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峰山供销社、一幅远去的记忆

山鹰🐓

守望山村四十年，
服务百姓众欢颜；
油盐酱醋香飘溢，
衣食住行商品全。

农业生产挑重担，
粮食丰收挂心间；
化肥农药保供应，
年复一年我争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伴随着人民公社如火如荼的成立，一个亿万百姓热切期盼的组织也横空出世，它就是农村供销合作社。它就像一朵迎春绽放的小花，在众人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短短几年，就在中华大地上花开原野，香飘四溢。
农村供销合作社，顾名思义就离不开“合作”二字，而众多的参与者就是农村中广大的老百姓，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句话印证在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上，可谓珠联璧合，再贴切不过了。遥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规模的工农业建设刚刚起步，物资匮乏、资金短缺，要想办成大事，就需要多方支援、共同合作。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农村供销合作社应运而生，而他所依靠的则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群体。为了这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茁壮成长，实行百姓集资入股，年底分红的政策，你一元、他两元，一下子就把农村供销合作社红红火火的办了起来，借用村中闲置的房屋、寺庙的地方，因陋就简硬生生搭起了供销合作社的架子，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开张营业。就是这个靠众人集资方式开始的供销合作社，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整整延续了近四十年，成为方便农村百姓日常生活，支持农业生产的坚强后盾，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历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的中期，“合作社”一词，是全体村民对供销合作社亲切而熟悉的简称，而且也是大家口中使用频率最多的名词，因为那里的油盐酱醋、烟酒茶糖和针头线脑、日用百货等商品是人们必备的生活用品，自然也就成为了众人的打卡地。那时候，走在大街上，人们见面热情的打招呼：“干嘛去呀”，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到合作社去买点东西”。那时候，村中的合作社是大家朝拜的圣地，无论男女老少、妇孺小孩，甭管是购买日常用品，还是出门遛弯，总爱到合作社里转一圈，感受一下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视觉满足。碰到熟人可以在这里尽情的神侃聊天，无所顾忌的放声欢笑，可谓是一个众人聚集的临时场所。 每逢过年期间，合作社宽敞的房屋内更是热闹非凡、购物的人群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一派繁忙的过年场景。那时候，对于小孩们来说，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拿着几毛钱的压岁钱，购买几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含在嘴里，那就是非常惬意的享受了，再买上一挂红色的小鞭炮，则更是心满意足。特别是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合作社的柜台上面挂满了迎接新年的年画，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应有尽有，一幅迎接新年的场景跃然眼前。闲来无事，就站在屋子里一幅画一幅画的免费参观，赏心悦目让人难忘。
　　小时候到合作社不光是闲逛，有时候常常带着任务而来，但却是经常闹出笑话，母亲吩咐到合作社打一毛钱酱油去。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钱和酱油瓶子赶紧出门，一路叨念着是来打酱油的，可一进合作社的大门忽然就忘了，竟然把酱油打成了醋，到家后才知道打错了，只好赶紧再跑第二趟。可以说，供销合作社是小时候非常熟悉的地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它伴随我们一路成长，从童年一直长大成人。 一九七九年自己有幸来到了西峰山供销社上班，成为了其中的一名售货员，站在三尺柜台前为山区的百姓服务，在这个普通的岗位上，对为人民服务的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合作社可谓一花独秀，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自然就成为了商品运转中心的重要环节，在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遥想当年，农村供销合作社枝繁叶茂，植根于中国广阔的农村大地，遍布祖国的村村寨寨，只要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供销合作社的身影，成为繁荣农村经济、方便百姓生活的一颗参天大树。就是这颗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竟然也有轰然倒地的那一天，完全出乎了人们的意料，普通百姓没想到，几百万农村供销社职工更是没想到。
　　一场改革开放的春风伴着新时代的脚步扑面而来，市场经济多元化迅速展开，特别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村中的小卖部和各种市场交易模式遍地开花，形成了与供销社分庭抗礼的竞争趋势。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经济胶着战中，曾是一家独大的供销合作社终于败下阵来，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的一幕往事。 供销社落户西峰山、山村迎来高光时刻

在昌平县城的西部山区，散落着许多古老的村落，西峰山村就是其中的一个，与其它的村庄一样，历经岁月的风雨一路走来，延续着农耕文化的生产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至今日，已延续了四、五百年的光景，一辈辈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一代代延续着生命的传奇。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山村，除了宋朝年间，留下一个穆桂英望儿坨的故事，还有一则就是杨六郎金枪井的传说，剩下的就是醇厚朴素的民风和勤劳质朴的百姓，默默无闻，踏实稳重，守候着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
伴随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供销合作社落户西峰山，西峰山的名字逐渐声名鹊起，在西部山区众多的村庄中脱颖而出，形成了传统村落与商业繁荣相媲美的新型村庄，一下子变得兴旺与热闹起来。由供销合作社衍生出来的百货部、副食部、糕点厂、生产家具部、饭馆、收购组等，将山村浓郁的商业氛围演绎的有声有色，而其它的商业服务部门也不甘示弱，邮政支局、粮站、生猪收购站、照相馆，也应声而来落户西峰山，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营造出山村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而这还未结束，八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兴盛发展，市场管理部门也乘着春风纷至沓来，西峰山工商所、西峰山税务所也前来凑热闹，为山村的繁荣兴旺站脚助威、增色添彩。
西峰山村不是当地政府所在地，与曾经的流村公社相距五里地，按照一般的规则要求，供销合作社和相关服务部门应安排在政府部门身边的北流村，而这次却一反常态，出乎了大家的意料之外，致使在流村地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政府机关为中心的北流村，而另一个则是以商业服务为重点的西峰山村。
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当年这么多的商业服务部门落户西峰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一项国防工程的建设相关联。1955年8月，总参以工兵第20团，公安内卫第3团为基础，组建工兵司令部直属101工区，开展国防施工。一时间几千人的部队云集西峰山周边，寂静的小山村顿时车辆轰鸣、人来人往，呈现一派热闹的景观，当年不少的部队营房就修建在西峰山村中，如村北的汽车连、村东的三机连、村南的二营部，由于人数众多，好多战士就栖身在老百姓的民房内。一九六二年，历时七年的工程终于完工，施工部队以101工区为基础，组建了工程兵第五十一师，其中115团部分战士一直驻守在西峰山村内，1975年，工程兵司令部决定拆分五十一师一部组建维护大队，部队番号也由8325改称88709部队。直到此时，驻守在西峰山村中长达二十年的部队人员才全部撤离，留下了几处空置的营房。一九八五年，115团被裁撤，缩编成四十一旅的一个工兵营。2011年工兵营移交二炮部队，当年的驻地复兴庄变成了教导队，曾是火热的军营渐渐沉寂下来，失去了往昔的龙腾虎跃和军号声声。
说来也怪，随着115团的撤编和工兵营的消失，西峰山曾经的繁荣也是烟消云散，历史画了一个圆圈后返回原点，又回归到一个普通村庄的行列。往昔热闹的商业服务行业，一个个关门倒闭，荒草重生、风掠哀鸣。而幸存下来的部门，终归还是聚拢到流村镇政府机关的左右，如邮局、税务所、市场所等，有如水流千遭回大海的寓意。
言归正传，继续说说西峰山供销合作社成立之初的一些往事。历史上的西峰山也属于一个贫穷的山村，连一个购买油盐酱醋的小店都没有，村中的老人说，就是购买一斤黄酱、一斤食盐，都要跑到十多公里以外的阳坊镇去采购，一趟往返需要近一天的时间。由此可见村民们日常生活之艰难。解放后，村民们的这种生活状况曾有所缓解，为了解决百姓的购物难的实际情况，人民政府号召昌平、南口城镇的国有商业送货下乡，为乡村百姓送去温暖。每当此时，村民们纷纷前去选购商品，寂静的大街上顿时变得拥挤起来，就像赶集一样兴致勃勃。由于是流动售货，一个月也来不了一、两趟，让村民们还是感到不方便。后来有村民李怀增，利用村西时春海家的两间南屋开办了一个小店，主要零售一些村民们常用的油盐酱醋和简单的日常用品，虽说小店面积狭小，商品奇缺单一，但还是人来人往，呈现出一丝热闹的景象。
　　一九五六年，中国大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行公私合营的集体经济，那些长期从事个体经营的商店、饭馆及手工业者，终于纳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范畴，至一九五七年，全国性的公私合营运动全部完成，那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工商业者，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由此一场全民性的兴办供销合作社的高潮如约而至。

为了发展经济，解决人们日常的生活需求，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提出了集资办合作社的号召，采取集资入股的方式兴办农村供销合作社，于是广大百姓纷纷参与，正是利用老百姓手中筹集的资金，才使得农村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应运而生，遍及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说在合作社成长初期，是大家一手扶持起来的，它的成长倾注了大家热情和希望，难怪广大百姓是那么的喜欢它。
一九五八年，西峰山供销合作社与全国广大农村一样，掀起了筹建农村合作社的高潮，创业之初，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流动资金由是广大农民集资入股而来，缺少经营场地，就利用村中闲置的房屋开展经营活动，如：当年的饭馆就开设在村东胡同里的一户房屋中，还有生猪收购站（肉食部）就租住在村民吴长秀家一处空闲的三间北屋里，收购来的生猪就临时圈养在村民吴长发家的一块闲置的园子里，而西峰山供销合作社的门市部则选址在村中的三关庙前面的空地上。
说起西峰山村的三官庙，那可是村中最古老的建筑，它创建于明朝，与山村一样，延续了四、五百年的时光，寺院正中是三官大殿、大殿前为东、西各三间禅房，进入庙门左右为钟楼和鼓楼，大殿后面是一排南屋和一排西房，曾是和尚们居住和存放物品的地方。一九四三年，西峰山村被日本人占领时期，不知何故，东西禅房被日本人烧毁，钟鼓楼也被拆除，大殿前一派空旷，自此三官庙逐渐萧条，失去了往日庄重威严的气势。解放后，寺庙仅剩的一个和尚也被遣散，三官庙纳入了村中的公产，上世纪五十年代，大殿后面的房屋一度成为村子的小学校，朗朗的读书声替代了往昔的木鱼声。
西峰山村供销合作社成立后，就在村中三官庙的的空场前动工建设，一排坐北朝南宽敞明亮的门市部终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在耀眼荧光灯的映衬下，锃光瓦亮的玻璃柜台中和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摆满了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人们见此情景无不奔走相告、笑逐颜开，是啊，人们期盼了多少年的愿望今天变成了现实，大家怎么不为此欢呼雀跃呢。冷落了好几年的三官庙前，再次热闹起来，成为了人们购物聚集的场所。
　　从那时开始，三官庙所有的房产逐渐都纳入了供销合作社的使用范围，将小学校迁至别处，三观大殿改成了饭馆，大殿东侧的后院则变成了商品周转的库房，其中制作糕点的加工厂也落户其间，饭菜的清香、加工糕点的叮当声，环绕在古寺的上空。西峰山供销合作社第一代创始人，一群由公私合营手工业者和城镇职工组成的商业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山村，成为了合作社兴起的奠基人。 西峰山供销社，作为流村地区各个分销店的总社，随着人们购买需求的增加和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需要，三官庙这个经营场地的局限性日渐突出，不但车辆运输不便，而且地域狭小。所以，扩大经营场地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后来经过重新选址规划，将合作社地址确定在村东的汽车站旁。经过紧张的施工，一九六六年的时候，一排坐东朝西的副食百货门市部终于落成，这座砖石结构的门市部，南北长百余米，房宽二十米，营业厅宽敞明亮、窗明几净，室内面积一分为二，南半部经营副食，北半部为日用百货、布匹纸张，整个营业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两三倍。这里地处交通枢纽、运输便利，不但服务了本村的百姓，也为南来北往的顾客提供了方便。同时饭馆也落户在门市部东面的几间房内，生产经营部也紧挨着门市部南侧一排东西走向的房屋内。至此，西峰山供销社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整体规模。而且在他的周边，环绕着粮管所、粮站、肉食部，邮政支局等服务部门。从那时候开始，这里成为西峰山村标志性的地方，成为山村经济繁荣的中心，每日里人来车往，呈现出兴旺繁忙的景象。

供销合作社的记忆——票证时代

中国曾是使用票证最多的国家，其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多、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各种票证的使用时间长达近四十年。自六十年代初，全国实行粮食统一调控、统购统销开始发行粮票开始，各种票证就进入百姓的千家万户，拉开了中国票证时代的帷幕。
纵观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一个缩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体现在商品的供应方面，就出现了严重的供需矛盾，基本的民用商品供不应求，于是马上出台措施、平抑市场。就出现了居民使用的副食本和农民使用的购货本，同时实行了凭票供应的政策，涵盖的商品包括肉食、糕点、食糖、奶制品、棉布制品、服装鞋帽、肥皂火柴，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许多细致的门类。之后又增加凭工业卷和农业卷供应日用品的方法。各种票证在人们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谁家的吃喝用度都离不开这些票本，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上东西，所以当时谁家都把票证当宝贝一样看管着。
记得小时候，记忆深刻的当属到肉食部购买猪肉的场景，肉食部位于一个叫东大坑的村边，要想买肉，得在八点钟开门之前提前到大门口等候。因为肉食部每天屠宰一、两头生猪，除了饭馆和部队提前订购外，零卖的猪肉就不多了，如果排在后面就有可能买不到肉，所以当工作人员打开铁门瞬间，等候的人群象冲锋一般，冲进小小的屋内，拥挤在零售的窗口前，一尺见方的窗口，五、六支胳膊同时伸进屋内，手举着钞票和肉票嚷嚷道：我买半斤、我买两毛钱的，吵嚷声乱哄哄的一片，有时候落在后面的人只能空手而回。当年猪肉每斤0.88元，两毛钱的猪肉就能炒好几个菜，让一家人美美的改善一顿伙食。那时购买猪肉是凭票供应的，农民户口的村民每人每年有一斤猪肉的供应量，就是这样，许多家庭的肉票还有富余，毕竟经济收入有限实在吃不起。但是肉票糟践不了，每当村中有结婚的家庭，就会四处找肉票办理喜事。当然了也有不要肉票的品种，如：猪头、猪蹄、猪的上、下水等，而且价格还便宜，四、五毛钱一斤。当年父亲在供销社当小工，赶着一头骡子拉着的水车给肉食部等几个部门送水，与肉食部的老李和郑宝贵非常熟悉，打声招呼、就能买到猪头和猪肠子等东西。小时候每每闻到煮猪头和炖吊子的香味，一天的时间，浑身都充满了兴奋，这场景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那时候人们购物光有钱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票，大到粮、油、肉、布，小到香烟、肥皂，几乎所有供应的物品都得用票，粮票、肉票、布票、白糖票、香烟票、肥皂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票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总之，你需要什么就要什么票，缺什么就要什么票，什么物资紧张就要什么票。随着中国工业的不断发展，从七十年代后期以后，凭票供应的商品才有所减少，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初，副食品中的食用油、粉丝等几种主要商品凭证定量供应居民外，其他日用商品才逐渐放松供应，但棉布仍凭布票购买，肥皂凭证登记每人每月供应一块。
　　还有粮票，在中国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票证，从一九五三年登台，到一九九三年谢幕，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流通时间之长，为世界粮食史上的空前绝后，堪称为“天下第一票”。 当年的粮票本来是一种无价证券，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中，仍有“第二货币”之称，甚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人民币还坚挺。人们赋予它货币的职能，大都在粮票身上得到了体现，粮票成为除人民币之外使用最广泛、价值最稳定的中国第一大票证。那个年代粮票比什么都重要，因为那时候粮食定量供应，粮票是必不可少的吃饭凭证，光有钞票没有粮票，不能够吃得上饭。没有钞票人们还可以走亲访友，但没有粮票那可是寸步难行，去外地出差办事，都要带上粮票，出省得换全国粮票。换粮票要单位介绍信，出多少天差，换的全国粮票是按天计算的，不可以随便换取。谁手里有富余的全国粮票，那可是让人非常羡慕的事情。
虽说粮票对老百姓的生活至关重要，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粮票流行的年代，只有城镇居民户口的人凭“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每月到粮店领取三十斤的粮票、米票和半斤油票，然后凭票购买所需粮食。而农民由于种植粮食，一斤粮票都没有，如果家里没有一个上班的，根本看不到粮票的身影，不过那个年代的好处是，农民种植粮食不会挨饿，种什么吃什么，基本上也不出远门，粮票的使用率很低，假如家中需要粮票的话，只能通过关系购买或者用农产品偷偷的换取一点。
本人在一九七九年上班后，曾在一个分销店当了五年的售货员，对粮票的使用记忆尤深，甭管是购买任何食品，如蛋糕、酥皮、中果条、小饼干等，每斤食品一律收取粮票六两，没有粮票一两都不卖。每到月底盘点时，要把收取的粮票贴在整张的报纸上，然后全部上交销毁。
在农村地区，最紧缺的当属自行车、缝纫机了，凭票购买这两种产品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初期。记得供销合作社发行的自行车票的制式非常简单，在一张商品价签的后面，用钢笔写上：28永久车一辆的字样，盖上供销合作社的公章，然后到生产部买走自行车，那种感觉就像今天买到家庭轿车一样的兴奋自豪。由于商品稀少，自行车票只发放到农村大队一级单位，如果没有关系，平常百姓是很难见到这张简单的自行车票的。
一九七二年，父亲就给家里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时候村子中有自行车的家庭可谓寥寥无几，记得当年一辆自行车的价格是一百四十多元，别看这点钱不多，在那时算是一大笔支出了。要知道，家里的三个劳动力一年挣的公分，年底分红也就是一百五、六十元，买一辆自行车就等于一家人全年的经济收入了。
父亲买这辆自行车实属无奈之举，我记得二哥正在北流村上初中，每天十里地的徒步往返，感觉实在太累，看到有的同学骑自行车上学，非常的羡慕，就对父亲说：如果不买自行车就不去上学了。看到这个情况父亲无可奈何，只好咬咬牙当场拍板答应。找到一辆自行车车票，对于常年在供销社库房干杂活的父亲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天天与库房的人接触，彼此都非常的熟悉。于是父亲跟库房的组长石立定说了这件事，只见他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没多长时间，石立定就把父亲叫到了办公室说道：大叔，自行车来货了，给您一张车票，到生产部去买车吧。就是靠这辆自行车的支撑，二哥顺利地完成了三年的初中学业。两年后我又接过这辆自行车，陪伴我完成了两年流村中学的学习。
　　一九八三年一月，北京市发放的工业卷和农业卷才停止使用，一九八四年布票停止使用，而沿袭使用了三十多年的粮票、油票，直到一九九三年才停止使用。及至八十年代末，只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少量日用商品供不应求，凭票供应。到九十年代中期，日用商品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商品供应大于需求，至此，我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商品票章制度，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供销社库房——商品流通的保障基地

西峰山供销合作社，肩负着整个流村地区的商品经营活动，除了设在西峰山村的副食百货部、家具部、肉食部、糕点厂、收购组外，还下辖北流村分销店、南流村分销店、黑寨分销店、古将分销店、新村分销店和北庄分销店。
　　供销社库房，顾名思义就是商品的存放和周转之地，它肩负着一个地区商品供应与经济繁荣的任务，与农业生产和百姓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由于西峰山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合作社建立的那一天起，它就成为流村地区乃至西部山区商品货物的中转站，成为一方经济繁荣的管理中心。 一九五八年，西峰山供销合作社成立，在村中三官庙前的空场上，五间宽敞明亮的副食百货门市部拔地而起，门市部对面的三官庙所有房产就变成了临时的合作社库房，其中糕点厂、饭馆等加工服务设施也掺杂其间，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场地变的拥挤杂乱。一九六六年在门市部迁往村东公路旁的同时，合作社库房也在村南的公路边征用土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在这块十多亩的土地上，先后建成了办公室、会议室、百货副食库房及日用杂品仓房。同时兴建了职工食堂、宿舍、后勤基建用房及饲养室、牲口棚等附属设施，随后又在库房大院的西侧建成了收购组和供应居民生活用的煤场，至此，一个完整的商品库房体系和服务设施投入使用，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服务一方百姓的功能。 长期以来，西峰山村一直是流村地区乃至西部山区商业服务的中心，协调、指挥各个基层分销店服务功能的正常运转。一九五八年西峰山供销社成立之初，它的管理范围是整个流村和高崖口地区，由于管理范围较大，受到运输能力的限制，一九六一年将高崖口地区独立划出，成立了高崖口供销合作社，一九八八年，高崖口供销社撤销，又重新合并到西峰山供销社管辖范围。一九九七年昌平撤县并区，将流村乡、高崖口乡和老峪沟乡撤销，三乡合并成流村镇，区域管辖的重新划分，使得西峰山供销社又把老峪沟供销社纳入到自己的名下。虽说西峰山供销社管辖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此时的农村供销社已经是日薄西山、名存实亡，各个村中的分销店除了租赁经营、就是出售拍卖。上任没几年的田万民（马刨泉村人）就成了西峰山供销社最后一个主任，成为农村供销社消亡的见证人。
在西峰山供销合作社红红火火、如日中天的年代里，它管辖着下属六个基层分销店及两、三个代销点。在这些分销店最初设立的时候，由于条件的限制，大多经营场所都是简陋的房屋，不是设置在农村大队部里，就是租住在闲置的民房中，可谓就地取材、白手起家。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后，随着供销社资金积累的不断增加，一个个像模像样、宽敞独立的营业门店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在就近方便村民购物的同时，这些分销店的选址都靠近交通便利的地段，方便货物的运输和车辆的通行。
方便各个分销店调运商品、选购货物是供销社库房的首要任务，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商品的选购和调拨全由库房一手操办，这些商品的进货渠道主要是由沙河镇几个大的仓库运输而来，然后按照商品分配的数额，及时运送到下面的分销店中，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用。对于老百姓日常消费的食品和日用商品，在西峰山库房中平时都有储备，如有缺货能够及时送货到店，保障商品的货源充足。至八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市场日趋繁荣、商品数量逐渐丰富，使得各个分销店有了自主挑选商品的权利，经营模式也在放开。库房人员每月组织各分销店的组长，一起到沙河百货批发公司等部门自行选购进货的商品，满足当地百姓的需求，扩大商品零售额。为了完成基社下达的商品零售任务，可以打破行业界限，如副食门市部，只要有客户需求，甚至经营起水泥建材的经营范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农村合作社的兴旺时期，库房大院天天处于紧张忙碌的状态，人员来来往往、车辆进进出出，呈现着繁忙的场景。保障农业生产和老百姓生活的需要，是库房的重要职责。在库房的管理中也是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其内部设置有保管组、业务组、会计核算组和运输组等。 保管组的职责就是对进库的商品与单据核对、逐一查验，确保货物包装完整、无遗失损坏。然后按照各分销店进货的品种数量进行出库装车，运往各个门店。担任过库房保管员的有：刘长伟、郭俊林、赵子福、赵海等不少人。
业务组的职责就是外出采购各种商品，确保本地区商品市场的货源供应。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商品的采购已不局限于沙河镇的几座商品大库，而是四面出击，其采购的身影遍及北京地区的各个角落、甚至深入到河北张家口以北的县市，采购紧俏的商品物资，满足本地区市场需求，促进当地的经济繁荣。为此那些库房的采购员们功不可没，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曾是库房采购员的叶景兴（南口）、解景生（上店）和贾国际（南流村）等诸多人员中，要属贾国际干的比较勇猛，不知疲倦的身影往返在各个地区，深入产品生产厂家，为供销社采购来市场上许多紧俏的商品，在满足市场供应的同时，也增加了商品的零售额，为此深得领导的赏识，后被李卫国破格提拔为西峰山供销社副主任，获得了应有的殊荣。
会计核算组不但肩负着库房商品出入库账目往来的记录，还承担着全基社所有门店的经济核算、发放职工工资等职责。不管你什么走进会计办公室，几张办公桌前都是伏案忙碌的身影，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声回响在耳畔，随时汇总出单位经济运行状况，为领导掌控全局、制定下一步计划提供相关数据。三十多年中，西峰山供销社的会计人员来来走走，换了一拨又一拨，时至今日，一些人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只是后来的一部分人，大家还依稀想起他们的名字，如张乃英（新村）、解景生（上店）、葛玉树（新村）、张淑敏（北庄）、黄春华（古将村、）李俊英（老峪沟）李广文、杨铁等人。
同时在西峰山供销社库房担任过组长的人员有：石立定、叶景兴、解景生、贾国际等人。这些人中，最具领导风范、工作中出类拔萃的组长当属石立定了。他是南口镇人，在西峰山供销社库房担任组长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年底调任黑寨村分销店任组长，仅仅七、八个月后，凭借个人优秀的工作能力，就调到了昌平副食品公司去了。
石立定是一位精明能干、精通业务、办事雷厉风行，说话干脆利落之人，浓眉大眼下总是笑呵呵的一副面容，虽说长期担任库房领导，对手下的同事总是和颜悦色，几乎见不到发脾气训人的场景，工作中身先力行，装车卸货、擦桌子扫地，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由于业务能力超强，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常常与主任的意图相佐，有些建议让领导对某件事情难以决断。为了工作方便，只好忍痛割爱，免去其库房组长的职务，调任一个偏僻的山村——黑寨分销店任组长，毕竟一个小小的山村小店难以施展他的才华，再加上这里道路坎坷、交通不便，回一趟南口需要骑自行车近一个小时。所以说黑寨分销店是主任仇延特意为他搭建的跳板，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一九八零年的九月，石立定自己找到关系调到了南口的副食品公司，至此双方都达到了各自的意愿。
可是事物的最终结局总是出乎人们的预料，一九八二年，由于斐然的工作业绩和领导能力，仇延调任昌平县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站在这个全新的工作岗位，在全县基层供销社领导干部调配问题上，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石立定，当年的嫌隙早已随风散去，于是一纸调令将当年的老部下重新划归自己的名下，两个人二次握手，又演绎了一段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的佳话。回到供销合作社系统的石立定，先后被仇延委任京北驾校的校长、桃洼供销社主任等职位直至退休。
　　笔者曾与石立定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多的时间，一九八零年的春节前夕，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被分配到黑寨分销店当售货员，当时的组长就是石立定，小小的分销店中，只有谷瑞生（北流村）、刘元龙（新村）和我四个人。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笨手笨脚商业战线的新兵，石立定总是老大哥的姿态悉心教导、热情关怀，让我不禁肃然起敬。当时我俩就住在一间用货架隔开的库房中，当我还在朦胧的睡梦中时，石立定已悄悄的起床，上货、扫地擦柜台，他这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工作作风深深的影响着我，成为我效仿的楷模。不论身处库房的领导岗位，还是站在三尺柜台前面对山村的百姓，他自身的价值永远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每天总是笑对顾客，态度和蔼、亲切热情，很快赢得了山村百姓的爱戴，而且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为百姓服务的焦点上。黑寨分销店的位置，地处黑寨与黄庄子交界处的河滩中，院门朝南，整个院落的面积南北长一百米，分销店身后黑寨村的百姓进店购物，要沿着长长的围墙走到南头，从大门再绕进来，几年的时间都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刚刚到这里的石立定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仅仅两天的时间，就请人在门市部房屋东山墙的前面拆开围墙，修建了一个小角门。此举方便了村民就近出入，赢得了大家的一片赞赏。同时石立定还是一个开朗幽默的性格，刚刚来到这个山村小店，就随意到村子里面去转转，村中的老太太面对这位陌生的来人很是新奇，就搭讪询问是哪里人，对此石立定幽默的答道：是村里老何家的。老太太疑惑不解：是老何家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石立定笑而未答。几天后，老太太到合作社买东西，看到站在柜台里的石立定才恍然大悟：原来你是合作社这个老何家呀。双方不禁大笑了起来。 库房大院里的职工伙房，坐落在大院里东南角，也许是当年为了伙房用水方便，门口处修建了一个地下的方形水池，后来安装了自来水，才被废弃不用。虽说伙房的房屋面积不大，又地处偏僻，但是一个热闹的场所，每天早晨中午，伴随着阵阵的饭菜香味，这里便人来人往、笑语欢声，呈现出一片欢快的场景。
伙房承担着供销社库房、门市部、饭馆、生产部、肉食部等五、六十名职工的一日三餐。记得当时伙房有三个人，杨廷辉（北流村）、张宝海（白羊城人），还有一个姓李的老头，一九七九年李老头退休后，伙房就剩下了杨廷辉和张宝海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当过兵，在部队里都是炊事员，退伍后来到供销社，直接分配到伙房上班，也算是专业对口。
那时候在伙房吃饭要在会计室换取单位的饭票，票面的种类有钱票、粮票和面票之分。按照一定比例每天的伙食中有粗粮和细粮之分，各取所需，粮票是购买窝头、玉米粥等粗粮之用，面票才能买到馒头、烙饼和大米饭等。让人感觉最好吃的炒菜，当属伙房中的小炒溜肉片和熘肝尖了。所谓小炒，不是提前炒出来一盆，而是现买现炒随时恭候，犹如饭馆点菜一样。那时他们炒出来溜肉片的口感香味确实独到，至今让人回味。那时一个小炒溜肉片五毛钱，对于月工资三、四十元的职工来说，也只是偶尔改善一下伙食而已，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大锅菜为主。伙房里有一个三、四张桌子的小餐厅，只有中午有空闲的人才坐在桌前慢慢的吃饭和聊天，像工作在门市部的职工牵扯到轮班吃饭，有时就得端回去吃，无暇在这里慢慢的享用。总之，这个小小的伙房，也留给了许多合作社人无限的回味，成为了他们记忆中的一段往事。
　　这两个厨师傅也是各具特色，杨廷辉大高个，体型微胖，一张白净脸上总是挂着一幅笑容，说话柔和，给人一种随和低调的亲切感。张宝海个子不高，但却嗓门很脆，性格开朗，好说好笑，所以前来吃饭的人，总爱与他开个玩笑，活跃一下现场气氛。 供销社的解散，也让杨廷辉、张宝海二人与许多供销社人一样下岗回家，为了每月能按时交纳养老金，慢慢熬到六十岁的退休年龄。两个人下岗后，也是各自奔忙，四处打工。张宝海托关系到南口玻璃厂上班，终于熬到了退休年龄。去年我到白羊城遛弯时，看到张宝海老两口也在村边溜达，年愈七十的他，虽说岁月的年轮雕刻在脸上，但身体非常的健康，说话声依然清脆悦耳。而这个杨廷辉却让人十分感叹，下岗后也是四处找活干，在自己掏腰包交纳了十来年的养老金后，终于如释重负的迎来了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没想到仅仅领取了几个月的退休金，就突发疾病去世，那么多年自己省吃俭用缴纳的养老金，等于白白的付出。真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呀。
还有供销社基建组，紧挨着伙房的南侧，担负着西峰山供销社所有房屋的建设和维修任务，几十年来承担了大量的土木工程，为农村供销社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常年负责基建工程的是张尚生（百善村人），这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人物，一脸的严肃、不言苟笑，说话办事有板有眼，是一个非常挑剔的性格。许多人都在他的监督下干过活，甭管你怎样尽心尽力的努力，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总是能挑出各种毛病，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加上那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因此落下一个特别的外号——鬼子，意思就是说他比给日本鬼子干活还难伺候。虽说态度方式有些苛刻，但也反映出张尚生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坚持原则，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马虎，对工程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大家不喜欢，但却深得单位领导的信任。由于常年在外忙活各种工程建筑材料的选购，如果没有工程建设，几乎很少在库房大院中看到他的身影。
与张尚生长期搭伙的人是单位职工王国信（古将村人），这是一个复合型人才，电工、木工、水电维修、房屋修缮，样样都是行家里手，拿得起放得下，由于同属基建的范畴，经常在一起合作，就被编成了一个组，两个人同住一个宿舍。张尚生长期跑外，家里常常剩下王国信独自看家守业。王国信与张尚生的性格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他说话办事比较随和，对于他人的相求，总能热情的满口应承，相比于张尚生办事的呆板苛刻，王国信总是显露出一丝温和轻松的一面，所以大家有什么事情总爱找王国信来帮忙，打起交道来就容易多了。

从牲畜马车到汽车货运的变迁

车辆的货物运输作为供销合作社里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还是应该浓墨重彩的记述一笔，从三十多公里外的沙河仓库运输商品，再到各个分销店货物的输送，车辆的运输都是重要的支撑力量。从供销合作社成立后的五十年代直至六十年代十多年里，商品货物的运输就是依靠马拉的大车，那时候，供销社里有三挂马车，他们长年累月、披星戴月的往返于西峰山、沙河之间，回到库房后没有多长的喘息时间，又赶紧将商品分门别类送往下面的分销店里。要说这些车把式确实辛苦，每天凌晨四点来钟就起床了，套上马车，一声吆喝，在满天的星辰中就出发了，早晨八点多钟，准时来到刚刚开门的沙河大库装载货物，然后扬鞭返回，一般在午后时分才回到供销社的库房。
为了照顾这些拉车的马匹，供销社在库房的西北角搭建了牲口棚，盖起了饲养室，有专们的饲养员日夜陪伴喂草填料。记得那时候，各生产队为了争取圈中的肥料，几间牲口棚被三队和四队平均分配，起圈垫圈有两个生产队派专人负责。父亲从那时起，就和供销社库房有了接触，随着供销社基建工程的逐渐增多，生产队常常派出人员参与施工搞副业，每当此时人群中就有父亲的身影，父亲的踏实稳重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被主管后勤的张尚生看在了眼里，后勤有什么杂活、用个小工的，他就指名道姓的让父亲去。几番往返周折，最后供销社饲养员的活最终被父亲接了过来，白天干零活、晚上值夜班，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那时候运力紧张，有些偏远的分销店，就需要自己雇佣毛驴来驮运商品。小时候在村中经常看到黑寨村的王万有赶着几头毛驴，穿过村中的大街到供销社库房驮运物品的情形。这种依靠蓄力运输货物的输送方式，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才慢慢得到改观。一九七三年，西峰山供销社终于有了第一辆汽车，这辆名为北京130的轻型卡车，载重量1、5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往返一趟沙河也就两个多小时，远远超过了两辆大车的输送能力。看着这辆崭新的墨绿色汽车，大家倍感新奇，围着它看稀罕。有幸成为西峰山供销社第一辆汽车驾驶员的人是谷天宝。他是古将村人，曾在空军某部服役，是机场里接送战斗机飞行员的小车司机。那时候，社会上的汽车驾驶员非常的稀缺，所以，退伍后的谷天宝被分配到供销社上班，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供销社第一任汽车司机。一九七五年又添置了第二辆南京格斯货运汽车，培训新司机成为非常急迫的事情。
　　一九七五年供销社招募了一批新职工，西峰山村的马全来被主任仇延选中，准备让谷天宝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培训，可是由于每日里的货运太忙，又加上谷天宝只是开过小车的司机，既要忙碌开车运货又要带徒弟训练，显然有些力不从心。看到这个情况，仇延心中不免着急。于是他只好通过自己的关系，将马全来送到位于香山脚下厢红旗的总参汽训队进行培训，成为了不穿军装的部队人员，直接分配到班里，饮食起居均与部队战士一样，虽有些不适应，但环境还是能改造人的，慢慢的适应了紧张的部队生活。一天夜里部队紧急集合，只见班里的战士迅速而有条不紊的捆扎好背包，冲出了房门，马全来没受过这样的训练，忙活了半天也未困扎好，只好用背包带把被子一捆，抱在怀里跑进了队列，那个狼狈相，让周围的战士们一阵大笑。 （汽车驾驶培训期间，在香山公园留影1976年） （与教练班长和战友在香山公园合影1976年） 经过严格的汽车培训，半年后，马全来顺利完成学业，无论从驾驶技术、还是对车辆的保养，都达到了规范化的标准，成为西峰山供销社第二名司机。三年后，供销社又有了一辆全封闭式的售货车，车辆的增加，司机的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充，张万林（百善村）和王爱友（西峰山村）先后成为供销社的司机。从此，西峰山供销社开启了汽车货运的新时代，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机动运输大显身手，其货运采购商品的足迹遍布北京地区的各个角落，甚至远达河北、山西等偏远地区，为繁荣一方经济，服务工农业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供销社汽车运输的快速发展，使马车货运商品为主的时代渐渐远去，原有的三挂马车只剩下了一辆，这辆由汤文彬（白羊城村)驾驭的马车，也改做了短途运输，大部分时间是往几个基层分销店运送货物，每遇节假日或三秋繁忙季节，汽车调配不过来时，偶尔也到沙河镇跑几趟。在七十年代中期，供销社还购置了两台手扶拖拉机，分别由王金山（黑寨村）和尹士宽（下店村）驾驶，这两台用于农业生产的车辆，由于机动灵活速度快，是短途运输的最佳选择，甚至有取代汤文彬那辆大马车的倾向，当历史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各个村分销店的送货的任务，就由这两台拖拉机负责了。使用了二十余年的马车正式退出了供销社运输货物的序列，成为了供销社历史进程中的一段记忆。

致敬——那些为西峰山供销社繁荣发展的领头人

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中国广大农村兴盛繁荣了近四十年后，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渐渐隐入了岁月的深处。可是那些为繁荣农村经济、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广大农村商业职工，他们的敬业精神深深烙因在一代代人的心里。还有那些身居供销社的基层主任，带领着全体干部职工辛勤战斗在农村服务第一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名字应该镌刻在农村供销社辉煌历史的里程碑上。
在西峰山供销社工作过的主任就有近十人，时间的久远，早期几个主任的名字已无从得知，记忆中的有：刘树恭、景南吉、臧文斌、仇延、杨廷海、李卫国、肖士德和田万民等。这些西峰山供销社的老领导，来来往往，几经更换，但无论在任时间长短，都是尽心竭力为山村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示出各自非凡的领导能力。
在这些人的名字中，仇延是在西峰山供销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主任。我在一九七九年上班时，他就是这里的老领导，对他就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并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仇延是昌平小汤山人，稍显矮胖敦实的身材，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晴闪烁着精明、干练和沉稳的目光，说话声音洪亮、做事干脆利落，从一九七零年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十二年的时间默默耕耘在山村的土地上。十余载春秋，也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他带领着西峰山供销社由兴旺走向鼎盛繁荣的光辉时期，在他的领导下，西峰山供销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宽敞明亮的基层分销店拔地而起，商品销售额直线上升，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使地处偏僻的西峰山地区呈现出红红火火、生气盎然的繁荣景象。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更是眼光独到、如鱼得水，他的心胸不局限于这片山区的土地上，而是把眼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他亲自出马，远赴河北张家口、宣化等地洽谈业务、建立关系，将上述地区物美价廉的土特产品运至本地区销售，同时又把北京特有的商品推销到上述区域。许多人还记得一个场景吧，那就是在春节前夕，供销社的副食百货、生产部、库房的许多职工，聚集在灯火通明副食门市部的柜台前，紧张忙碌的装点心盒的情景。点心盒曾是流行于北京地区礼尚往来馈赠的佳品，春节期间，更是人们走亲访友必带的礼物。正是看到了这一商机，仇延将这一北京的风俗习惯，输送到了塞北地区，很快赢得了那里百姓的欢迎。由于需求量逐渐增大，春节期间，他就亲自组织各方人力、加班加点的装点心盒。吃过晚饭大家齐聚副食部的营业厅，一字排开、分工合作，首先糕点称重、然后装盒摆放、最后捆扎包装，实行一条龙的作业的方式进行，一直干到午夜时分，最晚的时候要加班到凌晨两点来钟。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装好了近千个，装满了两辆汽车后，清晨就发往张家口地区，一趟趟往返的运输， 满足了人们对这一产品的热情需求，同时也扩大了商品零售额。仅从这一小小的经营策略中，就能窥视到其独到的市场眼光和精明的领导才能。正是在仇延呕心沥血的努力下，使西峰山供销社一跃成为昌平县所有农村供销社的佼佼者，基于他的特殊业绩和不凡的工作能力，一九八二年，他被上级领导任命为昌平县供销合作社总社的主任，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他着眼全局、满怀信心，带领全县基层供销社的全体干部职工，又创建了一个个新的辉煌。
供销社坐落在西峰山村，在与村领导的关系上，仇延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互支持。随着供销社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建设用地逐渐增多，而西峰山大队则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如：在扩大供销社煤场时，需要迁走大院南边的老王家祖坟和烈士墓，村干部积极提供方便，由大队派出十多名劳动力，将地面上的墓地全部无偿迁走。在建设收购组的门店时，大队也是义不容辞，重新划出新的宅基地，将居住在此的老薛家等两户人家搬迁别处，为供销社的发展壮大充分提供便利。当然这些都是与供销社主任仇延良好的人格魅力和处理相互关系的灵活协调密不可分。首先供销社的基建工程全部交由西峰山村的生产队来完成，用以增加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同时在招工用人问题上，充分考虑村中困难群体和干部们的实际情况，适当予以安排解决。
西峰山村曾是工程兵115团的驻地，在与当地驻军的关系上，仇延也是尽其所能，积极搞好军民关系，在拥军优属问题上更是义不容辞，积极做好部队家属和子女的安置就业，为部队干部解决后顾之忧。当年115团丁士工团长的老伴老刘、装备股长朱生的老伴老赵，都曾在供销社的副食门市部当售货员，后来一个调到肉食部上班、一个调到供销社库房工作，两个人先后在西峰山供销社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还有军需股长的女儿仇亚茹被安排在副食部上班，部队医生史军医的女儿史莲也被安排在库房当出纳。体现出军民融合的鱼水情深。
在支援地方建设的需要上，部队领导也是积极支持，大力提供方便。一九七六年供销社肉食部填埋大门前的大土坑，这个历经几百年岁月冲刷出来出来的大土坑，长达百十米、宽达六、七十米，深度也有五、六米。在接到仇延主任的求助后，部队领导二话不说，派出装载机和三、四辆日野翻斗车前来支援，仅仅三、四天的时间，就把这条大土坑填埋整平，一座宽敞明亮的肉食门市部就在填埋后的大坑上拔地而起，至今还站立那里默默讲述曾经的故事。不过有一幕场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在填埋这个土坑的时候，有一辆日野翻斗车侧翻进沟中弄了个底朝天，这主要是刚刚填埋的土质松软所致，也与现场的村民周万仓指挥不当相关联，他只考虑让车载的沙土一步到位直接倒进沟中，加快工程进度，却忽略了松软的沙土可能导致的危险，在旁边挥手指挥车辆连续倒车，造成了危险一幕的出现。记得开车的司机可能吓坏了，呆呆地坐在汽车旁半天不见动静。
一九八二年，仇延调任昌平县供销社总社担任主任，副主任杨庭海接任西峰山供销社主任一职，冯连仲担任书记，在他们二人的带领下，西峰山供销社又开始了新的一段创业历程。
杨庭海北流村人，一九七一年到西峰山供销社上班，曾多年担任生产部的组长，在他的带领下，生产部的销售额突飞猛进连年增长，无论是在保障农业生产资料方面的供应，还是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都做的有声有色，眼光独到，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后来被仇延提拔为供销社的副主任。
杨庭海性格豪爽说话直率，敢作敢为，有一种拼搏向前不服输的精神。在他任职期间，也是大刀阔斧永往向前，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首先重建供销社糕点厂，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一九八四年，在做足了产品市场的前期调研后，就一次招收十余名年轻的职工，一下子将糕点厂红红火火的办了起来，为了将产品做大做强，生产出自己独特的品牌，杨庭海特意把从沙河糕点厂退休在家的田师傅请来现场指导，生产出蛋糕、酥皮、桃酥、撒其玛、中果条、中果球等七、八种食品，真正做到了食品的色香味俱佳。
　　徐万仓（南流村人）成为糕点厂的第一任厂长，为糕点厂繁荣兴旺，可谓不遗余力、废寝忘食，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产品基本上满足了本基层社的需求，为了扩大销售范围，增加产品的销售量，他四处联系，早出晚归，每次外出送货，他都随车而行，认真听取商户的意见，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使西峰山糕点厂的产品名声在外，为糕点厂的事业操心费力，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糕点厂经营的十余年里，还有一位女强人也是表现不俗，她就是单位职工贾秀敏（南流村人）。一九九一年，肖士德接任西峰山供销社主任后，她主动请缨承包了单位的糕点厂。别看是一位女同志，但却是性格泼辣、不惧困难，有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风起云涌，产品销售竞争激烈，私营企业遍地开花，个体商店满目皆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贾秀敏勇挑重担，开拓进取，不断扩大市场销售渠道。为了扩大产品销量，每次下乡送货，她都亲自出马推销产品。笔者就曾多次看见过她出入村庄小卖部送货的身影，那份认真负责积极进取的精神确实让人敬佩。 再有杨庭海充分发掘商机，利用供销社闲置房屋，与北京延安照相馆联营，成立西峰山供销社照相部。选派单位里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曹瑞良和我外出进行业务学习，其中曹瑞良到北京西四的延安照相馆现场实习培训，我则去往浙江绍兴市供销技工学校学习。一九八四年七月，西峰山照相部正式对外开业，此时正赶上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始施行，前来拍摄身份证照片的人络绎不绝，一度呈现繁忙热闹的场景。杨庭海看到这个情况，就把糕点厂的郑淑平抽调过来负责开票，这才缓解了人员不足的紧张。从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三日仅半个月的时间，照相部就拍摄身份证照片近三千多张，其中西峰山村710份、北流村750份、南流村836份，上店村320份、下店村240份。截止到八月底，流村乡的拍摄任务基本完成。同时对地处流村北部深山区的泥洼村、黄厂村和黄楼院的村民实行进山拍摄，单位领导对此事很是重视，派出办公室主任姚春江带队负责此事，考虑到山区吃饭和住宿的问题，姚春江就让百货部的谷福来（泥洼村人）和生产部的赵连富（王家园村人）随大家一同进山。 （肩扛照相设备翻山越岭、徒步进山（1984年）） （在群峰俊秀、溪水潺潺的白羊沟来张合影（1984年） 八十年代的白羊沟还是一片荒凉的原始风貌，沟谷中沙滩路蜿蜒曲折，石块遍地，一行人用自行车驮上照相设备上路出发。行至半路，连自行车推行都艰难，只好将所有的自行车存放在吊沫湖路边一个废弃的羊圈中，大家身背肩扛设备继续前行，等到达地处半山腰的泥洼村时已是傍晚的五点钟了。在谷福来的安排下吃过晚饭，晚上六个人被分散到四户老乡家住宿。原本计划两天将拍摄任务完成，谁知第二天中午到达黄厂村拍摄时，由于电路故障无法拍摄，只好又返回泥洼村住宿了一晚，第三天返回黄厂村才将照片拍摄完毕，完成任务后大家一路欢笑回到了单位。
西峰山照相部从一九八四年成立，断断续续存续也有十多年时间，成立之初的两年时间，曾一度生意不错，拍摄身份证的高潮过后，虽说生意有些平淡，但当地的部队驻军，成为了照相部主要的服务对象。一九八五年八月初，在云南老山前线奋战一年的工程兵115团圆满完成作战任务，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西峰山。这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在前线打山洞、架钢桥，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身披战火的烟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满怀雄心壮志准备再立新功，谁知刚返回部队驻地就接到了115团撤编的命令，犹如当头一棒人心惶惶，虽说心中失落郁闷，但还得无奈的接受残酷的现实。那时候面临转业和退伍的部队战士，不少人来到照相部拍摄照片或者合影，留下身穿军装难忘的当兵历史，记录下战友的深厚情谊。此时照相部迎来了开业后又一次繁忙场景。随着部队的撤编，照相部的业务渐渐归于平淡。而附近的老百姓除了拍摄一些结婚合影和小孩的照片外，几乎没有太多的业务，毕竟拍张照片也算是生活中的额外消费。
　　一九八六年四月份开始，西峰山供销社实行承包责任制，上交利润、各项开支和工资自负，我和小曹盘算了好一阵子，觉得油水不大，虽说对我俩亲手创建的照相部有些恋恋不舍，但最后还是毅然选择退出承包。小曹重新回到了一墙之隔的百货门市部，我则调到了南流村分销店，重拾老本行——售货员工作，与店里的周学仓和张殿宽渐渐的熟悉起来，相聚一个月后，我调到了昌平人民商场上班，结束了在西峰山供销社七年多的工作生涯。 照相部没有因为我们的退出而停顿，没多长时间，单位就把照相部承包给了黑寨村的个体工商户黄德全来经营，没两年他也不干了。一九八八年，南流村分销店的周学仓和媳妇将照相部租赁过来继续经营，开始了近十年时间的照相生涯。对他的这一举动使我深感佩服，这个对照相技术一无所知的人，在工作中探索实践，竟将照相部搞得有声有色，为了生存，他将婚礼摄影引入日常的工作范畴，成为了经营收入的重要支撑。他这种锲而不舍、顽强追求的精神，让我这个曾系统学习过摄影技术的人自叹不如，真可谓：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一九八六年，杨庭海调任昌平新世纪商城工作，原老峪沟供销社主任李卫国调到西峰山任主任。 （西峰山供销社主任李卫国与基社部分班组长和退休老职工的合影。前排左起：朱连祥、李卫国、老刘、李广文。
后排左起：黄德英、刘福旺、于贵义、李怀昆、葛玉树、周福兰。） 李卫国也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领导，他调任西峰山供销社主任的时候、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此时正是市场经济日渐兴旺之时，个体私营的小商店和饭馆遍布各个村庄，形成了对农村供销社企业的强大冲击，一枝独秀的天下已是昨日黄花。另外一九八八年与高崖口供销社的合并，更感到肩上的压力增大。面对商品市场日渐增强的竞争力和主管区域的扩大，他想方设法促进企业的有序运转，实行各个门店独立核算、超额有奖的经营模式，鼓励全体职工拓宽销售渠道，实行多种经营，使西峰山供销社的商品零售额逐年递增，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对那些连年超额完成零售任务，为供销社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职工给予重点的嘉奖和鼓励。如：热心为山区百姓服务的典型代表王国明、库房优秀的采购员贾国际、连年超额完成商品零售任务的黄德英，经李卫国上报审批，给予转成正式的单位职工。这种重奖优秀职工的做法，无疑对供销社全体职工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使大家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一个比学赶帮超的工作热情，悄然在基社的各个门店形成，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千方百计的拓宽思路、扩大销售市场，商品零售额连年增长，使西峰山供销社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呈现出购销两旺、红红火火的局面。
　　一九九零年十月，按照县供销社的安排，李卫国调沙河糕点厂任厂长，肖士德就任西峰山供销社主任。这是一个身材清瘦的中年人，微微严肃的脸上，显得很是内敛，颇有文化学者的风范。初任领导，四处巡视大兴调研之风，很快就将单位的现状和人情世故了解的清清楚楚。在他的领导下，西峰山供销社一切都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向前发展。 （西峰山供销社主任李卫国和新任主任肖士德交接工作完成后，县社领导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其中前排左起第三人和第五人分别为肖士德和李卫国。） 肖士德在西峰山供销社当主任六年多，说实话，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供销社的地位日趋下滑，一统天下的格局逐渐丧失。为保住单位的利润指标，使企业正常运转，最后不得不进行相应制度改革，首先对下属的门店实行自负盈亏、收取租金的方式进行管理，对一些偏远的地区的小店，可以外人进行承包租赁，收取管理费即可。在个体私营企业大行其道的经济形势下，肖士德想方设法总算保住了农村供销社集体组织最后的一点颜面，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一九九七年，昌平县改为昌平区，乡改为镇，一字之差对昌平的影响可谓之大，流村、高崖口和老峪沟三个乡，由此合并成流村镇，而老峪沟供销社也就顺理成章的组合到西峰山供销社了，这时候肖士德调走，老峪沟供销社的田万民成为了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最后一届主任，虽然权利大了，管辖的区域更为广阔，但岌岌可危的供销社现状不禁让人唏嘘感慨，集体、个体和市场经济的三分天下已成定局，无论何人也无力回天，面对此种现状，田万民大刀阔斧进行了最后的拼搏，各基层分销店全部改为个人承包，实行自主经营，只要缴纳租赁费就行，对于偏远的山区小店，可以作价拍卖，甩掉包袱，就是这样，仍不能阻止供销社的衰败，当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中华大地的时候，农村供销合作社这个延续了四十年的集体经济，无奈的消失在广阔的地平线。
二零二一年，笔者乘坐昌32路公交车路过马刨泉村公交站，停车的瞬间，我在车内看见了田万民的身影，一个衣冠不整、白发凌乱，柱着拐杖，慢慢挪动脚步的老人站在路边，无神的眼光中透露出一份的无奈的疲惫。眼前的场景不禁让我很是吃惊：这还是那个斗志昂扬、声音洪亮，喝酒豪放的那个老田吗，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据说由于喜欢贪杯饮酒，最后得了脑血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造成当下晚年的一幅凄凉场景。
此外还有许多人在西峰山供销社担任过副主任，他们分别是：王棣（南口镇）、冯连仲(海淀）、杨廷海（北流村）、邱之军（狼峪村）、贾国际（南流村）、朱连祥（南口镇）、刘福明（七元村）、姚春江（古将村）和陈世勇（西峰山村）等人。
　　时过境迁，当年人来车往的库房大院，伴随着农村供销社的衰亡，早也是人去屋空、荒草蔓延。那个热火朝天的场景只闪现在历史的一瞬间，更多的记忆则停留在为之奋斗的一代代老供销社人们的心中。 西峰山供销社——那个年代的先进工作者

　　在西峰山供销社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北京地区家喻户晓、全国商业系统闻名的先进人物，这就是王国明。他以自己勤勤恳恳、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的真正含义，赢得了山区百姓的信任，由此荣获了先进模范的光荣称号。 王国明是古将村人，中共党员，1976年11月经生产大队推荐，到西峰山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上班后被分配到了新村分销店，两年后又调到了西峰山门市部的百货组，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多，成为了西峰山村百姓非常喜欢的一个小伙子，赢得了众人的齐声称赞。
　　西峰山供销社的百货组与副食组同在一排宽敞明亮的营业厅内，王国明的举止言行，大家看在眼里，很是钦佩他那种待人和气、百问不烦的工作态度。其实王国明并非具备商业人员精明的头脑，他所拥有的是劳动人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朴实无华的敬业精神。在百货组这个西峰山供销社的窗口位置，他处处体现的是服务热情、耐心细致、童叟无欺。站在柜台前，他那张笑脸随时呈现在顾客的面前，对于年岁大的老人，他总是亲切的称呼大爷大妈，给人一种暖融融的感觉，而且做到热情介绍商品，百拿不厌、百问不烦。在百货组几年的工作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与顾客争吵拌嘴的事情，提起王国明的名字，大家都说这个小伙子真不错，给西峰山村的百姓和来往的顾客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同时王国明也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每天早晨总是第一个上班，到单位后赶紧清扫卫生、擦拭柜台，将货架上的商品摆放整齐，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迎接第一位顾客的来到。而且他那种持之以恒的工作态度贯穿一天工作的始终，几乎见不到讨奸耍滑的现象，在顾客稀少的空闲时间，别人就会在一旁稍事休息，或站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而唯有王国明手拿擦布，在擦拭柜台和货架上的灰尘，如有顾客来到，马上就第一个迎上前去接待。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为了拓展商品销售渠道，增加销售收入，百货组也组织人力，用自行车驮着服装布匹、针头线脑等商品，到附近几个村庄的大街上摆摊设点。由于组里只有组长李淑珍、组员陈玉珍、王淑芝等几位女同事，每当这个时候，王国明总是自报奋勇，与另外一个小伙子谷瑞金（泥洼村人）骑上自行车，不辞辛苦的前往销售。他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大家尊重。
正是由于王国明朴实踏实的敬业精神，受到了基社领导的大力表扬和大家普遍的认同。一九八四年夏天，西峰山供销社又在北庄村成立了分销店，单位领导特委派他担任了北庄分销到店的组长，从此，他更有了施展自己能力的空间，用他那旺盛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更广阔的为百姓服务之中。
　　在流村西北部崇山峻岭的白羊沟中，散落着不少零散的小村庄，大的十多户，小的只有两、三户，由于路途坎坷崎岖，人们出山购买日常用品很是困难，看到这个情景，王国明主动承担了为山区百姓上门送货的任务。那时候，北庄分销店里的运货工具只有自行车，他每次外出，车架上的两个大框内装满日用百货，蜿蜒的山路上无法骑行，只能推行进山，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鞠一捧山泉。将人们急需的日常用品及时送到百姓手中。几年间，王国明的足迹踏遍了白羊沟中的王家园、泥洼、黄厂和兴隆口沟的五里营、大石坡、直至沟尽头的鹿角弯和杏树梁等山村。王国明热心为山区百姓服务的精神，人们有目共睹，深深感动了一方百姓，同时也荣获了党和政府最高的奖赏。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十佳营业员”“全国供销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十五项嘉奖，当选1993年——2002年两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曾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书写了西峰山供销社历史上璀璨的一笔。 背篓精神赞

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
更没有叱咤风雨的豪情；
一个默默付出的无悔，
只为山高路远的百姓。

自行车的车轮，
无数次丈量着坎坷山路，
车筐中满满驮载着，
是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祝福，
面对老乡们满意的笑容，
所有的辛苦劳累，
瞬间消散无踪；
饿了啃一口干粮、
渴了鞠一捧山泉，
多年的长途跋涉，
只因乡亲在我心中。

黄德英黑寨村人，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岁的的她来到了西峰山供销社上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走上了商业服务的岗位，被分配到西峰山供销社门市部的副食组上当了一名售货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她干一行爱一行，热情为山区人民服务，努力钻研业务、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使自己的业务技能水平迅速提高，成为了独当一面业务工作中的尖子。一次，在昌平县供销合作社组织的业务技能比赛中，面对全县各个基层供销社强手如林的商业精英，参加工作仅两年的黄德英凭着自己娴熟的业务、精湛的手艺，一举夺得了糕点零售包装的第二名，为西峰山供销社争取了很好的荣誉，得到了主任仇延的连连称赞。
一九八五年，副食部组长董淑华调走，在领导的提议下，黄德英接任了副食部的组长一职，同时也感到了压力的增大和担子的沉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轰轰烈烈进行之时，虽说农村供销社还是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可在那个全民经商，个体私营企业快速增长的冲击下，供销社一枝独秀的天下，正在被市场经济慢慢的蚕食。面对市场日趋紧张的现实和年年增长的零售指标任务，不是坐在家里等待顾客上门，而是走出去，四处联系销售商品的厂家。那时候，黄德英与徒弟白慧敏骑着自行车，其足迹踏遍了流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当地驻军的营房。在她们辛勤奔波下，当年二十万元商品销售任务圆满完成，达到了二十五万元的销售记录。
当时副食组仅有五个人，黄德英、白慧敏、于成利、张世江和杨东升，就是这么几个人，创造了一个个商品零售额的奇迹，成为了西峰山供销社的一面旗帜，年复一年，他们每年的商品销售额都在大幅度的提高，是西峰山供销社所有零售单位创造利润最多的一个部门。一九八九年，基社分配给副食组的零售任务是二十八万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他们齐心协力，不辞辛苦，竟然破天荒的完成了四十二万元销售任务，受到了主任李卫国的高度赞赏，并荣获了优秀班组的光荣称号，在西峰山供销社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果说黄德英是西峰山供销社的一个典型代表，一位事业上的女强人，也许并非虚假夸张。
为了完成连年增长的任务指标，黄德英可算是搅近了脑汁，使出浑身的解数，不断扩充商品销售领域，只要能增加销售额，完全打破了商品销售的行业限制，一个堂堂的副食组，竟然销售起了水泥生意，这在前几年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
　　黄德英性格坦荡、直率开朗、能说爱笑，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她一出现，那里就会传来朗朗的笑声，一幅轻松欢快的气氛就会萦绕其间，就是这种开朗的性格，在副食组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女主外男主内，她和白慧敏两位女士负责外出跑业务销售，三位男士看家守业负责柜台上的一切业务。自行车就是两个人外出的交通工具，流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如：喷漆厂、水罐场、中药厂等都是她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无论是每年的防暑降温费用，还是各种建筑材料，只要企业有需求，她们责无旁贷都给送货上门。就连复兴庄的115团机关驻地和西峰山村的教导队，都是业务关系往来的客户，成为副食品供应的一部分，为完成销售指标整天奔走忙碌，那份辛苦不言而喻。 一九九三年，基社给副食组下达的零售任务是三十八万元，这一年黄德英由于身体原因辞职副食组的组长职务，由百货组组长王学良接手整个百货副食组的组长，权力大了，可面对如此高额的副食组任务指标，王学良不免望而生畏，声称实难完成，最后由主任肖士德拍板下调至十九万的限额，可到了年底，虽经王学良使出浑身解数，就是这个十九万的任务指标还是未能如约完成。在以后的几年里，副食组的商品销售额一直徘徊不前，直至黯然退出农村供销社的序列。王学良也就成为最后一任西峰山供销社门市部副食百货组的组长。
一九九三年六月，身体康复的黄德英回单位上班，主任肖士德让她接手收购组组长一职。由于种种原因，收购组此前没有完成基社下达的利润指标，领导就把希望寄托在新任组长的肩上。那时单位各部门都实行了组长承包制，既然领导信任，黄德英也绝不含糊的说道：合同先不用签了，我先干半年试试，每月两千元的利润准时上交，如果不够，我用家里的存款补上，绝不拖欠。然后到收购组走马上任。虽说打了保票，黄德英心中还是非常的忐忑，当时收购组有六名职工，每人每月二百多元的工资，再加上两千元的租金，每月都要有三千多元的利润，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必须进行改革，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上任第一天，就组织大家开会，明确今后的大政方针，郑重宣布道：今后大家要各尽所能，除了刘长伟管理账目，由组里给开支外，其余的人每天到单位报个到就行，然后就出去寻找收购的废品货源，每人每月两吨废铁的任务，完成任务正常开工资，收购废品的流动资金由店里负责周转。这一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大锅饭的束缚，大家各显神通，每个人都按时完成了任务指标，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要说有福之人不用忙，刚刚上任第三天，工兵营营长黄进忠忽然来到收购组问道：大姐，你这里收不收废铁呀。黄德英闻言不尽心情一震：“收啊”。“那好，两天之内你把库房中的废品清理干净”黄进忠催促道。于是第二天黄德英连忙雇佣单位的车辆，组织人力将库房中的废管子、破铁皮统统拉来，整整堆了煤场的半个院子。看到眼前的情景，黄德英的心中不禁一阵欣慰：看来这个月的租金没有问题了，算是个开门红呀。随后的几个月里，她积极四处联系，不断组织废品货源，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每个月按时缴纳单位的两千元租金，从未出现拖欠现象。到年底按照口头约定向领导交旨：辞去组长职务，收购组交由刘长伟管理。此举让肖士德主任很是钦佩：这个黄德英真有能力，虽说是女同志，却是一个豪爽性格之人。一九九四年五月，黄德英调往昌平新世纪商城上班，结束了在西峰山供销社十五年的工作历程。刘长伟则成了收购组最后一任组长，见证了西峰山供销社的最后时刻。 （黄德英与同事史莲和白慧敏的合影1985年） 英姿飒爽不惧难，

顽强拼搏勇争先；
巾帼何必让须眉，

一曲欢歌奏凯还。

随风而去的记忆——生产部和收购组

　　农村供销社生在农村，在广大农民的呵护下着茁壮成长，虽然身份地位不断抬升，但服务百姓、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一如既往的站在农村的最前沿，在希望的田野上遮风挡雨、支撑起一片秀美的蓝天。 生产日杂门市部（简称生产部），自从供销合作社一九六六年搬迁至村东的公路边后，它就从日用百货的经营品类中分离开来，单独组成了一个门市部，这个门市部就坐落在合作社的南侧，在一排东西走向宽敞的房屋内从事经营，与旁边的百货副食部、饭馆，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 一九七九年，西峰山供销社又在村南，通往高崖口的公路边新建了一排房屋，生产部搬迁至此从事经营活动，直至供销社解散。生产部所经营商品的种类，涵盖了百姓生活用品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锅碗瓢勺、电灯电线、锄镐铁锨、家用电器，还是农业生产的种子化肥、农机配件，可以说品类齐全，包罗万象。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意味着与百姓和农业生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满足山村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外，其主要的功能就锁定在服务农业生产的定位上。春播时，将优良的种子送到农民的手里，麦收时节，他们及时将劳动工具送到生产队的场院中，做到粮食的颗粒归仓，三夏农忙，又将化肥农药送至田间地头，保证农业的粮食丰收。总之，年复一年的粮食丰收，也浸染着供销社职工的一滴汗水、一丝欣慰。
在沧桑的历史变革中，伴随着农村供销社的消失，生产部的故事也成为了人们记忆中的往事，当年闪现在田间地头支农小组人员轻盈的身影，如今也进入了须发斑白的行列。但人们还依稀记得在生产部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名字：阎贵（白庙村）、杨廷海（北流村）、李怀昆（西峰山村）、王德柱（古将村）、杨广成（北流村）、刘长水（黑寨村）、赵连富（王家园村）、姚长宽（白羊城村）等人。
不过坚持到最后的还是这个生产部，供销社解散后，原门市部百货组的李淑珍将房屋租赁下来，继续从事生产日杂商品的销售，一直经营到2008年，生产部才彻底关门停业，房屋空置，荒草丛生。
还有西峰山供销社收购组，在集体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活动中，为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服务山区农业，也是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早年的收购组是在百货副食门市部的后院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搬迁了这里的住户，新盖了房屋，才迁至供销社库房西边的大院里。除了收购废旧金属物资外，还大量收购中药材、毛条、干草等农副产品，这在农村生产队时期，可是广大农民增加家庭收入的一部分。 在支持农业生产方面也是不遗余力。西部山区历来盛产各类果品，如香果、白梨、柿子等，其产量之大，令人称奇。就拿当时西峰山村第三生产队来说，仅香果一项的产量来说，就达三、四十万斤，更别说产量更大的柿子了。这时候就产生了供需矛盾，大量水果的装运需要很多的条筐，早些时候这些条筐都要从北京德胜门的果子市购买运回，造成了不少人力物力的损失。看到这个情况，在基社领导的支持下，收购组开始大量收购毛条，组织各村的人力编织条筐，这不但为生产队增加了副业收入，也就近保证了农村生产队果品的顺畅运输。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一夜之间，历经三十多年的集体经济瞬间土崩瓦解。一九八四年春天，农村生产大队解散了，一场分田分地真忙的场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集体经济消失了，老百姓又开始了单打独斗一家一户的劳动生产，没有集体经济的支撑，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这时候，西峰山供销社收购组就挺身而出，与村民们签订收购合同，成了为农民排忧解难的一方神圣。每当果品收获季节，收购组就从各个分销店抽调员工，组织人力深入各村，就近收购果品，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所以说，收购组在富裕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的诸多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随着时间的前行，市场交易活动逐渐呈现多样化，每年果品收获季节，许多外地的个体商贩开车前来收购，然后进行长途贩运，作为集体企业的收购组慢慢被冷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收购组的功能变得单一，主要就是以回收废旧物资为主，兼职收购山区养蜂人的蜂蜜。直至九十年代末期人走屋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西峰山供销社的不少职工曾在收购组工作过，如：肖文成（海淀人）、于德旺（阳坊镇）、刘福旺（七元村），杨广成（北流村）、黄进富（黑寨村）、刘长伟（白羊城）、姚春林（古将村）、郭俊林（北流村）谷天春（古将村）等人。

昌平县商品交易展销会——老百姓购物的大集市

　　昌平县商品交易展销会这个名字，对于如今五十多岁的人可能还有些记忆，老百姓都简称为“展销会”。实际上这就是当时全县各个商业单位和产品生产厂家，进行的商品经营活动的一次集中展示。它起始于一九七九年，结束于一九八八年，整整举办了十年的时间。 在公有制企业一统天下的年代，农村供销社和县镇的商业零售部门，是老百姓唯一的购物场所，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能就地购买，完全保证了群众基本的日常需求。为了促进昌平的经济繁荣，方便老百姓集中选购需要的商品和生活物资，上级部门决定将全县所有的商业部门集中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搞个商品展销会，自此商品展销会应运而生。
一九七九年五月，昌平县春季商品交易展销会，在昌平县城的红旗路，暨如今的昌平西环路隆重开场。那时的红旗路是昌平城区最宽敞，最笔直的一条柏油路，行走的汽车也不多，高楼也没几栋，十字路南有昌平酒厂和七一境厂，十字路北只有昌平拘留所一片建筑，而六街的牲畜饲养室还在路边，路西还是一片庄稼地，这里是开展大型展销会的理想场所。
由于是第一次开展销会，各单位都是因陋就简，按照划定的区域搭建大棚，先用原木搭出框架，用苫布盖住顶棚、围严四周，再用木板搭建柜台就完工了，然后将货架摆满商品就可以开始营业。第一届展销会非常成功，很受大家的欢迎，前来参观和购物的百姓也很多，群众不用东奔西跑，只要在展销会上就能买齐各种所需商品，解决了大家购买大型商品的困难。而各个商业部门和生产厂家也因此增加了不少的经营收入，是个一举两得好方法，所以展销会的这个模式就被固定下来，变成了一年春季和秋季两场的展销会。
　　展销会反响很好，各单位都尝到了甜头，所以领导们将目光聚焦在秋季的展销会上。主任仇延更是重视，决定先由改造搭建大棚的材料做起，用三角铁焊制能拆能卸的活动大棚，这个工作就交由我们五位刚刚接班而来的人来完成。那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去实习，于贵义在收购组、刘铁刚在库房的财务组、赵子福去了南流村分销店，罗海山分配到西峰山百货组，我则去了黑寨分销店。领导一声令下，我们迅速回位，在后勤主管王国信的指导下，开始了焊制铁棚的任务。计算好尺寸、用钢锯裁结角铁，开孔打眼，焊制三角的梁架，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这是第一次手握焊枪，飞溅的焊花耀眼夺目，到底是年轻人，一天后就成为熟练的工种。几个人轮番上阵，各自分工，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排能拆能卸的铁棚子按时完工。在十月一日举办的秋季展销会上，我们焊制铁棚十分显眼的矗立在展销会的现场，让那些还在用木头搭建棚子的单位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在展销会的问题上，供销社主任仇延可是下足了功夫，利用展销会的契机，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增加商品的销售额。于是他亲自出马，北上河北的怀来、张家口洽谈业务，扩大商品的进货渠道。与张家口木器厂签订了供货协议，他们厂生产的各种家具和三合板五合板，成了展销会上热销的产品，从张家口进货的一些土特产品，也受到群众的热情追捧。还有自行车、缝纫机等家用产品，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是紧俏的商品，就是在门店销售，也是供不应求，可是为了增加展销会的热闹场景，吸引顾客的围观选购，于是就都拿到展销会上售卖，为了细水长流，每天只售卖几辆，以此吸引大家的关注度。那时候，展销会可算是个新生事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每天展销会的现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记得当时通往昌平县城的357路公交车，那些天都是拥挤的满满当当，人们争相恐后的到展销会购物参观，享受那份难得的繁荣场景。
　　展销会召开的十天里，最辛苦的当属前去参展的售货员了，为了办好展销会，单位从各部门和分销店抽调有经验的老售货员和分销店的组长，组成一支精兵强将，为南来北往的顾客做好服务。每天早晨七点钟乘坐单位的130卡车出发，八点钟之前准时到达现场，简单的几口早点，就投身到繁忙的工作之中。为了保证大家的饮食，午饭由单位的伙房制作出可口的饭菜，用车辆及时送至展销会现场，为参展职工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展销会共举办了十年，在昌平西环路举办了两年后，为了不影响道路交通，后来又迁至到鼓楼南大街举办。往事如烟、记忆犹存，一眨眼已是三十多年过去。随着市场经济的兴旺繁荣，各类大型批发和零售市场随处可见，一派欣欣向荣的市场经济，展现出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作为市场经济的起源——商品展销会，如一朵小小的浪花随波而去，除了在一些人记忆中残留一点印象外，已然没有了一丝的痕迹。

西峰山供销社——那些年那些事 这是西峰山供销社的领导与退休老职工的合影，拍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六月份。照片中的人员分别为：
（一排左起）：谷永茂、李青泉、曹金明、马富顺、罗建茂、老李、王胖子；
（二排左起）徐（会计）、张淑珍、冯连仲、赵贵勋、于殿旺、刘建民、张乃英；
（三排左起）阎贵、马全来、石立定、仇延、王棣、肖文成；
（四排左起）杨廷海、李怀昆、王华清、张建国、郑宝贵、徐德明 。
这是西峰山供销社成立后老职工集中退休人数最多的一次，共有九人。他们分别是谷永茂（古将分销店）、李青泉（肉食部）、曹金明（糕点厂）、马富顺（库房）、罗建茂（新村分销店）、老李（伙房）、王胖子（北流分销店）赵贵勋（黑寨分销店）于殿旺（收购组）。第二年肖文成（收购组）和阎贵（生产部）也办理了退休手续。这些退休的人员中，有些并未达到六十岁的退休年龄，而是以病退的方式退休，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当时一项特殊的政策造成的。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国家出台了优惠政策：退休工人的子女可顶替接班，这项政策的出台，深受退休职工的欢迎，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演绎了风起云涌的退休浪潮，一批批老工人退休了，一群群的年轻人则走上了父辈们工作过的岗位上。有些人怕错过了这次机遇，耽误子女的前程，在未达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也以病退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女提前接班。西峰山供销社前后有十名退休职工的子女，就以这种方式走入了供销社的行列。
纵观上面的退休老职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人都不是本地人，基本上以海淀区人数居多，这就引申出当年农村供销合作社人员结构特点。一九五六年的全国工商业大改造，家中有买卖店铺的商户都纳入到公司合营之中，那些由旧社会走来的工商业者，随着农村合作社的兴起，这些人有文化，又有买卖经商的经验，自然就成为了供销合作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虽说供销社有农村百姓入股投资，但是这些南来北往人的加入，其性质就变成全民所有制了。多少年过去，这些退休老职工早已转身离去，消失在岁月的风雨中，而由他们开出的基业，为广大农民服务了近四十年，给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记忆。
供销合作社伴随着祖国的步伐一路前行，历经风雨也曾风云激荡，演绎着一幕岁月的变迁史，文革中它也置身其中，留下令人感慨唏嘘的往事。一九六六年，文革的风暴同时冲击到偏远的山村供销社，造反派慷慨激昂、大字报铺天盖地，记得当年门市部一位姓郝的年轻售货员，斗志昂扬的也组织了一个造反队，在揪出当前走资派的声浪中，第一个受害者终于出现，他就是供销社主任景南吉，造反派对他批斗关押，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当年正在库房大院打扫卫生的父亲，还曾悄悄的劝慰过他：不要想不开，慢慢的事情就会过去。谁知还是没起作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跳出窗户，一个人偷偷的来到库房南墙外的老王家坟，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等早晨众人发现屋中没有动静，进去一看人去屋空，赶紧派人四处寻找，发现时早已绝气身亡。悲剧还不止于此，一个姓时的赶车把式，在从沙河运货的途中，丢失了一些货物，正好也撞在了枪口上，非让他交代货物哪里去了，是不是自己偷走了，一时百口难辩 说不清楚，反复的关押交代，使得他产生了绝望的念头，也是一天夜里，纵身一越，投身跳进了伙房门口的水池子里。第二天发现人不见了，也是派人四处寻找，当天竟然没有找到，让人好生的纳闷：这人跑到哪里去了。直到尸体浮出了水面才算找到。因为井口太小，方形的井口不到一米见方，一般人都没想到他会自杀在水池子里。在那场政治风暴中，不少人都受到了冲击，一个被大家称呼为“老段”的人，由于出身资本家，也从一线岗位被撤下来，接受专门的调查审问，好在他默默承受住了所有的委屈，审查过后，被安排在库房大院打扫卫生，以示对资本家的惩罚，没过两年就从单位退休回家，算是得到了不错的结果。
武斗也有文斗，大四清、小四清，供销社的人员个个过关，大会小会开动动员，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罗建茂曾跟父亲聊天说：不说出点事情来，绝过不了关，琢磨呀想啊，还真想起了自己的毛病，交代厕所接手时用过店里的包装纸擦过屁股，这还不行，还得继续深挖问题，又想起了村里老太太卖鸡蛋时，曾克扣过几钱的分量买过烟抽，本想着交代完了就没事了，可是事情并没结束，人家就开始计算你一天上过几次厕所，一天能用几张纸，以此类推一个月甚至到一年用的纸张数，一次性把所用纸张钱款一次扣除上交。初听这个故事感到很可笑，可仔细琢磨一下，这种措施还是大有成效的办法，以社为家，就要处处勤俭唯尚，方式过左，但能避免一个人犯更大的错误，大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功效。
四十年供销合作社的岁月，许多往事随风而散，甭管你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居领导叱咤风雨，一切都变成了过眼的云烟。但一些特殊的小人物，甚至曾是被边缘化的人，却能给人留下回味的话题。说起供销社煤场的“老哑巴”，如今六十岁左右的人也许并不陌生，因为他常年在煤场售卖煤球，许多人都跟他有过接触，可能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老哑巴是北流村人，大号杨广相，大家都称呼他老哑巴，真正的名字没有几个人知晓。别看不会说话，光会用手比划啊啊，但心里什么事情都清楚。他出身在北流村的名门大家，小时候就被送到聋哑学校读书上学，读书看报不在话下，与人交谈除了打手势外，就是写字沟通。
老哑巴能够留在供销社上班，就是看中他会摇煤球的手艺，干起活来不怕脏不怕累、不投机取巧、勤勤恳恳、朴实厚道。这让主任仇延很是欣赏：煤场就应该有这样一个人干活看家，于是顺理成章地留在了煤场，成为了西峰山供销社的一员。在八十年代初我在供销社上班时，只有不到四十岁的老哑巴由于天天与煤球打交道，身上脸上都蒙着一层黑黑的粉尘，看上去苍老无比，慢慢就被人们称作老哑巴了。虽说不会说话，却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对于家中的老母关心备至，每天下班后常常骑上自行车回家陪伴老人。
就是这么一位残疾人，与正常人相比总是显得非常固执另类，不存在灵活机动的变通方式，体现在工作中就是任劳任怨，有人在场无人在场都一样，该干就干、该休息就休息，一个人和煤、压煤球，摊晒，不完成每天三吨煤球的定量决不罢休，完全在陶醉在自我劳动的快乐之中，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在堆积如山的煤场上，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老哑巴挥汗如雨，不知疲倦的身影忙碌在煤烟之中。在销售煤球的称重中，不管是单位里的熟人，还是陌生的百姓，全部一视同仁，多一斤都要铲下来。
西峰山供销社解散后，老哑巴被老主任仇延安排在了邓庄一个供销社仓库中看门。大概是2006年，我在工商局检查队外出检查，在这里忽然看到老哑巴的身影，忙过去与他打招呼，看到从前的老同事，老哑巴也是一脸的兴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哈哈的跟我比划了半天。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前年的一天傍晚，在公交车上碰见了北流村的杨庭山，从聊天中得知，老哑巴刚去世一年，年愈八旬无儿无女的他，由侄子为他办理了后事，一段往事终于划上了句号。
一辈辈的供销合作社人，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在三尺柜台前，尽心竭力的为山区百姓服务，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将自己最美好的岁月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中。
农村供销社是由农民集资入股创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一九五八年改为全民所有制，一九六一年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一九六六年又改为全民所有制，直到一九八二年又恢复了农村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彻底变成为农民服务的商业组织。
三十多年的岁月，从西峰山供销社人员结构的变化里，就可触摸到历史发展的这一缕痕迹，第一批合作社的创始人由那些公私合营后的个体经营小业主和城镇职工组成，他们从繁华的市镇来到了偏僻的小山村，成为了农村合作社的先行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在毛主席号召的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指示下，一批批的农村青年才兴致勃勃的走进了工厂、走进了矿山，成为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工人阶级，这是世世代代的农民从没享受过的殊荣。记得那时候，谁家能够有人出去当工人，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首先要由生产队提名，大家开会讨论通过，最后由大队审核把关。首要的条件是选择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和家里兄弟姐妹多的家庭，但重点的倾斜对象还是在生产队和大队干部的子女。也就从那个时候起，一拨拨的农村青年变成了合作社的新生力量，成为了新时代的商业人，真正变成了以当地农民为主导的供销合作组织。
一九七一年西峰山供销社在流村公社各村招收了第一批全民性质的商业职工，他们分别是古将村：姚春红，新村：刘元龙、张乃英、刘长存、陈玉环，黑寨村：张淑珍、谷桂平，北流村：杨庭海，上下店村：谢景生、杜玉莲，南流村：徐德明、张建国、小徐（会计）陈进红，西峰山村：王叔芝、李淑珍。
一九七五年，西峰山供销社又招收了第二批集体性质的供销社职工，分别是：西峰山村：李怀昆、周万海、马全来，北流村：杨广成、沈玉昆，谷瑞生，南流村：曹瑞良、艾淑清，上下店村：王殿明，新村：李淑珍、葛玉树，黑寨村：刘长水、黄进富，古将村：谷天春，白羊城村：姚长凤、刘长伟。
一九七八年，西峰山供销社以上调社员的身份招收了一批临时工，分别为：贾国际（南流村）、徐万仓（南流村）、王国明（古将村）、郭俊林（北流村）、姚长宽（白羊城村）、陆景明（白羊城村）、赵连富（王家园村）、王学良（新村）。
一九七九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退休接班的高潮，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老职工的子女顺理成章到单位接班，一跃成为了全民职工。要知道那时候供销社招工基本上是合同工或者临时工了，已经完全取消了全民或集体的身份，这让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一些老职工非常焦急，于是纷纷办理了病退的手续，于是就有了第二批接班人员的出现。
　　一九七九年到西峰山供销社接班的第一批人员有：于贵义（阳坊乡）、刘铁刚（桃洼乡）、罗海山（南口镇）、赵子福（平谷县）、马全林（流村乡）。一九八零年到西峰山供销社第二批接班的有：闫志东（海淀区双塔村）、王淑云（海淀区）、肖志山（海淀区）、杨喜（昌平沙河）。在这两批接班人员中，表现最优秀的当属刘铁刚，小伙子聪明伶俐、胸怀韬略，说话和气，而且长得面容和善，深受领导的器重，一九八六年，冯连仲担任高崖口供销社主任，刘铁刚就被提拔为高崖口供销社的副主任，两年后，他又受到昌平县供销社燕寿园总经理邱之军的赏识，一跃成为该培训中心的副总，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谁知命运多舛，四十多岁因身患疾病英年早逝，不禁让人唏嘘。 一九八零年，西峰山供销社又招收了一批合同工，分别是：黄德英（黑寨村）、贾秀敏（南流村）、陈士勇和周万明（西峰山村）。
一九八二年，杨庭海担任西峰山供销社主任后，为了重建供销社的糕点厂，于一九八四年特招了一批合同工，新村：张乃军、张建宽，古将村：姚建环、姚长厚，谷士力，北流村：杨东升、沈德山、孙晓成、郑淑萍、杨秀华，西峰山村：周淑萍、王秀荣。泥洼村：谷福来。伴随着西峰山供销社老职工的不断调走，这批人成为了供销社的新生代，为西峰山供销社的繁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西峰山供销社一路走来，岁月匆匆、职工更迭，人员来来往往更换了一茬又一茬，截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些先后走进西峰山供销社的老职工，几乎调走了三分之二以上，有的是去往更能发挥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有的是因为居住场所就近上班的需要，有的是因为照顾老人孩子的无奈之举。然而有些人则是慧眼识金、具有先见之明，如我非常熟悉的沈玉昆、曹瑞良、杨广成、姚长凤则归属这类人。在一九八五年，那还是山村供销社比较兴旺的时期，而他们透过现象看到更为长远的本质，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早晚有一天供销社会衰落，于是一起投奔到了沙河生产经营部，放弃离家较近的工作单位，而是忍受每天往返几十公里的车马劳顿，风雨无阻的坚持了二十多年直至退休。时间证明，他们的选择非常正确，进入比供销社高一级的单位沙河生产经营部上班，等于进入了一个保险箱，当供销社解散、职工下岗的浪潮袭来时，他们却稳坐钓鱼台高枕无忧，不用四处打工自己缴纳保险，先见之明的举措令人赞叹。
俗话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农村供销合作社，这颗历尽四十年风雨长成的参天大树，其庞大的根系遍布全中国广大农村的角角落落，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谁会想到它也会凋零枯萎、直至轰然倒地，消失在无垠的历史深处呢。历史就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无法预料到的，犹如一个封建王朝的崩塌，只是在眨眼之间。
在国家大力鼓励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仅仅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个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市场活跃、经济繁荣的景象，全民经商成为中国大地势不可挡的浪潮。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农村供销合作社，首当其冲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经营状态每况愈下，商品零售额直线下滑，至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状况日趋明显，自此濒于崩溃的边缘，虽采取了个人租赁承包等多种经营模式，但仍然无法挽回其衰败没落的势头，从一九九七年以后，农村供销社就悄悄地解散了，房屋就地拍卖，有些人调到了昌平、南口、沙河等大型商场上班，更多的人则是遣散回家、自谋生路。昔日人来人往、生意红火的西峰山副食百货门市部，繁荣场景戛然而止，供销社库房曾是车辆穿梭、呈现繁忙运输商品的景观也随风而去，自此沿袭了四十年的农村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崛起、兴旺、没落的历程，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为璀璨星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


西峰山供销社曾经那些的分销店

在西峰山供销社成立之后，先后在流村地区建立了下属分销店，其中有北流村分销店、南流村分销店、新村分销店、古将分销店、黑寨分销店和北庄分销店。这些分销店在计划经济时期，为方便村民的日常生活，支援当地的农业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了广大村民一幕难忘的记忆。
一九八八年高崖口供销社划归西峰山供销社管辖，一九九七年昌平区撤县设区，流村、高崖口和老峪沟合并成立流村镇，自然老峪沟供销社也并入了西峰山供销社的范畴。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三、四年后，在市场经济凶涌浪潮的冲击下，终于随波逐流，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
遥想当年，那些服务当地百姓的分销店，是如何的热闹红火，人来人往喧闹非凡，可转眼间就人去屋空，杂草丛生，变成了沧桑岁月中一段匆匆过往。
　　走进曾经繁华的这些分销店旧址，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往昔琳琅满目的货架令人眼花缭乱，灯火通明的场景光鲜耀眼，经过岁月的冲刷，大部分旧址早已挪作他用破败不堪，有的人去屋空荒草丛生，濒临倒塌的边缘，只有少数几个还在顽强的坚守，但却是门可罗雀、人影稀少。只能在记忆中寻觅那幕曾经的昨天。 西峰山供销社北流村分销店外景。 北流村分销店门市部，地处村外357路公交站。单位职工王礼兰曾开办商品超市。如今房屋出租，另做它用。 西峰山供销社南流村分销店外景。 南流村分销店门市部，地处村边，房屋荒废，个人租用，成为废品收购的堆放场所。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曾在南流村分销店上班，一个月后从这里调往昌平人民商场，分别之时，与一起工作的同事周学仓和张建宽合影留念。 西峰山供销社新村分销店外景。 新村分销店门市部，位于村庄中央，单位职工张建宽在这里开办商品超市。 七十年代初修建的西峰山供销社古将村分销店外景。 古将村分销店门市部，当年地处村边，八十年代初，居住在缓坡之上的古将村民，陆续向西搬迁到平坦的地方盖房居住。由此该门市部被废弃，在村民新的居住地，重新选址，建设了新的分销店门市部。 八十年代末期新建的古将村分销店外景。 古将村分销店门市部。无人租赁、房屋空置。 西峰山供销社黑寨村分销店外景。这座建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门市部，地处黑寨村与黄庄子村之间的荒滩上，院落面积之大有三、四亩地之多。从八十年代开始，黑寨村的村民陆续搬迁到地势平坦的黄庄子建房居住，由此该门市部于九十年代初期废弃，交由大队收回。黑寨分销店重新选址在黄庄子新建了门市部。 西峰山供销社黑寨村分销店门市部。我自一九八零年一月至一九八四年一月在这里当了四年的售货员，这里是工作的开端，也是情感的归属地。四年的时间，我曾与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石立定、刘元龙、谷瑞生、谷天春、沈玉昆和陈进红。 西峰山供销社北庄村分销店外景。 北庄村分销店门市部，该分销店成立于一九八四年，由王国明担任组长，就是从这里开始，他将目光投向了地处北部山区的百姓，克服山高路远的艰辛，坚持用自行车为那里的乡亲送货上门，其持之以恒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得大家的赞扬，由此，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殊荣。 高崖口村供销社门市部外景。 高崖口村门市部，由单位职工张启库继续经营，多少年过去，店内依然是供销社时期的场景，虽说顾客稀少，经营收入不高，但供销社人仍锲而不舍的执着坚守，为百姓服务的精神还在久久的萦绕和传扬。 高崖口供销社瓦窑村分销店门市部。如今房屋空置、另作它用。 高崖口供销社王峪沟村分销店。如今房屋空置、另做它用。 高崖口供销社漆元村分销店门市部。由单位职工杨福山继续从事商店的经营。 高崖口供销社溜石港村分销店门市部。 老峪沟供销社门市部外景。 老峪沟供销社门市部内景，走入店内，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时空，店内商品的摆放和宣传标语仍然一如既往，熟悉的格局、整洁的店堂，用无声的语言讲述着曾经的过往时光，说它是农村供销社的博物馆一点都不为过，更没有丝毫的夸张。 老峪沟供销社马刨泉村分销店外景。 马刨泉村分销店门市部。 马刨泉村分销店内景，空荡荡的店内不见顾客身影，货架上的商品守望着岁月时光，执着坚守，那是一种信念的力量，更是心中一份回味的徜徉 老峪沟供销社禾子涧村分销店外景。 禾子涧村分销店门市部。
静悄悄无声无息，

人声喧哗随风散去；
　　默默守望风雨轮回，

辉煌岁月感怀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