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的沧桑与辉煌——中华民国时期（3）

淘沙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从1924年到1927年，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战争。亦称“国民革命”或“大革命”，也称为北伐战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展开，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工农民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高昂的斗争精神。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军队的改编，北伐战争随之展开，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统一中国。

　　1927年，正当大革命处于高潮、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共”“分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从而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6月，因政见不合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此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同时，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滇、桂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总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苏联派来的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是在改组国民党和推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召开的。按照中共三大的决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孙中山主持开幕式并致开会词。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草案对三民主义作了新解释，包含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革命精神，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称之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代表们在是否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有代表提出在章程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员“跨党”，遭到李大钊等代表的坚决反驳。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章程，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国民党右派在口头上对此不能不表示赞成，但并不愿意执行。是否真正执行大会的宣言，实际上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核心问题。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党部。在中央党部各部门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迅速兴起，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黄埔军校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建立军官学校选址于广州黄埔。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立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曾致词：“我们开办这个学校，要用里面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创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事学校。军校成立后，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其他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后为周恩来）、周恩来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此外还有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及各方面负责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黄埔军校最初有许多从苏联来的教员，但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这些苏联教员离开了。

　　1924年5月，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录学生350名，备取120名。5月5日开始入学。6月16日，举行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孙中山到会场给青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还宣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此训词其后成为国民党党歌及官校校歌，并由陈祖康谱曲，该校歌从黄埔五期开始传唱至今。1924～1949年，黄埔军校多次变迁更名，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从第一期到第二十三期，军校共培养32万各级军官。其中1924年到1929年共培养了七期13000余人。这些人中的多数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骨干——“黄埔系”。

黄埔军校校训

黄埔军校校旗

黄埔军校校徽

黄埔军校校歌

黄埔军校证书

　　国民党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广东革命政府还创办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两次东征陈炯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第一次东征后，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将所属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国民政府于1926开始了北伐。北伐军胜利进军，不到半年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得到了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但随着直奉战争的结束，直系军阀内部在权力分配问题上出现裂痕，曹锟与吴佩孚的矛盾逐渐突显，加之曹锟贿选和吴佩孚“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与此同时，退居关外的奉系张作霖，一直在窥伺时机，重返关内。为加强反直实力，张作霖联合孙中山、段祺瑞及其残余势力卢永祥组成三角反直同盟。

张作霖为谋东山再起，加强了对奉军的整编和军事准备。1922年7月24日，张作霖在奉天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自任总监，吉林督军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任副监，统一奉、吉、黑三省军队番号和指挥。首先注重提高其部队的素质，淘汰老弱杂散人员，推行所谓“精兵主义”。将所有部队整编为陆军3个师、27个旅，骑兵5个旅，而且每旅以3个团为标准，约计25万人，并扩编了两个炮兵独立旅和一个重炮团。同时，重用有专门军事知识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为此，张作霖专门在奉天设立军官学校（如东北陆军讲武堂），作为训练军官的机构，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任总督，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均改由军官学校出身者充任。在哈尔滨和葫芦岛建立海军学校，训练和培养海军军官和海军人才。其次，改善和更新装备。除购置大量武器装备陆军外，还购置飞机、军舰组建空军和海军。经过一系列整编，仅两年的时间，奉军战斗力大为提高。

第二次直奉战争自1924年9月15日开始，至11月3日结束。关于双方参战兵力，直系军阀方面包括直隶、河南、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6个省的兵力，有前敌3个军和10路后援部队计25万人。奉系军阀方面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兵力，有6个军约计17万人。不仅参战的人数大大超过第一次直奉战争，而且是陆海空一体，同时战争空间范围也大大超过第一次直奉战争。从整个战略态势来看，直军虽然在人数上稍占上风，但由于吴佩孚专横，树敌太多，且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将领离心离德。同时，直奉两军的装备差距很大，奉系军阀为东山再起，不但对军队进行了整编，还从德国和日本购买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而直军虽然也购置了一些外国进口的装备，但不少是中国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与奉军相比有很大差距。再者，直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经历了对川、湘、闽、苏、浙、粤等省的一系列战事，部队相当疲惫，加之饷械缺乏，斗志不高。因此，尽管战争未开，但已预示直军失败不可避免。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镇威军的名义，自任奉军总司令，率奉军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

直系军阀吴佩孚于9月14日由洛阳北上。到北京后，曹锟即发出讨伐张作霖的命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南海四照堂设司令部。18日，吴佩孚对作战进行了具体部署。设四个军部署陆防，由援军第一路司令曹锳为司令；以曹锟四弟曹锐为军需总监，李彦青为副监兼兵站总监；前敌第一军彭寿莘为东路，沿京奉线前进，由山海关进攻辽沈；第二军王怀庆为中路，出喜口直攻热朝；第三军冯玉祥为西路，出古北口直攻开鲁。设置海疆防御，以防御口岸，巩固地方。旨在护送士兵，并以大沽口为根据地，秦皇岛为战区，葫芦岛为前线。同时，还设置航空总司令，旨在侦察情报，轰炸敌方，并把空军组成四队，分别驻北戴河、滦县、朝阳及航空处，计有飞机70余架。除正规部队外，还有一些别动队，如骑兵、民团等配合作战。吴佩孚这一部署被称为“四照堂点将”。9月15日，奉军李景林第二军第二十三旅李爽恺部在义州、九官、台门与直系毅军米振标部四营接战，拉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

　　张作霖为谋东山再起，加强了对奉军的整编和军事准备。1922年7月24日，张作霖在奉天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自任总监，吉林督军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任副监，统一奉、吉、黑三省军队番号和指挥。首先注重提高其部队的素质，淘汰老弱杂散人员，推行所谓“精兵主义”。将所有部队整编为陆军3个师、27个旅，骑兵5个旅，而且每旅以3个团为标准，约计25万人，并扩编了两个炮兵独立旅和一个重炮团。同时，重用有专门军事知识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为此，张作霖专门在奉天设立军官学校（如东北陆军讲武堂），作为训练军官的机构，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任总督，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均改由军官学校出身者充任。在哈尔滨和葫芦岛建立海军学校，训练和培养海军军官和海军人才。其次，改善和更新装备。除购置大量武器装备陆军外，还购置飞机、军舰组建空军和海军。经过一系列整编，仅两年的时间，奉军战斗力大为提高。

　　第二次直奉战争自1924年9月15日开始，至11月3日结束。关于双方参战兵力，直系军阀方面包括直隶、河南、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6个省的兵力，有前敌3个军和10路后援部队计25万人。奉系军阀方面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兵力，有6个军约计17万人。不仅参战的人数大大超过第一次直奉战争，而且是陆海空一体，同时战争空间范围也大大超过第一次直奉战争。从整个战略态势来看，直军虽然在人数上稍占上风，但由于吴佩孚专横，树敌太多，且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将领离心离德。同时，直奉两军的装备差距很大，奉系军阀为东山再起，不但对军队进行了整编，还从德国和日本购买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而直军虽然也购置了一些外国进口的装备，但不少是中国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与奉军相比有很大差距。再者，直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经历了对川、湘、闽、苏、浙、粤等省的一系列战事，部队相当疲惫，加之饷械缺乏，斗志不高。因此，尽管战争未开，但已预示直军失败不可避免。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镇威军的名义，自任奉军总司令，率奉军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

　　直系军阀吴佩孚于9月14日由洛阳北上。到北京后，曹锟即发出讨伐张作霖的命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南海四照堂设司令部。18日，吴佩孚对作战进行了具体部署。设四个军部署陆防，由援军第一路司令曹锳为司令；以曹锟四弟曹锐为军需总监，李彦青为副监兼兵站总监；前敌第一军彭寿莘为东路，沿京奉线前进，由山海关进攻辽沈；第二军王怀庆为中路，出喜口直攻热朝；第三军冯玉祥为西路，出古北口直攻开鲁。设置海疆防御，以防御口岸，巩固地方。旨在护送士兵，并以大沽口为根据地，秦皇岛为战区，葫芦岛为前线。同时，还设置航空总司令，旨在侦察情报，轰炸敌方，并把空军组成四队，分别驻北戴河、滦县、朝阳及航空处，计有飞机70余架。除正规部队外，还有一些别动队，如骑兵、民团等配合作战。吴佩孚这一部署被称为“四照堂点将”。9月15日，奉军李景林第二军第二十三旅李爽恺部在义州、九官、台门与直系毅军米振标部四营接战，拉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

　　此次战争战线由朝阳至冀东，先后经热河、山海关、朝阳、赤峰、九门口、石门寨等战役，其中对战争进程起决定影响的是热河之战和山海关之战。由于热河之战对奉军进攻和防守关系重大，同时奉军计划在取得热河战场主动后，会同第一、三联军在山海关与直军决战。因此，张作霖亲自督战指挥。奉军兵分南、北两路对直军展开进攻。其中南路由北镇出发，经朝阳、凌源进入喜峰口，以吴俊陞部骑兵为主力部队；北路计划由通辽至开鲁，再经赤峰南下承德，向喜峰口以西各口展开进攻，以李景林、张宗昌所率奉军第二军担负。而在热河的直军相对奉军，直军不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

奉军南路进攻比较顺利，直军没有作激烈的抵抗。9月15日，奉军进入义州，16日占领奉天通向热河的重镇阜新。随后，奉军集中兵力进攻朝阳。驻守朝阳的直军朝阜边防司令兼第十二师第二十六旅旅长刘富有所部不思抵抗，很快放弃朝阳。23日，奉军占领朝阳县城。奉军占领朝阳后，北路奉军也发起对建平、凌源、赤峰的进攻。在进攻凌源时，奉军虽遭到由王怀庆、董政国率领的直军后援部队的激烈抵抗，双方伤亡惨重，但奉军最终还是占领了凌源。与此同时，主要由许兰洲、吴光新统率的奉军第六军和由李景林统率的第二军，也发起对赤峰的进攻。双方激战数日，奉军在飞机的支援下，于10月8日占领赤峰。赤峰的失守标志着热河战场的大局已定。之后，奉军先头部队迅速向长城脚下的冷口附近挺进。

　　山海关是“京师屏翰”、“辽左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直奉双方都将主力集中于此，故山海关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主战场。

为防备奉军对山海关的进攻，自9月中旬开始，直军便将大批军队齐集于此。随着热河战场的失利，为加强山海关的防御能力，吴佩孚派彭寿莘为直军第一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直接指挥第十五师，在山海关一带严密布防。同时，为争夺山海关，奉军也投入了大量兵力，张作霖令姜登选的第一军和张学良的第三军组成联军指挥部，计划由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指挥第二、六旅从正面进攻山海关，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指挥第四、十六旅从九门口以北侧面对直军进攻。从9月17日起，双方便发生多次小规模的冲突。9月29日、30日，奉军以火炮和飞机对直军山海关至昌黎之间的营房和军车实施猛烈轰炸，相继占领万家屯、龙王庙、姚家庄等地。10月4日，奉军主力部队接近直军第十五师阵地。7日，张作霖下达总攻击令，奉军第一、三军全线出击。直军第一路部队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阻止了奉军的前行。奉军于是将进攻重点转向侧翼的九门口。九门口位于山海关西北，地势险要，是除山海关之外另一条通向关内的要道。10月8日，姜登选直接指挥奉军第十九旅向九门口北侧的黄土岭进攻，未遭直军抵抗超过长城，向九门口实施包抄。之后，奉军第二、六旅向九门口发起攻击，经激战，打败兵力薄弱的直军，占领九门口。九门口的失利，不仅大挫直军的锐气，而且打开了直军的防线。之后，奉军乘胜进军，先后攻占里峪、外峪、响马峪，包抄山海关，并且派齐恩铭旅沿九门口北侧向石门寨进攻。

　　石门寨距山海关仅25公里，奉军如占领此地，便可南下直取秦皇岛，切断直军的退路。为避免后路被断，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立即组织兵力增援石门寨。11日，吴佩孚抵山海关，察看石门寨、赵家峪、沙河寨等直军阵地，决定再度增加援助，并命直军夺回九门口。14日，直军向九门口发起总攻击。奉军依险拼死抵抗，双方伤亡惨重，渐呈对峙状态。15日，奉军以孙旭昌团作为突击团，一举突破直军防线。16日，奉军进占石门寨，并乘势进抵柳江。17日，直军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张席珍率部到达，方使直军在秦皇岛北面战场的危机得到缓解。山海关之战是整个直奉战争的决胜之战，双方都投入了精锐部队。从16日开始，奉军对直军发起进攻，在威远城、三道关和二郎庙与直军发生激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的伤亡非常大。仅在三道关、二郎庙之战，直军便伤亡三千余人，奉军亦有八九百人之多。

北京政变

　　正当双方激战相持之时，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陕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兼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组成的反吴三角同盟发动北京政变。

　　10月22日，冯军鹿钟麟部先抵北京，包围总统府，占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同时，孙岳部由冀南开向南苑，胡景翼部由迁安、遵化开回通州。23日，冯、孙、胡通电呼吁“和平”。24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停战，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同时将总统曹锟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北京政府的主导权由直系改归奉系。与此同时，冯玉祥等将其所属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

　　冯玉祥等人政变倒戈，使直军前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吴佩孚得到北京政变消息后，急忙抽兵回救。10月24日，奉军乘势发动对直军猛攻，先后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等地，冯玉祥国民军亦在杨村、北仓一带击败吴军，并占领天津。吴佩孚在奉军和国民军的夹击之下，于11月3日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乘舰南下。至此，激战近50天的直奉第二次战争以吴军主力基本被消灭而告终。

第三次直奉战争（又称浙奉战争）

　　浙奉战争，又称第三次直奉战争，爆发于1925年，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与东南地直系军阀为争夺江苏、安徽的地盘，在上海、南京、徐州一带进行的军阀战争。

　　1925年1月，皖系军阀卢永祥与张作霖勾结，免去了直系军阀齐燮元的江苏督军职务，第二次江浙战争爆发。在奉军大部兵力南下、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驻上海的齐军一败涂地被全部缴械，齐燮元也被迫通电下野，逃往日本。江浙齐卢战争遂告结束，直系军阀孙传芳自福建率兵入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

　　1925年9月，北京政府在奉系逼迫下，任命奉系军阀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邢士廉师驻军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张作霖遣11个师进据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江苏等省，控制京奉铁路（北京―沈阳）和津浦铁路（天津―浦口）全线。这样，长江流域下游为奉系所控制，并与东北联成一片。这种态势，破坏了上海永不驻兵的决定，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直系感到严重威胁。奉系席卷全国的野心，也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因此便有联合抗奉的酝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10月初，直系军阀孙传芳在杭州召集直系和有关各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出兵讨奉的任务。在作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10月11日，孙传芳发表通电，以奉军在上海欺压百姓、压迫工农运动为名，呼吁各国派员来沪进行调查，骗取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以此为由向奉军发动了进攻。10月14日，奉系杨宇霆命令邢士廉旅迅速由上海退出，并且在通电中解释“前因沪案发生，为维持秩序，不得不酌调军队，宣布戒严。现在沪案已解决，应将戒严司令名义取消,将所部军队撤退，并将江苏警务处移驻上海，以资镇慑”。10月15日，孙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通电讨伐奉系。他以陈仪、谢鸿勋、卢香亭、周凤岐为一、二、四、五军司令，自己兼任第三军司令，分五路向上海、宜兴、苏州等地进攻，浙奉战争正式爆发。

　　奉系军阀们没有料到孙军会如此神速发动攻势，一时陷人被动。这时，奉军从榆关到天津、浦口、南京、上海一线,恍如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兵力分散。而此时的冯玉祥部又在后面积有重兵，如趁机出兵加以截击,就会使奉军陷人首尾不能相顾的险境。为此，杨宇霆决定缩短战线保全实力。10月16日，孙军第2路占领上海，第4路占兴,随即又向苏州、无锡开进。在孙军到沪和奉军撤沪，两者之间相距仅一小时左右。由于奉军对孙军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退兵十分迅速。因而，孙军的进展也十分顺利，一路进军几乎兵不血刃，奉军则向镇江退走。19日，驻守南京未及撤走的奉军第8师大部被苏军第4、第10师包围缴械，除一部渡江逃走外，师长丁春喜被俘。20日，孙传芳到南京后，即派谢鸿勋师渡江追击奉军，奉军又退往蚌埠。21日，驻防泗县的皖军倪朝荣旅开到淮关，电促姜登选下野，姜见奉军大势已去，无力挽回败局，于23日被迫辞职离开蚌埠，奉军也由蚌埠向徐州方向退却。10月21日张宗昌统率援军到达徐州，摆开战场，准备与孙军大战一场。但在此时，孙军却占据蚌埠后不再前进。原来孙传芳在此期间与退据湖北的吴佩孚和北方的冯玉祥已预有密约，迫切希望有吴佩孚鄂军或冯玉祥的国民军接替进攻徐州的任务。不料吴、冯两部未能履约。26日，张宗昌调兵由陇海路新安镇忽然进攻海州，苏军白宝山部不敌败退。奉军又沿运河南下进攻清江浦，苏军马玉仁部在城外战败，只好困守孤城。此时，孙传芳调动苏军郑俊彦、陈调元两师前去增援，才遏止了奉军在东线的攻势。

　　11月1日，张宗昌又在津浦路发动进攻，用铁甲车装载白俄军冲锋前进。前线皖军见到“洋兵”助战都很害怕，由任桥一路败退到固镇以东。此时，孙军前敌总指挥卢香亭,一面拆毁铁路阻止奉军前进，一面派陈仪，谢鸿勋2师绕到奉军的后面截断退路。孤军冒进的白俄军和奉军一部，受前后夹击，突围无望，只得举手投降。在这次战斗中，白俄军有 300余人被杀。张宗昌所派前敌总指挥施从滨，也在新桥站被擒，所部鲁军第47旅全部被包围。张宗昌又派褚玉璞率部增援，接应鲁军第47旅反攻突围，但未能如愿。11月3日，鲁军第 47 旅被缴械解散，褚玉璞见救援无望，便率部在宿县、夹沟之间布阵，与孙军相峙。张作霖自感战局与已不利，便命令张宗昌不要再战，保全实力退守山东。因此，张宗昌于11月7日下令退却。邢士廉、许琨、毕庶澄等部也由海州、宿迁退回郯城、台儿庄，褚玉璞等部由宿县、徐州退回韩庄、临城。11月8日，孙军占领徐州。20日，孙传芳通电自徐州返杭。从此,苏、浙、皖、赣、闽五省遂为孙传芳割据。浙奉战争也宣告结束。

　　直奉战争对政局带来巨大影响。1924年秋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军政实力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变化。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对中央的控制加强。.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帮助，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对北洋而言，可谓大伤元气的内争。战后一度形成奉军与国民军抗衡的局面，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各军阀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然而，由于段此时已缺乏实力，不能形成新的权势重心，其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不久军阀之间重启战端，本来被冀望于北洋体制内加以解决的中国政治问题开始转向体制之外的解决途径。

　　国民党在北洋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基本置身事外，养精蓄锐，致力于自身的军政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而北方军阀却因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彼此严重削弱，逐渐走上末路。后来国民党以相对弱小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战争的巨大成功。

孙中山《北上宣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谋求国内和平统一而决定北上。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接受邀请，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并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此时，各地军阀却准备召开“善后会议”抵制召开国民会议。鉴于当时形势，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并支持孙中山北上。

　　孙中山自1924年11月13日动身，途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12月初，由日本抵达天津，12月31日到达北京，至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共120天。途中，孙中山多次发表宣言，表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中山北上之行，促进了国民会议运动与1925年夏兴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开展，启发了民众的反帝反军阀思想，推动了后来北伐战争的爆发。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冯玉祥其实跟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一直有联系，孙中山早在“曹锟贿选”当上大总统的1923年，就派密使往见冯玉祥，暗示他以武力倒直，但当时冯玉祥掌握的兵力有限，并且条件也不成熟，所以未敢实施，后来拖了一年多才逮着机会。曹锟虽然是通过贿选上台的，可毕竟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第五任大总统），现在被冯玉祥给关了起来，国家怎么治理？政府怎么组成？军人出身的冯玉祥也没有好主意。在发动事变之前，他曾经与张作霖和蛰居天津的段祺瑞相约：如果事成，奉军不能入关，共同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也就是说，未来的新政府应以孙中山为首，所以才有了冯玉祥10月25日的那封邀请电。

孙中山接电后又喜又忧，喜的是冯玉祥终于倒直得手，有希望组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忧的是张作霖几十万大军在侧，冯玉祥等人未必能够掌控北京局面。孙中山时年58岁的，那段时间感觉身体状况不佳（孙中山已患肝癌早期，但是当时并没有检查出来）。是否应邀北上，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挥了重要作用。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孙在《时局宣言》中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说:国民之命运，在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这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胡汉民代理大总统主持大元帅府政务。因为湖北、湖南和河南都有直系北洋军的势力，只能绕道而行。孙中山14日抵香港。17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主张。他说“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21日离上海。23日，抵日本长崎，日本记者、政学务界及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孙中山答记者说:“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24日，抵神户，30日离神户，12月4日抵天津。从1924年11月13日从广州出发到天津，舟车劳顿整整21天之久。等到孙中山万里迢迢到达华北之时，京津地区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张作霖违反承诺，大批奉军已经开进山海关占领了天津和冀东一线，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虎视眈眈；其次是张作霖和段祺瑞秘密结成联盟，决定排挤冯玉祥掌控北京政府，段祺瑞已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并且得到了奉军的武力支持，冯玉祥计划中的政治改革基本失去了条件；其三则是西方列强对孙中山一路上宣传的政治主张严重不满。

孙中山当时希望，未来组建的民国政府必须撤销治外法权和关税独立，实际上等于要废除晚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那么西方各国和日本的态度可想而知。而这个时候的张作霖对孙中山联俄也很是忌惮，因此在天津会见孙中山之时态度非常不好，他不仅列重兵于辕门外示威，并且仅以张学良出门相迎，摆足了军阀大帅的架势。两个人的谈话也是不欢而散，张作霖劝孙中山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要暂缓施行，孙中山表示不能同意，眼见张作霖已经背弃了之前的承诺，孙中山深知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加之过于劳累，当晚就开始发病。经过十多天的休息，病情刚有好转，又听闻了段祺瑞单方面组织“善后委员会”的消息，这就是准备另起炉灶的意思，孙中山更加伤神。

　　192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北京区委、共青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日，孙中山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但是随后与段祺瑞的代表发生争论，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态度一样，那就是为了保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不愿意与西方列强撕破脸皮，鼓吹“外崇国信，尊重条约”。这与孙中山的愿景有本质的不同，双方虽然表面上客气，其实已是暗流涌动，而孙中山也因劳神而病情加剧。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被确诊为肝癌，随即住院治疗，在孙中山病重期间，段祺瑞竟然没有一次亲往探视，可见双方的貌合神离。至2月24日孙中山自知不起，遂预立了三份遗嘱，分别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三个文件。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猝然病逝。

　　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遗嘱指出，要按他“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联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逝世后，灵柩曾停放于香山碧云寺内。1929年，遗体由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移灵时更换出的中山先生的衣帽，被放回原殓的楠木棺中，封入现中山纪念堂后的金刚宝座塔内。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国共合作建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内的革命形势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局面。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低落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广东的农民运动得到发展，革命军队因黄埔军校的创办建立起来，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扩大。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

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维经斯基、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会上作了有关的报告或发言。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以及对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等11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且发表了《中共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以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一周年。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大会还在总结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基本方针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大会强调指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将原党章中有5人以上方可组织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在当时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阐述和回答，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会议通过的文件指出：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不是以附属于资产阶级的身份，而是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和目的参加的。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虽还幼稚，但因为它最受压迫，所以最有革命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取得胜利。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若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阐述，表明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东征陈炯明

　　陈炯明自1922年冬退据粤东东江一带后，一直和广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相对抗。1924年冬，他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纠集洪兆麟、林虎等部约三万余人，在英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准备进攻广州。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东征，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为右路军，由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作为东征的主力；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军，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但杨、刘按兵不动，暗中勾结陈炯明。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由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并得到海陆丰等地农民的配合和支援，从广东南部沿海东进，连战皆捷：2月15日攻下淡水，27日进占海丰，3月上旬连克普宁、潮安、汕头，13日破林虎主力于棉湖，18日又克五华，20日攻占兴宁。第一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军主力。

棉湖之战系第一次东征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1925年3月13号至15号，东征军在普宁以西的棉湖遭遇陈炯明军将近万人。期间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以千人左右兵力与敌军作战，最后艰难获胜。

　　1925年6月，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广东形势危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立即回师镇压，在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迅速平定叛乱，全歼叛军两万余人。嗣后，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黄埔军校编练的军队及粤军、湘军、滇军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至五军。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五卅惨案）

　　五卅运动指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革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帝斗争迅猛发展。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杀害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6月1日枪杀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从6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6月4日，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

　　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这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行动。上海工人阶级在总工会领导下，成为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6月4日，上海总工会与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共同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于6月4日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热血日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党指导运动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约600━700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6月11日，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帝国主义在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采取了更为阴险的从内部分裂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以增加税率为诱饵，以停止借款、通汇、航运和电力供应相威胁，逼迫大资产阶级勾引整个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于是，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首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将原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改为13条，删去了几项核心条款。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召集76个团体讨论开市，并于23日单独宣布停止罢市。接着，总商会又以停发罢工救济费的办法挟制工人复工（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由总商会经管）。6月21日，北京政府派邢士廉率军到上海镇压。段祺瑞通电“取缔煽惑罢工”，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通缉该会领袖李立三，并限令各工会一律取消。

　　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三罢”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会议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三罢”开始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调集武装，继续屠杀群众，进行武力恫吓，同时施展种种阴谋分化瓦解工商学联合阵线。在威胁利诱面前，资产阶级由动摇而妥协，于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而工人阶级一直坚持到9月初，通过谈判，取得部分经济要求的胜利后陆续复工。继上海“三罢”之后，全国各地群众特别是工人，都纷纷起来参加了这一反帝运动，人数达1200余万，其中工人约50万，成了反帝运动的主力，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作用。

　　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总商会另组“五卅事件委员会”，将17项交涉条件修改为13条，删掉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项内容。不久，学校开始放暑假，学生纷纷离校。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工人斗争的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1925年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9项复工条件。在英、日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各业罢工工人从8月底到9月上旬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标志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由共产党人邓中夏及苏兆征领导，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在全国人民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卅惨案后，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6月上旬，中共广东临时委员会指派邓中夏等人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香港的工会由共产党人邓中夏（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及苏兆征（香港海员工会）等人以中国国民党员身分组织，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席会议，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决议罢工。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严正的要求条件：（一）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的武装等；（二）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对以上要求不予答复。6月19日起，各个有指挥的工会，包括：电车、印刷、船务、首先响应，三日内即有二万人离开岗位，返回广州。各学校学生亦同时罢课。在广州，沙面英租界的华工亦于6月21日起响应，拒向英商及领事馆提供服务。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处于联俄容共时期，在国民党及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组织下，广东各界巡行大示威，赴会者包括省港澳各团体，省内国立市公私立等大小男女学校、商界各团体、农民团体及黄埔学生军、粤军、湘军、警卫军等，人数十万余众。

会场分为三部分﹕工农界会场由谭平山主持；学商界会场由伍朝枢、邹鲁主持；军界会场由汪精卫主持。并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宣读国民党决议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廖仲恺演说、广州特别市代表孙哲生演说，商界协会代表甘乃光演说，演毕，宣布散会巡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路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法军警的机关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

　　在广州政府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工人部长廖仲恺的主导下，决定援助香港工人回广州生活。1925年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各部门主持罢工，成立二千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禁止粮食输出香港及经香港之货物入口。至7月8日，已有十三、四万人离港，前往广州、佛山等地。香港市面一度恐慌，至7月中旬后才稍为回复。但经济受经济封锁影响出现萧条，1925年香港出入口货总值只有1924年的一半，大量商户倒闭，政府收入大减，向伦敦借款三百万英镑以渡过难关。罢工使交通断绝，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供应困难，物价飞涨，垃圾粪便没人打扫，香港成了“臭港”、“饿港”、“死港”。香港政府对事件最初持强硬态度，认为广州政府受俄国共党支助，要求伦敦派遣海军封锁华南各港口；并且试图煽动反对广州政府的地方军事力量进攻广州。不过英廷指示港府必须保持克制。

　　1925年年底，对峙开始出现缓和现象。原本主张强硬的港督司徒拔离任，新任港督金文泰11月到任后，表现出较为友善态度，派出辅政司到广州与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1926年初，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微妙变化。廖仲恺先于1925年8月底被暗杀。而省港罢工委员会于1926年3月初因中山舰事件而被蒋介石缴械。4月初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注意力有所转移，大罢工逐渐松懈。至6月，国民政府派宋子文、陈公博及陈友仁与英国政府谈判罢工问题，港督覆函指“罢工实际已成过去”。为了支援北伐战争，1926年10月初，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停止罢工。10日，罢工委员会召集群众大会，宣告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

　　在罢工运动中一些国民党左派如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也在罢工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汪精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应该说省港大罢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下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反帝斗争运动。省港大罢工持续16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无容置疑是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沉重最成功的一笔，这次大罢工有效的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并且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但是牺牲是惨痛的，无数的革命烈士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英雄们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国民政府成立

　　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因为没有一个众望所归、能让大家都服气的领袖而发生了内讧。当时有三个追随孙中山多年、号称“左右三杰”的亲信，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是国民党内有份量的三大派代表性性人物，这三个人都有资格接班。

　　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坚决支持联俄联共政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坚决反对联俄联共政策；以汪精卫为首的中间派，属于和稀泥的，既坚持延续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又对右派的做法不予压制。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是代理大元帅，按理应该由胡汉民接替，但陪同孙中山北上的汪精卫不服气。廖仲恺这个人属于一门心思搞革命的，对权力没那么热衷。谁来接替孙中山，实际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国民党内的派系，而是苏联人的态度。孙中山联俄联共之后，苏联给了国民党大量包括卢布和军火的援助，还有大批的苏联顾问。比如军事顾问加仑，政治顾问鲍罗廷，以及大量的充实到各级军队的军事参谋，人数最多时达到了上千人。苏联人对当时广州大本营的控制力非常之强，甚至能左右国共两党的人事安排。苏联人选择了支持汪精卫。

　　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中山北上入京，任秘书。1925年3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中山的遗嘱。孙中山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中山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廖仲恺遇刺

　　廖仲恺是孙中山革命的得力助手，他妻子何香凝也是一位革命家，同时也是女权先驱，提出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夫妻两人都是民国史上风云人物。

廖仲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坚定支持和追随孙中山的代表，他同孙中山一起为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而努力，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不仅积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还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筹备和创办黄埔军校。同时积极捍卫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被誉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第一功臣”；廖仲恺坚定地支持中国工农运动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合作，他深刻的认识到必须提高工农的地位，引导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知识，才有希望挽救中国革命。廖仲恺为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建立并指导农民协会的发展，还统一工会，建立工人武装。他认为“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廖仲恺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著名的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县长协助组织农会。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坚持主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上前夕（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同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叛乱、北伐、东征等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支持省港大罢工。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当时他是孙中山病逝后最有权力者之一，但在国民党权力争夺过程中被暗杀。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

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动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在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同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位于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惨遭杀害。

　　寥仲恺遇剌案堪称与宋教仁遇刺案一样是影响历史走向的民国两大刺杀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誓要彻查此案，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查来查去，竟然把两个大佬牵扯了进去。

　　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所为。主谋是以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凶手是粤军旅长朱卓文收买的歹徒。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朱卓文是粤军军长许崇智的部下，国民党二位大佬牵涉此案，党内舆论一片哗然。

　　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胡汉民和许崇智与案有关，二人也万般表白不知情，但是没有人信。如同袁世凯把宋教仁遇刺的锅背下来一样，这锅不是谁想甩就能甩得掉的。结果是胡汉民被汪精卫以“接洽外国”的名义送去了苏联考察，许崇智被蒋介石联合苏联顾问以治军不严的名义“礼送”去了上海。廖仲凯被暗杀案，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上位

　　蒋介石在日本流学时认识了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革命的追随者。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蒋介石冒险上了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保护孙总统，这让孙孙中山非常感动，也成为蒋介石与孙中山关系的转折点。筹建黄埔军校时，孙中山打算找几个人去苏联学习取经，于是就让蒋介石去了苏联。这次去苏联学习的经历，跟日后干上黄埔校长有相当大的关系。毕竟黄埔军校是苏联人一手操办建立起来的，这次去苏联学习算是跟苏联人搭上了线。蒋介石能当上校长，也与结拜兄弟张静江和许崇智极力推荐分不开，张静江是孙中山搞革命的大财神，话语权自然是相当强。而掌管军事的许崇智则是不愿意让程潜干（原定程潜为校长），则极力推举蒋介石。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粤军参谋长。此时蒋介石充其量算是一个军人，党内影响力并不大。1924 年国民党一大选举出 24 名中央执行委员和 17 名候补委员，都没有蒋介石。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之前，蒋介石在国民党里面并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党政方面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军事方面有许崇智、程潜。但是黄埔军校的成立，却是蒋介石开始崛起的开始。一是他搭上了苏联人这条线，并获得了苏联人大力的支持；二是通过黄埔军校建立了黄埔学生军，也就是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开始掌握了枪杆子。

　　蒋介石和很多国民党员不同，在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时，他对这个政策不但不排斥，而是十分拥护向苏俄学习革命经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 1918 年蒋介石就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自学俄文，打算有机会去俄国留学。后来代表孙中山去苏联学习时，在苏联还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学说以及俄国革命的资料，并一直向孙中山建议要“师从俄国”。蒋介石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对苏联谋求外蒙独立的事极其不满，但这不妨碍他支持联俄联共的政策，因为他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蒋介石担任黄埔校长之后发表了很多支持联俄联共政策的言论，苏联顾问鲍罗廷开始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左派，是一个值得提携的好同志，由此开始全力支持他上位。黄埔军校和学生军中有很多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强悍的工作能力，使东征时蒋介石率领的学生军表现出色。这两方面成了蒋介石往上爬的最大的资本。

　　1925 年 8 月 19 日廖仲恺遇刺，则让蒋介石的地位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迅速进入了国民党权力核心。从廖仲恺遇刺案的处理结果看，最大的受益者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左右三杰”一下子去了两个，党政方面，廖仲恺和胡汉民不在了，汪精卫一枝独秀，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最高领袖。而蒋介石则毫不客气的接手了大哥许崇智的摊子，先是成为了广州卫戍司令，接着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二次东征陈炯明

　　国民政府第一次东征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陈炯明利用革命军队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的机会，以三万之众于1925年9月卷土重来占领东江一带，并企图勾结盘踞在粤北的川军熊克武和粤南的邓本殷进攻广州。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

　　9月28日，国民政府委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苏联顾问罗加觉夫为军事顾问，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任三个纵队纵队长，东征军总兵力约3万余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征军组织了政治宣传队，制定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政治宣传队通过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多种形式，发动民众，鼓舞士气。10月6日，东征军从广州出发。13日下达总攻击令，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攻城先锋队”经过激烈战斗，以死伤官兵400余人的代价，于14日攻克素称“天险”的惠州。三个纵队继续分路进击，在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11月初收复潮安和汕头，全部歼灭了陈炯明军在东江的残部，第二次东征历时一个多月胜利结束。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国民政府派鲁涤平率部进击粤北连山一带的川军熊克武部，派陈铭枢率部进击粤南高州一带的邓本殷部。粤北迅速平定，熊军余部退入湘境。粤南初战失利，后以朱培德、李济深相继为总指挥，分兵四路进击，于11月20日占高州，29日克廉州（合浦）。1926年1月，第四军渡海登海南岛，收编了邓本殷军余部。革命军两次东征的胜利，统一了广东全境，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1月1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256名与会代表中，共产党人100名左右。大会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下，决定继续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决维护革命统一战线。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制裁了国民党右派。

　　会议通过决议，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给西山会议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警告的纪律处分。会议还通过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名共产党； 候补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毛泽东、邓颖超等7名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为此次大会发表宣言，指出大会的，“是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予严厉的处罚希望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国民党二大，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加强了中共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力主妥协和退让，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中，没有实现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人数上占优势的计划，不过国民党二大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

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异军突起，一下子走上前台，引起国民党内很多人的不满，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此时蒋介石和苏联顾问的矛盾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本来蒋介石的上位，跟苏联的军事顾问加仑以及政治顾问鲍罗廷的支持有很大关系，后来这两个顾问被调回国了，把一个叫季山嘉的调来，和蒋介石关系非常不对付，甚至闹到了有你无我的程度。两人矛盾的根本点是关于“北伐”的定论。蒋介石力主北伐，十分迫切地想一统中国建功立业。这个方针之前是经过孙中山认可，以及苏联顾问加仑和鲍罗廷的支持的，但季山嘉坚决反对北伐。

实际上反对北伐不是季山嘉个人的问题，而是苏联高层的意见，苏联从支持到反对是从其本国利益和中国政局出发的。之前苏联一直在中国是撒网式找盟友，孙中山并非唯一的支持对象。南方的盟友是国民党，而在北方，苏联又跟冯玉祥和郭松龄搭上了线，中间牵线人就是中共革命先行者李大钊。北洋政府已经由亲苏的冯玉祥控制（冯玉祥搞的北京政变，还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郭松龄再把张作霖搞倒，那北方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无需要广东的国民党又费钱又费枪地北伐了。苏联出于这么一个思维，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北伐。结果就是蒋介石和季山嘉的关系越闹越僵。

　　在国民党内部，胡汉民一走，权力分配天翻地覆变化了，让右派分子如丧考妣。总理才没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党就变成这样了？以后都是汪精卫跟蒋介石的天下了，必须坚决反击。于是一帮子右派跑去北京西山碧云寺，在孙总理的灵前开了个会，坚决要求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还另立了党部，跟广州国民政府要势不两立。这就是有名的“西山会议派”。但是这些右派分子都是一些典型的只会纸上谈兵的政客，无兵无权，怎么着也闹不起什么大动静。随着蒋介石跟苏联的关系越闹越僵，右派分子们看到了机会，那就是把蒋介石和苏联人的矛盾白热化，趁势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于是在 1926 年 3 月初，苏联考察团来到广州之后，广州城突然出现了很多反蒋传单，一时间流言四起。蒋介石跟苏联人翻脸了，共产党要联合苏联人把蒋介石抓起来送往苏联，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等。

　　1926 年 3 月 10 日，共产党员、黄埔一期生李之龙突然由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一下子升任为海军局代局长、兼任中山舰舰长。蒋介石是个生性多疑、敏感、非常任性、而且还带点“受迫害妄想症”的人，他潜意识地认为传言是真的了，怀疑苏联人真的要联合汪精卫借共产党之手把他搞掉。于是他决定再去汪精卫那儿探探口风。到汪精卫那里他提出辞职，要去苏联休养。没想到汪精卫也认识到蒋介石跟季山嘉的矛盾太深，如果蒋介石离开一段时间说不定能缓和一下跟苏联人的关系，于是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这一下在蒋介石看来传言不假，汪精卫果然想把我赶走。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本来只是试探口风，没想到汪精卫直接同意了，更加坚定了他的猜测，汪精卫要联合苏联人拿掉自己。

　　1926 年 3 月 19 日清晨，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李之龙接到通知说奉蒋校长口谕，让把中山舰开到黄埔执行公务。于是李之龙指示中山舰开到了黄埔军校。然后上午蒋介石接到了两个人的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汪精卫的，聊了一会工作然后就问蒋介石今天去不去黄埔，蒋介石说今天不去。第二个电话是李之龙的。李之龙请示蒋介石，说苏联考察团想参观中山舰，是不是把中山舰开回去，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在没有蒋介石调令的情况下，是谁让中山舰开到黄埔的？这时候在蒋介石的脑海里认定，出国护照刚刚批准，中山舰就偷偷开到了黄埔，是要挟持他送到苏联军舰上，然后送到苏联。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这时候他想的是要逃往汕头避祸，在途中改变了主意，决定“武力平叛”，他要和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翻脸了。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宣布军队戒严。封锁广州进出道路，全面戒严；派兵包围苏联顾问住所；驱逐黄埔军校以及国民革命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扣留中山舰以及其他军舰；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 0 事件”。

　　这次事件事后调查证据说明，这是国民党右派导演的却又极具偶然性的一次事件。根据调查结果，中山舰调动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右派分子）去海军局找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李之龙不在，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他。欧阳钟表达的意思是，刚接到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铁杆左派）的电话，说蒋校长口谕，要调两艘军舰去黄埔候命。然后邹毅写了一封说明信，让欧阳钟带着信去李之龙家里，直接跟李之龙申请。欧阳钟拿着邹毅的信，去了李之龙家，李之龙不在家，欧阳钟把信放下就走了。李之龙回家之后，看了邹毅写的信，内容基本上是和欧阳钟跟邹毅口述的差不多，就是欧阳钟接到邓演达的电话，转述蒋校长的口谕，要求调两艘军舰去黄埔。李之龙没有多想，直接派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把中山舰开到了黄埔。章臣桐到黄埔之后，接着就上岸去军校找邓演达，请示执行什么任务。然而邓演达却不知道此事。欧阳钟和邓演达两个人，肯定有一个人在撒谎。按照正常逻辑推算，邓演达是亲苏亲共的左派领袖，而且为人正派，实在没有理由去陷害作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从最终处理结果分析，完全可以推测出，调动中山舰的主谋，就是欧阳钟所在的右派势力。

　　中山舰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欧阳钟、欧阳格（欧阳钟的叔叔）、伍朝枢、吴铁城等人被免职，这几个人都是国民党右派，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被以非法组织的名义强制解散，成员开除党籍。李之龙被逮捕后很快释放。（李之龙是黄埔一期生, 共产党员，升任中山舰舰长时的军衔是国民党中将，是当时国民党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他在中山舰事件中虽然是无辜的, 但他行事不严谨。在接到中山舰调动命令时, 只是凭借一封信，而没有跟蒋介石进行核对, 就轻易把中山舰开到了黄埔。在当时广州已经风云暗涌、谣言四起、国共要翻脸的情况下，如此敏感的时间，如此敏感的事情, 李之龙行事如此不严谨, 显然缺乏对时局的敏感性和对工作的严谨性。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和张国焘认为他有叛党嫌疑，跟右派勾结陷害共产党。李之龙苦闷之下，最终选择了脱党，堪称人生一大污点。而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虽然释放了李之龙，但被撤销了职务。蒋介石还想让他归顺自己, 遭到李之龙的拒绝。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李之龙选择了跟蒋介石划清界限, 发表“三二 0 反革命政变真相”，公开跟蒋介石决裂。1927 年回到广州，想利用在海军局的老关系策划中山舰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28 年 2 月回到广州打算继续策反, 一下船就被逮捕，接着就被杀害了。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发现根本不是共产党的预谋叛乱。排除了共产党人，排除了苏联人，排除了汪精卫，也不是蒋介石自导自演，而是那些一直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分子所为。右派分子从散布谣言开始，一直到“矫令”调动中山舰，目的就是挑拨蒋介石和苏联人以及共产党人的关系，借蒋介石这把刀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队伍。中山舰事件在史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从事件的结果看，主谋是谁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事件后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各界一片哗然。苏联人不但没有对蒋介石采取行动，反而替蒋介石叫屈，接着把季山嘉调回国内，把蒋介石的好朋友加仑和鲍罗廷又调了回来。苏联人为什么对蒋介石如此大度和软弱，是因为局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寄以厚望的北方两大盟友，郭松龄反奉失败，冯玉祥也被迫下野，苏联的南北同步计谋没有成功，只好全力支持南方的国民政府北伐了。苏联以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只能是中国国民党，首选必然是国民政府的军事老大蒋介石。这才是苏联人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采取坦护与支持蒋介石的根本原因。

　　汪精卫则怒不可遏，蒋介石干这么大的事没有跟他汇报，苏联人竟然坦护支持蒋介石，一生气甩手走人，把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留给了谭延闿，带着老婆陈璧君跑法国去了。蒋介石则是又惊又喜，歪打正着，汪精卫就这么走了，蒋介石实际成了国民党的老大。

　　共产党人对苏联人的处理方案和对蒋介石的软弱表示坚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红军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陈独秀受其妥协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在妥协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正确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寄人篱下，而是要发挥主人翁的精神，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革命的党，一个完全遵从共产党思想的党。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充分发挥政治宣传能力的强大优势和强悍的工作能力，不仅把工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还在国民党内以及军队中发展了大量的党员。由于国共两党信仰不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不满时，经常狠狠批评，这让国民党中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对共产党非常抵触。总之，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实力发展相当快，也有借了国民党这个东风的因素，国民党中一部分右派分子认为必须坚决清除共产党，否则就是“党将不党”了，国民党就全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的大好形势荡然无存。不仅如此，苏联人以及共产党在中山舰事件中软弱的处理方法, 给了蒋介石最终翻脸的勇气, 也让他有了武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思想。这为一年后的“四一二政变”埋下了隐患。本来在党内影响力极低的蒋介石，中山舰事件发生后, 不但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更阴差阳错地把国民党领袖汪精卫逼走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不会跟蒋介石对着干，事实上蒋介石成了党政军一把手。心得意满的蒋介石，开始准备人生中下一件重要的事——北伐。而共产党更没有想到, 一年之后一场更严峻的考验即将发生。

整理党务案

　　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谭延闿等九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意图在于把共产党人排挤出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打击中国国民党左派，夺取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权。

　　事件经过。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中国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他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并不一致。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要大家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北伐战争

　　北伐，泛指中国历史上由南向北的大规模战略攻击，现代史中常特指1926年至1928年间发生的北伐战争，由国民革命军北进讨伐北洋政府的战争。1926-1927年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由于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公开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随即与蒋介石合流，使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途夭折。1928年4-9月，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进行第二期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取得胜利，从此北洋军阀覆灭，使得中国大陆地区统一在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旗下。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广东革命政权得到统一和巩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为北伐战争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群众基础。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出师北伐。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先锋，开赴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及《告将士书》《告士兵书》《告广东人民书》《告海外侨胞书》。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约10万人。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三派力量：一是占据河南、湖南、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兵力20万人；二是占据东北各省和京、津等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连同受他节制、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的军队在内，约有兵力30多万人；三是占领苏、皖、浙、闽、赣5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有兵力20万人左右。广州革命政府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来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失尽人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矛盾，为北伐军提供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机会。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按照上述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军队击败而退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在两湖战场，1926年7月北伐军迅速攻占长沙后，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采纳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集中力量进军武汉。8月26日晨，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开始向汀泗桥敌军阵地发起进攻，经过一昼夜战斗，于27日晨攻克汀泗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南大门。攻克汀泗桥之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有万余兵力逃往贺胜桥。于是，北伐军又发动了对直系军阀部队的第二次战役。30日晨，北伐军第四、七军向贺胜桥发起进攻，于当日中午占领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随即挥师武汉。8月31日，北伐军乘胜追击，到达武昌城。9月2日，北伐军在武昌召开军事会议，武汉战役开始。刚开始由于指挥失误，进攻武昌一再受挫。10月10日，北伐军第四、第八军再次对武昌发起总攻，占领武昌城，俘敌军1万余人。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第四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在两湖战场上英勇杀敌，屡建奇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立下了不朽功勋，赢得“铁军”的光荣称号。

　　在赣闽浙苏战场，江西之战三攻南昌，于11月8日全歼守敌万余人；福建军队倒戈，12月上旬北伐军不战而下福州，至此基本消灭孙传芳主力。同时，浙江战场和苏、皖、沪战场也相继胜利推进，1927年3月北伐军先后攻占上海、南京。从开始北伐以来，通过共产党员在北伐军中不懈的政治工作和模范行动，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工农群众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领导下积极支持和配合北伐军作战。到1927年3月仅10个月时间，国民革命军便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到1927年6月，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与北方国民军会师中原，革命势力便发展到黄河流域，席卷大半个中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辉煌战果。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崩溃。但是，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制革命阵营的危机。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 发动反革命政变。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起义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立即把主力调往江西战场。军阀孙传芳在江西作战失利﹐浙江省长夏超和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约定﹐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中共上海区委(又称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和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帮助夏超夺取上海﹐遂于10月23日夜发动武装起义。但因夏超的部队作战失败﹐起义准备不足﹐工人队伍力量薄弱﹐起义遭受失败。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

　　第二次起义发动于1927年2月22日。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至22日﹐罢工人数达36万多人。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势力﹐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将工人蔡建勋﹑史阿荣杀害“示众”﹐继又逮捕54人﹐杀害31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奋起反击﹐21日晚开始不断与军警发生局部战斗﹐至22日下午6时﹐总同盟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计划被泄﹐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加上北伐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钮永建的便衣队按兵不动﹐致使工人陷于孤立﹐起义再次失败。其间工人﹑学生﹑市民牺牲﹑被捕共六七百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于1927年3月21日。3月中旬﹐北伐军向苏州﹑常州和松江进军﹐对上海形成包围圈。21日﹐北伐军薛岳第一师进入上海近郊龙华﹐严重率第二十一师占领苏州﹐上海守军军心动摇﹐工人和民众革命情绪高涨﹐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中央军委书记兼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周恩来同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在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对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了周密的准备﹐在工人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组成了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其中有武器的150多人﹐秘密进行了武装训练。他们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争取和团结广大市民群众。起义前发动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破坏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断绝敌人对上海的增援。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集合到华界参加起义。工人武装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次起义共收缴枪支5000多支。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代表举行市民代表会议﹐成立上海市民政府。在19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汪寿华﹑罗亦农等9人。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强大的组织力量。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又处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强大的组织力量。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又处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

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白崇禧率军进入上海并占领有利地区进行戒备，蒋介石随后到上海，于4月初约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决定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后又与汪精卫密谋，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时刻，由于共产国际对蒋、汪抱有幻想，陈独秀和汪精卫5日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叛变辟谣，使中共和革命群众对行将发生的突然事变，缺乏应有准备。11日晚，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蒋指使杜月笙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12日凌晨，被蒋介石收买的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随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2 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屠杀，群众死百余人，伤无数。此后，蒋介石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次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926年，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

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招来戴季陶、吴铁城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成员，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1月26至27日，蒋介石与美日帝国主义相勾结，在庐山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蒋明确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蒋介石还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公开提出驱逐鲍罗廷。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1927年1月26日，蒋介石通过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寻求美英帝国主义支持。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与参加了庐山密谋的财阀虞洽卿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以镇压工人运动为条件，蒋介石得到资本家大批资金损助。

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第一军副军长)、杨虎(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和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见面，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由黄金荣负责统一指挥。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于是帮会首先拒绝上海总工会汪寿华方面的支持与要求，并监视中共和纠察队，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不久，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找到了借口。

蒋介石在经过密谋准备后，得到大资产阶级财政上的全力支持，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为此，蒋介石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反抗，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1927年4月28日，丧心病狂的奉系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与19位革命者一起绞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杰出领导人，年仅38岁的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反抗，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

　　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1927年4月28日，丧心病狂的奉系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与19位革命者一起绞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杰出领导人，年仅38岁的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深远影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即反蒋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5月30日莫洛托夫向鲍罗廷发去与“五月指示”内容基本相同的“最高领导机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电）。大意为：（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4）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

　　蒋介石通过反革命政变得到了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国民党组织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很难找到国民党势力的微弱影响，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被撤职。陈独秀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

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今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20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大会就土地革命及革命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批评了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但对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没有在大会上进行广泛的讨论。同时，也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决议案，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中共五大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马日事变

　　1927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因当天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

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马日事变束手无策，中共湖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打击。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国民党称之为武汉分共，或视之为“清共”的一个环节）爆发于1927年7月15日。在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北伐（1926年至1928年）时，原先采取“联俄容共”的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内部就容纳共产党与否的问题，于1927年分成南京（蒋中正等领导）及武汉（汪精卫等领导）两政府。武汉方面最初仍主张容共，其后与共产党发生磨擦，再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人士的表态要求分共，汪精卫乃于7月15日当日，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苏联的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三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七一五政变的影响。一、武汉国民政府于7月15日进行分共事件，令其与中共的矛盾升温。7月19日，中共及共青团对国民党及汪精卫续行攻击。26日，国民党采取严厉措施，免去各机关中的中共党员职务。决定组建自己武装的中共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义，而中共方面则一直称大革命的失败才导致了军队建立。武汉方面决定予以镇压，被舆论评价“较南京政府之清党似犹过之”。二、宁汉合流。汉方在分共的同时，并未放弃讨蒋。而蒋中正主持北伐不利，徐州失守。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又软硬兼施，终于逼迫蒋中正与胡汉民、张人杰等人决定下野。李宗仁领衔发电庆祝汉方分共，当时蒋中正仅列名第四位。8月13日蒋中正正式下野，8月底9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往南京。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七一五政变的影响。一、武汉国民政府于7月15日进行分共事件，令其与中共的矛盾升温。7月19日，中共及共青团对国民党及汪精卫续行攻击。26日，国民党采取严厉措施，免去各机关中的中共党员职务。决定组建自己武装的中共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义，而中共方面则一直称大革命的失败才导致了军队建立。武汉方面决定予以镇压，被舆论评价“较南京政府之清党似犹过之”。二、宁汉合流。汉方在分共的同时，并未放弃讨蒋。而蒋中正主持北伐不利，徐州失守。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又软硬兼施，终于逼迫蒋中正与胡汉民、张人杰等人决定下野。李宗仁领衔发电庆祝汉方分共，当时蒋中正仅列名第四位。8月13日蒋中正正式下野，8月底9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往南京。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