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医组胚教研室首任主任宋玉五

巴丹弱水

郑大一附院院史办

巴丹弱水

陈明望

2024年1月20日

　　1933年8月，宋玉五来到河南大学医学院任教，他是来河医任教最早的教授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任河大医学院助产学校校务主任、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解剖学馆主任。40年代，他曾代任国立河南大学总务长、代国立河大医学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河南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主任，河南省解剖学会理事长。他经历了从河大医学院、国立河大医学院、到河南医学院三个历史时期，是河医的建院元勋和组织胚胎学奠基人。

宋玉五功勋人物证书（2023.09.26）

　　宋琯生，字玉五，后以字行名。1900年1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淅川县宋湾村一个地主家庭。因家境尚好，6岁时便在淅川县宋湾村上私塾，读的是儒家的四书五经。13岁时便离开家门独自到开封府，在开封北仓小学读小学。1913年冬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第二期德文科，学制五年，1918年冬毕业。

宋玉五毕业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德断交未能如期所愿赴德国留学。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学校本为留学而设，在英文第一班毕业时，学生希望全部留学，但只选送了二十名，以后选送更少，甚至拒绝选送，实际上学校已无存在必要……1921年河南省议会已建议以留欧美学校改升中州大学。”（摘自《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河南大学片段的回忆》1964年7月31日，作者张邃青1922年在该校历任历史教授、文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宋玉五年轻时期

　　1919年春，宋玉五经省考录送到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科（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身）上学。该校的学费很高，每年210元，不含书籍和伙食等费在内。因此，上得起该校的学生除了少数公费生外，其余都是军阀、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等有钱人家的孩子。

1922年，宋玉五因患肺结核而休学一年，延迟到1925年1月同济大学医科毕业。宋玉五曾经告诉过子女，看到曾经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同学一个个漂洋过海去德国留学，心中也有几分失落。萌生过再度圆他的留学梦，后来却因患严重肺结核大口吐血，而与梦想失之交臂，只剩下韶华倾负生存悲歌，成为他此生遗憾。

宋玉五同济医科毕业后，即在德国人办的上海宝隆医院（同济大学医科实习医院）当实习大夫。因遭受德国人种族歧视，他心存不满和愤怒，在上海宝隆医院实习八个月后愤然辞职。宝隆医院外科主任兼院长劝宋不要辞职，给予宋外科第一助手的条件予以挽留。“我因已经决定它去，何必再留下去低首下心，看高鼻子的脸色，故未答应。”

此时恰逢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向上海同济大学招聘教员，宋玉五便伙同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期的同学，后来又是同济大学医科毕业生李瑜如（相琳，1901.01.12～1989.12.27）、单德广（单誉，1896.11.15～1978.09.18）、梁之彦（灿英，1900.11.11～1986.08.26）、许怀星(象文）五人，请求同济大学校长阮尚介（字介藩，1889～1960）介绍他们到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应聘(梁之彦因故留校未去)。

1925年8月，湖北省立医科大学聘宋玉五任儿科教授兼外科医师，聘李瑜如任解剖学教授，聘单德广任生理解剖学教授，聘许怀星职务不详。同年10月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停办，李瑜如去了武昌张发奎的军队，单德广去了汉口传染病院，宋玉五则决定到南昌找同学帮忙另谋工作。

在南昌街上不期而遇到王海观（又名王镜清，原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教授），王称他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长陈方之（1884～1969，浙江省鄞县人，1926年获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老朋友，经王引荐便安排宋玉五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南昌临时病院任院长。初到一地，人地生疏，苦于身边又无得力助手，宋感觉自己难以堪当此重任，一月后便辞职。

1925年11月，宋玉五辞职后，王海观又邀请宋到其正在筹办的南昌陆军军官医院（隶属军医处）任医务主任。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公开分裂，驻扎在南昌的所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机构被限期迁出。正在筹办的南昌陆军军官医院也被迫迁出，目的地初设为合肥。当宋玉五随军医院行军至蚌埠时，又接令改往常州，后又迁址到南京。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陆军军官医院与第三路第一病院合并，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医处第三路第一病院。此时陈方之辞职，由郝子华（字尚彬，河北省大城县人，1916年毕业于陆军军医学校，后升中将军医总监）接任军医处长。

1928年1月，军医处第三路第一病院又更名为军医处第三兵站医院，是年4月第三兵站医院再次更名为军政部第三预备医院，宋玉五担任院长。在此期间宋感到在不良的工作氛围下难于开展工作，曾呈请向郝处长请求辞职，但未蒙批准。

1929年2月，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司长郝子华任命宋玉五为首都第二陆军医院院长。宋玉五邀请曾经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同济大学医科的老同学，留德回国的阎彝铭（字仲彝）博士放弃杭州市立医院外科主任职务，到南京协助其工作，任首都第二陆军医院医务长。

　　是年10月，蒋介石路过医院视察慰问住院伤病官兵时，因未同以往惯例向伤兵发放赏金，慰问结束将要走出大门时，被伤兵围堵。宋玉五闻讯急忙由军医司赶回医院，面对蒋介石侍从孟副官无端怒斥只能忍气吞声，备受委屈。当晚，蒋的另一位侍从副官张镇上校（字真夫，1899～1950，湖南省常德人）衔命前来医院安抚宋，并嘱“可将困难或要求用书面或亲身面向宋美龄陈报一切，可得到支持。” 宋因心灰意冷，蒋夫人又不直接管理伤病官兵事宜，便未向蒋夫人禀报，继而要求辞职。

1929年11月，宋玉五被应准辞掉院长。经军医司郝子华司长及其他同事一再挽留，同意宋改任军医司科员，负责办理伤病住院行政事务，今后不再主持院长事务。宋在军医司期间先后经历了郝子华、蒋可宗（秋然，1884.04.21～1942.07.15，浙江省嘉兴人）、陈辉(字光甫，1887～1966.02.29，浙江省上虞县人)三任司长更迭，他们都曾推举宋重新复出，担任院长，宋未应允。宋是一个潜心学问，不问政治，不愿做官，也不会做官的人。

在军阀割据、内战不休的年代，宋玉五只想做名纯粹的医生，不屑于为官，不苟同于流俗，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营私舞弊。却寄情于怀仁心，行仁术。他放言“若一定要勉强他当院长，我只有不留情的辞去军医司职务。”

宋玉五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德文班的老同学鲁循然（字善初，1898～不祥，河南省新野县人，德国矿科博士，抗战时期任重庆綦江铁矿矿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冶金部总工程师）在军政部兵工署工作，鲁同时还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德文教官。鲁要奉调到焦作福中（英中合资）总公司当处长，即介绍宋去接替他德文教官工作，以便离职。1930年11月，宋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德文教官，至1931年7月止。

焦作福中总公司的煤炭产量在当时是仅次于开滦、抚顺煤矿，位居全国第三大煤矿，矿工人数万余人。阎彝铭任院长时，福中煤矿为让河大医学院聘任英美派的李文浩，曾捐给医学院经费一万元。此外，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后任河南大学校长李敬斋（李鹤，1890～1975，河南省汝南县人），曾担任过设在开封的福中矿务专门学校校长。1920年4月该校由开封迁回焦作，1921年易名福中矿务大学。

河南大学张仲鲁（字广舆，1895.11.09～1968.10.13，河南省巩县人）校长，1923年也曾担任过焦作福中矿务大学校长，1931年复任焦作工学院（福中矿务大学更名）院长。河医解剖教研室主任李喻如教授，1933年也曾担任过福中煤炭医院院长。

1933年6月下旬，军医司司长陈辉（后升任陆军军医署中将副署长、参谋本部中将军医总监）派宋玉五到江西省庐山担任一个军事会议的医疗保障负责人，宋本不情愿再当领导，军医司医务科长严傅杲上校（1902.05.09～不详，1944.10晋升陆军少将军医监）却劝说宋“参会军官军衔很高，上峰命令要派一个资历高的人前去主持会务医疗保障，同时会期较短，另外也没有相当资历的人可以派出”。宋觉着好在时间不长，乃应命前去庐山。

当宋奉命到达庐山牯岭后，又接令改往庐山海会寺待命。到了海会寺后，才渐渐知道所谓的庐山军事会议，实际上是蒋介石在庐山开办的军官训练团，由时任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任团长。调集赣粤闽湘鄂北路军上尉以上军官，分批到庐山进行整训。牯岭是高级军官的培训场所，海会寺是中下级军官的训练营地。

宋认为军官训练团的任务和军医司当初通知他报到的内容不符，即要求返回南京。陈诚的副官处长傅某说，蒋总司令命令所有前来庐山报到的军官佐一律不得下山，并且全部参加军官训练团的工作，并委令宋担任军官训练团医务所主任。

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

（1933.07.18）

　　1933年7月18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教官系由南京各军事学校及各军事行政机关抽调少将以上的人员充任，施以政治、军事训练。聘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为指导，并请意大利、美国的军事人员作教官。

第一期是军官队，二、三期兼有军佐队。所有军事学员来自赣粤闽湘鄂北路军所辖连长到团长级别的军官，军医学员来自北路军所辖各军医处处长和军医院院长。训练团从7月开学到9月结束，共办了3期。每期培训两周，每期2500人，共计培训7500人。

一晃宋玉五大学毕业快九年了，在军医司当差也四年了。他本以为在军医司不当医生空闲时间会比较多，闲暇之余可以自修，为参加官派或自费出国留学考试做准备。谁承想天天忙忙碌碌，根本抽不出时间读书，出国留学又遥遥无期，长此以往脱离临床，势必医术水准难以提高。

加之女儿刚一岁时就痛失爱妻，睹物思人，悲伤不已的他就想离开这座令他伤心的金陵城。于是就写信给原第二陆军医院任医务长的同僚，现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阎彝铭老同学，请他帮助联系工作。

此时，河南中山大学医科呈准更名河南大学医学院尚不足三年。开元伊始，“原有之生理学、微生物学、解剖学、组织学及细菌学各实验室，亦次第加以充实……生理、解剖、组织、胎生等科均系医科之基本科学，必须于最短期间加以实充。”（摘自《1932年河南大学医学院一览》，阎彝铭）

1932年河大医学院教务人员名单：

1. 阎彝铭，字仲彝，1895.01.19～1973.08.17，河南省淅川县人，1928年获留德博士学位，外科教授。
2. 郭垚，字鑫斋，1897～1972.02，河南省孟津县人，1928年获留德医学博士学位，眼耳鼻科教授。
3. 鲁斐然，字章甫，1900.02～1955.05，河南省新野县人，1929年获留德病理学博士学位，化验科、组织胎生及病理学教授
4. 单誉，字德广，1896.11.15～1978.09.18，河南省南阳市人，1924年同济毕业，内科教授。
5. 陈作纪，字理蘖，1896.11～1981，山东省潍县人，留学德国哥廷根、明兴、罗斯脱等大学，1924年获医学博士学位，生理学教授。
6. 李赋京，字宏生，1900.08.13～1988.09.29，陕西省蒲城县人，1928年获留德医学博士学位，解剖学教授。
7. 上官悟尘，1892.10～1989.09，河南省光山县人，留日，内科医师、药学教授。
8. 陈宗蓥，字器先，1903～1969，江西省永新县人，留法博士，化验科、细菌学教授（经“五虎上将”1930年10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力荐来医学院）。
9. 梁祖惠，留瑞博士，德文教员。
10. 刘同，字蔚同，1905.05.19～1982.01.07，河南省太康县人，1929年同济毕业，皮肤花柳科医师兼德文教员，1934年获留德医学博士学位。
11. 郝坤巽，字象吾，1899.08.16～1952.04.14，河南省武陟县人，1922年获留美理学博士学位，河大农学院院长，兼任医学院遗传学教授。

　　当时河大医学院仅有上述11位医师和教授，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师资短缺日益凸显。阎彝铭院长收到老同学宋玉五求助信后，当即回信请宋来院任解剖学教授。

1933年9月，庐山军官训练团结束后，宋即请短假（因长假不准）到开封任职。初教解剖学，后又教过儿科学，以后专教解剖学并兼教组织学和胚胎学。1934年4月，军医司正式批准宋辞去军职。

从此，34岁的宋玉五弃军从教，在余生漫长的岁月里与河医沧桑相伴。无论是在抗战流亡办学中流离失所，还是在内战迁徙艰难的岁月里，尽管颠簸流离，心依然，情怀依然；尽管世事沧桑，脚步依然，坚守依然。

1934年6月，河南大学医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六年制基本临床系本科生毕业，毕业24人。其中①张金波(字铭斋，1905～不详，河南省西平县人)、②孙国桢（字翰青，1907.02～1983.06.24，河南省安阳县人）、③杨诚（1908～不详，河南省鲁山县人）、④耿俊彩（字华亭，1909.08.29～1974.02.14，河南省滑县人）、⑤徐云吾（字庆祥，1908～1992.02.12，河南省内黄县人）五位男生毕业留校任助教。

⑥徐邦凤(字桐青，1909～2000.03.09，山东省苍山县人)、邹桂芬（1909～不详，河南省信阳县人）、侯淑秀（1910～不详，河南省开封市人）三位女生留校任助教。

民国初期20年代能上得起大学的女孩子，家庭非富即贵。徐邦凤的父亲是河南省财政厅的职员，徐老先生的四个子女从小都在开封府受到新式教育。徐邦凤是家中长女，少年在开封私立第一女子中学（北仓女中）读书，沐浴了新文化运动和新式教育的洗礼，身上散发出鲜明时代特色的新女性形象。她毕业后留校分配在河大医学院附设产科学校当助教，她这种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宋玉五。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冲破世俗的观念，这段浪漫的师生恋，终于在1935年修成正果。

宋玉五全家福（1956）

前排左起：宋玉五、宋瑞平（三女）、岳母、徐邦凤

后排左起：宋瑞荷（长女）、长女婿、妻妹徐邦文、宋瑞嵩（次女）

1930年，宋玉五淅川县的祖上老宅分家，宋分得家产田地约一顷左右，房屋10余间，生意股份若干股。宋自从同济医科毕业后生活来源依靠自己工资收入维持，从不依靠家庭资助。他常年在外奔波，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对老家分田分地的琐事不感兴趣，对自己所应分得的那份家产也从不过问，完全由其父宋成斋代管并由他支配使用。

宋玉五再婚后不久岳父就因病去世了，宋把岳母一家接来一起生活和赡养，并供养了妻妹徐邦敬和妻弟徐邦耀大学读书的全部费用，使他们在抗战艰难岁月中毕业。宋玉五夫妻解放前还资助了侄女宋瑞香，侄子宋育麟和宋育帧上大学的费用。

淅川县老家堂弟和表弟在开封读书的孩子们，遇到手头拮据时，宋也时常贴补。宋的一个远房堂妹患肺结核，当时链霉素是治疗肺病的特效药，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完全依赖进口。40年代末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买一支链霉素需要一个金条，宋不惜花重金给堂妹买药治疗，直至她痊愈。

徐邦凤（1909～2000.03.09）

字桐青，山东省临沂县人。

1928～1934年，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

1934～1949年，河南大学附设妇产科医院医师，助产学校校长；

1949～1955年，河南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系副主任、妇产科教研室副主任；

1949～1958年，河南大学医学院附设妇产科医院副主任、副教授；

1958～1962年，开封妇产科医院主任；

1962～196？年，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196？～1969年，郑州市卫生学校；

1969～1971年，战备疏散下放到焦作市老干部所；

1972～1974年，河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副教授；

1975～1985年，河南医科大学保健科副教授。

徐邦凤功臣人物证书（2023.09.26）

　　1930年6月，张仲鲁首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时，以经费不足为理由，主张裁科并系，医科在裁撤之列。时任医科主任阎彝铭与医科师生为保留医科据理力争，竭力反对，与张仲鲁校长发生激烈冲突。阎争取1930年5月新任河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张钫（字伯英，号友石，1886.07.17～1966，河南省新安县人）的支持，使医科得以保留。“阎与张仲鲁的不和即从此开始。殆张二次长河大时，于1934年聘张静吾为教授兼医学院院长。”（摘自《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4年6月20日宋玉五、李瑜如、张静吾著《解放前的河南大学医学院》）

“在这次冲突中张仲鲁校长等深怨阎仲彝，在明确继续办医学院（1930年9月医科改为医学院）之后，张校长（1933年8月第二次担任河南大学校长）便于1934年暑假免去阎仲彝的医学院院长职，另聘他人。”（摘自《河南省卫生志简讯汇编》1982～1986，陈去非著《回忆河南大学医学院的三件事》。陈去非系阎仲彝夫人）

1934年8月，阎仲彝免职后，阎和宋曾经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上海同济医科的老同学张静吾，被聘任为河大医学院院长。

“我到校前，即闻院长阎仲彝与教授郭鑫斋有尖锐矛盾，阎干不下去，而郭又众望不负，挑不起这个担子，于是，我不得不把他们的能干同学之一张静吾从北京拉回以作缓冲。张静吾是我的小同乡，我也希望他能回来助我稳定河大局面。在这个复杂环境中，张静吾亦常感到烦恼头疼，以致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摘自《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回忆我在河南大学时期的派系斗争》，1964年7月29日，张仲鲁）

1935年，河大医学院附设产科医院院务主任兼助产学校校务主任韩明炬（1903～1980，湖北省松滋县人，1931年获留德医学博士学位）教授离职后，助产学校校务主任由张静吾兼任。

妇产科蒋之祯教授处方单（1947.04.21）

　　1936年3月，聘请了1929年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博士，曾任上海宝隆医院产妇科及皮肤花柳科主任的俞敦培（1901～不详，江苏省无锡人）教授来院任妇产科主任，接替韩明炬的妇产科教学和医疗工作。1936年秋，又聘请了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内妇科医学博士蒋之祯教授，来助产学校工作。

因蒋之祯与复兴社派驻到助产学校的代表，兼任助产学校音乐教员吴造莪（1901～1981，后任国民党少将音乐教官，解放后任南京四中音乐教师，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竹笛教师）意见不合，吴常遭蒋辱骂。1937年7月被吴以工作成绩不好为理由提名，商请校长使蒋未被河大校长续聘。

河南大学医学院全体教职员

与第二届毕业生合影（1935.07）

前排左起：单德广（儿科）、××、宋玉五（解剖）、生景清（外科）、李瑜如（解剖）、郭鑫斋（眼科）、××、刘季洪（校长）、张静吾（内科）、上官悟尘（药理）、阎彝铭（外科）、赵孝博（耳鼻喉）、李赋京（解剖）、朱德明（内科）、鲁章甫（病理）、××、××

前排是领导和教授，中排和后排是年轻教师和应届毕业生。

1936年2月，张静吾院长感觉自己兼任附设助产学校校务主任不适当，竭力劝宋玉五兼任该职，宋因公私情意难却，乃接任该职。宋玉五主持助产学校后，与该校助教徐邦凤他们夫妻不仅是工作中的搭档，事业上的助手，更是生活中的伴侣。之后宋呈请把该产校改为河大医学院高级助产职业学校。

1940年7月，宋玉五辞退助产学校校务主任而专职教授解剖学，校务主任一职由其妻徐邦凤接任。1942年改为国立河南大学后，助产学校校务主任改称校长。

同时，在助产学校任训育主任的阎郁婷，她既是原院长阎彝铭的堂侄女，又是助产学校校长徐邦凤的堂弟媳妇。

“民国32年夏日，余考入河大医学院附设产科学校就读，尔时，该校已因开封沦陷，迁址豫西的嵩县城中。校长徐桐青（徐邦凤）女士，在艰难环境中，安排所有教学设施，对学生照顾，无微不至。当时共有三班，150余人。各生伙食，均系公费，每人每月主食麦子55斤足敷使用。虽在颠沛流离的情况下，尚无断炊之虞。训导主任阎郁婷女士，对学生生活，辅导管理，极为认真。”（摘自1981年10月台湾出版，学府纪闻——《国立河南大学》张鹤亭著《忆河南大学附设产科学校》）

阎郁婷（1902.09.29～1984.06.10）

　　阎毓馥，字郁婷，后以字行名，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人。1912年秋，她的二爷阎澍生（字伯康，阎彝铭之父）任职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后，10岁的阎郁婷便随二爷家由淅川移居到开封求学。之后她考入河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河南省教育厅平民教育处、开封市刷绒街小学任教。

约1928年，经阎彝铭和宋玉五做媒，阎、宋两家联姻，阎彝铭的侄女阎郁婷，嫁给了宋玉五的堂弟宋平甫（1948年淅川县解放后首任淅川县宋湾区区长）。

1929年9月，阎彝铭出任河南中山大学医科主任，1930年春奉省令接收河南省民政厅产科学校，改称河南中山大学医科附设产科学校。翌年9月，河南中山大学医科改为医学院后，阎郁婷便到伯父阎彝铭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的附设助产学校任训育员、训育主任。一路走来，阎郁婷经历了助产学校从创办初期的筚路蓝缕，到抗战时期流亡办学南迁北徙。从省立河南中山大学医学院到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走过了坎坎坷坷，经历了风风雨雨，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4月27日苏州市解放，7月阎郁婷带领她的助产学校22名女生（一年级16人，二年级6人），随南迁苏州的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返回开封。返汴后8月7日被编入返汴旧职员师训班政治学习，开展对旧职员思想改造，端正政治立场，转变思想观念，促成其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

1950年2月，阎郁婷在河大师训班结业后，被下放到舞阳县乡小学工作。1953年正在河大农学院上学的阎的大女儿宋岩青（啟琇）患病红斑狼疮，自己在开封无人照顾，在时任开封第二女子初级中学校长（开封静宜女中）徐邦敬嫂子（徐邦凤的三妹，后任开封市教育局副局长），许邦敬丈夫（时任开封女子高级中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的帮助下，阎调至开封第三中学及开封职业技术学校做图书管理员，1962年退休。

早些年我们查阅民国时期河大医学院档案时，训育主任阎郁婷的名字多次在助产学校名单中出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医学院苏州返汴的名单中，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我曾经多方查询，查无下落。

在写此篇文章的时候，意外得到宋玉五子女保存的1956年宋玉五写的“思想汇报”草稿。在“思想汇报”社会关系一栏中，注明阎郁婷系其堂弟媳妇。顺着这条线索我联系上了阎的次子宋育棠。

这位出生和成长在开封河大助产学校（妇产科附设在助产学校），1950年底参加解放军，转业到福建90岁高龄的老人，对助产学校昔日往事如数家珍。时隔75年，仍能清晰记得她妈妈在助产学校时期的挚友，我的爸爸杨中有（1927.04.29～2009.04.01，郑大一附院药剂科）、郑大一附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范秋萍的爸爸范金榜（1918.03.02～1974.07.09）的名字。意外地收获，终于使河大医学院助产学校的历史有始有终。

之前他妈妈在医学院工作时，虽然家境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但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自从妈妈下放到舞阳后，薪金降为100斤小米，留在开封上学的他和妹妹开始为填饱肚子发愁。为了减轻妈妈经济负担，供13岁的妹妹读书，15岁的他也选择了哥哥的路（1949年参军），参军吃军粮。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河山，豫北豫东相继沦陷，山河破碎，民族危亡。随着战火逼近开封，是年12月，河南大学医学院被迫南迁镇平，翌年7月辗转至嵩县，在嵩县办学长达5年之久。

“抗日战争前河南大学医学院的设备，本来在华北是名列前茅的，经过这次将附属医院改名（注：改编为军政部十一重伤医院）搬迁，并入湘军（注：应为上前线参加抗日），元气大伤！后来阎仲彝重任医学院院长时（注：1937年8月再任院长），不得不与同事苦心经营，在嵩县山沟内重建附属医院，”（摘自《河南省卫生志简讯汇编》1982～1986，陈去非著《回忆河南大学医学院的三件事》）

阎彝铭院长面对附属医院被国民政府改编为第十一重伤医院，奉调湖南辰溪抗战一线，为了确保医疗、临床教学和实习的正常进行，说服曾任军队医院院长又具有行政管理经验，既是同学、同乡、又是亲戚的宋玉五，危难中出任附属医院院长(任职1938.06～1940.07)，重新组建附属医院。

抗战时期由于经费紧张，物资匮乏，人员流失。嵩县又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等客观原因，很多设备又无处购买，只能依托嵩县财神庙和搭建的5排茅草房共计35间，设病床30张，建立起简陋的医院。

李赋京博士是河大医学院解剖学馆最早的教授（任期1930～1944.05），30年代初期就从事钉螺的研究，30年代末期承担起寄生虫学的教学任务后，解剖学馆的事务交由宋玉五负责。1938年7月，宋玉五兼任河大医学院解剖学馆主任（任期1938.07～1945.06），统筹教学工作。

1942年8月，阎仲彝院长因故辞职，到鲁山县组建河南省第二医院。阎院长离职后由病理学馆鲁斐然教授代理医学院院长，宋玉五教授、夏一图（字幼唐，1906.10.18～1994.09.15，河南省息县人，1939年获德国佛莱堡大学药理学博士学位）教授辅之。是年11月，鲁斐然教授因患病需要休养。此时河大校长王广庆（字宏先，1889～1975.02.24，河南省新安县人）深谙“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的道理，于是他请宋玉五出山替其分忧解难，兼代医学院院长，执管到张静吾教授接到“迁嵩县之河大医学院同仁函电邀我回河南”（张静吾著，香港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90年沧桑》P74页），1943年10月重返河大医学院主政止。

“1944 年‘五四’节过后，当一切顺利进行时，突传日寇要进攻洛阳，情况突然紧急。不数日，学校即派牲口（当时县城与潭头无公路，来往都是骑牲口）来接我，并要医学院全部即迁潭头。当我偕家属临走时，将迁移事委托与宋玉五教授，沿途运输委丁宝泉（1916.02.27～1989.04.17，1944年1月河大医学院毕业生）医师负责。”（张静吾著，香港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90年沧桑》P76页）

　　张静吾院长前脚刚走，日寇后脚就到了。5月10日寇攻占嵩县县城，医学院300余名师生撤出县城仓促向潭头逃亡，与校本部汇合。15日寇攻进潭头镇之后，大肆烧杀抢掠。丢光了行李，受尽了磨难逃离潭头的师生沿途乞讨，翻越老界岭，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跋涉，6月初陆续抵达淅川县荆紫关。

医学院院长张静吾与妻子吴芝蕙（1904～1944.05，北平人，北师大肄业）、侄子张宏中（1927.10～2012.01，河南省巩县人，河医一附院检验科技师）等一行七人结伴逃离潭头途中被日军所俘，张跳入深沟侥幸逃脱，而妻子却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子颈部被刺伤死里逃生。祸从天降，家破人亡，精神痛苦。且又因医学院经费问题致信教育部，与王广庆校长意见不合产生分歧。同时为了救侄子性命，张请假带侄子去西安治疗食管刀刺伤。

滞留在荆紫关的医学院师生，认为复课无望，前途渺茫，纷纷离校，医学院面临解散的危机。张院长短期内不能到院视事，院务处于无人负责之窘境，因此同事们推荐宋玉五担当此任，王广庆校长也邀宋兼代院长职务。医学院处在困难时期，局势所迫迫使宋又不得不再兼代院长（张静吾仍然负有院长名义，按月领薪）。

民国初年，宛西四县（镇平，内乡，邓县，淅川）盗匪猖獗，民不聊生。宛西组织乡勇成立武装民团，结成四县联防自治，使省政府委派的县吏被架空。民团副司令宁洗古（1905～1930.12，邓县人），副司令彭禹廷（1893～1933.03.25，镇平人）先后被暗杀，司令别廷芳（1883～1940.03.14，内乡人）患病而死后，只剩下副司令陈重华（1891～1982.09，淅川人，1928年淅川县县长，1949年7月逃亡台湾），宛西再也无人能与国民党抗衡，1940年2月宛西自治解散。

宛西自治解散后，淅川县陈重华和任平甫（外号小秃）的民团，仍然盘踞在淅川称王称霸，横行一方。陈、任二人分别是宋玉五族弟宋挺生（曾任中央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宋泽生的（1940年西南联大毕业，1947年留美博士，河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岳父。此外，辛亥革命老人、1928年淅川县八区办公处处长、时任淅川县参议会议长宋莲舫，是宋玉五的族叔。

逃难至淅川荆紫关的河大进退维谷，困难重重。当王广庆校长获悉宋与当地民团首领有亲戚关系后，便竭力要宋担任河大总务长（校长下面设教务、训导、总务三长），想利用宋氏家族这种亲戚疏通关系，使逃难到淅川县荆紫关的河南大学，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能得到当地官府和绅士的照顾，好让落荒而逃饥寒交迫的师生和家眷，有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处，免遭土匪抢劫。宋玉五一介书生，不愿和这些劣绅亲戚往来，辞不担任。

之后，王广庆校长又在几次学校会议上煽动师生，强迫宋担任该职。宋因怕坚辞受人责难，背负不顾大学利益的骂名，乃暂允代理（任职1944.07～1944.11）。而不得不出面与陈，任接洽联系，借用小学校园使河大化学系复课和安顿生活起居等事宜。

“5•15潭头惨案”造成河大师生10余人遇难，“这期间，重庆《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第一战区部队在中原会战中的大溃败和河南大学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一时间舆论哗然，严厉谴责有关当局并强烈要求追究其责任。”（摘自《河南文史资料》2008年第3辑，李广溥著《忆抗战时期我在河南大学医学院求学的经历》），王广庆校长因护校不力引咎辞职。10月张仲鲁第三次出任校长掌管河大。11月宋玉五也趁河大易帅和医学院西迁西安之际，辞去河大总务长兼医学院代院长职务。

医学院遭此一劫，图书、仪器丢失殆尽，元气大伤。虽然劫后院方也派胚胎学张金波副教授（1934年河大医学院首届毕业生，苏州解放前夕去台湾）组织带领多名学生，绕过敌占区，避开日军、汉奸的耳目，潜回日军占领下的嵩县县城，寻找或酌情付与酬金，找回了一些散失在百姓家中的图书、仪器运回荆紫关。但是在逃离县城时雇用挑夫挑担的图书、仪器等物品，逃亡途中全部丢弃。找回的零星物资对于复课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到荆紫关后，学生散居在镇内民房和附近村庄里，师生们的食宿极为困难，校方补贴了一点菜金。多亏善良的村民赠送的食物和粮食，生存才有了保障。后又借用荆紫关一所小学并稍事扩建，才使师生们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

两个月过去了，医学院的多数师生仍未走出潭头惨案的阴影，面对缺少教材、教具、仪器和实习医院的现状，师生们困守荆紫关，没有复课的条件，心情开始烦躁，焦虑悲观的情绪在部分师生中蔓延。因国运不济，学校动荡，一些教授无奈之下只好先行一步离开荆紫关，到西安另谋生路。

1. 河大医学院张静吾院长去西安给侄子治伤，不能到院视事。
2. 附属医院院长兼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校长刘蔚同教授（1936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去了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任主任教官。
3. 寄生虫学教授李赋京，去了国立西北医学院。
4. 妇产科学教授王毓琛（1908.09.25～1998.09.26，河北保定人，1935年留日），去了国立西北医学院。
5. 外科学教授生明（字景清，（1907～不详，山东省平度县人，北大医学院毕业），去了西安，之后去向不明。

加上近几年辞职的教授，名单如下：

1. 原院长阎彝铭教授去了河南省鲁山县，组建河南省立第二医院。
2. 微生物学教授张效宗（字丹诚，1899～1956，山西省五台县人，1922～1929年留学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去了国立西北医学院。
3. 解剖学教授李瑜如（字相琳，1901.01.12～1989.12.27，河南省洛宁县人，1924年上海同济毕业），去了陕西省彬县筹建公路卫生站。
4. 眼科教授张善钧(字季平，1908～1951，陕西华县人，1938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眼科博士学位)，去了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接任李赋京任校长（1949年9月，医专合并于西北大学医学院）。
5. 内科副教授阎鼎銘（字叔鼎，1902.03～1980.11，河南省淅川县人），去了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

　　由于迟迟不能复课，医学院的学生代表就拐回头去西峡口，找到在那陪侄子手术治疗的张静吾院长，请他来一趟荆紫关给迷茫的学生出谋划策，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指点人生的方向。

时任河大文史系主任嵇文甫（1895～1963.10.09，河南省汲县人，后任河南省副省长、河大校长）也约见张静吾，商榷河大留在荆紫关不迁出省外的现状与未来出路。张静吾认为：“抗战中全国大学遭劫罪甚者，莫过河南大学，校当局和其他领导均应引疚自责。河大遭此浩劫和一再迁移奔波，主要原因是地方主义思想在作怪，河南大学虽改国立，亦未能迁出省到大后方……反之，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等，都是一次迁到大后方，不仅人员设备没受损失，还能稳定地进行教学。”（张静吾著，香港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90年沧桑》P82页）总之，张静吾认为荆紫关不宜久留。

而张静吾的主张恰恰又与王广庆校长的观点相悖，王认为张是鼓动学生离开荆紫关迁陕西，学校对张的此番言论很不满意。而医学院学生听过张静吾讲话后，则纷纷拥护，对于学校“迟迟不能复课，我们医学院的学生很有意见。到达荆紫关两个多月后，我（注：李广溥，医学院第15届毕业生）和同班同学郑承钧（河南省汤阴县人）、李秉璨（河南省永城县人）商议了一番，就一同去向校长王广庆提意见。我们说时光易逝，我们医学院学生耽搁不起，请求立即复课。若不能复课，就请迁校出省。”（摘自《河南文史资料》2008年第3辑，李广溥著《忆抗战时期我在河南大学医学院求学的经历》）

“当时前河南大学医学院部分教师也願意迁到陕西办理，但王广庆坚决主张不让医学院搬出并且杨言，宁可让医学院停办或解散，也不能让其出省而影响其它学院不安，王反对河南大学迁出的理由是：学校迁出省外由中央办理（当时河南大学是国立的）后，河南即失去完全由河南支配的高等学府，这对于河南的教育是重大的损失，河南教育不很发达，若失去了本省支配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不能照顾实情，由伪中央直接领导强求与其他教育发达的省份一样看待，在学生入学的数目上，河南因文风低、生活苦势必大受限制，定将越来越赶不上。至这种主张得到伪省参议会的支持，我对外边情况不清楚，故未敢竭力主张迁出。”（摘自1956年宋玉五《思想汇报》）

面对这种教师多数出走，个别有门路的学生办理了转学，一部分同学返回了家乡，各年级在荆紫关者不足半数的现状。医学院学生代表李广溥（1923.06～2012.03.15，河南省信阳县人）等人也要求王广庆校长给他们转学籍，王说“老弟，你们一走，大家不都跟着都走了？学校不就散伙了？看得出，这是他的真心话。于是，我们就天天找他讲理，为什么我们要求转学，就会搞垮一个大学？你不开课，又不叫走，哪有这个道理？”

多次与校方交涉无果后，李广溥、郑承钧、李秉璨选择了自行离校。1944 年8月，他们三人合伙雇了一辆架子车拉行李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每天步行多者百十里，一连走了六七天，终于抵达西安。

滞留在荆紫关的医学院学生，等到10月份暑假后看到学校趋势仍然没有复课的迹象，同学们终于认识到这样长久等待下去终究不是办法。于是，推举学生会代表梁祖翼（河南省宜阳县人，医学院第14届毕业生）等人，多次向王广庆校长交涉，要求学校放学生去陕西另谋出路。王广庆校长迫于压力，最后只得无奈同意学生的请求，允许医学院单独离校（文、理、农学院仍在荆紫关），前往西安。

1944年10月27日，在同学会和各班代表的共同率领下，滞留在荆紫关的50余名医学院学生冒雨徒步登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安，与李广溥等几个先行离校、转学未成的同学在西安会合，心神不宁的心情才暂时安定下来。

河大答谢商南县牌匾（1945.04）

　　1945年3月，日军又向豫西南、鄂北地区进犯，发动了豫西鄂北会战。荆紫关位于豫陕鄂三省交界处，战火逼近荆紫关，河大遂奉教育部令，西迁陕西西安。途径陕西商南县赵川镇落脚停留时，受到绅民热情接待，临别时河大向当地赠送“维护文化”牌匾以志感谢。

牌匾的正中下方刻有河大郝象吾（教务长）、赵新吾（训导长）、张邃青（文学院院长）、孙祥正（理学院院长）、王直青（农学院院长）、宋玉五（总务长兼医学院代院长）等人的名字。虽然3个月前宋玉五已经辞去河大总务长兼医学院代院长职务，由于院长职务空缺，于是牌匾上医学院只出现了宋一个人的名字。

河大医学院滞留在荆紫关这近5个月期间，因王广庆校长反对迁校，医学院部分教师和学生把责任归结于宋玉五。“当时有一部分早期（44年冬）离开荆紫关到西安南郑的教师学生，因王广庆不让迁出而误信谣言，说我反对医学院外迁，并不叫学校多发路费，扣留仪器书籍，扣款不发，想当院长等。这一部分学生当学校正在混乱中受人挑拨起来反对我。当时学校无人负责，有理说不清，我邀集写信给我要求我辞职的8～10个同学代表谈话，我把学校内中情况告诉他们并请求他们据实检举，我说我如有对不起学校或师生处，我愿自首请求学校同大家处理。我所了解其中背道反对我最激烈的同学代表，也说不出任何一点实情，我看无人说话，乃约定再停留数日等待检举拿出证据，过期没有一人拿出证据，我遂离校。以后到西安我才知道，张静吾也从信谣言，认为我有想夺他的兼任院长。” （摘自1956年宋玉五《思想汇报》）

为什么滞留荆紫关会把宋玉五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原因有四：

一是淅川县是宋的祖籍，他12岁的大女儿宋瑞荷当时在从开封搬迁到淅川县城城隍庙的省立开封女中上学（现开封25中学）。二女儿宋瑞嵩尚小才3岁，给女儿按出生地取名字叫“嵩”，寓意是怀念医学院在嵩县流亡办学五年的情怀。家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故土难离他不愿离开家乡到人地生疏的陕西逃难，这也是人之常情。

二是他时兼河大总务长和医学院代院长期间，恰逢是河南大学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学生们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又不能复课。于是把心中的恼怒和怨恨一股脑儿归结到他头上。

三是如他自己所述，对外边情况不清楚，故未敢竭力主张学校迁出省，也未支持学生转学离校。

四是由于职务所限，必须与校方保持言行一致，维护校长的尊严。医学院院长虽有院长之名，而实际职权只管教务，仅相当于教务主任而已。而人事、财务、总务和学生等诸多实权，统由校本部掌握。

一边是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一边是平白无故被学生误解而遭受诋毁，就连30多年的老同学“张静吾也从信谣言”，以致心灰意冷的宋玉五，决定离开教书育人辛勤耕耘十余载的河大医学院，去西安另谋生路。

1945年6月，宋玉五随河大到达西安后，遇见了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时结识的朋友滕书同。滕是在庐山时军官训练团军医班教官，他1922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军医学校第14期，毕业后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1940年成立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时，滕调任该校主任（校本部在安顺，校长蒋介石）。当宋玉五表达出愿意入职西安军医学校意愿后，滕即欣然报批宋任该校解剖学主任教官，授上校军衔。

河大医学院到西安军医学校任教官的还有：原寄生虫学教授李赋京、原附属医院院长刘蔚同、原解剖学教授李瑜如、原药理学讲师孙国桢（河大医学院1934年第一届毕业生）、原附属医院内科医师李穆清（河大医学院1938年第五届毕业生）等。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医学院群龙无首如同散沙，直到迁往宝鸡姬家店复课后，河大聘请朱德明（1900.11.18～1993.05.10，浙江省嘉兴市人，1925年获留德博士学位）教授为院长，任期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

1945年8月15日，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家奔走相告，校园里像炸开了锅，同学们欢呼跳跃，整个校园都沸腾了。河大医学院流亡八年，辗转迁途，师生们颠沛流离只为读书救国。11月迎来盼望已久的好消息，终于可以返汴回开封了，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接着是泪水决堤而下，止不住号啕大哭。

医学院15期张宏志、许鸿彬夫妻笔记

（1945）

　　张宏志、许鸿彬夫妻是河大医学院15期学生，1948年4月毕业后留校工作，两个人分别在外科和妇产科任住院医师。他们两口用自己跟随医学院逃难西安、宝鸡、汉中那段艰难困苦岁月，怀抱着襁褓中刚满月的婴儿，写下了这部催人泪下的笔记，谨此纪念1944年5月至1945年11月，这一段苦难的日子。

日本投降了，在外漂泊的河医人归心似箭，背起行囊回家，成为此时师生们的共同心愿。宋玉五放弃了在西安军医学校主任教官的优厚待遇，放下一切恩恩怨怨，携妻挈女也返回了开封河大母校。

1946年2月，宋再任旧职解剖学教授，妻子仍任妇产科讲师，大女儿又回到了省立开封女中上学，苦难的日子总算熬出了头。在由美、英控制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的救济下, 提供了20万元借款，援助了300张病床的全套设备和药品、X光机、小型器械等物资。医学院师生欢欣鼓舞，情绪高涨。清理战争遗留的荒草废墟，修缮惨遭日军炮火蹂躏毁坏的校园。于翌年3月，130张病床的附属医院重新开诊。

美国因为远离战火，本土没有遭到打击。战后整个欧洲、苏联和亚洲都是一片废墟。美国凭借国力强盛，形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而此时医学院的教授，几乎全都是留德的博士，教学外语种类也是德文。德国是战败国，今后学生毕业只懂德语而不会英语，在战后美元成为全球流通货币的世界，医学院毕业生靠德语就业，前途会很渺茫。

为了学生的长远发展着想，张静吾教授向河大校长姚从吾（字占卿，1894~1970，河南省襄城县人），推荐了行将结束的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卫生组组长，1926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1931年留学美国进修，原齐鲁大学医学院代院长张汇泉（字剑涛，1899～1986，河北省文安县人）出任河大医学院院长，并给了他最高的薪金620元（张静吾和宋玉五都是550元）。

1947年8月，张汇泉被聘任为院长。张到任后不久就搞拉帮结派，与医学院根深蒂固的德日派教授互相倾轧。是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河南大学南迁苏州。迁苏州前，张汇泉辞退了检验科刘因哲副教授（女，1915～不详，河南省灵宝县人，1936～1941留美）。张汇泉离职前，辞退了内科段春和讲师（1919～不详，河北人，1946～1947留美，解放军309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刘因哲被辞退后去了西安，先后任国立西北大学副教授，西安第二陆军医院（1954年改为解放军第四军医大）检验科主任，外语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张汇泉在善后救济分署时，曾给张静吾许下承诺：“齐鲁医学院毕业学生留美的，他掌握有十人，将来都到（河大）医学院来，则师资队伍不成问题。我信以为真，并亦有了这个希望，谁知全成镜花水月。”（张静吾著，香港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90年沧桑》P89页）

张的失信和所作所为，引起了教师们的不满和愤慨，众怨所集，最终遭群起而攻之。苏州市解放前夕，张被迫于1949年2月15日离开了河大医学院。

河大信阳同乡会欢送医学院孙德珪等同学

毕业在苏州虎丘留念（1949.04.14）

刘立言、胡世荣、胡天培、马肇蕃、陈崇正、冯光武、胡益培、余榕寿、陈志军、陈汝钰、孙德珪、陈坦、陈秀荣、邹法兰

国立河大医学院学生在苏州虎丘留念

（1949.03.27）

国立河大医学院学生在苏州狮子林留念

（1949.05.21）

王方、胡明玉、张孝贡、刘嵩峰、张袒绪、金作鼎、卫增祥、秦国良、邹法叶

苏州解放前夕，阴霾笼罩，人心惶惶，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学校停课，师生犹豫彷徨。医学院再次处于院务无人主事状态，大家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其他人更无暇顾及医学院这个烂摊子。只有宋玉五难以放下倾注了15年心血的医学院，就像张静吾讲的那样“张（汇泉）离开后，医学院处于无人领导状态，但老教授宋玉五有时还管点事。”

医学院无人主持院务总不是办法，当张静吾和宋玉五他俩听说他们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一期英文班学长李士伟（字子仪，1895～1981.07.05，河南省卢氏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留美医学博士），2月份刚从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卸任院长后住在了上海，他两个人就不谋而合萌发出请李士伟博士来河大医学院主事的想法，于是他俩就坐火车去上海拜访李。谁知人家另有打算，去意台湾已决，只能无功而返。

1949年4月27日，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胜利的号角吹响，终于迎来了苏州解放。解放了，天亮了，终于可以返汴回家了。

家是温馨港湾，故乡不管是贫瘠还是富饶，永远是心中最难以割舍的地方。在风雨飘摇的苏州解放前夕，大部份人之所以留下没有去台湾，或是深深眷恋着大陆这片生育养育自己的故土，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自己职位低微亦别无门路。

随同国民党赴台的医学院毕业生，他们心理抉择有的是主义和理念不同，有的是个人恩怨，有的是随波逐流，有的则是受到胁迫不得不离开。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也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留下还是去台，他们的命运都将由此而大相径庭，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河大医学院毕业生去台湾名单：

张金波(1934年毕业)、徐其庶（1934年毕业），雷志荣（1936年毕业）、狄震（1939年毕业）、史延祚（1940年毕业）、马培蓉（女，1940年毕业）、刘雪琴（女，1944年毕业）、张玉桂（女，1944年毕业）、庄良田（1946年毕业）、王庭桢（1947年毕业）、阎瑞六（女、1947年毕业）、王彬1948年毕业）、冯伯赢（1948年毕业）、1948年张祖培（1948年毕业）、党林芳（1948年毕业）、李承宋（1949年毕业）、黄宪琪（女、1949年毕业）、韩诚信（1949年毕业）、邵志祥（1949年毕业）等。

1949年7月3日，河大医学院教职工、家属和学生终于踏上回家的旅程，7月8日回到阔别两年的开封。这些年宋玉五携妻带女一家老少居无定所，在外飘曳，有太多的不易与心酸。开封对他来说，是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属于他们夫妻的尺椽片瓦，这里只有他们的母校，有他们对过去的回忆，有他们最为熟悉的乡音。

宋玉五从不置地建房，他在开封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返汴后住进了寺后街阎彝铭、陈去非夫妻开办的中大医院后院。安置好家，安顿好大女儿上省立开封女中，二女儿上省立北仓女中。宋玉五夫妻望着一双女儿沐浴着解放后的阳光雨露，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告别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再不用为了生计而东奔西跑，饱尝生活的艰辛。战争结束了，国泰民安，家家户户都能安居乐业，夫妻俩禁不住感慨万千。

徐邦凤身穿列宁装（1950）

　　一个旧时代即将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来临。脱掉长袍马褂、旗袍汉装，扔掉礼帽，先生穿上中山装，妻子换上列宁服，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回首过去激情彭拜，一首唱了近一个世纪的老歌，诠释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8月，河南大学发出通知，要求由苏返汴职员和学生，自9月2日在注册科办理报到手续，分别编入师训班及行政学院，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使那些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供职的旧职员和教授，彻底改造世界观，重获新生，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合格的建设者。

河大研究班结业纪念（1950.02.12）

前排：左16鲁章甫

2排：左7夏一图

3排：左7单德广，左8阎彝铭，10宋玉五

后排：左14张静吾, 左18刘立亭

1949年9月2日，宋玉五两口到河大研究班报道。“研究班是从苏州回来的教授、讲师们组成的政治学习班，管理、生活方式和一般队不同，开始对抗，后来要求进步，表现虚心、老实、努力”（1950年河大情况报告提纲）。

刚开始，这些遁隐于学术的知识分子和旧职员，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抱有怀疑、害怕和观望的心态。通过新旧社会两种制度的鲜明对比，改变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接受共产党对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洗涤灵魂深处的尘埃，自觉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维护新生人民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脱胎换骨，涅槃重生。

河大医学院苏州返汴人员：

• 教 授：张静吾（内科）、宋玉五（解剖）、李瑜如（解剖）、单德广（儿科）
• 副教授：徐云五（生理）、王世廉（国文）、谢维铭（生化，未到职）
• 讲师：徐邦凤（妇产科）、李文饶（物理）、邓子真（生物）、孙凯元（眼科）、夏之杰（化学）、金德璋（寄生虫）、黄文兴（生化）、刘立亭（体育）
• 助 教：鲁岱（妇产科）、毋爱荣（儿科）、上官淑芳（妇产科）、郑榴文（妇产科）、李光泽（病理）、张善任（解剖）、魏太星（内科）、张效琬（妇产科）、李金铭（细菌）、段佩兰（儿科）、张延荣（内科）、刘以昌（生理）、张任（内科）、孟令韬（眼科）、闻福海（药理）、杨培衡（皮花科，去郑州铁路医院）
• 其 他：阎郁亭（训导主任）、冯进贤（国文）、林富斋（绘图员）、李德保（绘图员）、杨秀英（体育）、褚建业（图书员）、张振汉（司药主任）、陈谷音（司药）、曹嘉言（英文）、黄福音（化验员）、郝远如（卫生）、
• 上海返汴教授：阎彝铭（外科）、夏一图（药理）
• 留守开封教授：鲁章甫（病理）

徐邦凤妇产科副主任聘书

（1950.12.08）

徐邦凤妇产科学系副教授聘书

（1950.12.15）

　　1950年2月12日，宋玉五两口河大研究班结业后给予留用，评定薪金宋玉五850斤小麦，徐邦凤650斤小麦。建国伊始，宋玉五、徐邦凤夫妇怀着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医学教育事业中。

聘请宋玉五任河大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任期1950.02～1950.10），解剖学、组织学及胚胎学教授。

聘请徐邦凤任妇产科学系副主任（任期1950.02～1955.05.25）、副教授，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

宋玉五任教务课主任文件（1950.11.02）

　　1949年9月27日，医学院教务处与医政科合并改为教务课，原教务处教务主任颜静琪（任期1949.06～1949.10）改任教务课副主任。

1950年11月2日，宋玉五任教务课主任（任期1950.11～1955.01），颜静琪任副主任。解剖学系主任由李瑜如教授接任并兼人体解剖教研室主任。

1955年5月25日，撤销解剖学系等13个学系，将解剖学教研室拆分为“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李瑜如任解剖教研室主任，宋玉五兼任组胚教研室主任。

1954年12月31日，教务课名称改回教务处，董民声、宋玉五分别任教务处第一、第二副主任，颜静琪任院长秘书室副主任，至1966年文革爆发。

1955年7月，为了纯洁党的机体，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肃反运动）又纷至踏来。经历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的宋玉五，再次向组织交待历史问题。

1928年春，时任军政部第三预备医院院长的宋玉五，在“政府机关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规定下，“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跟着它走不会吃亏”，第一次加入了国民党。填表时他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上学时的校长李敬斋在座，入党介绍人填写的是李敬斋。

宋入国民党后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逐渐就不去参加党员会，以至于不再交纳党费印花。1933年8月离开南京时，未办理党员转移手续，到河大医学院后就自动脱党了。

第二次加入了国民党，大概在“1939年秋或者1940年春。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号召教职工集体参加国民党，当时并有人传说谁不加入国民党，谁就有赤色嫌疑的说法。我因怕国民党党混子们找麻烦，因此也就马马胡胡又填表申请参加。在我记忆中得到党证后即没有(或者只一次)举行过党员会，也没有分编组，更没有关于党内的活动。证明人：单德广，阎仲彝。”（摘自1956年宋玉五《思想汇报》）

1959年7～8月，基础部和28期学生迁郑。由于宋玉五是只身来郑州，妻子带着孩子仍留在开封妇产科医院工作。加之当时建筑家属住房不足，迁郑人多导致住房紧张，他就没有要求单位给他分配住房，迁郑后他一直住在教研室，在食堂吃饭。他生活很简朴，对吃穿从不讲究，外衣都洗的掉色发白还继续穿。内衣裤、袜子都是缝缝补补多次还舍不得扔掉。

组织胚胎教研室部分人员医学院大门留影

（1963）

前排左起：张林庆（技术员）、付士显（助教）、范红小朋友、宗安民（助教）

后排左起：林继海（助教）、牛富文（讲师）、庞静（讲师）、宋玉五（教授）、××、任知春（技术员）

组织胚胎教研室部分人员在八一楼前留影

（1963）

前排左起：范红小朋友、庞静（讲师）

后排左起：胡仲廉（讲师）、××、张林庆（技术员）、付士显（助教）、宋玉五（教授）、任知春（技术员）、牛富文（讲师）、林继海（助教）、宗安民（助教）

组织胚胎教研室部分人员在金水河桥留影

（1963）

前排左起：庞静（讲师）、范红小朋友、任知春（技术员）、林继海（助教）、宋玉五（教授）、××、胡仲廉（讲师）

后排左起：宗安民（助教）、牛富文（讲师）、张林庆（技术员）、付士显（助教）

组织胚胎教研室部分人员在八一楼前留影

（1963.12.20）

左起：郑镇恶（讲师）、任知春（技术员）、张林庆（技术员）、何季芬（助教）、蔡德华（助教）、宋玉五（教授）、王琼珊（助教）、林继海（助教）、庞静（讲师）、孔祥婉（助教）、孔祥婉女儿

组织胚胎教研室部分人员留影

（1963.12.20）

左起：任知春（技术员）、何季芬（助教）、庞静（讲师）、林继海（助教）、孔祥婉（助教）、孔祥婉女儿、宋玉五（教授）、王琼珊（助教）、蔡德华（助教）、郑镇恶（讲师）、张林庆（技术员）

1966年5月，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6月医学院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大辩论、高音喇叭打破了校园原有的静谧。在“红卫公社”、“河医东方红”造反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知识分子云集的医学院，一级教授杨永年首当其中戴上“细菌战犯”的高帽被打倒，紧接着宋玉五等教授都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遭到抄家、批斗、游行，受到迫害。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提出了“要准备打仗”，11月医学院响应中央“备战备荒”的号召开始疏散城市居民，全体教职工和家属下放到河南省临汝县。医学院行政机关下放到庙下公社，基础部下放到临汝镇，附属医院下放到温泉镇。年近七旬的宋玉五尽管年老体弱，注定也无法逃脱下乡劳动改造的厄运，孤身一人去了农村。

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准“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医学院行政机关和基础部下放到农村的教职员工，于1971年6月开始返回郑州，做72级工农兵学员招生准备。宋玉五返郑后，仍然居住在教研室。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由于早年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注定宋玉五无法逃脱。他的晚年心情压抑，谨言慎行，日子过得很不舒坦。他只能在运动的缝隙中求生存，凭借良知和责任心教书育人。

1972年，宋玉五妻子徐邦凤调回河医一附院妇产科工作，三女儿宋瑞平1973豫北医专毕业，调动到河医基础部化学教研室后，医学院才在行政楼北楼分配了一间集体宿舍。床、书桌和凳子等家具则大多是租用公家的，一家三口总算有个蜗居的住所。

宋玉五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精通德、英、法三国语言。50年代初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大规模经济援助中国，高等教育全盘苏化，他顺应时代潮流又自学了俄语。他的工资大多用于购书，家中堆积如山的各种书籍、各种字典，大部份都是大部头精装本。

他的书桌上面放着很多书籍、报纸和老花镜。桌上还放着黑色和红蓝铅笔，黑色的笔用于在字里行间写注解的，红蓝铅笔则是标示重点或疑问。

1974年，宋玉五不慎摔伤骨折。他的大女儿、女婿都是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医师，为了方便照顾，他住进了太原大女儿家。世事难料，谁承想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宋玉五未能等到粉碎“四人帮”，自己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他背负着“历史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沉重历史包袱，在山西太原凄然病逝，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医学事业，永远地离开了他贡献一生的河南医学院。

宋玉五（1900.01.04～1975.07.15）

　　1975年7月，宋玉五去世后，妻子徐邦凤把他的一些外文书籍捐给了河医图书馆。宋玉五虽然嗜书如命，但他并不是书呆子。他收听广播新闻，关注世界和国家大事，知道京剧的流派和四大名旦。他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吃瓜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嫌费事，耽误时间。

宋玉五大女婿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不但女婿上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由宋玉五资助，连大女婿的两个弟弟上大学的费用，也是由宋玉五资助的。

宋玉五夫妻乐与助人，不但帮助自己的亲朋好友，看到教研室同事生活有困难，他也会解囊相助。宋曾经在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资助过某个同事，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文革年代，宋的爱心资助却被受益人揭发是用金钱来收买人心。在医学院基础部工作宋的三女儿听到这个消息后，鄙视此人恩将仇报品性卑鄙。而其父则胸襟宽阔能容人容事，说“此事不必放心上，是非曲直自有人心。”

徐邦凤、宋玉五夫妇（1972）

　　1974年7月，河医一附院住院处职工范金榜去世。一年后，范的妻子、河医一附院妇产科职工计胜枝丢下5个孩子改嫁。原本幸福的家破碎了，范家长女23岁的范秋萍（河医一附院传染科护士），拉扯着四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才9岁（残疾人，眼科范遂周），姐弟相依为命艰难地生活。

刚失去丈夫一月余，尚在悲痛中的徐邦凤教授，看到范家这几个弱小可伶没爹没娘的孩子，禁不住泪流满面。30多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1944年初夏，从嵩县逃亡荆紫关崎岖的山路上，河大附设产科医院26岁的范金榜肩挑担子，一头箩筐里坐着宋玉五3岁的二女儿，一头箩筐里装着宋的家什，身后又有日本鬼子的追击。范金榜和宋玉五一家人拨开荆棘，拖着沉重的脚步在雨后泥泞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爬……

望着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结下深情厚谊的同事范金榜的遗孤，徐邦凤心生怜悯之心，不忍心孩子失去了爹娘再失学，决定帮助范家渡过难关。从1975年9月起每月救济范家10元，直到1985年范家最小的孩子参加工作止。

当时的工资标准是学徒工月工资26元，一级工月工资31元。我1976年下乡当知青时，每月的生活费是12元（只发第一年）。

为了报答41年前的携手相助，为了10年前的那句承诺，她用诚信去履行诺言。知恩于心，感恩于行，这是她对亡友最深情的告白。

宋玉五、徐邦凤夫妻倾尽丹心育桃李，奉献韶华铸师魂。为表彰他们夫妻对河医的贡献，2023年10月河医一附院召开建院95周年庆典，他们夫妻分别被评为“功勋人物”和“功臣人物”称呼。

先生虽逝，风范长存。

音容已杳，德泽犹存。

扶助桑梓，万流景仰，

教书育人，恩泽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