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黄荆沟

一壶老酒

黄荆沟镇是威远县的一张名片。一张让人瞬间想起威远上百年“煤炭县”辉煌历史的贴金名片。

我在资中银山工作时，厂里有几位曾在威远煤矿工作过的前辈，谈到黄荆沟，他们都会眼睛发光：“哦哟，闹热得很”。

一九八四年，去南京出差。火车翻过秦岭后，上来一位陕西人。和他闲聊时，令我既自豪又意外的是，他知道威远煤矿，知道黄荆沟镇，却不知道威远是个县。

黄荆沟因煤闻名，倚煤置镇。煤炭没了，它便被无知就无畏、但有话语权者撤销，并入了山王镇。

它昨天才绘出“工业历史名镇”的宏图，今天就从县域版图上消失了。当官媒或自媒还在为这幅宏图鼓与呼时，黄荆沟人不禁在心底弱弱地问：现在这宏图归谁，山王镇？笑话！

于是，对这座煤炭山一往情深的沟头人，就有了一种遗憾，一种失落，一种惆怅。

于是，我就想提起笔，摆一摆黄荆沟在我青少年时期的龙门阵，权作为它招魂吧。

茶馆

黄荆沟就一条街。如果以老菜市坝为上街，茶馆就在下街了。

茶馆骑河。一条源自水井湾的清澈小溪，从它地下流过。虽然满沟的人都叫它茶馆，但确切地说，应是茶旅馆。

楼上的栈房我从未上去过，里面铺陈如何，不得而知。倒是那几句“楼上的客，楼下的客，听我老板来办交涉：要屙尿有夜壶，不要在床上画地图………”的顺口溜，至今念起，还童趣横生，浮想联翩。

楼下的茶馆大约五十平米，光线昏暗。八仙桌，长条凳，被茶客和光阴消磨得没有了漆色和棱角。

幼年随爹去茶馆，坐不住，老嚷着要回家。爹有时冒了火，就叫我自己回去。我不敢。回家的路有两条：走水井湾，怕狗；走马路上，怕车。（那时，黄荆沟狭窄的街道，路面坑洼，人车拥挤，常出车祸）。

后来，遇到家中无人，娘再叫我跟爹去茶馆时，我就噘着嘴，宁愿一个人坐在门前的大石包上，看天上飞来飞去找小鸡的岩鹰。

上小学后，茶馆旁边有个书摊，可以租连环画。连续十多集的《水浒》、《岳飞》、《杨家将》，勾着我的魂，看了之一，惦着之二。

每本连环画租金一分钱。这一分钱，难倒的不是英雄汉，而是我这个小书虫。

我在班上有一个好同学，他妈在茶馆提炊。他和我一样，痴迷娃儿书。我俩就商量好，各租一本，看完交换。

不久，书摊大嫂发现了这个秘密。我们去时，她就打上咐“各看各的哈，不准交换”。我们不张示她，偷偷照换。碍于同学妈妈的面子，大嫂只得睁只眼闭只眼。

茶馆生意无闲天，一直都好。要是来了讲评书的，就座无虚席了。

评书闲天只讲午场，逢场天上午也讲。遇到讲得好的艺人或者大家喜欢听的书目，茶客些也要求增加夜场。

记得有一次，茶馆来了一对表演曲艺的夫妇。二人身材不高，但五官端正。登台时，男的穿一件灰布长衫，把金钱板、单口相声，说得眉飞色舞，满堂喝彩。

女的穿一件克利丁盘扣阔袖上衣，唱的四川清音，字正腔圆，余音绕梁。

茶馆旁边有一个游手好闲的“花老几”，每场必到。只要看到女的上台，他就两眼发直，张口垂涎，姓啥子都搞忘记了。

没两天，就听爹回来说，那对曲艺夫妇，经不住“花老几”的骚扰，告到镇公所。镇公所出面也“上咐不听”，只好悻悻而去。

去茶馆，如果是给爹捡烟锅巴，那当然就名正言顺了。如果是听评书，就谨防夺到。

从二年级就当我们班主任的曾华安老师，也爱坐茶馆，我们就最怕碰到他。有天下午，评书正讲到《水浒传》的“火烧草料场”，我就看到曾老师进来了。一边慌慌张张朝桌子底下钻，一边还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一直听到林冲因外出沽酒未被烧死，才松了口气，从桌子底下爬出来，跑出茶馆。

第二天上午课间，我抱着收齐的作业本到曾老师办公室去。

曾老师正在备课。见我进来，摇头晃脑地说：“林冲被烧死得好惨啰”，我立刻反驳：“好久哦，没有烧到哒”。

曾老师伸手在我脸上轻轻一揪，抿笑着说：“昨天我没有看到你听评书哈”。我一听，知道中了曾老师“兵不厌诈”之计了。

曾老师在我抱去的作业本中，把我的找出来，开始批改。我站在他身后，很忐忑。批改完了，全部是“√”。

曾老师问：“你喜欢鲁智深还是林冲？”“都喜欢”，我看着他。他合上作业本：“好！”。

至今我都没有搞明白，曾老师当时那个“好”，是说我作业做得好，还是评书听得好？

可惜他早已成了归人，不然，还真想给他发个微信，问问明白。

有一天放学后，路过茶馆，进去找爹喝水。看见爹旁边坐着一个青年人和一个中年人。我一边喝水，一边就听那个青年人问：“陈大爷，你是做面的，你说那个面咋子做最好吃？”陈大爷哈哈一笑：“用回锅肉油干拌最好吃”。并说最好是煮得稍硬一点的头汤面。

陈大爷是河南人，在面坊上班。后来。他两个儿子成了我的初中同学，我叫他“陈伯伯”。陈伯伯不但面做得好，蒸的馍也颇有中原特色。

在那个清汤寡水的年代，想吃的回锅肉油干拌面，就是画的一个饼。直到参加工作，成了银山磷肥厂的单身汉，才有了体验的机会。把分别用叫头、蒜苗、红椒嫩姜炒的回锅肉油干拌面都逐一尝试。每一次尝试，眼前都会浮现仪式感，并把胸臆流露笔端，在日记本上写下如愿以偿的满足和慰藉。

一门市部

黄荆沟人耳熟能详的一门市部，是当年镇上唯一一家中餐馆。按理说，有一门市部，就应该有二门市部、三门市部……，但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乡巴佬，至今不晓得老二、老三们在哪里。

我们称餐馆掌灶人为“幺师”。“答应得快来得慢”，是成为口头禅的“幺师态度”。

在那个吃的东西金贵，人人都老母猪跨门槛——经优到肚皮的时期，手头捏到飘儿把把的幺师，也就格外受到大家的恭维。

记得当时一门市部的幺师姓焦。“焦师”，被那些想起他锅儿头的东西就清口水长流的人，叫得脆生生的。

你看，每次焦师走进茶馆，就有人向灶上提炊的高声打招呼：“焦师的茶钱我开了！”焦师嘴上说着“那啷子要得呢”，脸上却是一副很受用的表情。

焦师不光会炒菜，还会演戏。把个《抓壮丁》中的王保长，演得让人恨不得上台打他两巴掌。特别是那句“李老栓儿，你借钱不还，还抓屎糊脸”的道白，被沟沟头的人，戏说和模仿了好多年。

焦师的“屋头个”赵妈也是一门市部的。平时两人上下班，端个茶盅，从上街走到下街，很是让人羡慕。

年幼无知的我，偶尔也纳闷：按当地风俗，妇随夫姓，焦师的屋头个应叫焦妈，怎么会是赵妈呢？（几十年后才搞清楚，原来是她前面走的那家姓赵。）提起一门市部，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龙门阵。

在我十岁左右，一门市部有一个叫余花的妙龄女子，长得标致，扮相摩登。头上别一枚蝶型发卡，齐腰的辫稍系一张花手绢。

这朵含苞欲放的鲜花，招来了一只矿山救护队的黄蜂，天天到一门市部打偏花儿。

余花心气高，没看上。黄蜂笃信“烈女怕嗅夫”。先是死皮赖脸，软磨硬泡，到后来就借酒发疯，滚街撒野。害得店里生意难做，街上交通堵塞。两边山头的贫下中农也站出来隔岸观火，影响到了农业生产。

有吃有喝的一门市部，本就热门，经这事一炒，热过了头，就成了“焦点”。那阵子，黄荆沟的街头巷尾，你只要看到几个打鞋底、织毛衣的大娘伙些在交头接耳，理的小话，准是那事儿。

余花无奈，去了外地。黄蜂情迷心窍，疯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世上毛病千万种，唯有相思无药医。

　　从旧社会过来的餐茶业老一辈，在喊茶传菜时，有许多行话。特别是表示饮食种类、数量、味道等方面的行话，形象生动，耐人寻味。

那时的饭馆，都兴先买牌子后用餐。在一门市部进门的右方，有一个柜台。顾客先按菜单价格买牌子，卖牌子的人将菜名传向后堂，顾客再去桌上以牌换菜。

年轻时，曾听爹说起过发生在一门市部的一个笑话。

爹有一个朋友，姓邱，曾是袍哥“义”字堂口的三爷，大家都叫他“邱三爷”。

这天，邱三爷来一门市部喝一杯。门口卖牌子的告诉他：“三爷，今天的烧腊没得甩不累（猪尾巴），只有皮打皮（猪耳朵）哟。”邱三爷说：“那就皮打皮连二赶，烧酒一星管嘛”。卖牌子的就传向后堂：“邱三爷猪耳朵三两，烧酒二两”。

邱三爷找桌子坐下后，看到桌上有汤水，就喊赵妈拿“随手”来。那天店里人多，赵妈一时忙不过来。邱三爷又提高嗓门：“随手拿来”。

隔桌有一个与邱三爷背靠背、穿空心滚衫儿的汉子，大家叫他“四狗儿”，是出了名的干滚龙。他听邱三爷连催“拿随手来”，就想：咦，老子吃过抄手，还没见过随手。于是就闷起脑壳喊：“来盘随手。”

赵妈瞟他一眼，没理他。四狗儿不甘心，扯起声气又喊:“随手来一盘”。

邱三爷走到他面前：“你娃娃是不是害病人想屎吃哦，你晓不晓得随手是啥子？”

四狗儿颈子一昂：“是啥子嘛？未必然你吃得我就吃不得呀”。

焦师在窗口故意“酸”他：“想吃随手是多贵哟”。赵妈楞了焦师一眼，走到四狗儿跟前，好言相劝：“你傻呀，吃啥子随手嘛？”

四狗儿瞽起眼睛，把手中的菜牌往桌上一拍：“我就要吃。”

焦师无奈，把灶台上的抹布撕成细条，长声吆吆对赵妈喊：“随手一盘，端菜！”

赵妈端到桌上一放，顺手收走了菜牌。原来随手竟是堂倌随搭在手腕或肩上的抹桌帕！四狗儿一看，傻了眼，还咬到牙巴充行家，着了阴到。

这条滚龙哦，不仅“干”，而且“憨”。

遗憾的是，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操过一门市部。下馆子，对于那时的我，是奢望。

一门市部的后厨，正在我家坎下。河风经常把焦师爆炒的那一盘嫩肝、那一盘腰花、那一盘回锅肉的香气吹上来。那种闻得到、吃不到的滋味，好折磨涝肠寡肚的人啰。

到了古稀之年，一门市部在我心中是烟火，在我眼前则是人间。

我想，要是一门市部还像当年那样开着，要是焦师还在掌灶、赵妈还在跑堂，我一定要甩手甩脚走进去，正儿八经坐下来，慢条斯理喊一声：烧腊心中有（四）、烧酒校场比（五），醉倒在此生无憾的梦幻中。

镇公所

少年时期，若干次听大人们谈起镇公所的人和事，就莫名其妙地感到了这个地方权力机构的森严。对这个场所和在这个场所混的人，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戒备。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镇干部们整天拿着绿皮广播，上街喊到下街，鼓动群众，大鸣大放。

镇公所楼上天天召开居民大会。工作组和镇干部密切配合，循循善诱，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爹从茶馆听到风声，就回家给娘敲警钟：“千万啥子都不要说，说了要背时。”娘记住爹的话，会场上人人过关也好，点名发言也罢，娘总以“妇道人家见识短，说不来啥子”搪塞。

娘后来说，她旁边有一位大嫂，心直口快，积极发言。结果第二天走进会场，就看到墙上墨迹未干的新划右派分子公告中，她榜上有名。

大嫂顿时脸红筋涨，呆若木鸡。她蒙了：不是说言者无罪吗？

真是命上带煞，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初二。爹和娘战战兢兢躲过了“右派分子”这顶“帽”，却踩进了上山下乡那个“坑”。其实，戴帽和踩坑的后果都一样，那就是：从此改变了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体会到了居民和农民的区别，逐渐知道了我们一家是怎样从米兜跳到的糠兜，那敬而远之的戒备，就逐渐变成了无可奈何的怨恨。

现在的镇政府动辄近百人，这股那室，肝胆俱全。当年黄荆沟的镇公所，仅男支书、女镇长，俩光杆司令。有一个编外的治安员，到了当家婆的年纪，还兼任镇团支部书记。

我读初中二年级时，孙老师建议我加入共青团。申请书递上去，家婆书记说：他老汉儿是袍哥五爷、娘是投机分子、姐夫是臭老九，要入团，休想！

哦哟哟，我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她的兰花指掐灭了。

这迁延不愈的伤痛，使我在后来的岁月中，一提到入党入团，就欲说还休，行为消极。

那些年的镇公所极其简陋。底楼一间大约十五平米的长方形房子，隔成两间。外面办公，里屋堆放杂物。

一九六七年，孙义彬老师到镇上创办初中，里屋就成了他的栖身处。

这栖身处，又窄、又黑，又潮。靠墙放了一张单人床，就转身都打不开了。好在那时的孙老师，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皮头，还能忍受。只可怜那群不分白天黑夜满屋乱窜的耗子，啼饥号寒“叽叽叽”的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初中三年级前后，孙老师常组织我们到镇公所楼上排练文艺节目，有时还去镇办公室写专栏稿子。一来二去，对这个地方从陌生到熟悉，就没有那么抵触了。

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左右，大姐、二姐两家分别去了松藻矿务局和达竹矿务局。她们的来信，收信地址都是黄荆沟镇公所，我就隔三差五去看有没有姐姐们的信。遇到电报、汇款等紧急、重要的邮件，镇干部就会站在马路边朝我家喊，喊不应，还亲自送上门。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在被他们那种为人民服务精神感动的同时，也认识到他们在历次运动中的台上表演，也是吃了婆婆的饭，不得不做给婆婆看。

理解了，包容了，心中那团壁垒，就冰释了。

是谁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我这辈子不止一次深夜痛哭，但欲谈人生，还是感到“不足以”。

不过，有一点搞明白了，那就是人生短暂，不应有恨。不如意事常八九，趁早放下是重生。

黄荆沟变了。从一个耄耋老镇变成了若干个村。翻开下一部《威远县志》，人们已不能从“镇级行政区划”中看见它。

黄荆沟没有变。依旧是一条“Y”型峡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具有煤炭灵魂，但不是煤炭心肠的坚韧、善良的老镇遗民。

我怀念黄荆沟。怀念那一座座檐脊相连的瓦屋茅舍，怀念在这条老街上演绎过人生戏剧的父老乡亲。是这一家家楼堂馆所，一个个生旦净丑，构成了黄荆沟的江湖千姿，社会百态，使我的记忆深处，光影交错，五味俱全。

我祈祷黄荆沟：魂兮——归来。

2024年元月

蓝色御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