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姐的美篇

新姐

2024年1月21日 星期日 天气晴

今日学国学day9｜《王阳明心学》09

来到了这个世间，你要担当什么角色?

大凡有理想的人，立了志，找到了自己的种子，都会有一段展翅高飞的感觉，感觉自己已经超越了这个社会里的其他人，已经遨游到另外一个美妙的世界，现实世界里的那些烦恼好像因为理想而不存在了。但过不了多久，现实还是会找上门，用很现实的问题来考验理想。

今天一些年轻人热爱自由，不喜欢朝九晚五，不喜欢和自己价值观不一样的人一起工作，他们觉得人生很短，要和有意思的人一起做有一点有意思的事。

但残酷的现实是，和有意思的人一起做有意思的事，往往赚不到钱，养不活自己。所以，如何保持理想，又能解决生计问题，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必须要解决的最大难题。

而要解决这个难题，最关键的是你要确立你自己在这个社会现实里的角色。这个角色可以让你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到最大的平衡。

王阳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王阳明自己一直认为自己家族是王羲之家族的后裔，王羲之的曾祖父是王览。王家在汉朝到西晋，都是名门世家。

王阳明的家族在明代，一直到他的祖父，过的都是隐居的生活，没有一个当官的。到了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才开始改变了家族的风气，一下子成了读书做官的典范。不仅考中了状元。去北京京城当了翰林院编修。后来还当了南京的吏部尚书。

隐和仕，就是隐居和当官，一直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按照儒家的说法，隐居是独善其身，当官是兼济天下。如果运气不好，没有机会，或者，天下无道，皇帝是一个昏君，那么，不如隐居，种田读书，虽然贫困，但是保持自己的气节和自由。如果运气好，或者皇帝有所作为，是一个明君，那么，应该出来做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

王阳明的祖父和父亲，可以说是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王阳明的祖父王伦过的是一种隐的生活，而父亲王华过的是仕的生活。

我们再看唐伯虎和文征明，这两个人，尤其是唐伯虎，在一般老百姓当中，名气可能比王阳明还大。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科考中，王阳明最终被定为二甲进士第二名，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在当时呢，本来应该毫无悬念的唐伯虎，因为卷入舞弊案，被终身剥夺了考试的权利。和唐伯虎同一年出生，少年时代就相识的文征明依然没有考上。唐伯虎这个人是少年天才，15岁就以第一名考上苏州府学。28岁那一年参加乡试，应天府第一名。所以，在1499年的会考，大家都认为唐伯虎一定会录取，结果因为舞弊案而失去了一生的机会。

文征明正好和唐伯虎相反，小时候很笨，到九岁还说不清楚话。考试考了九次都考不上，到50多岁，才因为父亲朋友的推荐，到了京城做了一个文官，但马上觉得做官不适合自己的性格，就找理由辞职回家，靠卖画、卖书法为生，过得非常逍遥自在。

而唐伯虎被贬黜之后，一直心有不甘，最后还是靠卖画卖文为生，但郁郁不得志，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同样是卖画卖文为生，文征明就乐在其中，最后快九十岁去世。

唐伯虎和文征明的经历说明了，在明代，除了王阳明祖父和父亲那两种要么隐要么仕的生活方式，还可以有卖画卖文为生，很像今天的自由职业。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王阳明来说，有几种选择，一是像祖父那样，依靠一点田产，在乡间过读书耕种的生活，二是像父亲那样，循规蹈矩，做一个很正统的士大夫，三是可以像唐伯虎或文征明那样，做一个自由文人，卖文为生。

考虑到明代苏州、杭州一带的城市开始商业化的萌芽，文学艺术因为市场而变成商品，那里的文人被动或主动地选择了卖文为生，失去了主流社会的尊重，但获得市场的认可。

王阳明在绍兴乡间，大约还没有体会到这种商业化的变化，所以，他的选择其实是在他祖父和父亲之间。

当十一岁的王阳明质疑了父亲的科举之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认为只有做圣贤才是一个读书人真正的目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科举考试与成圣之间的矛盾，应该困扰着他。其实宋代以后到明代，知识分子在要不要参加科举考试上，一直有分歧。

王阳明最初对科举并不以为然，但后来慢慢认识到，圣人之学，和科举考试，以及科举之后的做官，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必须带着圣人之学去考试，去做官，而不是为了做官去考试，为了功利去做官。因为把科举考试看作是圣人之学的一个手段。

王阳明在《传习录》以及其它文章、书信中，多次谈及圣人之学和科举之间的关系，他总的看法是，举业和圣人之学并不矛盾，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圣贤之志。

如果你有圣贤之志，那么，无论做什么，都是在磨练自己成为圣贤。不论顺境逆境，都是在磨练自己的志向，磨练自己的意志和德行。同时，王阳明也认识到，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如果不参加科举，就很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很难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不去通过科举而求得官职，就像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却抱怨天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