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国习书笔记:从“古质而今妍”谈章草的取法

谦益

从“古质而今妍”谈章草的取法

“古质而今妍”，是唐人对古今书体特征的一个品评。在《书谱》的篇首，孙过庭记述了一段时人将汉魏钟繇、张芝对比晋末王羲之、王献之的评论，称:“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可见，在晋唐“二王”声名藉甚之时，仍有不少人推崇“古质”，这反映了古人的一种审美倾向。

在古代书法史论中，汉魏之时的钟繇、张芝，分别是“真书”和“今草”的创造者，处于转变初期的真、草新体，必然会较多的保存旧体的书写特征，拿他们与后来成熟期的真、草书体相比，自然是“古质”的。“二王”是钟、张的继承者，推动并完成了“真书”和“今草”的转变，他们与钟、张所不同的是，点画“八法”完备，精致而妍美，从而将真、草新体推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就书体由古向今的发展而言，“四贤”分别代表了创始阶段和完成时期的成果，但是“二王”无疑略胜一筹，更加体现书法艺术的与时俱进。若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结论却未必是这样。由于人的审美观念是多元的，并不以“与时俱进”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以钟、张的“古质”与羲、献的“今妍”，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语境中，“古质”，是一种远离今时的、未成熟的、抑或是有缺陷的朴素自然；而“今妍”，则是今时的、技法成熟的、更多理性的工巧精妍。在具有“大巧若拙”、“天然第一”等观念的传统美学看来，这种不成熟的、有缺陷的“古质”，更是一种“天真”的高级美感。

东汉张芝《八月帖》（刻帖），东晋王羲之《豹奴帖》（刻帖），三国东吴皇象《急就章》（刻帖局部）

章草正是这样。作为古草，在其孕育了“今草”之后，就几乎被主流的“今妍”一派所遮盖，以致在隋唐至元明之间的七百年里，几近泯灭，难觅“踪影”。可幸的是，这种被“封印”，使之避免了“与时俱进”中的“推陈出新”，从而保持了相对原生的状态。章草是“古质”的，因为其源出篆书草变，在变化中又与“孪生”的隶书互利，因而在笔势上兼有“篆法隶势”；经过东汉后期正体化的规整，又与“隶楷之变”相沁润，所以在法度上也具有“章则楷法”。章草的这种承古开今的特殊经历，使之具有了醇厚独特的古意和“章味”。元人尊古，认为宋人变法导致“古风荡然”，于是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一众书家复古魏晋，在宗法“二王”的同时，“古质”的章草也被追捧，这种风气经明人接力，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章草因“古质”而“起死回生”。

明·宋克《孙过庭书谱册》（墨迹本局部）

考察元明以来章草书家的取法，也无外“古质”和“今妍”两派。如前所述，章草“承古开今”，兼具“篆法隶势”和“章则楷法”，因而在取法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既可“取今”，也可“法古”。沈曾植有个“古今通变”的说法，即:“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论行楷隶篆通变》）章草的取法，正如其说，具有“通今”和“通古”两种取向。元明时期的赵孟頫、邓文原、宋克、祝允明等人皆是以“今法入草”，表现为“通今”的倾向。以集大成者宋克为例，他前学皇象、索靖，后学赵孟頫，体势多出《急就章》，但在笔法上更多的参以今体行楷之法，点画犀利，处处争锋；波磔粗犷，剑拔弩张，其峻劲潇洒的风格与赵孟頫的“温润妍美”形成对比，虽给章草赋予了新的面貌，但却有损魏晋古意。清末以来，在“碑学”兴盛的背景下，章草变法之风又起，针对元明章草“通今”而“古质”缺失的问题，沈曾植、于右任、王世镗等人逆向而行，“引碑入草”，王蘧常更是独辟蹊径，“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其大字作品则几乎尽用篆籀笔法。王蘧常的“通古”之变，使之有了比魏晋形态更加“高古”的面貌。

王蘧常章草作品

由上可见，章草的复兴，是人们对“妍美”之风逆反后的一种选择，章草的价值更在于“古意”和“章味”。所谓“古意”，是指出于今法之前的朴、拙、简、陋。所谓“章味”，则是指质而不野、文而不华的气蕴和意味。基于此，斟酌古今得失，关于章草的取法似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少用“八法”。点画“八法”形成于魏晋时期，后人将其概括为“永字八法”，王羲之被尊为“八法之宗”。魏晋时期的章草虽已初具“八法”，但尚不精炼完备，譬如少“趯”（钩）多“磔”，“侧”（点）和“勒”（横）常似“波磔”，“掠”（撇）和“磔”（捺）常见“波挑”等等。今人所见魏晋时期的章草范本，多为唐宋以后翻刻，难免受今法影响而失其本真。例如，沈曾植指松江本皇象《急就章》的笔势，“是唐人八分，非汉人八分”，就是说多为唐楷写法，缺少汉隶特征。所以，章草的笔法应从出土的简牍残纸中寻找真迹，并与传世范本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得其本质。

二是慎用“连带”。章草与今草不同，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牵连映带只在一字之中应用，而且一字之中也少有“一笔书”式的连写，往往以左右、上下的“断”与“连”对应，抑左扬右，上轻下重。孙过庭说“章务检而便”，这里的“便”，主要意义也不是“流便”，而是“符号化”后的“简便”。偏旁部首的“简”，与主体牵丝连带的“繁”，在相互映衬下也能产生“巧”的效果。

三是参以“篆隶”。章草具有篆、隶基因，篆、隶的体势笔法是其“古质”之本。对于纵向走笔的字，可用直笔，行篆引圆转之势；对于横向走笔的字，则取侧笔，行方折偃波之势。这两种笔势，也可在一字之内应用，通过起收使转的变化，达成统一。

四是笔势“内敛”。“章务检而便”之“检”，是自我收敛的意思。（《尚书正义 · 卷八 · 伊训》:“检，谓自摄敛也”）章草与今草的纵逸奔放不同，讲究笔势内敛，中气充盈，从而形成“鼓荡”的气势和张力。汉简草书中纵向、横向、斜向的长划，在规整后的魏晋章草中已基本不见。章草的美感，也因气质内敛、含蓄而蕴藉。“检”，还有“用中”和“适度”之意，“炫技”或过于张扬某一特点，往往适得其反，即使像宋克、王蘧常那般成就，也会有“过犹不及”的问题。

总之，章草不追求完美，因为“古质”本就是“不完之美”，而“不完之美”正是美学的至高境界。

2024年1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