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说实话，在业务上还一直重视我，一直是教研组长，还是市教研室物理组的成员。但政治上经常给我无形的压力，文革时期剥夺参加游行的权利，文革时期的小组会上有人就敲打我：不要以为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四中就离不开你，我没有这样自负，地球离了谁还不照样转。后来不断有老师调出去，我也有离开四中的想法，虽然改革开放了，左的思潮</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还在，出身和海外关系还像紧箍咒样套在我头上。因为文革十年造成国家人才断层，高校也缺教师，我的许多同学都调到地处臨汾的山西师范学院，有同学劝我也调过去，我如实告知我的家庭和海外关系，师范学院不敢要我。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1984年国家允许台属可以在第三地和在台亲属会面，经过申请审批，84年暑假我和弟弟在香港和分别三十多年的母親会面。可是在出海关时，我的证件被扣留很长时间，对我的怀疑没有解除。我去香港会亲，学校许多人猜测我不会回來了，但开学前我准时回来了。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时代又给了我机遇，85年2月24日在四中我被吸收入党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願望终于变成现实。</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我的一生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在无依无靠的时候竟能上完大学，在大飢荒年代没有餓死，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我竟没有挨整（只是下放了两年多）。改革开放后我儿女再没有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包袱。我在四中也是不幸，又是幸运的。虽然思想压力重重，但我周围的同事对我都很友好，我的学生们对我非常尊重和友好。特别是97班的同学更令我感动，我只代他们一年的班主任和课程，在07年正月初五和杨永坤老师聚会后，他们得知我的消息，当晚就有同学打来电话，第二天就有四、五位同学登门看望。之后直到疫情前三年，我参与他们的旅游和多次聚会。丰富了我晚年的生活。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我选对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1986年教师节过后，我到山西电视大学报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我现在在无锡中海锦年芳庭长者社区养老，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span></p><p class="ql-block"><i style="font-size: 22px; color: rgb(176, 79, 187);"> 最终，我要说:我是幸运的！</i></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color: rgb(255, 138, 0);">祝刘文钦老师健康长寿！</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