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介绍信，悠悠半世情

一江春水

“文大”时，还没有身份证，那时盛行“介绍信”，到哪办事，有了介绍信，就会一路绿灯，畅通无阻。我精心保存下来两张57年前的介绍信，是当年“进京上访”时携带的介绍信，是我参与一场闹剧的“历史文物”，是动乱年代的一份佐证，。 这张介绍信当年是由袁颖或者付兰克同学填写 缘起 1966年7、8月份，学校已经不上课了。同学们都戴上“红卫兵”袖标走上街头“破四旧”去了。学校的礼堂和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左一层右一层的，高音喇叭里不时传出“打倒✘✘✘”的口号声，还有班级隔三差五召开批判某某老师的批斗会引得人头攒动、声声怒吼。我有时候晚上回家吃完饭又赶到学校看大字报，围观批斗会。困了往大字报纸堆里一钻，躺下就睡着了。有一天半夜冻醒了，顺着饭菜的香味走进了食堂，看到不少老师在排队打饭吃夜宵。班主任田老师看到我走过来，连忙给我打了一份饭——两个馒头、一碗汤、一碟小咸菜。我不好意思低头吃完赶紧走开。从此我再也不去学校食堂了，生怕再遇到老师给我买饭。家里看学校也不上课了，怕我闲不住跟着别人出门惹事，就把我送到了偏远农村舅舅家避风头。我到舅舅家之后，果然安心听话，每日里“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白天下地里帮助舅舅舅妈拔草采猪食菜，上山采蘑菇，晚上几个姑表兄弟打扑克、下象棋、讲故事，日子过得悠哉悠哉、其乐无穷。这时全国的红卫兵已经开始了“大串联”，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可是我却消息闭塞一无所知。直到在县城读初三的表哥去北京兴高采烈地接受毛主席接见检阅回来后，我才急不可耐地离开那座偏僻的小山村回家返校。听着同学们一个个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串联”中的惊险奇遇时，我心急如焚，后悔莫及。可是为时已晚，“串联”已经结束。我“无力回天”，但是那“串联情结”却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这时南方有人提出“步行长征”的建议，又在全国掀起一轮“步行长征”的狂潮。我抓住机遇赶紧找到刘希昆、赫崇义等同学一起去友谊宾馆附近的一家“红卫兵接待站”办理参加“步行长征”的手续。记得当时一名工作人员看出我一只胳膊有毛病，却没有发现我一条腿也有毛病，就说:“你胳膊这样怎么能长征啊？”当时我气急败坏地极力掩饰说:“我胳膊不好使碍什么事？谁家走路不用腿还用胳膊啊？”把那名工作人员怼的哑口无言。只好把一张地图和一些补助费、全国粮票发给了我。办完手续，已经临近春节。希昆父母心疼儿子，劝说在家过完春节再出门吧！于是我们就决定在家过完春节再出发。可是“天不遂人愿”，过完春节，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鉴于步行长征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即日起取消“步行长征”，撤销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这样，我这个蓄谋已久的出行计划胎死腹中。我和希昆遵纪守法，及时把领取的全国粮票和补助费退还给学校。可是赫崇义胆大贪吃，虽然没出门长征，但他却把粮票和补助费都给提前消费掉了。教导处何老师每每看到他。就追在他后屁股索要补助费和全国粮票，吓的赫崇义不敢到学校来了。就跟他哥哥推带车子在街上混，结果后来在武斗期间被流弹打中，小小年纪死于非命。两次机会，都没能成行，我“贼心不死”，耿耿于怀，始终惦记着要出去走一趟，以弥补“大串联”这一课的缺失。 预备 1967年4月，我听说有东北工人进京上访，北京还专门设有接待站。于是我那颗不安分的心又蠢蠢欲动。我找到班长金宝杰，对他说:“你们都串联了。我哪也没去过，你找几个同学陪我去趟北京吧！”宝杰成熟稳重、心思缜密、有主见，待人诚挚热情，是我最信赖的好同学。开学第一天。参加开学典礼，需要自己带椅子。我们班当时在三楼，我一只胳膊一条腿不好使，上下楼都得扶着护栏走，实在搬不动那个沉重的实木椅子。宝杰心细热情，吃力地拎着两把椅子从三楼下到一楼，开完会又帮我把椅子拎回教室。让我深受感动，铭记于心。宝杰随后找到付兰克、袁颖、蔡建伟、崔洪志四名同学，和他们说了要陪我“进京上访”一事。大家一拍即合，稍做准备就择日出发。我事先又从我“入伙”的红卫兵组织“红色造反团”开出了一叠子空白介绍信。以备不时之需。又跟家里要了两元钱备用，担心带多了半道让人翻出来给没收了。 午夜惊魂 公元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在历史上是个极为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个极不平凡的日子，是一个我永远铭记于心的日子。下午4、5点钟，我们六个同学，清一色打扮:背着黄书包，戴着黄帽子，脚穿解放鞋，一身学生装。不走检票口，悄悄地从四面八方摸进抚顺南站。抚顺到沈阳，45公里，一路顺畅，很快到达。下了火车，没出站台，我们几个站台乱窜，找到一辆半夜11点59分开往北京的列车，便想办法钻了进去。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英雄所见略同”。当天，还有沈阳、鞍山、本溪、丹东共计100多名红卫兵小将也找到这列火车“进京上访”。于是我们汇集到一节车厢，把车厢两边通道门封死，静等列车到点启航。谁知情况有变。车站发现了这个异常情况，立即请示铁道部，说要把我们这节车厢摘掉。同时煽动车上旅客围攻驱赶我们，说我们不下车，坚决不发车。红卫兵小将紧急磋商，识破了车站的阴谋，采取了有力措施:打开封闭独占的车厢，把其他车厢的旅客让进来安排座位混坐。同时，大家迅速分散到各个车厢，与旅客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并且充分揭露车站“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告诉大家我们“进京上访”的大义，争取广大旅客的理解支持。旅客们不再为车站所用与我们为难，而是站到我们一边。车站势单力薄，你来我往地又斗了几个回合，最后在旅客的强烈要求谴责下，终于在延迟了三个小时后的凌晨三点零五分发车了。 但是我们胜利了！大家弹冠相庆，喜笑颜开。“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列车上响起了我们雄伟壮丽的歌声。列车上我们兴奋异常，谈笑风生。袁颖瞅着我疑惑地说:“维新啊，发现你一出门和在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是啊，其实我老实憨厚的外表下面隐藏了一颗躁动的心，一颗不甘寂寞的心，一颗独立自由不受约束的心！前进路上注定不会平坦。列车到达天津，接到命令，不进北京，改道济南。于是我们这拨人只好下车。列车开走后，车站开始清理站台，要把我们这伙人全部清理出去。我们就和车站“藏猫猫”，打起了“游击战”。几个站台来回窜，上上下下到处钻，弄得车站毫无办法。在车站滞留了几个小时，晚上8点多钟，终于来了一列进京的火车，大家蜂拥而上，挤进了车厢。不料，列车到北京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车站已经接到命令，戒备森严，一定要把我们这拨人截住，劝返回原籍。出站口外，一百多名解放军战士手挽着手，列出一道人墙，拦截我们。已经踏上北京的土地，岂可功亏一篑、半途而废？人们群情激昂，走出检票口，突发一声吼:“冲啊！”楞是冲破了这堵人墙，冲进了车站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当时北京车站的夜空黑漆漆的，还下着小雨。我们随着人流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北京故宫“三大殿”。这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临时上访接待站。到了这里，就算是“到家了”。从我们上火车离家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个小时。我又饿又困又累又乏，在一排座椅上找了个座位趴在椅背上就睡着了。清晨醒来时却发现自己是躺在地上睡了一宿。 这张介绍信当年是由金宝杰同学填写 世纪之问 清晨，我们六名同学集合到一起找地方洗把脸就去信访办等待接见。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个子不高的団职解放军干部，名字叫范荣先。他和颜悦色地询问我们上访什么问题。同学们七嘴八舌地提出了许多有关当前“革命”、“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没有一件个人具体问题，所以他很好回答，一一做了解释。这时我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抚顺市的大联合为何迟迟不能形成？当时，上海的“一月风暴”已经席卷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大联合”、夺权阶段，而抚顺市由于“抚联”和“红工联”两大派群众组织积怨甚深，始终联合不起来，耽搁了下一步运动的正常进行。抚顺市民为此忧心重重。我这一问，不仅这位上访接待人员解决不了，就连中央派往抚顺的调查协调小组组长也是一时半会解决不了的。既然如此，那就赶紧给我们安排食宿住下来等待吧！于是我们拿出介绍信，范荣先郑重签上字，给我们安排到“三里河国家科委接待站”。这个接待站房间宽敞明亮，床铺整洁干净，一天免费供应三顿饭，饭菜可口不限量，就是有固定开饭时间，过时不候。安顿下来之后，我们纷纷给家里拍电报打长途电话报平安索要钱粮。我爸爸随即给我电汇10元钱，以备不时之需。 周游北京城 时间宝贵。在等待信访办领导回答、解决问题期间，我们可不能闲着，要抓紧时间各处走走，参观、游览、学习的。三里河国家科委离军博、钓鱼台国宾馆最近，可以先到那里参观，钓鱼台不让进，就在门口往里瞅两眼。天安门广场不算远，必须多去几趟。购买主席像章也是一项必须的内容，一天早上，袁颖几个人起大早赶到琉璃厂站大排才买回来几枚心怡的像章。开始我们出远门还乘坐公交车。可是那时候北京公共秩序已经基本正常，乘客都得买票乘车。我们不习惯，乘务员死皮赖脸拽着我们胳膊不补票不让下车，弄得我们十分狼狈。所以以后我们就不乘公交而靠两条腿走路了。那天去北大抄大字报，走了个来回，把我两只脚掌磨起了5、6个大紫泡。回到住处，也学着当年红军战士用竹签把血泡挑开把血水放出来，不然怕耽搁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外出活动采取自由组合，意见统一时就六个人一起走，有时候三三两两组合分别走。但有时错过接待站饭点，就吃不上饭了。我有时候中午在外边花2分钱买一碗大碗茶喝了充饥就当午饭了。一次我和付兰克去动物园回来走到王府井大街，实在饿急了就走进一家大饭店，也没点菜，一人点了一碗大米饭。没有菜难以下咽。灵机一动倒了些酱油，结果酱油倒多了，有些咸了，只好又拿起醋瓶子往饭里倒醋，嘴里还自嘲地说:“我们这是喝醋(豁出)来了！”气得饭店的服务员把眼睛都要瞪出来了。还有一次，我自己出去溜达，一时兴起，忘记了时间，很晚才回到住处。袁颖担心地说:“你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发`寻人启事‘啦！”住了几天之后，傍晚我们回到住处的时候，楼下总有一群小女孩唱歌跳舞，还冲着我们窗户一齐喊口号:“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有同学不爱听，端起一盆洗脸水泼了出去。小女孩都吓跑了。过一会又回来了，唧唧喳喳地指着我们喊:“✘✘✘，✘✘✘，气得我肝疼肺痒痒！”我当时深有感触，说道，真是“首善之都”啊，人家小女孩骂人都这么文明友善啊！ 回归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我们还没玩够，十几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临近“五一”，北京又要举行大型活动，接待站开始清理上访人员，信访办也几次催促我们返回当地促进大联合形成。并声称要给我们停伙(伙食。)我们只好决定于4月30日回家。回家也不想买票，我们就从永定门车站花两毛钱买张去丰台的车票上车。然而我舌头硬，在北京混了半个月也没把京腔学会，买票时售票员起疑心坚决不卖给我去丰台的车票，我只好央求一当地人替我买了张去丰台的车票。多亏那时候铁路没有实行实名制，要不然还真麻烦了！上车不久。列车一声长鸣，缓缓启动了。我望着车窗外缓缓后退的街景，恋恋不舍地低声说道:“北京啊北京！我啥时候才能够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来到你的怀抱？”车过丰台，列车员开始验票，吓得我赶紧躲进了厕所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估摸着差不多了。就从厕所里钻了出来。结果厕所门口一名列车员正等着我呢，问到:“你车票呢？”我往前一指，说:“在那边呢！”列车员也不说话，就把我领到了一节车厢，我一看，好家伙，我们六个人一个不缺，都在这呢！啥也不说了。列车到达秦皇岛站，列车长把我们赶下了车。我们在车站转悠了半宿，最后找到站长，登记了学校、姓名、家庭住址，站长给我们开了一张“路引”，我们安安心心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第二天中午顺利地到家了！这次进京，我们六名同学同吃、同住、同游，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增进了友谊，加深了感情。大家陪我同甘共苦，每每想起这次特殊年代的特殊旅行，我都情不自已，热泪盈眶！ 反思 那一年我和金宝杰、崔洪志16岁，付兰克、蔡建伟15岁，袁颖最小，14岁。本来如花似玉的年龄，正该坐在教室里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如今却闯荡在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不分、人人以违规违纪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迂腐、以无知无畏为勇敢、以破坏公共秩序为时尚的年代，回校后还大言不惭地把我们这次“进京上访”的历程向许多高年级的校友吹嘘炫耀，博得了大家的一阵阵掌声和赞扬。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我那耿耿于怀的“串联”情结，还有那“惊险刺激、惊心动魄的旅行经历”，极有可能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对我们的一生都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细思极恐，只是我们当时没有明显的自我意识到而已。 这正是:“两张介绍信，历史一瞬间。双眼英雄泪，满纸荒唐言。韶华东逝水，晚霞铺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