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的美篇做损

山东人

做损

写这个题目是想了老半天，不，是想了几乎半辈子，每每想起工作队那时做的那些损事就夜不能寐，每次见到那些老实巴交的老乡就无地自容，即便是诚心诚意地忏悔、补救也难于解脱我们的罪过。

1975年我刚参加工作就参加了学大寨工作队，工作队队长带领我们一行五人来到了远近闻名的穷村大山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农业学大寨的工作。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农村、农业、农民这些事情几乎一概不知，当年我血气方刚，一腔热血地认真贯彻上级和领导的指示，不折不扣地落实计划生育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我被安排到第一生产队，当时也就是凭着一股子听党话跟党走的热情、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开始了我的工作队工作。

一队队长老王是一位满脸络腮胡子F满口山东话的山东大汉，虽然没多少文化，可说话诙谐，对农村这些事也是了如指掌，为人处世自有他的一套。记得下地干活休息时，一老哥拿出“旭光”牌打火机抽烟，周围几个人都不认识这个旭字，王队长拿过来不假思索地喊道：“这还不认识，不就是九日光吗？”引的大家一阵哈哈大笑。那天看见他在下棋并连续输了两盘，可这老哥把眼睛拉到头顶摇晃着脑袋自我安慰地自言自语道：“胜败不就是是他奶奶家常事吗，臭棋篓子再来！”他就是属鸭子的肉乱嘴不乱。

“怎么不是他爷爷家常事啊！”观众反问地逗他。

他就是这样什么事到他那，都能变化出新名词来，过去生产队年年冬天去林场采伐搞副业，他总是把采伐两个字调过来说“咱们发财去！”

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号召农村利用农闲时深翻土地，我们工作队当然是坚决执行的，于是我叫王队长他们抓紧落实这件事，可过了好几天他始终没有动静，我又催他，这时他才说出心里话：“小伙子啊，不是我不听你的话，深翻地可以，不是所有的地都可以深翻啊。”

“那是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如果明年种谷子，就不能这么干。”

我更迷糊了“那怎么就不行？”

“黄豆地的好处是地比较干净，我们都是在黄豆地种谷子，不仅长的好而且杂草少，如果不翻地，明年种谷子就不荒，侍弄起来也省事。”

原来如果翻地了，草籽就翻的到处都是，来年谷子杂草混在一起，薅草侍弄谷子就比较麻烦。

那时县革委会还号召农村要多种黄豆，毋庸置疑我们还是坚决贯彻执行。这件事还是被王队长无声地抵御着，对此队长几次批评我，我也三番五次地催促他，可这老哥明着答应，可就是不动声色地该干啥还干啥。后来我几乎是求他，他这才说出实情“小伙子啊，不是我不听你的，多种黄豆没什么不好的，不过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什么地都适合种黄豆。”

我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又是为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黄豆最好不要重茬，更不能应茬。”

对这些什么重茬、应茬什么的我就更不懂了。

王队长一五一十地解释道：“重茬就是今年、明年连续两年都种同样的庄稼，应茬就是隔年种同样的，黄豆重茬还勉强可以，如果是应茬不是严重减产就是绝收，你说我们是听你们的还是不听。”

王队长他始终无动于衷，原来他自有他的小九九。既然如此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通过这些事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看来无论什么事都有它的规律，虽然这些老乡说不出多少大道理，可经过长年累月地实践，其实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那时城里人主要粮食是苞米等粗粮，县革委会为此决定大力推行旱地改水田的“旱改水”工作，对此我们也动员大山村进行旱改水，大会小会讲这件事的重要性，并且各生产队长与工作队立下“军令状。”可王队长明面上应承，而实际上始终不见动静，于是工作队长和我反反复复做他的工作，他不得已把村后一大片平整的旱地种上了水稻，不过他并没有投入太多的肥力和劳力，秋后一场苦霜几乎颗粒无收，而我们也结束了工作队工作而回城了，留下了这些霜打风吹一大片倒伏而颗粒无收的水稻，可怜的老乡们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

后来我碰到王队长并问他“当时为什么就不想旱改水？”

他这才说出实情：“你可能不知道，我们那一嘎达无霜期大约就110多天，种旱田的苞米、黄豆、谷子还勉强可以，水稻根本就上不来。”他说的上不来就是水稻还没有成熟就被霜打死了。说到这他顿了顿沮丧地说：“因为这件事，乡革委会曾经多次指示我们种水稻，我们也实验了几次，都失败了，这次本来我们是坚决不干的，可你们三令五申，逼的我们实在没办法才情不自愿地种上了。可惜那一大片好地，白白的浪费了一年。心痛啊！”

那年头我们不仅对生产队集体指手画脚地不负责任，对老实巴交的辛苦农民也是毫不客气。记得那年批林批孔反击资本主义翻案风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也在深入进行。工作队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深入反击资本主义翻案风，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

春天有些老乡利用田边地头开出一小块地种点小菜小葱什么的，这些对于青黄不接的早春还是起到一些接济作用的，过去村干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并没有限制。可我们工作队就不能这样，几乎是天天拿着铁锹挨着地边检查，发现有种“小片荒”的立即铲平。看着那绿油油的各种小菜，那些老工作队员都很不情愿，实在不行才大概大概地铲几下，而我当时就不理解他们，甚至认为他们阳奉阴违不执行领导指示呢。

秋天有些苞米已经拔蓼结棒了，小片荒那苞米已经冒出红莹莹苞米须子了，花生也结果生出嫩泡泡了，看着是那样的稀罕人。可我们不管这些，坚决割掉这些资本主义尾巴，拿着镰刀东砍西捎地砍那些即将成熟的庄稼。不知道有多少次被佝偻着腰的老大娘哭天喊地骂我们做损，一些怒目圆睁的老农民拿着镐头要与我们兑命，看着好端端还没有成熟的苞米、花生就这样无辜地被我们这些吃皇粮的工作人员毁之一炬时，那些老工作队队员都羞愧难当，纷纷流下同情的泪水，而我还是毫不留情地毁坏那些可怜巴巴的青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些损害老乡们的事不时地再现于脑海中，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老乡们太苦太可怜了，忙活一年往往是食不果腹地挨饿吃不饱，没有办法只能偷偷摸摸地开点小片荒种一点瓜菜苞米啥的，就是养几只鸡也要向工作队请示，我们还理直气壮地大批资本主义，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不是做损吗？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流血流汗地种点小片荒，贴补一下粮食的短缺何罪之有，他们养几只鸡和鸭何罪之有？罪过啊，这不是做损吗？面对这些无辜的的父老乡亲，面对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这就是犯罪，现在无论怎样深刻地忏悔和赔罪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愿这样的损事再也不要发生，但愿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安然无恙生活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