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编辑的故事——爷叔告诉我：不要别苗头，要轧苗头

上海心情故事

罗编辑的故事——

爷叔告诉我：不要别苗头，要轧苗头

“上海爷叔”突然火了，电视剧《繁花》“繁”（烦）好后，上海滩的“爷叔们”纷纷浮出水面，指指点点，一派诲人不倦“教父”味道。其实，每个上海人的心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繁花》，里面也有“爷叔”、“汪小姐”的。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由“罗老师”转为“罗编辑”，从学校到出版社，也遇到过一位爷叔，他对我说：“小罗，侬‘做生活’不要别苗头，要轧苗头。”

1991年夏天，我经过商调（当年没有辞职一说，需要组织调动），来到出版社工作。去图书编辑室前，我已经在年挂历编辑室“挣扎”（打杂）了两年多了。作为一名菜鸟编辑，又不是中文系毕业，要当好一名编辑，前面还有重重高山要翻越。虽然那时我已经有自己的书出版了，但我知道，我的书能够出版，并有数万册的销售量，这都得益于我遇到了一位好编辑，杨老师不厌其烦地帮我修改书稿。杭州杨老师永远是我当编辑的榜样，但杨老师不是我今天要说的“爷叔”。

说说当年的图书编辑室，有 “金花”朵朵，她们和我年龄相仿，可以独当一面了，像勤劳的小蜜蜂每天奔进忙出，而我还处在需要“喂投”的阶段，我的编辑经验是一张白纸。我像一只小小的雏鸟，呆在鸟巢里（我坐等编辑室），期盼好书稿“从天而降”。常常，办公室静悄悄，只有我和沈老师，一个退休了来出版社发挥余热的老财务。沈老师是宁波人，为人做事老派低调，眼睛炯炯有神，客气但话不多，说话时不卑不亢，但却令你舒服温暖。沈老师对我们这些小姑娘编辑一视同仁，没有因为你是“汪小姐”，她是“梅萍”而态度各异。当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和沈老师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沈老师问：“侬当当高中老师蛮好的，为啥来出版社？寒暑假也没有了。”我答：“我想当记者呀。” 沈老师说，“侬现在还没有机会去画报呀。”我答：“那我就当图书编辑吧。” 沈老师摇摇头，为我放弃当中学老师而可惜。实际是，他明察秋毫，早已看出初到出版社的我，开头艰难，事事处于下风头，并不受人待见。

有时候，沈老师悄悄提醒我，领导来时，侬不要看报纸，中午外出早点回来，大包小包买的衣服不要被人看见。出版社在前有淮海路，旁有华亭路的梧桐区，各种诱惑实在太多，我经不起这些诱惑，常常昏头六冲。

有次编辑室悄悄聚餐，订饭店想离出版社远一点。沈老师打听到，黄河路附近的北京西路上有家梅园邨是弄堂饭店，刚刚开张，生意好得不得了，翻台也来不及，连《新民晚报》也报道过了，题目就叫“酒香不怕巷子深”，酒醉鸡、葱烤鲫鱼、红膏炝蟹等都不错。

那次聚餐时，沈老师喝了点黄酒，脸微微有点红，看得出，沈老师是老吃客，懂经的。饭桌上，大家恭维沈老师人好，还说他会吃，穿衣裳山青水绿，皮鞋永远铮亮，连上班代步的24寸自行车也常擦常新。对于我们的敬酒，沈老师来者不拒，那天，他俨然位居C位。突然，“汪小姐”问“爷叔”：“沈老师，解放前，侬是做啥的？” 沈老师立马心头一悸，面孔一沉，说：“解放前，大家都穷的，我家是宁波小业主。”

很快，大家再一波推杯换盏，话题跳跃了，但沈老师那警觉的表情，令我心头也是一激。“爷叔”没有喝醉啊。

不久，社里有个特殊编辑，犯了错误，被判了缓刑，来图书编辑室劳动，拆信封、糊信封、搬书干体力活。我依稀记得这位编辑来时非常高调，俨然是未来社领导接班人，没有想到触犯了法律。他来我们编辑室后，平日里沉默无语，也很少与人接触。

有一天，恰巧我们仨在一起。他突然对我说，“小罗，你知道我犯了什么事吗？”我当然知道他犯了什么事。接下来，他突然开始向我倾诉他觉得的“委屈”。我好奇地听着，甚至觉得有种“偷窥”的快意。沈老师听见了，在旁连忙打圆场说，“小罗，你不是还有事吗？”我觉得沈老师是有意把我支开了。

关于这位编辑的故事，大家都非常好奇，有时谈论有点豁边，沈老师不响，但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尤其是瞄着我，盯牢我，我想加入谈论时，他用眼神暗示我，不要响，不要响。

时间长了，我和沈老师有了默契，遇事常常会先听取他的意见。我发现，凡事他觉得不妥的，都不会直接说出来，他会慢悠悠地说，“这个事，这个事，旁人不好说的，小罗三思，三思，拖拖伊，拖拖伊”。后来我发现，有些事，真的拖拖伊，拖拖伊，就拖出答案了。

有次，编辑室里其他几个女编辑去郊区外贸公司玩，老总看到三个美女编辑，被她们花言巧语一番，大手一挥，让她们各自挑选一只出口长毛绒玩具。三个人，一个挑了只最大的，一个挑了只自己喜欢的，第三个，一边挑只最小最不起眼的，一边说，“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的”。结果，老总挑了只最稀奇珍贵的送给她。回来后，沈老师低声嘀咕，“一个胆子大，一个顾自己，一个以后不得了”。

记得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和沈老师两人在办公室，都有点昏昏欲睡了，他突然抬起头，好像很艰难地对我说：“小罗，我要告诉侬件事，这件事我压在心底几十年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连我老婆孩子都没有告诉我过。”

我突然有点懵圈，沈老师要告诉我啥重要的事，连家人也不说，几十年不响，现在为啥要选择告诉我？

以下是沈老师的故事：

1949年前，沈老师初中毕业，在亲戚的店里做学徒，学记账，因为懂事，会看山势，深得老板和老板娘信任。那时国内形势紧张，老板权衡再三，决定单飞台湾，先前期勘探一番。家里的事，暂由老板娘作主。一天，接到老板台湾电报，希望由沈老师陪老板娘和孩子马上坐船去台湾。沈老师一百个不愿意，但想到老板、老板娘对自己不错，于是和爷娘告别，陪老板娘和孩子千辛万苦坐船去台湾。到了台湾后的生活，此处不表。沈老师爷娘想起局势动荡，与儿子远隔千里，于是也一纸电报把沈老师骗回了上海。很快，上海解放了，沈老师父母回宁波，沈老师进了人民政府的工厂当财务。曾经去过台湾一事，一辈子不响，闷脱。每次填写简历，他去过台湾的经历跳过，瞒天过海一辈子，清清爽爽，平平常常，但依然常常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生怕有个万一，那就是万劫不复，对不起亲人家人了。

沈老师最终选择告诉我，不是憋不住了，而是提醒我，做人，口风要紧，要紧关头，屏牢。有次，沈老师对我说，“小罗，侬可以的，我观察下来，侬吃编辑这碗饭，还是可以的。不过，编辑也是吃开口饭的，啥时讲真话，假话，空话，不响，都是要看场合的。”

看到出版社都是女编辑多，沈老师对我说，小姑娘嘎多的地方，不要别苗头，要轧苗头。别苗头，轧苗头，看似一字之差，实乃两种人生境界。

不久，沈老师小中风了，一辈子谨慎的他是自己救了自己。那天，沈老师全家吃好晚饭看电视，儿子看见他皮拖鞋突然掉下，对他说，“爹爹，拖鞋掉了”，沈老师弯腰穿好拖鞋，不多时，儿子又说：“爹爹，拖鞋掉了。”爷叔低头又一看，心中大惊，对儿子说，快点送我去医院。

到了医院，马上CT检查，医生说，幸好发现早，运道真好。沈老师一辈子相信小心驶得千年船。

沈老师小中风康复后，我们只见过一次面，那天他来整理东西，我们愉快道别。沈老师的话，我心里虽记得，但行动上，却有时遇事、遇人，还是会去别别苗头，有些苗头实在轧不出来，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接铃子，轧苗头，勿轧苗头，要吃苦头” 。有时候，苦头来了，也只能迎头“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