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话母校（节选）

玉木

那时，学校内有一个很大的室内体育馆，在那里我学会了打乒乓球，并且十分着迷这项运动。以前，一到周六下午我就盼望着早点回家看望，但自从迷恋上乒乓球运动后，周六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都泡在体育馆里打球，有时，一直打到很晚，耽误了回家的时间。后来，干脆把周六晚上回家，改为周日早晨回去，当天晚上返校，也不在家里过夜，至于转学的事情，更是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年学校内建筑物很少，一座三层红砖教学主楼，是学生上课和教师备课的地方；一座四层宿舍楼，也是红砖的，男生住下面两层，女生住上面两层；一座室内体育馆，地面是泥土的；还有一排平房，那是学生的食堂。

教学楼、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是学生每天必去的地方。起床后，首先去教学楼上早自习，然后再去食堂吃饭；上午四节课，往往临近第四节下课时，个别同学会悄悄地在书桌下准备好钱票、饭票，焦急地盼着下课的铃声。一下课，各班学生都蜂拥出教室，径直奔向食堂。

夏天，学校为了让学生休息好，安排了午睡的时间。当时，我感到最烦心的就是午睡叫醒的铃声。一躺下时，往往睡不着，刚睡熟，铃声就哇哇地响起来。由于不足睡，好多次都感觉头昏脑胀的，走出宿舍楼时，头上的日头正烈，路过晾衣场，挂衣服的铁丝和水泥柱在阳光下有些刺眼。

虽然是重点中学（分初中部和高中部），但在教学安排上，每天下午都会有两节课作为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做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活动。每当这段时间，学校的足球、篮球、乒乓球场上、单双杠器材旁，总会围绕着锻炼、活动的学生。更多的学生则是选择在校园和毗邻校园的南湖散步聊天。聊天的内容如今已根本记忆不起来了，但却清楚记得，有时会畅谈人生的理想抱负，但却从没有人谈及毕业后怎样去挣大钱之类的话题，因为那时的社会、那时的学子，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那时，学校后面有一座很大的园，园子里长满了树草。园内还有一个偌大的池塘，水面上可以使船，里面的水和南湖的水息息相通，池子里面还养了鱼。有时，学校食堂会将打上来的鱼做给学生吃。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还上船帮忙打渔，可无论无何我都撒不开那张网，更不用说做到像那位后勤杨老师一样，把网一下撒出去，而且撒得像荷叶一样的圆。

回忆学生时代，最值得回忆的，还是当年教过我的那批老师们。如今，他（她）们都已年过古稀，其中，很多人已经是耄耋老人，还有的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每当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站在讲台上的风采，还是那么清晰，仿佛昨天一样。

王世堪是教过我的一名语文老师。白净面孔，五官端正而清秀，挺秀的鼻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他静静地走进教室，然后倒背双手，背靠讲桌站定，清晰而字正腔圆地流淌出他的声音：“同学们，让我们先背一段书，《过秦论》开始！”于是，教室里学生诵读的声音鼎沸起来：“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那时，学校曾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做“三个一”。要求每个学生在校期间要培养出三种能力：一张铁嘴，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其中，要做到一张铁嘴，一手好文章，当然首先要求学生能背诵诸多名篇佳作作为基础。

王老师在语文课的讲授中，不但会透彻地讲解课文本身的内容和相关知识，而且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发音训练。他要求我们朗读时，一定要学习电台里播音员的发声，做到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句子的尾音要读得拖长一些。每次他的示范朗读，都让我感到十分羡慕和享受。

王老师不单书教得好，篮球也打得好，中远距离投篮很准。学校有时会邀请校外的人来比赛，因为喜欢这项运动，因为欣赏王老师的风采，我每次必看。篮球场上他和罗凤亭、李佩仪等几位少壮派老师的运球、投篮动作，至今还依稀记得。

何瑞武是教过我的一位化学老师。南方人，白皙面孔，薄薄的嘴唇，尖下颏，中分头总是梳得很得体，眼神清澈而睿智。何老师喜欢穿西装，而且总是那么整洁干净，给人一丝不苟的感觉。

令我终生不忘的一幕，是何老师讲解复分解反应的那堂课：那天，他穿了白大褂走进教室，一声不响，静静地做完复分解反应的三个实验还不言声，把反应生成的蓝色沉淀物衬着白大褂示意给同学看，接着作了三个手势，一是把手放在胸前向上指，然后向下指，最后在水平方向上划出一条波浪。这时才出声总结道：“从生成物角度看，复分解反应进行到底的三个必要条件是，生成物中必定有气体、沉淀物或者水。”现在想来，何老师是多么独具匠心地设计了那堂课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那堂课，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我记住了复分解反应的知识内容，更忘不掉何老师课堂上那鲜活的神态。

赵红光是初中部的一位数学老师，反右时被错化为右派分子，这是后来搞文革时才知道的。赵老师中等身材，眼睛不大却有神，讲课时充满了激情。他常把数学里面的有关算法和公式编成口诀，以方便学生记忆。我还记得，在讲到解分式方程时他编的口诀：“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不含分母也要乘，落掉一项是错误。”他的声音略带嘶哑却不乏洪亮，他大声朗读口诀时，我似乎看到他脸上带有的一丝得意和自豪。

后来，在文革期间，因为赵老师曾被错划过右派，遭受到了他曾教过和没直接教过的学生们的批斗，甚至挨过部分学生的殴打。最后，由于实在忍受不住身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侮辱，他投南湖自尽了。

赵老师死了，尸体打捞上来时，我曾亲眼见到。周围站满了人群，多数是他的学生，还有与他无关的游人和行人。赵老师的身上落上了很多苍蝇，我看不到周围的人有同情的表情。或许是心有同情，不敢当面表现出来，或许是认定他就是一个阶级敌人，对待阶级敌人的自杀，不该也不能表现出任何的怜悯，否则，就会被认为划不清阶级路线，甚至招惹更大的麻烦和祸端。那个时期，对于这样死去的“黑帮”分子，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叫做“畏罪自杀”，觉得还不够解恨，甚至还要加上一条“死有余辜”或“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口号。

赵老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死解脱了身心的苦难，用死对不公正的对待做了最后的抗争。

西蒙，一位教俄语的老教师。乍一听这名字好像外国人，看他的长相，也颇像外国人模样，只是眼睛很小，细细的，仿佛只是在脸上开了两道缝，秃顶，白皙的脸上常常泛着红光。

西蒙老师在俄语教学上是颇有名气的。他教学态度严谨认真，对业务精益求精。听说，他为了提高自己俄语听说水平，时常去找一位苏联老太太聊天会话。

当年在外语教学中，学校大都偏重阅读和翻译能力的教学，不十分注重学生口语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但西蒙老师却特别强调对学生听说能力的训练。他常常把自己的朗读录制下来，放给同学们听。他朗读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是那么动听，那么灌注了他的情感。

就是这么一位可敬爱的老师，文革中，也无端地被批斗，倍受折磨。只因为他的名字叫西蒙，说他崇洋媚外；只因为他去过苏联老太太家，怀疑他有特务嫌疑；只因为他在给学生的造句练习中，有一句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被质疑为修正主义路线也能通向共产主义吗？

在一次批斗中，一位红卫兵将铁丝编的纸篓从西蒙老师的头上、脸上强按下去，鲜血立刻从划破的脸上淌下来……

还有一位老师当年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张景林，是在学校教务室工作的一位职员。他工作内容之一是书写黑板通知。每天上午间操时间，他都要在教学楼一楼大厅的黑板上，公布学校当天的有关通知及批评表扬之类的事项。那一刻，黑板前总围满了学生，大家都争睹张老师书写黑板的风采。

张老师瘦高的个子，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背头，并且总是梳得油光锃亮。衣服笔挺干净，一尘不染，尽管他的工作经常会和粉笔、油墨打交道。

张老师的书法造诣很深。他书写黑板时的动作，就像表演一样。书写时，旁若无人，双脚叉开站定，胳膊动作很大，灵巧的右手在黑板前挥舞游走，每当写到带有点的汉字或者顿点时，他一定会用力把黑板敲得咚咚作响，力透板背。遇到粉笔端头不好使时，他会用牙齿将其咬断，动作干净利落，显得十分潇洒。看张老师写粉笔字，就如同看一位钢琴演奏家在演奏，当手指离开键盘时，胳膊会在空中挥舞，身体也会在激情中扭动，脸上现出无比陶醉的神情。

王锐符——是我读书时的老校长。那时，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无缘与校长直接接触。但他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校长是个高个子，白净的脸上有一对看起来颇为严肃的大眼睛，脸上的肌肉有些松弛，平日少言寡语的，给我稳重严厉的长者形象。每当新学年开学，他会上台讲话，语调平稳，语速缓慢，但却充满了要求学子励志的内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和中国大地上所有学校的领导一样，不能幸免地遭受到了红卫兵的批斗。给他罗织的所谓的“罪行”，无非是带领学校走白专道路，极力推行封资凯教育路线之类。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反”年代，王校长不但被造反的学生和老师贴大字报批判，而且还受到了严重的体罚和精神摧残。在一次批斗会上，王校长的脖子上被挂上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他被打了叉子的名字。造反派还勒令他跪在操场领操用的水泥台子上，批斗中间，一名红卫兵还将一盆墨汁从他的衣领灌入全身……

文革中，王校长受过这样无端的批判和非人折磨，令人发指；文革后，听说当有的学生惭愧地提及那段往事时，他平静地说：“那时候你们还是孩子呀。”豁达心胸、宽厚长者、善良睿智的老校长形象，让我肃然起敬。

从1961年入学，到文革结束，我在这所学校里度过了7年时光。在这期间，我幸运地接触到了我的老师们,一批业务精湛、教学认真、为人师表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像蜜蜂采蜜一样，辛勤酿造自己；又像春蚕吐丝一样，织锦学子的前程。可以说，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耳濡墨染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1968年毕业至今，50多年的光阴走过去了。这期间，学校、社会都发生了历史巨变：祖国强大，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校园更美丽。沧海桑田，今非昔比。但对于校友而言，永远不变的是那颗感念母校的拳拳赤子之心。

摄影：孙喜民

这是我们当年的语文老师。那时他们多年轻呀！我们更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