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羊和缴税

石康

草原插队往事

这篇回忆是许多年写的，记述了在草原插队时的一段真实经历，也抒发了撰写时的一些真实想法。现略作调整，发布于此。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从家长和老师那里得到受益终生的教诲，还从朋友、同学、同事那里得到价值千金的忠告。这些忠告，有时只是几句话，有时甚至是连说话人都没有注意的一句话，却对听话人的成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我已经步入老年，回首往事，就有这么几位草原上非常普通的人给我的忠告，在我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而有益的作用。

　　国家需要，没有什么可计较！这是我们队老队长色楞讲给我的道理。

大约在1975年初冬，生产队领导班子让我负责当年向旗食品公司出售肉羊。此前，我只知道放羊，从来没从事过卖羊这项工作，甚至对如何卖羊都没听说过，只感觉卖羊的收入，应是队里的一笔重要收入，因此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队里卖羊的通知很快传达到牧民。牧民都很守时，在规定的时间，陆续把准备出售的羊集中到生产队队部，大约有2000只左右。我在队部接收了这些羊之后，第二天和几位牧民一起赶着这群羊向公社出发，去那里卖羊。

这天天气晴朗，初冬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很暖活。我们跟在羊群后面慢慢走着，看着羊群边走边吃草的样子，不由的想起放羊生活的艰苦。春天是收获羔羊的季节，也是辛苦的季节。从清明开始的一个多月，羊群中的母羊们陆陆续续开始下羔，羊羔们不分昼夜，不分地点地降临到世上，牧民只能不分昼夜、不分地点地照料母羊和羊羔。这段时间，牧民们没有正常的睡眠，也没有规律的饮食，没完没了的忙碌，那个困，那个乏，真称得上是生命的煎熬。夏秋季是羊长膘长肉的季节，需要丰沛的水草。如赶上旱年，草长的不好，羊群还可以凑合着放，但饮羊就成了问题，大小水泡子（季节性的小湖或水洼）干涸，水井抽空，成百上千只羊渴得不停地叫，真让人心焦。如果雨水正常，蚊子就会成群地向羊群和牧羊人进攻，蚊虫密集的象下雨，最厉害的是夜晚，羊群为了躲避蚊虫叮咬，一夜不停地顶风走，放羊人只能一夜不停地往回赶，不论多累、多困，也不敢在一刻放松，生怕羊群跑没了。天凉了，蚊虫躲起来了，日子刚好过几天，草原的冬天就到了，与风雪严寒的博斗，成了经常的事情。正是在牧民无数的辛苦中，小羊羔们终于长大了，可以出栏了。可以说，我们准备出售的每只羊，都是牧民和知青千辛万苦的劳动成果。

老队长色楞（摄影张以诺）

　　大约上午十点多钟，我们赶着羊群到了公社，找到供销社的领导，与旗食品公司来收购羊的人接上头。简单寒喧几句后，食品公司的人叫我们把羊群赶进羊圈。

羊群进了圈，却不见食品公司的人了。我们守在圈门口，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了将近一小时，才见食品公司那个人和另一位内地农民打扮的人一起，一边聊着一边向羊圈走来。到了羊圈门口，他们也不与我们打招呼，竞直走进羊群，在羊群中越聊越欢，一会儿站着面对面的聊，一会儿手牵着手聊，一会儿又蹲下身子，一边用草棍在地上划着一边聊。我们守在门口看着他们，也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

就这样经过二三十分钟，他们还没谈完，我有些着急，就走近他们，问食品公司那个人，你们在干什么？这是我们的羊群，有事要与我们商量的。食品公司的那位说，和你们没关系，说给你你也不懂。他说话的态度中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不耐烦。我没有再说什么，又回到圈门那里，与同来的牧民一起看着他们，心里开始有些不高兴。

又过好一会儿，二人似乎谈好了什么事，高高兴兴地从我们面前走出羊圈，走向供销社办公室。

又过了十多分钟，供销社的一位同志过来通知我说，你们队的羊已经卖了，过来结帐吧。我非常惊讶，心想，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羊群怎么就卖掉了？于是，我让同来的牧民把好羊圈的门，并告诉他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赶走羊群。

我到了供销社，会计给了我很厚一大罗布票。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布票是很珍贵的，那时每人每年只能凭布票购买几尺布，根本不够牧民制作蒙古袍，而草原牧民的生产生活又离不开蒙古袍，于是国家每年根据卖羊的数量，奖励牧民布票，以满足牧民的特殊需要。我接过布票，问会计，谁把羊卖了?我们怎么不知道？会计说，就是食品公司的人，他己和赶羊的人商量好了。我又问，卖了多少钱?钱在哪里呢？会计说，钱都缴税了，只剩下奖励的布票。我又问，怎么卖的，什么价钱？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食品公司的人定的事，你操什么心？我越问，心里的火越向上冒，这时终于压不住了，向会计大声喊道，这是我们的羊，什么价线都不和我们商量，钱也不给一分，就把羊给卖了，这叫什么卖羊！不卖了。我把布票往桌上放，转身就走，一边走，一边喊着，不卖了，这叫什么卖羊！到了羊圈，我向同来的牧民说，不卖了，也不和他们解释，就把羊群往圈外面赶。

　　就在我们往外赶羊时，食品公司的人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向我喊着，别赶，别赶，现在是我们的羊了，你不能赶走。我向他们吼着说，你给钱了吗？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羊？我听也不听他说的话，骑上马，用套马杆抽着羊群往队部赶去。一路上我的气也没消下去。同来的牧民见我正在气头上，也不好劝我。

我们赶着羊群快到队部时，食品公司那位老兄骑着马追了上来，凑到我身边说，兄弟别生气，你如果觉得价钱不合适，我们可以再加点吗。我也不理他。羊群在队部附近散开吃草时，我和同来的牧民回队部吃饭喝茶去了。那位老兄跟着我们也到了队部，我们喝茶吃饭时，他坐在我身边，喋喋不休地劝着我，我始终没理他。就这样僵持到傍晚，他见我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就骑马回公社了。

第二天，我一边在队部旁看护这群羊吃草，一边想着下一步的办法。没想到，食品公司那位老兄又来了，继续缠着我，劝我。说实话，我没卖过羊，没有这方面经验，这时还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但一想起昨日受的屈辱，气就往上冒。因此，无论食品公司的人怎么劝我，我也不理睬他。这位老兄见劝我无效，也就不再缠着我了，打马去队部找别人去了。这样，我安安静静放着羊，想着办法，一天很快过去了，办法也没想出来。

　　第三天一大早，我刚起床，羊群还没有出去吃草，老队长色楞就风尘扑扑地骑着马赶来。他坐在我身边，微笑着问我，昨天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把卖羊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微笑着听着。当我说到食品公司的人不和我们商量价钱就把羊群卖了时，老队长说，年年都这样，从来不和我们商量，确实不象话，以后得和他们说说这事。

当我说卖羊的钱都缴税了，一分钱也没拿到时，老队长微笑着对我说，缴税是牧民的义务，国家建设需要资金，就靠大家缴税。没关系，国家需要，咱们就缴。队里还有其他收入。我没有想到老队长，一位牧民出身的最基层的生产队干部，能够讲出这么高境界的话，更没有想到他说这几句话时，非常理性，没有丝毫怨气。他的这几句话，把平时讲的大道理，一下子变得非常具体、非常真实，非常生动。国家需要，没有什么可计较的！这种认识和态度让我非常震惊，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羞愧的无言以对。老队长见我低头不语，就笑着对我说，别生气了，你休息一下，我去卖羊吧。今年冬天可能下雪早，食品公司收购了羊以后，还要赶着羊走几百里路。下大雪封了路就不好走了。我起身，送走老队长，看着他把羊群朝着公社的方向赶走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卖过羊，也没问过卖羊的事，但这段经历，不论是卖羊时那种受屈辱的感觉，还是老队长让我震惊的话，都深深地记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行为。

色楞全家福（摄影张以诺）

　　30年后的2006年，国家终于取消了农业税，包括牧业税。这时我离开草原也快30年了，但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卖羊和不愿意缴税的事情。我通过查阅资料得知，牧业税是农业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税是我国唯一针对特定行业征收的税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也可以说农业税是只有农牧民才缴纳的税赋，千百年来，农牧民已经把缴税纳粮当作为国家作贡献的天经地意的事情。但是，对于我这样从城市到牧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虽然会讲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的大道理，但根本没有为国家纳税的意识，特别是在纳税时遭遇到委屈和不公时，哪里还会想到国家、义务！

　　当我进入老年，再看当年发生的这件事时，似乎对“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农业税占全部财政收入40%左右，我们插队时，这个比例仍然比较高，是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农牧民对国家的贡献又何止是农业税这一项呀！他们还要缴纳依附在农业税上、名目繁多的其他费用；要接受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那时，在城里由财政负担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和牧区许多都是由农牧民和集体经济承担；他们每年还要出钱出劳力完成国家下达的义务工任务，以及其他许多城镇居民不用承担的任务，当然，还包括承担了安置城镇知识青年的任务。可以说，没有农牧民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新中国就不可能在成立不到30年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及农牧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新贡献，国家的面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有了今天国家的强大实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这期间，政策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带给农牧民的不平等、不公平，他们心知肚明，但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给予理解、支持。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只是在人生的一个阶段，过了几年类似农牧民的生活，经历了一些他们经受的困苦。当我们回到城市后，这样的生活就结束了，但对于广大农牧民来说，这样的生活还在继续。

当然，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目前已经开始改变，反哺农业，补尝农民的机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农牧民的生活比以前好过多了，但是，要完全消灭城乡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农牧民相比，我们有资格报怨什么呢？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进程中，我们能为他们作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