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明孝宗——朱佑樘

汐玥

朱祐樘 [zhū yòu chēng]

明朝第九位皇帝

明孝宗朱祐樘（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2]），明朝第九位皇帝（1487年－1505年在位），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1]，生母为孝穆纪太后[3]。[55]

成化十一年（1475年），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朱祐樘即位，年号“弘治”[4]。朱祐樘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女色，勤于政事，广开言路。在位之初，贬斥方士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遣散“传奉官”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法王、国师等一千余人。相继起用丘濬、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入阁，以王恕、马文升、刘大夏、戴珊等执掌六部。为解决财政危机，下诏减省光禄寺费用，屡次明令禁宗室、勋戚侵占民田。朱祐樘重视司法，曾组织编纂《大明会典》，修订《问刑条例》。史称其统治为“弘治中兴”。虽在统治中后期宠信宦官李广，但能改过自新。不过此时土地、户籍、军伍严重空虚，亦出现一定统治危机。[55]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祐樘在乾清宫驾崩，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岁。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泰陵。[5][6]有诗集五卷[63]，今多散佚。

作为守成之君，朱祐樘在“法祖”的旗帜下，对祖制有完善与创新，革除前数朝诸项弊端，全面推行新政。在他的带领下，弘治君臣较好地处理了各种政治问题，营造了“中兴”的局面。因此，历代史家对朱祐樘的评价普遍较高，将其称颂为贤君，比于汉文帝、宋仁宗。[56]

全名

朱祐樘

别名

明孝宗、弘治帝、敬皇帝(谥号简称)[62] 、泰陵(以陵寝名指代)[62]

谥号

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1]

封号

皇太子(即位前)[1]

庙号

孝宗[5]

年号

弘治

所处时代

明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北直隶顺天府(今北京市)

出生日期

1470年7月30日(成化六年七月初三日)

逝世日期

1505年6月8日(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

逝世地

北京紫禁城乾清宫[5]

陵墓

泰陵[5]

安葬地

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内

在位时间

1487年9月9日 至 1505年6月8日

前任

明宪宗朱见深

继任

明武宗朱厚照

主要成就

修《会典》，立制度，开创“弘治中兴”

主要作品

诗集五卷(多已佚失)[63]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初三日，朱祐樘生于北京紫禁城西宫。他的生母纪氏[3] ，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大藤峡起义平息后，纪氏被俘入宫中，后被明宪宗朱见深临幸，遂诞下朱祐樘。[42]

成化十一年（1475年）五月十九日，宪宗正式对外公开了这个儿子，并取名“祐樘”，这是他名字的由来。[43] 同年九月二十日，朱祐樘被册立为皇太子。[44] （关于朱祐樘幼年时与万贵妃的纠葛，参见“人物争议”目录）

成化十四年（1478年）三月初二日，朱祐樘行冠礼。[45] 同年出阁讲学。朱祐樘颇聪颖，也较用功，每背诵所讲过的书，未尝有错误。听讲时，专心注目，不转移视听。他还注重礼貌，讲官误读了字时，他不加指责，只是不跟着读而已，待讲官改读以后方才应接。后来，宪宗主持制定了《文华大训》，有时也以此进讲。每当此时，朱祐樘必令左右撤案，离开座位立听，听罢又才复坐。在朱祐樘成长的过程中，司礼监太监覃吉起了较好的作用。覃吉朝夕相伴，侍奉惟谨。他还向朱祐樘口授四书，谈论古今政典、天下民情以及农桑军务等等。宪宗向朱祐樘赐予庄田，覃吉劝其不要接受，说：“天下将来都是太子所有，无须要什么庄田。”有一次，朱祐樘偶然与内侍一道诵佛经，听见覃吉来了，赶快放下换成《孝经》。其实覃吉已经知道了，却明知故问：“太子在诵佛经吗？”朱祐樘答道：“没有，是《孝经》。”覃吉说：“很好，佛书荒诞不可信。”覃吉虽然身为宦官，却叮咛朱祐樘要防止宦官擅权。他说：“奴才老了，没有什么奢望，愿他日天下有贤主！”[46]

理性治国

朱祐樘身弱多病，但即位之后，仍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自己办理政务。同时，朱祐樘又在弘治元年（1488年）采纳大臣的建议，重开大小经筵[7] ，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由于朱祐樘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朱祐樘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朱祐樘的努力，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统治后期

由于朱祐樘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因此，朱祐樘希望通过佛道之术能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再次祸乱朝政。深得宠信的宦官李广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李广畏罪自杀，朱祐樘认为李广家中有天书，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他这才有所醒悟。此后，朱祐樘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远离佞臣，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大力整顿朝纲，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

英年早逝

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六岁[5] 。他在弥留之际召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入乾清宫接受顾命[5] ，命传位于皇太子朱厚照，并叮嘱诸卿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最后给太子朱厚照的最后嘱咐是“任用贤臣”。

为政举措

主词条：弘治中兴

政治

铲除奸佞，严管宦官

朱祐樘不拘泥守旧，敢于否定前任宪宗的政既定政策，大胆拨乱反正。成化年间，宪宗宠信佛道，致使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朱祐樘诏令朝中不可崇佛信道，将前朝的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一律革除，处死曾经妖僧继晓，使文武百官相庆。[8]

在人事安排上，朱祐樘把前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及奸佞小人如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9] 、万贵妃的弟弟万喜[9] 等人，毫不手软地做了处理。内阁首辅万安被罢官[10] ，梁芳被下狱，李孜省被流放[11] ，同时，朱祐樘罢免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12] 一千余人。此举有利于去除冗员，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朱祐樘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

广开言路，尊重内阁

朱祐樘即位后，任用正臣，广开言路。他曾将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宫内文华殿壁墙上[13] ，平时熟记，做到心中有数，意在掌握官员动态，不受蒙蔽。他每天上朝听政，除早朝外，还恢复早已废弃的晚朝制度；常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允许太监代批奏章。有一天，仁寿宫起火，人慌马乱的救火，忙了一夜，朱祐樘没合一会眼，因此他没去上朝，就特地派人到朝堂向众大臣说明原因，向众臣请假。

朱祐樘尊重内阁，将内阁地位提高于六部之上。以往，吏部尚书职位高于阁臣。洪熙时，大学士杨士奇加至三孤兼尚书衔，然品叙位居吏部尚书蹇义及夏原吉之下。弘治四年（1491年），丘濬以礼部尚书入阁，当时王恕任吏部尚书，为六卿之长，位居丘濬之上。而至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内宴时，朱祐樘便改让丘濬居王恕之上，以后，由侍郎、詹事入阁的人，班皆列于六部尚书之上了。朱祐樘的这一作法，适应了宣德以后阁权增长的趋势。而他自己是较为信任内阁的明朝皇帝，当时，徐溥为首辅，刘健班列第二，后李东阳、谢迁先后入阁，同心辅政。事有不可行之处，诸阁臣常共争之，等到徐溥致仕后，刘健与李东阳、谢迁三人参与军国要务，更被天下称为贤相。[60]

在用人准则上，朱祐樘完善了明朝的官吏考察制度，即选庶吉士制度；首创选贡制，为选拔正臣从制度上给予了保证：

关于官吏考察制度，朱祐樘规定了考察时间，扩大了考察范围。以往，京官虽有十年考察的条文规定，但居官大多仅九年，有的因年劳转迁，有的因服除改补，大多不能满足十年之期。为严格执行考察制度，弘治时定为谏官六年一考察。朱祐樘还规定；外官三年一朝觐，以辰、戌、丑、末进行岁察，从而在时间上给予一定的保证。从考察范围来看，以往，各处参将等武官虽与布政使、按察使二司文臣相等，但从无考察之例，弘冶元（1488年）正月，朱祐樘开始命考察武职镇守等官。以往，钦天监和太医院官员是否参加考察，各朝并无统一规定，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朱祐樘今两京五品以下，包括钦天监和太医院官员一律参加考察。三月，还将以前不由吏部考察的翰林院改为由吏部会同翰林院掌印官考察。九月，规定王府辅导官也要参加考察。[60]

关于选庶吉士的制度，鉴于历朝关于选庶吉士的时间、主管部门、选拔办法及人数均无规定，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台二科同选；有时由内阁自选，有时由礼部选送，有时内阁和礼郎同选；有时限年岁，有时限地方，有时采誉望，有时就廷试试卷中查取，有时另出题考试，均无定制。朱祐樘遂定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由内阁和吏礼二部考选，并规定了考试办法，自此成为定制。[60]

关于选贡，则为朱祐樘首创。明初岁贡，一定由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充选，但后来只取食廪年深者，造成英才大多被滞留的现象。朱祐樘遂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以充贡，从而保证了英才入选。[60]

朱祐樘的这些措施，使大量有才者得以进入朝廷任职，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局面，保证了弘治各项改良措施的实施。[60]

待臣宽厚，废除苛法

朱祐樘待臣下很宽厚，能推心置腹，从未鞭打过大臣，因此，君臣之间亲密无间，形同家人。朱祐樘对臣下宽厚平和，京官夜返家中时，必派铺军执灯传送。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确属相当不易。这样，一大批以廉洁、勤奋、有事业心、以国为家的贤臣得以有机会施展才干，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良臣大集合。朱祐樘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每天的早晚朝之外，还每天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称为“平台召见”的朝参新方式。

朱祐樘更正律制，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经济

体恤民生

朱祐樘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他虽没有从制度上对赋役进行突出的改革，但较为体恤民生，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有时甚至还拿出官府的财物，对灾民进行救济。这类记载史书中极多，其中规模较大的便有如下几次：弘治三年（1490年）二月十日，“免河南被灾秋粮”。同月十二日，户部请免南、湖广税粮，朱祐樘全部批准。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因发生水灾，下诏“停苏州、浙江今年织造”。弘治六年（1493年），全年中“以灾蠲者，两京外，山西太原诸府平阳诸县夏税，河南开封诸府夏税之半，祥符诸县秋粮。又免沈阳卫屯粮六万四千余石。则自苏松外，山东饥甚，巡抚王霁先后请发帮金五十余万，米二百余万石，选廉能史验口给之，凡活饥民二百六十余万”。弘治十一年（1498年），免南畿、山西、陕西、广东、广西受灾税粮。弘治十四年（1501年），对两畿、江西、山东、河南等灾区的既免税粮，又搞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赈济两畿、浙江、山东、河南、湖广等地的受灾军民。上列事例，虽非全面统计，但从中已可看出，弘治时期的减免赋税和贩济灾民，次数相当之多，涉及的地区相当之广。[59]

此外，朱祐樘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朱祐樘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史家称赞他“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弘治以前和之后，都曾发生过较多的农民起义，形成了明中期农民起义的两个高潮，而惟独这个时期农民起义发生极少，是政治上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期。[59]

兴修水利

弘治时期，朱祐樘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朱祐樘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16] 。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他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户口增长

弘治朝，明朝国家税收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同时，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5835口。

军事

整顿军备

明代自正统以来，军事武备逐渐走向衰落，京军疲惫，边防松弛。为振兴军备，朱祐樘依靠以兵部尚书马文升为主要代表的朝臣，在京军整顿与边备守御上做了种种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多少改变了边备空虚的弱态，为“弘治中兴”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但因积弊年深日久，弘治一朝的军队和边防问题依旧百弊丛生，这些小修小补更加难以扭转明朝军事力量日益衰落的趋势。[25]

守边策略

朱祐樘奉行和平政策，对鞑靼的侵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朱祐樘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深入沙漠主动出军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如：1488年都指挥廖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20] 。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1503年朱晖袭小王子于河套。对此，史家褒贬不一。

剿套之议

成化年间，房能、李实、白圭力主搜套，后虽有红盐池之战的败套，然仍不能复套守东胜，竟筑延绥边墙。弘治时，陕西监察御史李鸾上奏因明庭弃守东胜卫，导致现在明朝官兵面对以东胜卫旧地为基地的鞑靼凡数十的入寇一筹莫展，被戮、掠人、畜不可胜计。面对轻骑俟间窃入，杀掳人畜，官军截杀必有报复之心的鞑靼人，吏部右侍郎王鏊力主遣死士捣巢剿套，朱祐樘意动，被大臣赞为真英主，南京刑部员外郎李祚、户科右给事胡世忠以宋夏之警例，建议朱祐樘效仿唐朝筑三受降城。但这些提议，都因为明军纪律下降而不能从行。[22] [23]

民族

哈密事务

朱祐樘在位时期，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羽奴思统治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1488年，朱祐樘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17] ，“给金印，冠服”，恢复故土。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诱杀罕慎，又据其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贡。明朝识破其诡计，阿黑麻只得献还哈密金印。1493年，阿黑麻再占哈密[19] ，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不时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归顺，为患不已。1497年，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收复。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朱祐樘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率军大败吐鲁番军，收复哈密。[18]

蛮莫之争

蛮莫地位置极其重要，其地“紧靠孟养东部大金沙江东岸，垂于孟养胸前，又为自干崖、南甸、陇川西南入孟密、缅甸的门户”，孟密崛起时控制蛮莫得以步步蚕食木邦，而孟养过江也尽力占据蛮莫，对边地各土司产生威胁。孟密、孟养得以相继在土司争斗中占有重要优势，与控制蛮莫地区有着重要的关系。自成化年间到弘治十六年（1503年），蛮莫两易其主，成为司争夺的重要地区。云南巡抚陈金考虑到这些因素，认为蛮莫“认为蛮莫“不可复木邦、孟密，又不各畀陇川、干崖、南甸宣抚司”，最好开设衙门，由腾冲派兵守御。但以朱祐樘为首的明廷因“地方悬远，瘴疠难守”等因素，将其重新划归木邦，引起孟密等土司的强烈不满孟密与木邦双方暂时和好的局面也因此而遭到破坏。虽然因孟养的侵入而导致实力削弱，但孟密仍坚持要与木邦争夺蛮莫，双方的仇恨重新被点燃，边地的稳定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可以说，在蛮莫归属问题上，朱祐樘等人的处理不当，是导致土司间再起争端的关键因素。[24]

外交

朱祐樘在位时，明朝的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乌斯藏、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明朝入贡[21] 。

发明牙刷

中国在南宋已有牙刷了，在中国四川成都中药博物馆依然展出一把宋代竹柄牙刷，堪称医史文物珍品。美国牙科医学会和美国牙科博物馆等的资料显示，世界上第一把牙刷是由朱祐樘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发明的，方法是把短硬的猪鬃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2004年，伦敦罗宾逊出版社出版的《发明大全》一书，列举了人类300项伟大的发明，也把牙刷的发明权归到朱祐樘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