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典当之缘

穿越时空

　　典当，俗称“当铺”，它暨是一种古老的信用方式，也是当代银行业的皱形和源头。由于其“通有无，济缓急”特有的调剂功能，为生产生活所需，在中国历史上绵绵延续了1800多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接触了“典当”这个概念，先写了《关于典当定义的质疑》，寄到权威的《辞海》《辞源》编辑部，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恢复南京典当业的建议，后又参加了恢复南京典当行的工作，担任南京金宏典当商行总经理。离开典当行业多年后，又被聘任南京典当行业协会秘书长，继而完成了30多万字《南京典当史》的编纂。屈指算来，从20世纪80年代接触到典当行业，到《南京典当史》的出版，前后历时30多年，可谓机缘交厚。

　　初识

1989年下季，我从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刚调到工商银行工作不久，领导安排到市金融志编辑室参加《南京金融志》资料的征集、编研工作。编写南京金融志是我从事史学研究的新的领域。在南京金融志编辑室，我开始主要负责《南京金融·金融志专辑》的编辑，后来根据分工，又负责邮政储金汇业局和典当业等方面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从那时起，我就与典当结下缘分。

在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我见到了大量关于典当业发展的原始资料，其与电影、小说中截然不同的描述引起我的注意。联系到西方发达国家及台湾、港澳地区广泛存在的典当机构，特别是在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我见到了民国时期南京学者宓公干撰写的《典当论》，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

1990年夏，我慕名来到从事典当六十余年的陈德宏先生家。在南京山西路三步二桥的一处银行职工宿舍内我与陈德宏相识。陈当年已70有余，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告诉我，民国30年（1941），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谋生路，他单身从丹阳来到南京，在下关一个姓林的朝鲜人开的当铺重操旧业，帮助打包、挂牌。南京解放后，他开始在私营当铺打工，后又在公私合营的“南京市小额质押贷款处”工作。作为私营典当职工代表，他参加了在新中国“小额质押贷款处”的建设和管理，并任副主任。人民银行南京市支行沈彦侯、张兴宜作为公方代表，分别为正副主任。“文革”时，“小额质押贷款处”退出历史舞台，他也告老退休。陈德宏回忆文章在《南京金融·金融资料》发表后，我又与人民银行退休干部孙仲英认识。他与陈德宏同为南京典当元老，在南京市小额质押贷款处共事多年。

当年，近郊邻省的农民，近的有江宁、江浦、六合3县，远的有苏北、安徽等地的农民每遇灾害和暂时性资金困难，都不惜车马劳累，乘车乘船来宁质当。有的划条载有数家的衣物的小船，前往“小贷处”。在各家小贷处门前，经常有人半夜就开始排队，多的时候达数百人之众，小贷处经常是车水马龙，真可谓门庭若市。“小贷处”的职工为了维持好秩序，一清早就预先在门口分发号码凭证，以便在营业开始后顺序办理，职工们常常中午下不了班，晚上吃不上饭。经常每天连续工作长达10小时以上。

回忆起典当生涯，特别是当年在小额质押贷款处的工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小额质押贷款处的建立，使典当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古城南京，当时受到了市民们的普遍好评，不仅满足了当户的需要，对于调剂、引导民间金融，安定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补充作用。

工商银行南京分行原行长钱金良

钱金良关于恢复南京典当业的批示

　　结缘

自从与典当结下缘分，恢复南京典当业、服务市场经济成为我的强烈愿望。结合湖南、四川等地出现的新式典当，就典当的性质、作用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撰写了《典当业复苏引发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紧扣了典当业在刚刚兴起之时存在的认识误区和管理等问题，从理论到实际，从历史到现实，比较深刻地阐述了典当业的归属、特点和存在意义，受到各方面的一致好评，先后在发表在《南京金融》、《江苏金融》、《经济论坛》等杂志，同时受到管理层的重视。

银行信用不能满足私营、个体经济及个人的信用需要，而典当则利用质押贷款的特殊机制，填补了这一需要。如果说，个体经济及个人的信用需要奠定了典当业复苏的基础，那么，典当质押贷款的机制则是典当复苏内在原因。典当以实物为质押，按一定折扣贷放现款，具有风险小、资本少、周转快、手续简便之特点，客观上为典当业的复苏、发展提供了保证。典当与钱庄、保险、银行一样，都只是一种融资方式，它并不属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历史阶段或哪一种社会形态。就像劳动工具一样，谁掌握了它，它就为谁服务。

1990年5月，我从市金融志编辑室回到南京工商银行，带着撰写的《典当业复苏引发的思考》和《创办南京典当商行的可行性建议》找到工商银行行长钱金良。在新街口中山东路1号三楼办公室，钱金良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接待了我。钱金良是老信贷工作者，对典当经营并不陌生，他仔细询问筹备工作的进展，明确表示支持。由于当时南京尚没有一家经营质押放款的典当机构，他当场在《创办南京典当商行的可行性建议》上签批，“请分行体改办周（建安）主任与高师们研讨，……能否开拓”，并嘱咐了我前往人民银行征求意见，争取人民银行的支持。值得追记的是，钱在退休后担任南京典当协会的第二任会长。

在中山东路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大楼，时任行长白世春接待了我。作为人民银行的行长，白行长在政府工作多年，先后任过市财政局长、计经委主任，对我们的建议他给予充分地理解和支持，但由于人总行没有明确文件，他表示不能批准，但也不表示反对。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正处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围绕改革中出现的私营经济、外资企业、股份公司、证券市场等问题，究竟姓“社”（社会主义）姓“资”，议论纷纷。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共中央（1992）2号文件下发后，很快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迎来改革开放的新一轮高潮。

作者与南京典当协会时任会长陈修年

　　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解决大量涌现的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资金运转的临时性困难，经市老干部局批准，作为南京工行城东办事处老干部经营的实体南京金宏典当商行有限公司于元月20日宣布成立。此前，金惠典当有限公司作为南京首家典当于1993年元月6日开业。

金惠、金宏两家典当公司均由工商银行南京分行创办，并由银行选派干部任总经理，挂靠于退休老干部组织。特别是在金宏典当开业之际，南京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亲自到会，表示祝贺。从此，兴办典当公司在南京一发而不可收。至当年底，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机构在南京陆续开办了金陵、金长江、金瑞、金山等10余家典当公司。

我有幸出任了南京工商银行创办的金宏典当商行首任总经理。

据南京典当协会相关资料，在1993年末全市成立的10余家典当公司中仅工行就占有4家，占三分之一强。金惠典当有限公司为南京工行城南办事处（今江苏省工商银行南京城南支行）筹办，是为金融系统成立的第一家典当公司，总经理陆娟娟，地址淮海路69号原“小额质押贷款处”旧址。金宏典当商行有限公司由南京工行城东办事处（今江苏省工商银行南京城东支行）筹办，地址中央门东门街2号。可能是时任工商银行行长和老同志的心照不宣，凡工行创办的典当公司，都在字号前缀了个“金”字，以示与旧典当的区别。如隶属于工商银行的金惠、金宏、金长江、金棠典当公司，隶属于人民银行（城市信用社）的金陵、金昌、华信典当，隶属于农行系统的金瑞典当，隶属于建设银行的金桥典当，隶属于南京华厦证券公司、市工商局私企协会的裕丰典当（2006年改称中金典当）。各公司的经济成份均为集体企业，经营负责人均由各家银行选派，内部职工集资，注册资金均为100-500万元不等，面向社会招聘员工，分别挂靠于退休老干部组织，业务范围以典当融资为主，同时开展金融租赁、代保管、寄售代销、信息咨询等业务。

作者与金惠典当公司陆娟娟总经理

　　新型典当以特定物品、财产权利质押或房地产抵押等形式向典当机构借贷。与银行贷款相比，典当的融资贷款规模小、信贷门槛低、对客户的信用要求也相对宽松。只要典当物品合法，货真价实，动产与不动产都可以用作抵、质押，企业和个人可以将闲置的物品用来典当，使死物变成活钱，而且手续简便，大多立等可取，即使是不动产抵押，也比银行便捷许多。在当时面向普通百姓、个体私营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典当放款不拘任何经济成份，不拘质押品种，典当公司的出现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元月6日，金惠典当庆贺开业的鞭炮未停，就有人拿着一万元债券要求办理质押。原来她是为了支持一家乡办丝织厂急筹资金，恰逢质押公司开业，因而成了典当行的第一个客户。1993年5月，金宏典当看到南京日报刊载的南京亚峰自动化仪表厂报道以后，立即派出专人前往该厂调查，并以最快的速度为该厂办理了厂房、设备作抵押的10万元典当放款。南京苏达贸易公司积压了一批价值30多万元的空调设备，恰逢有客户来谈下一笔贸易，典当公司以公司空调机作押贷出急缺20万元，2个月不到，该公司以这笔“活钱”做成了交易。下关一位开餐馆的个体工商户因重整生意，请开来一辆闲置不用的摩托车要求质押，并嘱咐如能脱手最好，典当公司为他专门设计了抵押兼寄售的手续，在放出款项后，积极为其推销。在典当期限内为他找到了买主，不仅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而且为节省了应付利息。他十分感动地说：新旧典当就是不一样，不仅业务做得活，而且一心为客户着想。1993年，金宏典当累计放款400余笔，最大一笔150万元，最小一笔50元，总额5000多万元，期末余额500多万元，净利润23万元，人均创利21万元。

为避免典当风险，各典当公司在建立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抵押放款的三级审批制度、抵押品强制保险制度，对3万元以上典当放款均采用公证放款制度。

1993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关于加强典当行管理的通知》，正式明确典当行属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人民银行对典当业进行了改革开放以后的首次清理整顿。经清理整顿，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无缘的典当公司相继被关停。1995年公安部发布了《典当业治安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典当公司的经营必须接受公安部门监督，需要申请领取特种经营许可证。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出台，揭开了典当业第二次清理整顿的序幕。《暂行办法》规定，“典当行以使用自有资金从事质押贷款业务为限，不得经营下列业务：（一）商品寄售、零售以及旧物收购；（二）吸收存款、集资和资金拆借；（三）信用贷款和担保；（四）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它业务。”“在清理整顿结束前，各分行一律不得批设新的典当行。”

在一连串的增资扩股和吸收合并后，南京典当业萎缩。1996年底，南京典当公司由1993年的18家减少到十余家。由于行业整顿，本人离开了典当业，1997年归队市委党史办，仍从事史志研究工作。

　　续缘

时隔近20年后，2011年底又受陈修年同学之邀，到南京典当协会帮助工作，重新续上了我的典当之缘。

在市商务局领导和老同学的鼓励下，撰写一部《中国典当发展史》提上了我的写作日程。经过努力，《南京典当史》于2016年年底脱稿，当年6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出版，了结了本人长期积在心头的素愿。本书荟萃众家所长，集近年来典当学研究之精华，以微见著，小中见大，以编年体为主线，社会经济发展为枝干，典当业态的变化为中心，介绍了典当业从佛教寺院走下神坛演变为商业机构的过程，系统地记载了南京典当业的兴衰和发展。独树一帜地阐述了1600多年中国典当业的分期、特点及各历史时期政府对典当业的管理，特别是典当业在清末民初衰落的主客观原因。全书计九章28节33万字，解读了典当业由不可或缺的重要金融机关逐步衰落，而在改革开放中重新兴起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趋利避害、加快立法，充分发挥典当业“短期、小额、便利”特点，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建议。

本书不仅第一次详细论述了典当业由萌发、兴盛、衰落，到新生的历程，还考证出南京最早从事典当业务的招提寺，“在石头城北（今中央门一带）”；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20），“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清两江总督尹继善是南京“官办典当”第一人，民国早期南京“四大公典”的成立及经营等，为南京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典当再也不是穷人为了生计不得已“变卖”家产的行为，而以其短期性、灵活性和手续便捷特点，成为解决民间个人和小微企业资金周转的重要机构，银行贷款业务的一个补充。截至2018年，南京有典当经营机构83家，资本金达16.84亿元，典当放款1.3万笔，放款总额近20亿元。尽管业务所占整个融资市场比例很小，但在调剂小微企业和居民一时之急中发挥着润滑、解难的作用。《南京典当史》的出版，了却了我长期积在心头的夙愿，也使我的典当之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者与南京典当协会原会长张洪冈

（肖振才，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南京人文秦淮学会副会长，南京市委党史办原调研员。先后编撰史志作品30余部2000余万字，出版专著10余部近400万字，著述多次获省市优秀作品或“五个一”工程奖。本文载于中共南京市党史办公室、南京中共党史学会编《难忘七十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忆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