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枪炮厂、矿务局、广雅书院。

1884年，张之洞擢升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抗击法军。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

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组练江南自强军，加强国防。

1907年，其又任军机大臣，次年十一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病卒。

张之洞是晚清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其主张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在此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超越传统产业结构的思想主张。后将西学的视野从器物层面转向了政治制度层面，该理念的转变促使其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张之洞这些“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对于促进向西方学习具有积极作用。

其还主张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强调师范教育，后与张百熙主持制定新学制，时称“癸卯学制”。

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的在中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石。

其著有《广雅堂集》《輶轩语》等书，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一，张之洞的主要贡献

张之洞为官初期是清流派首领，后来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强弱差距，而逐渐成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政治、军事、教育、工业上。

在政治上，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支持洋务运动；

军事上，八国联军入侵时，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

在教育上，张之洞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 等；在工业上，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们四人支撑了晚清从鸦片战争开始至辛亥革命这70年间的格局，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当时的模范。其中曾国藩比左宗棠大2岁，比李鸿章大十几岁，左宗棠曾拜在曾国藩门下，而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人，他们三人关系相对密切；而张之洞是南洋的大臣，同属于洋务地方势力一派，但没与他们三个一起战斗过，基本上只是同僚来往。

一，早岁成名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39代孙（元代张养浩的16代孙）。

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公历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 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贵州兴义知府），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署（今安龙）长大。其人博闻强识，文才出众，年方十一，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此记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十二岁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

二，积极进取

咸丰三年（1853），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

同治二年（1863），与贵州人李端棻同为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三，力主洋务在图强

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击败法队。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广东水陆师学堂。

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

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

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

四，结强援，明赏罚

10月底，日本军队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

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

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五，抗日保烟台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作 ”，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湾。

六，乞援强国，力保台湾

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

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

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

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

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

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

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七，反对变法，维护皇权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

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

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奏请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八，兴学育才

1901年清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

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

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

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

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正确的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正确主张，并历史性的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观点：“战即不能胜，岂可尽扫诸军？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在辛丑事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指出：“自古乱民无以御敌，流言焉能兴邦”；“以中国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军入华，不胜不休”。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主张。

九，奠基工业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汉口，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

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十，设办新式学堂

办新军办新式学堂，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留学生，对于留学生，张之洞一直优礼有加。张之洞热心向日本学习，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当时风气虽开，而出洋仍遭到很大阻力。张之洞极力倡导，将自己的数位子孙都送往日本留学。学生出洋，之洞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

张之洞对学生宠爱异常，凡是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张之洞往往偏袒学生一方。注意，那时候的留学生可不是1/4回国，3/4滞留。可以想象武汉当时的风气！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张之洞创办新军。回任湖广前夕，曾奏准将已经练成的江南自强军护军前营五百人调往湖北，“教习洋操，以开风气”。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他为南疆抗法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基地的奠基人；他兴建了贯穿中国的大铁路，兴办的各种学校和新式军队培养了大量人才，并直接孕育了武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功臣。

十一，历史评价

毛泽东：“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孙中山：“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教育家张继熙：“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

历史学家苏云峰：“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其伟大的教育思想，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

《清史稿·张之洞传》：张之洞是个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

《新闻报》：“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

简历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今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人。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后来屡试不第，但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参赞戎机，抵抗太平军。后由曾国藩保举，特旨为四品京堂，率兵号“楚军”，与太平军作战，为扭转战局之关键人物。

历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封恪靖伯。

光绪元年（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讨伐阿古柏，收复失地。中、俄伊犁交涉中，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

光绪七年（1881年），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后病殁福州。

左宗棠是清末湘军首领之一，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其还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近代中国国家主权完整的捍卫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者、传承者。

宗棠著有《楚军营制》《朴存阁农书》等。

一，湘上农人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他随父亲左观澜到省城长沙读书。

1829年（道光九年）起涉猎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如《皇朝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及《水道提纲》等视为至宝，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道光十年），左宗棠丧父。丁父忧期间，在长沙拜访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

1831年（道光十一年），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当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熙龄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同年，左宗棠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左宗棠未能沿着“正途”入仕，但他由此更加潜心经世之学，其志向和才干也得到了包括贺氏兄弟在内的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同年，左宗棠与周诒端成婚。

二，刻苦钻研，绝世奇才

1833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首次进京应会试，与胡林翼在北京订交。写成组诗《燕台杂感》，涉及新疆形势。

1835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再赴会试，录为湖南省第十五名，不料因超额而被撤下，仅取为“誊录”。左宗棠不甘屈就，弃职返乡，在周夫人帮助下潜心舆地研究。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左宗棠在湖南醴陵主讲渌江书院期间，结识两江总督陶澍。

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落第归乡，途中于南京拜见陶澍，后者主动提议让他的独子陶桄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至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任教八年，并协助料理陶家事务，期间他广读陶家藏书，经营柳庄，钻研农学、舆地，并对鸦片战争予以关注，提出“更造火船、炮船之式”等应对方针。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湘阴大水，左宗棠赈济乡邻。同年，胡林翼向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但左宗棠因事未赴任。

1850年1月（阴历仍为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返乡，约左宗棠于长沙舟中相见；两人彻夜长谈，涉及古今形势、人物品评、“西域时政”（例如屯政、水利）等。后来，林则徐还与人谈起这次会见，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期许良厚。

三，戎幕坐啸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

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建议大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3年（咸丰三年），左宗棠随张亮基入湖广总督幕府，同年，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再随往，转而返回湘阴。

1854年（咸丰四年）4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湘军出省作战连连奏捷。

1855年（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疏荐左宗棠。

1856年（咸丰六年），因左宗棠有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之功，清廷“以兵部郎中用”，赏戴花翎。

1858年（咸丰八年），在骆秉章的保荐下，左宗棠加四品卿衔。

四，初露锋芒

1859年（咸丰九年），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这次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相助，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左宗棠初出茅庐第一仗：打败数倍于己的敌人，救了曾国藩

五，东平闽浙

1860年（咸丰十年），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清廷正式补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进军浙江，在随后的两年中，他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的配合下，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

1863年（同治二年）升闽浙总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

他在浙江采取种种恢复经济的举措，并攻克湖州等地，从而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二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最终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

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六，西靖陕甘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陕甘局势几近糜烂，而总督杨岳斌不能有效控制局势。这种情况下，清廷于1866年（同治五年）9月谕令左宗棠前赴陕甘。

七，分设学政

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推动甘肃省与陕西省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以免甘肃考生赴陕乡试之苦；他还推动西北茶政改革，镇压闵殿臣之叛。8月，左宗棠补授大学士，不久又补为东阁大学士。

九，“抬棺出征，寸土不让

1864年（同治三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影响，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其中，围绕喀什噶尔展开争夺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由此引来该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他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沙俄亦趁机于1871年（同治十年）7月侵占伊犁。

伊犁被攻占引起清廷重视，清廷命景廉、成禄等率军出关，并令左宗棠派兵进剿，因陕甘回民起事尚未平定，左宗棠认为：“此时兴师远举，并非稳着。”但他仍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派徐占彪进兵肃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左宗棠致信总理衙门，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

如果乌鲁木齐城克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若外交失败、不得已与俄军交战，清军亦未必不能够胜利。这样，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准备收回伊犁的方针。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不仅不能裁减兵饷、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军机大臣文祥赞同左见，全力支持之。与此同时，左宗棠弹劾景廉、成禄等原受命收复新疆而逡巡不进者，成禄被革职，景廉被调任。

1875年（光绪元年）5月，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十，平乱新疆，先北后南

在军事战略上，左宗棠提出要“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又称“缓进速决”）

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至出关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后迭增至32营），张曜所部嵩武军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金顺的部队整编为40营，加上担任防守任务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约7、8万。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50余营，2万多人。

“急战”，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以及西北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

十一，运筹帷幄 ，准备物资

左宗棠此前已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光绪二年）一年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然而毕竟缓不济急，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四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东部的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在新疆东部采买；四是向俄国人购买。

十二，知难而上，筹措军费

1876年（光绪二年）1月，开战在即，各省积欠陕甘军费已达2000余万两，只靠各省关协饷不能解决军费。左宗棠援引沈葆桢为台湾防务借款之旧例，请求借洋款一千万两。不料遭沈葆桢反对。几经波折，清廷最终下诏，令户部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准左宗棠自借洋款500万两。但经费仍为不足。左宗棠后又曾于1877年（光绪三年）、1878年（光绪四年）、1881年（光绪七年）三次为西征军借洋款，总计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至1881年（光绪七年）间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另向华商借款846万两。

十三，克复北疆

1876年（光绪二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正式出兵。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考虑到饮水困难，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

十三，打开南疆

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是南疆的门户，对战局影响甚大。左宗棠告诫刘锦棠不要急于进兵；他并布置三路进军计划，促金顺留守乌城，而以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

1877年（光绪三年）4月，刘锦棠出兵，迅速收复达坂城（4月20日）和托克逊城（4月26日）；徐占彪与张曜在盐池会师，攻克吐鲁番门户七克腾木（4月21日）。阿古柏逃往焉耆，留其幼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刘、张、徐三军合击，又收复吐鲁番（4月26日）[60]；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61]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

清军收复新疆过程中，英使威妥玛多次对清廷展开恫吓，此时又劝清廷停止进军、将阿古柏势力认作藩属，海防派亦运作朝廷，清廷让左宗棠“统筹全局”，提出己见。左宗棠上疏据理力争，强调新疆的战略意义、当前的大好形势，并提出要在新疆实行省制，最后得以继续新疆收复战。

十四，收复南疆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第十次俄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8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再收复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伯克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

1878年1月2日（农历仍为光绪三年），和田克复。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

十五，壮士长歌，血战到底

清末的决死一战，左帅最终保住六分之一国土。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当时沙俄因克里米亚战争，比较虚弱，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借此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多次上书朝廷，讨论在新疆设省以及收回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他也与俄国方面有所交涉，并曾致书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68]，但无果。清廷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然而谈判中，沙俄条件苛刻，且在谈判的同时，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仍数次武装侵扰中国边境。

1879年（光绪五年），在沙俄的威逼下，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闻讯，向清廷陈奏分析利弊，并痛陈：“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由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曷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提出：“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旃。”清廷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

1880年（光绪六年），清廷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与此同时，左宗棠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认为“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遂亲自由肃州出发入疆，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并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1880年（光绪六年）9月，左宗棠筹建已久的“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工，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十六，沙俄知难而退

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地区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清廷在此情形下，召回左宗棠，左宗棠交棒刘锦棠，踏上回京之旅。当时正值俄土战争结束后不久，沙俄相对虚弱，加之其他的种种考虑，不欲开战，闻知左宗棠入京，反而担心中俄全面决裂，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

十七，兴办水利，重视海防

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在此期间参与练兵、治河、禁烟等事。但他与同僚不和，自己也不习惯于任职中枢。同年10月，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兴办水利，改良盐务，支持洋务，重视海防。

1883年（光绪九年），他还曾镇压王觉一起义。

1882年（光绪八年），沙俄正式交还伊犁，左宗棠第五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经过筹划，1884年（光绪十年），新疆省正式建立。

十八，督师抗法

1883年（光绪九年），越南局势恶化。左宗棠上奏分析局势，自请赴边督军，并令王德榜招募士兵组成恪靖定边军，准备作战。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请求

1884年（光绪十年）1月，左宗棠因目疾请求回籍调治。4月，因中法战争战事紧张提前销假，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8月，孤拔所率法军于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中国海军（习称福建水师），破坏福州船政局。9月，坚决主战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1885年（光绪十一年）3月，黑旗军、恪靖定边军等取得镇南关大捷，夺取了谅山。清政府“乘胜即收”，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军，与法国议和。左宗棠不满，上《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但没能改变清廷的方针。同时，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道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并称病求退。

十九，壮志未酬，抱憾而终

1885年（光绪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连上两折，其一请求专设海防大臣，其二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设省也终于实现。

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四岁。他在临终口授遗折时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又说：“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并提出诸多富强之策和对光绪帝的劝勉。清廷闻知讣讯，于9月27日（八月十九日）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入祀京师的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于湖南及他所立功的诸省。

简历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今属合肥市人）中国清朝晚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世人多称“李中堂”，又称“李二先生”“李傅相”“李文忠”。

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早年随业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并受命组建淮军，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期间参与清廷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事务，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机构，又组建了北洋水师。甲午战争中，因诸种失误，使北洋水师覆没，战后作为特使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启用为两广总督，翌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参与“东南互保”，并奉命北上谈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不久后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九岁。死后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

慈禧太后视为“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及“匡济艰难，辑和中外”之人。同时西人有视之为“当世三杰”。

因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之个人贪腐、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招致诸多批评。著作多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一，李鸿章本姓许

李鸿章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今属合肥市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磨店街道。其先世本姓许，其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许慎所过继给同庄李心庄为嗣，遂改袭李姓。

李氏“世耕读以为业”，至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鸿章是李文安与其妻李氏之子，谱名章铜。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二，望子成龙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鸿章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李文安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李鸿章遵父命北上，并作《入都》诗十首，以抒发胸怀，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

三，遍访京官群贤

入京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府恩科乡试，考中举人。同年，与周氏完婚。

四，业师曾国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入京会试，但不幸落榜。1845－1846年），李鸿章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见丁未科散馆人员”，李鸿章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曾国藩誉之为“伟器”。

五，湘军幕僚

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迅速向东发展。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随同吕贤基回籍办团练。

五月，李鸿章带兵守卫和州裕溪口，首次与太平军交战。

六，回乡办团练

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必禄·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复安徽含山县之功，李鸿章被赏带知府衔。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安徽巡抚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十月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咸丰七年（1857年），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七，习政陶养

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战场受挫，仕途维艰，他深叹“昨梦封侯今已非”。

同年十二月（1859年1月），怀着悲凉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的李鸿章，经乃兄瀚章的牵线搭桥，去江西入已为湘军首脑的曾国藩的幕府中，襄办营务。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败绩，急需人才。因此，曾国藩对其“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在曾国藩的教导、影响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发生转变。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鸿章在旁数言而决。

咸丰十年（1860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国藩，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国藩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等到他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1861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此后，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李鸿章受到重用，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左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