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家川历史上的“四大家族”

裸三（白三虎）

　　众所周知，每一个地方，都有独属于当地的文化和传统；每一个村庄，亦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与传说。白家川，作为一个滥觞绵长的千年古村，自然蕴藏着不少唯其所有的历史往事。下面，是一段浸满岁月风尘的地方民谣，列述了白家川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四大家族”。这四个家族，背景各异，可毫无疑问，他们都曾站在白家川历史舞台的最中央，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四大家族”兴衰沉浮的故事，见证了白家川数百年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承载着许多跌宕起伏的人文记忆。

　　【一】民谣里的“陈商户”，指的正是现在白家川这两户陈家人的祖先。从民谣里可以看出，他们的祖上是以商为业，靠商兴家，并且还是个行走于川甘两省的跨省大商人。

自古以来，白家川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先有陈家人，后有白家人”，就是说，陈家人才是当地原有的老住户，而白家人则是后来的迁移户。村里的老人常说，陈家人原先住在清溪河北岸的靠山根一带，直到全国解放后相当一段年月，北山脚下的“山堡子”下方还留有不少断壁残垣，附近长着一些前人栽培的桃树和红梨树，都说那正是陈家人以前的老庄园。直到现在，村里人依然把那一地带称作“庄廓地”。

到了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事造反（史称“陕甘回民大叛乱”，也称“花门变乱”），西北各地硝烟四起，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陈白两姓通过合议，决定在清溪河北岸靠近“陈商户”家的山巅上建一座大型城堡。

村里现存的文字资料明确记载，该城堡修建于“同治癸酉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据说在建堡期间，为人豪爽的“陈商户”不仅主动承揽了工程所需的全部椽檩木石、绳索扎楔等物件，每天早上还为大家提供可口的熟面（炒面）和燕面（莜麦面）酸汤。对岸的白氏一族也不甘落后，他们充分发挥人多户众这一优势，全力以赴，争先恐后，踊跃投工。俗话说，“众人齐心，力可断金”，白家川陈白两姓一鼓作气，通力合作，仅用了五个月功夫，就在北山之巅建起了一座高大坚固的大型城堡——“集仁堡”（因白家川古称“集仁村”而冠名，后俗称“山堡子”）。现存的文字资料这样记述：“越五月而工竣，逆回往来，不能为害”。

　 上苍无情，造化弄人。

世上的事情，往往让人说不清、道不明，难以预料。就在“山堡子”建成的第二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地突然遭遇了一场地震。这次地震，新落成的“集仁堡”经受住了考验，毫发无损，可意外造成堡子东面堡门口的整段山体轰然垮塌，形成数十丈高的断崖，使连接堡内的唯一通道完全断绝。为求自保，白家川人只得再次修建堡子。这次建堡，人们把地点选在了清溪河南岸，即白家人居住的村子东头，也就是如今白家川村里的这座堡子。现存的文字资料这样记载，“山崩，复建堡于东川”。如此一来，北山脚下的“陈商户”立马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单。加之当时世道混乱，土匪出没，家人和财产随时处于危险之中。“陈商户”百般无奈，寝食难安，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困顿之中……

通过一番痛苦地煎熬和纠结，“陈商户”思前想后，权衡再三，觉得唯有搬家，方可摆脱当前的困局。因此，他最后决定，离开世居的祖宅，搬迁到清溪河对岸，与白氏家族搭帮群居。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拿定主意之后，“陈商户”立马行动，通过与白家人协商，很快就在对岸村子里置办了一大片土地。紧接着，花巨资请来各路工匠，大兴土木，马不停蹄展开了建设。时届年底，村子东头的堡子尚未完工，“陈商户”已在村子正中央建起了一座高大气派的豪华宅院——陈家大院。

　　岁月匆匆，往事历历，历史的沉重与无奈，常常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一百多年过去了，再看昔日大名鼎鼎的“陈商户”家族，早已家道中落，今非昔比。在光绪年末期，那座派头十足的陈家大院，也被截成了三段，分两次把东西两端卖给了姓白的“后头院”人，陈家的后代被挤在中间，仅占着极小一部分，用“在夹缝中求生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到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初九这一天，西北军阀马廷贤血洗沿川各村，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白家川也深受其害。土匪临走时，又一把火点燃了白塔寺大殿，一座华丽无比的古建精华，顷刻灰飞烟灭，化为灰烬，里面的圣像被烧得面目全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惨不忍睹。“陈商户”的后裔陈汝明公心怀恻隐，仗义出面，把家里仅存的一座“大特件”（四梁八柱的两坡水古典厅堂）无偿捐出，拆卸后盖成了五帝大殿，使圣像得到有效保护。斯后，陈氏家族的面貌就愈加显得破败寒酸了。

有些事情，回想起来就像是一场梦，让人慨叹、让人唏嘘。在大明朝到清朝最鼎盛的那一段时间，“陈商户”意气风发，行走于甘肃和四川两省之间，凭着超人的能力和胆识，赚取了大量金银钱财，创造了一曲属于陈氏家族的商业神话。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陈氏家族为避祸乱，追逐建堡的浪潮，举家搬迁过河，花巨资建起了阔绰宏大的陈家大院，充分彰显了雄厚的实力和家业。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次高光亮相，竟成了陈氏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了他们在白家川最后的一次辉煌。从那以后，由于社会动荡，商道艰难，生意便开始一蹶不振，每况愈下，亏损成了常态。短短十来年的功夫，不仅赔光了几代人攒下的积蓄，就连最基本的家庭开销也陷入困境。及至光绪后期，堂堂“陈商户”家族，竟然沦落到靠割地卖庄维持生计的地步。

古语云：“风水轮流转，兴衰不由人”。再说白氏家族，自从明朝永乐年间来到这里，他们就像雨后春笋，百业兴旺，迅速崛起。通过发展，最终成了这里的主人，就连脚下的这片土地，也跟着改名换姓，成了人所共知的“白家川”。迄今，偌大一个白家川，除了陈家大院前面的那条巷道，依旧被村里人称作“陈家巷道”，其它有关当年“陈商户，下四川”时的荣耀、修建“集仁堡”（山堡子）时的洒脱、以及陈家大院落成时的风光，尽如远去的烟云，不声不响，退出了人们的记忆。

　　【二】再说说民谣里的“西川里”。“西川里”，至今仍然是白家川最大的一个家族，其家族人口，占村里人口的将近三分之一。据“西川里”去逝的白锦章老人说，他们原来的老庄（旧宅院）在村子西头的大河边上（清溪河原来在村子西头流过，1976年“农业大学寨”年月，兴修水利时才改至中川）。村里的其他老人还说，“西川里”以前的老庄，位于现在公水坝东头，残存的庄墙又高又厚，像堡墙一样，非常结实。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天的一场大水，才将其完全冲没。另外，公水坝旁边现在叫“碾排园子”的那块地，正是以前“西川里”人安放过碾子和石磨的地方。

“西川里，出大官，绫罗绸缎身上穿”，这句民谣直白地告诉我们，“西川里”祖上是个官宦之家。其中所说的“绫罗绸缎”，自古就属于高档之物，价值不菲，能够身穿绫罗绸缎者，一定是非富即贵。至于“西川里”古时候究竟出过什么样的大官，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相关的资料，如今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不过，数百年来，白家川一直流传着一个笼统的说法，“西川里在明朝时候出过大官”，仅此而已。到后来，唯一能够说明问题的，即在清朝至民国时期，“西川里”仍然拥有好几座豪华考究的“大特件”（四梁八柱的两坡水硬山顶建筑，当地人称“全厅子”），据说都是他们祖上做官时留下来的。说实话，在明清时期的西北乡下，一个家族能拥有数座如此规模的大架构建筑，其奢华程度，的确足以让人瞠目。

　　前面说了，“西川里”古时候出的大官，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不过，在中华民国前期，“西川里”又出过一位在省城做官的重量级人物，他叫白自成。

白自成，字仲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人 ，甘肃省第一师范完全科毕业，委任干部训练所经理。

中华民国，是中国从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迈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尤其是民国前期，名义上虽然已经走向共和，统属一个中央管辖，可现实无异于封建时代的蕃镇割据，全国各地枭雄四起，各自为政。整个官场新旧思想碰撞交替，各路势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充满了波折与变数。如果没有超强的能力，一般的普通人根本难以立足，更遑论升迁或被委以重任了。可白自成却是个例外，他凭借过人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直接进入甘肃省政府任职，后又转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且一路升迁，不到三十岁年龄，就被“委任干部训练所经理”，主持省城警务。

根据当时追随过他的白凤义、白志孝老人后来说，白自成开始时在省政府任职，后来又转入（省）党部，一直主持警务方面的事情，身上戴着盒子枪。他住的地方也是戒备森严，日夜布有岗哨，如果是有人要见他，必须提前通报。外出开会和办事时，坐的是小汽车，随身还配有一个班的持枪卫队跟着。由此可以看出，白自成当年在兰州的身份和权力绝非一般。

　　多少年来，有关白自成当年在省城兰州的故事和传闻，在白家川流传着不少。比如，上司委派他去古浪县当县长，牌子（告示）都挂出来了，可他却借故不愿前往；还有说他因为能力过于出众，即将升迁去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结果受人忌妒，遭人暗算之类云云……

传闻归传闻，故事归故事。无论怎样说，在民国前期那样一个群雄逐鹿、泥沙俱下的时代，白自成能够凭一己之力，在省城官场平步青云，一路升迁，身居干部训练所经理并主持省城警务，可算是一位挺立于时代潮头的精英人物了。

另外，白自成在兰州做官期间，对白家川以及附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关照有加。如前面提到的白志孝、白凤义，还有礼辛的陈绍武、陈家庄的陈海清等人，都曾受到他的提携，在兰州警界任职。尤其是白凤义和陈绍武二人，因为能写会画，才华出众，一度被提升为警局文书和警卫队长。

可叹天妒英才，白自成这样一位民国前期的官场才俊，正当他风华正茂、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不幸罹患重疾，官署及同僚费尽周折，几经施救，最终未能凑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殁于任上。这一意外变故，使“西川里”这个白家川历史上有名的官宦世家，再度跌落到了普通门户之列。

正如《左传》所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语中的。

　　【三】接着说说“老富汉，门前头”。古时候，人们把外面有田产、家里有余粮、不愁吃不愁穿的盈实人家，称为富汉；而只有那些绵延上百年、波及数代人的富裕大户，才配称“老富汉”。白家川的“门前头”人，就是这样一户跨越明、清以及中华民国三个王朝的百年“老富汉”。

至于“门前头”这个族号，还得从他们居住的方位说起。在满清至民国时期，盐场咀前面这条南北走向的出山路南端，有一座门口朝东的“大总门”，直到现在，人们仍然把“总门”以西的地段称为“总门里头”；那时候，这座总门的前面只住着白正玺、白俊玺他们一户人，所以，村子里就把他们家称为“门前头”人。

追溯“门前头”人的历史，他们祖上既没有出过做官的，也没有一个做生意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实打实靠土地起家的“粮食富汉”。要知道，在以前农耕时代，土地就是最大的财富来源，谁拥有的土地多，谁就是当地的富汉。细说起来，“门前头”人靠土地发家的历史由来已久，相传早在明朝时候，他们家就占据着当地大量土地。到了清朝最鼎盛时，“门前头”人的耕地已遍布山川，超过当地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较远的波及太坪湾、马莲咀、常家湾、庄哈坪等地，近处的包括两家坪及沿川上下，果园田产一应俱全。

　　“门前头”人最发达的时候，白家川以及附近的人，大都与他家存有一定的主雇关系，要么是租种他们土地的佃户，要么就是他们家的长工。一年下来，仅收上来的地租，就够普通人家多年的开销；至于打下的粮食，更是满仓满囤，堆积如山。如此多的粮食，除了将一小部分付给长工，充抵成工价，其余的不是兑换成金银，就是以“驴打滚”的利息放给穷人，循环往复，年年如此。【注：“驴打滚”，古代一种利息计算方式，即，若不按期履约，利息立马翻倍，也叫“利滚利”】。

按理说，像“门前头”这样的老富汉，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简称“土改”）期间，无论如何应该列入剥削阶级，被划为地主。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那场纯粹针对富人的土地革命运动中，“门前头”人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一丝一毫地冲击。

事情的原由，还得从“门前头”的二掌柜的白俊玺说起。本来，“门前头”人的掌柜的原本是老大白正玺，可是，正当他年富力强、持家得力之时，突然身染重疾，一病不起，最后撒手人寰。家里出了这样的变故，掌柜的这副担子就落在了老二白俊玺肩上，人称“二掌柜的”。其实，白俊玺从小锦衣玉食，过惯了衣食无忧的富足日子，没有管过事，也不会操心。从性格上来说，他为人豁达大度，心直口快，从不想着占人的便宜，在社会上人缘极佳，交往也十分广泛，是个人所共知的好人。

白俊玺虽然做了“门前头”人的掌柜，可对家里的事却一直不大在意，啥事都想得开、放得下。有时候，一走出去就是好几天，是个正儿八经的“甩手掌柜”。但这还不算，不知啥时候，他又染上了一个抽鸦片的习惯。从那以后，家里的银子就如同流水一样，不停的往外流淌，“门前头”多少代人创下的基业，在鸦片燃起的皛皛烟雾中渐趋动摇，家庭境况一路下滑。时间一长，家里的钱财终于告罄，资金链出现断裂。于是，二掌柜的便频频拿出手上的地契，以土地作抵押，换取烟资…… 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前前后后十来年功夫，“门前头”这样一个百年老富汉，就被二掌柜的给“管理”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

《醒世恒言》有云：“吉人自有天相”，意思是说，福大命大之人，无论啥时候，上天自会庇护，这话不假。眼看“门前头”人将要陷入困境之时，国民党政权彻底溃败，共产党执掌了江山。万万想不到，早在1947年，白俊玺竟然和弟弟白受玺已在暗中投靠共产党，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陇右地下斗争。所以，1949年刚一解放，二掌柜的一转身，又成了共产党的功臣。

1951年，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成分，开展阶级斗争。对所有富人的土地和家产依法实行没收，分化给贫下中农，并将富人划为“地主”和“富农”两个类型，当作剥削阶级，按敌我矛盾对待，对其孤立打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主导的这场土地革命运动，一下子拉开了数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变革的大幕。遇到这种亘古未见的社会变革，土地和财产就像套在富人脖子上的枷锁，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可这时候，“门前头”人通过二掌柜的持续多年地“神操作”，土地已经被“OK”得所剩无几，家里也近乎一穷二白，里里外外早就“泯然众人矣”。按照政策，他们家这种情况，根本没资格进入“地主”和“富农”阶层了。所以，在那场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中，“门前头”这个出了名百年老富汉，居然阴差阳错躲过一劫，还天然合理地进入了“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序列。

想起了《淮南子》里的一则寓言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万古经典 ！

　　【四】再说说“人上人复兴耀”。“复兴耀”，即白家川有名的白居仁、白居礼这个家族，民国时期，他们是通渭县出了名的大户，素有“通渭出得南门头一户”之说。的确，在当时来说，除了义岗川的董家，通渭境内鲜有能与“复兴耀”比肩的富户。

“复兴耀”这个名号，其实是他们家在兰州开的一个商号招牌，后来传到老家，就成了他们家族的名号。要是细说起来，“复兴耀”家族兴起得比较晚，在同治年间修建“集仁堡”时，他们在白家川尚无声息。直到进入光绪年之后，白居礼的祖父白养榆公靠着做生意，不声不响掘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自古以来，土地一直是乡下人赖以生存的资本，也是财富的象征。无论做官还是营商，一旦有了钱，就要在老家置地，这也算是一条基本的规律。到了清朝宣统年间，白养榆凭着做生意赚得的银子，正欲购置土地田产。这时候，适逢村里有人出让村子以东的大宗田产，侯家寨子的“侯老五”和尉氏两个家族闻听之后，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并放出狂言，要将他们的田产扩展到白家川的堡墙根下，让白家川堡子以东的土地全部改名换姓。要知道，堡子以东一马平川，全都是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一直被视作白家川耕地中的“天心地胆”【注：指好得不能再好的上等耕地】。血气方刚的白养榆自然不服，于是便拿出“打擂台”的架势，不惜血本抬高地价，将侯尉两家阻挡在外，悉数购得了那上百亩土地，成功阻止了外村人意欲吞并白家川土地的图谋。“复兴耀”名利双收，渐趋步入了大户行列。

民国九年（1920年），白养榆的大儿子白廷瑶从“陇西南安中学”毕业（清朝时期的南安书院，陇西师范的前身），有意在家乡创办学堂，兴办地方教育，博得养榆公和弟弟白廷瑚的大力支持。民国十年（1921年），“复兴耀”投入大量资金，由老二白廷瑚一手操持，采购物料、招募匠工，建校工程全面展开。通过大半年紧锣密鼓地建设，一座集校门、围墙、教室、宿舍于一体的乡村新式学堂在清溪河畔落成。随后，经当时的县政府和县教育科审核批准，委任白廷瑚为学校校董，白廷瑶为学监，以“集义初级小学”的名义挂牌开业。县政府和县教育科还专程派员送来了一对宽大厚重木质楹联：

　　该校是“辛亥”之后通渭县最早成立的新式学堂之一。在民国时期，曾一度被列为“通渭县第四高级小学”，至民国后期，又称“通渭县榜罗镇第二中心国民学校”；解放以后，先后升格为七年制、八年制、九年制初级中学，是通渭、甘谷、武山附近各县公认的出人才最多的地方初级中学。

建校100多年，毛家店学校培养了白学回这样的抗日民族烈士（《通渭县志》有载），还有甄富堂、蒙之廉、毛麟章这些名列国史的革命英烈。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又先后走出了县长、厅长、省政府副秘书长，还有在国家部委出任要职的司（局）级官员；博士、硕士屡见不鲜，有的已出任国家级重要科研项目的带头人，有的甚至两次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了国家的精英、家乡的荣光。

“复兴耀“家族当年出资创立毛家店学校，堪称是一项惠及桑梓、利国利民的大义之举。

　　民国十七年（1928年），整个北方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史称“北方大旱”），陕甘犹甚。秦陇上下，赤地千里，粮食绝收。进入民国十八年（1929），粮价暴涨，各地出现粮荒。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到处充斥着饥饿和死亡的气息。

刚进入春天，白家川附近的一些村子，频频出现饿死人的惨剧。“复兴耀”作为当地有名的富户，白廷瑶、白廷瑚弟兄出面承头，联络村里其他几个有存粮的户主，提议他们拿出粮食，以家族为单位，分户承保，接济大伙度过这场饥馑；同时合计制定了村里的“粮食一律不得出庄”这一临时村约。大家见有“复兴耀”弟兄带头承保，都一致表示同意。最初，按每天人均一斤的定量，给大家发放口粮，过了一段时间，一些承保户感觉越来越力不从心，家里的粮食也都先后告罄。危难时刻，白廷瑶弟兄再次出面，并向村人承诺，甘愿倾其所有，与大家一道共度难关。

全村上下，数百口人，眼巴巴指望“复兴耀”一家接济维持，僧多粥少，自不待言。白廷瑶弟兄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为长远计，只得调整口粮的供给量，将每天人均口粮压缩至半斤。为了节省粮食，“复兴耀”家族也和大伙一样，糠菜参杂，免强续命。苦熬至农历四月中旬，正值青黄不接之季，“复兴耀”家里的存粮也所剩无多，几近见底，形势异常严峻。白廷瑶弟兄万分焦虑，便背着银子直奔贯子川（贯寺），向当地大户李善积求购粮食，遭到回绝。旋即又赶赴安远，向有名的张慕如求购，同样空手而归。情急关头，几经周折，好不容易联系到通渭北部的董家（义岗川的董本斋家族，甘肃有名的大财阀），掏天价购得数千斤粮食，而后组织村里的青壮后生，成群结队押运回村。正是凭靠这批来之不易的“救命粮”，终于使白家川人“奔”到天熟，度过了难关。

有资料披露，民国十八年这场饥荒，“甘肃全省64个县，有58个县受灾，灾民达250万。全省先后有140余万人死于饥饿”。时任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致电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的灾情报告原文如下：

　　从省府发往南京中央的文稿可以看出，当年甘肃的灾情何其惨烈？就连堂堂省主席都感到束手无策。

遭逢如此年馑，数百里内，万户千村，饿亡频仍。白家川幸赖“复兴耀”家族仗义出面，倾其家资，鼎力成全，成了十里八乡唯一没有饿死一个人的村庄。灾荒过后，“复兴耀”家族声名鹊起，口碑如山，成了远近闻名的仁义富汉。按说，这应该就是“复兴耀，人上人”这句民谣的由来。

　　特别鸣谢：众人拾柴火焰高。本文创作期间，特别多次受到白玉强、白映荣两位朋友的悉心指正和支持，尤其在文字方面，逐字逐句，斟酌再三，反复校对，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失误，使本人受益匪浅。在此，向两位朋友表示诚挚地感谢！

2024年1月17日于重庆九龙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