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节目审查

五哥放羊

节目审查 文/ 刘嘉陵 那一年的运动会，学校“有关部门”就表演节目的事情做出规定，四处张贴告示：“本届运动会文艺活动中，禁止演唱外国歌曲，禁止演唱中国抒情歌曲，禁止演唱带爱字的歌曲，禁止男、女生单独表演节目，违者按校纪严肃处理。” “有关部门”还设立了临时审查机构，主席台后面的老槐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名双胞胎兄弟一样酷似的审查官板板地坐着，四个大明兜的蓝黑色制服也完全一样，好像他们的母亲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了，也还是给他们扯布做一样的衣服。 我们几个同学排队等了半天，好不容易蹭到他们跟前，又开始出具演出资格证明，用钢笔而非圆珠笔（铅笔就更不行）填单子，接受思想健康程度的随机抽查及询问，最后才归到正题。我们原以为那些规定也就是做做样子，一旦上面有什么责难，反正违规的歌声早飘到云彩里了，没处可查，墙上的一张张告示却可以证明“有关部门”是做了工作的。今天不也一样嘛，“禁止中小学男教师奸污女学生”“禁止用公款嫖娼”“禁止用公款打麻将”“禁止酒后驾驶公务车”，不都是做做样子？可没成想，那对双胞胎兄弟还玩真的了。 我先替陆星移报了个独唱节目，《青春多美好》，坐在左边的那位就说：“唱两句听听吧。只唱两句啊，开头一句和结尾一句。” 陆星移唱起第一句：“生活啊生活，多么可爱，多么可爱……” 等候申报节目的大学生都鼓掌叫好，左边的那位却打断她说：“停！” 小陆忙说：“我再唱最后一句。”坐在右边的那位摆下手说：“不必唱了，这首不行！” 小陆和排长队的大学生齐声问：“为什么？” 右边的那位说：“它至少违反了两条规定，第一，歌词中有爱字；第二，它是抒情歌曲，我没说错吧？” 左边那位补充道：“这还没算旋律中流露出的靡靡之音倾向。” 我只好又报了一个独唱节目，《深深的海洋》。左边的双胞胎兄弟说：“这是外国歌曲吧？你们系没张贴学校的规定吗？” 我跟他小声商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歌曲，通融一下可以吗？” 右边的双胞胎兄弟说：“社会主义国家？哪国的？” “导演”忙说：“南斯拉夫。” 左边的双胞胎兄弟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个国家吗？” 章玮兴奋地说：“对，就是那个国家！“ 那人却说：“不行！” 右边那位抢着话说：“就算它不是外国歌曲，而是中国的河南梆子或者宁西驴皮影，也还是不行，因为一听题目就是抒情的。中国的抒情歌曲都一律禁止，更别说外国的了。” 陆星移说：“可是处长（他们可能只是科员或副科长，但我事先叮嘱大家一定要称呼他们处长，这会有助于我们上节目），没有抒情还能有音乐吗？” 左边那位回答：“怎么不能有？战斗的音乐就不需要抒情！还有劳动号子，行业歌曲，纪律歌谣，不胜枚举！” “导演“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干吗搞得这么复杂？” 右边那位怒了，指着“导演”喝道：“你在质问谁呢？我们代表绿江大学庄严地坐在这里，就是等着回答你的质问吗？” 另一个双胞胎兄弟忧患地说：“目前的斗争很激烈。再者说，运动员正在场上紧张地比赛，你们唱起软绵绵的抒情歌曲，会产生什么消极影响？轻则崴脚、扭腰、韧带撕裂，软组织拉伤，重则还可能祸及他人，比如标枪、铁饼、铅球和手榴弹这些危险项目。你们怎么只想着自己抒情，不顾及别人安危？” 我们全部无语。坐在左边的那位又说：“退一步讲，就算它既不是外国歌曲，也不是中国抒情歌曲，仍然不行。因为按照第三条规定，禁止女生单独表演节目。深深的什么来着是这位女生唱吧？” 章玮说：“但是处长，规定说的是禁止男、女生单独表演节目，并没说……” 右边那位斜了他一眼，很具权威性地说：“这条规定的内涵十分丰富，只不过你们没深刻理解罢了。它的意思起码有三个（他伸出三只手指）：第一（落下两只），禁止男生单独表演节目；第二（竖起一只），禁止女生单独表演节目；第三（又竖起一只），禁止男、女生单独表演节目。这不仅能有效地抵制个人主义，对校园恋爱倾向也有积极的防范意义。” “导演”说：“可男、女生一块儿表演，就不能说是单独了。” 右边那位高声说：“不对！一个以上的男生和一个以上的女生一块儿表演才不算单独，你没学过逻辑吗？” 我们后面排长队的申报者们都等烦了，七嘴八舌地抱怨。 我又跟两位审查官好言商量，能否允许我们表演一段电影对白。双胞胎兄弟对视了一下（这显然是个新情况），其中一位问我们是哪部电影，“导演”回答说《流浪者》，双胞胎兄弟都眉头紧锁地摇头。“导演”又说了一个，《冷酷的心》。 “都是外国电影吧？不行。” “可规定只说禁止演唱外国歌曲，外国电影不在此列吧？” “你们想用这样的节目表现什么呢？” “表现什么？这只是一种电影艺术，大家喜闻乐见的。” “你怎么知道大家喜闻乐见？” “就算喜闻乐见也不行，你必须说出究竟想表现什么？” “表现一种……一种……”“导演”绞尽脑汁，最后说：“一种真善美的精神！” “真善美是哪个阶级的口号？” “它跟我们的运动会又有什么关系？” “它能带来积极的影响吗？” “它能促进四化建设吗？” “它能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吗？” “它能……”他们连珠炮一样地发问。 “我认为能。”“导演”说。 “你认为能还要我们干什么？” “听听这几个名字吧，《流浪者》，《冷酷的心》，哪个不是负面的东西？” 章玮的脸涨红了，语速飞快地说：“要是我们一个以上的男生和一个以上的女生一块儿唱而不是单独唱《国际歌》行不行？“ 两位官员都拍起了桌子（纸和笔飞起来）：“你想钻政策的空子吗？” “你想用打擦边球的方式陷我们于窘境吗？” “告诉你！这一套我们见得多了！《国际歌》能在这样的场合唱吗？” “还想用这一套跟学校叫板？不自量力你！” 我赶忙赔笑脸，一迭声地叫着处长，两位科员或者副科长才勉强压下怒火。最后我说：“两位处长，我们要是一个节目都不上，也没法跟系里交代呀，好歹给我们个机会吧。《我爱北京天安门》怎么样？”双胞胎兄弟鼻尖顶着鼻尖，低声嘀咕了一会儿，都点头了。其中一个对我说，这个节目他们原则上同意，但歌词里有“爱”字，还须向上级请示一下，再另行通知。我千恩万谢，另一位官员却很严谨地补充说：“但你们必须保证一个以上男生或者一个以上女生集体表演。” 我们齐声应道：“没问题！” 我们往回走时，陆星移碰上个女老乡，俩人聊起来，我们仨继续走。“导演”回头望了望主席台后方，对我们说：“我操！你们没听见广播的那些破玩意吗？但凡有点意思的节目全被他们干掉了，寸草不留！那俩逼肯定老有成就感了。” 章玮说：“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谁都别想有成就。还得自我陶醉呢，说没这两下子，咱能坐这儿吗？这是谁都能坐的地方吗？” （选自刘嘉陵长篇小说《把我的世界给你》六春季运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