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再说点文革中的零碎记忆。文革中对学校当权派斗争，我没有什么记忆，可能我也没有资格参予其中。只听说对副校长黄维孝的批斗，不知道你们记得这位副校长吗？他参加过解放太原时攻打牛舵寨的战役，说打得非常惨烈，都写了遗书、准备了棺材。因为负伤转业，调到四中。批斗他的过程中，拿棍子专门对他负伤的腰部捅。学校老师也有些荒唐的事，如有位老师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为迎合潮流，将子女的名字分别改为卫东、卫青、卫彪和卫群。林彪出事后又急忙改回来。</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至于我的一生是不幸的，确又是幸运的。我少年时期就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卻背负海外关系和反动家庭的包袱，但是我所在的中学一南京五中的校长、老师和同学卻给了我温暖，使我这个孤儿不孤，给了我健康成长的环境，给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代又给了我机遇，五四年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反右以后57年开始就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是幸运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我的人生轨迹很简单：小学一中学一大学读书，工作一直在学校，58年毕业分配在太原二中，63年调至四中，86年我调至山西电大，97年退休。在四中这廿多年是我一生最郁闷和精神压力最大的时期。我高中毕业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大学学习和太原二中工作期间我一直在听党课。到了四中对我的第一打击是不让听党课，当时我还是共青团员。，</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在文革中我也是幸运的，既没有受到大字报的批判、也没有受到学生批斗（我当时不是班主任）。但受到的精神压力是巨大的，有关人员把教师档案透露给学生，就有学生对我指指点点：有海外关系，意思是说别乱说乱动。有革委会成员跟我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一辈子也入不了党。还有人跟我说：你就不该结婚，你的子女甚至子孙都脱不了这个包袱。后來，我知道在四中一直是内控对象，走那都有便衣跟着。所以清队后对我的处理是下放劳动。（以后再说下放劳动的故事）</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