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57, 181, 74); font-size: 22px;"> 我们的生产队长</span></p> <p class="ql-block"> 从一九六五年七月到一九七三年八月，我在隆庄公社三应坊大队插队下乡，前三年在北队，后五年在二号生产队。因为有这一段不算短的农村生活经历，村里的好多人和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心中有一些特别佩服的人，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长们。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是最基层的农村干部了。社员们选队长，当然首要条件是人品正，办事公道。那些能当生产队长的人都是些有魄力，特别能干的人。用社员们的话说就是“能受的好庄户人”。当好一个生产队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说我们二号生产队，三十多户一百三四十口人一年的生计全指望地里的收成呢，当家的队长能不费心吗！队里大大小小几十块近千亩耕地，春种秋收都安排得有条有理，还不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渠打井和社员们一起挥汗如雨。想到我后来见识到的太多的拿着国家工资的大小干部们，和当年我们那些生产队长比起来，只能称作酒囊饭袋了。无奈的是我后来也“误落”其中了。</p><p class="ql-block"> 那几年，二号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是赵金祥，四十多岁，因为身材高大人们也叫他大金祥。他是老初中生，是全大队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冬夏都常穿一身四个兜的干部服，不拿烟袋，只抽纸烟。因为有文化，金祥队长要是遇到开会讲个话，大会发个言，作个汇报或写个材料，应付个检查评比之类的事，他是轻松应对，那是别人比不了的。你别说，那时候生产队里还真离不了这么个人。别看金祥队长总是一身干部穿扮，他待人却没有一点架子。我们初下乡时有时候想家，去请假要是遇上那种打官腔的领导：“学大寨这么忙，回家干啥！”心里真是憋屈，真讨厌他。金祥队长从不那样，总是笑眯眯的“想你妈啦，回去哇！”顶多再说一句：“家里要是没啥事就早点回来！”让人听了心里那个高兴呀！大金祥还是一个热心的人。有时候众人坐在一起闲聊，如果发现他一边抽烟，一边笑眯眯地盯着你，我就赶紧打岔或借故走开，因为他马上就要说：“给你说个媳妇哇！”我们组知青李万厚两口子就是他给介绍成的。李万厚后来在呼市工作退休，现在是儿孙满堂，美满幸福的一大家人。</p><p class="ql-block"> 生产队长赵祥厚，当年五十岁左右，没念过书，可是他在队里当过多年保管员，仓库里的粮食物资都管理得一清二楚。大概除了吃饭睡觉，他的一杆铜头玉嘴的烟锅子不离嘴。他总是手拿烟布袋，两手一背，还穿着那种扎着裤口的大裆裤。他话不多说，是那种说一句顶一句的人。他和金祥队长搭伴几年，社员们说：“他们俩搁套（没有贬意，是合得来配合默契的意思）”要是想请假去找祥厚队长，，他就是"噢”答应一声，好像你不是向他请假，而只是告诉他一声似的，你要再说什么，他也不会理你了，你走就是了。</p><p class="ql-block"> 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家了，大年初一半夜里，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把所有回城里的知青“邀请”到电影院“吃炖肉”：零下十几度里冻了四五个小时。天将亮时一个姓汪的小个子军人上台训话：“一律马上立刻全部回村里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我是初三中午回到村里，远远看见祥厚队长在队房门前正要回家的样子，我紧走两步上前刚要开口问个好，他竟然手拿烟袋冲我一指，大声喝斥：“你不好好在家跟你妈过年！早早扑张来做啥来啦？”我辩解到：“人家不让在家过年，让回来过革命化春节哩！”他更恼了：“少扯哇你！（队里）营生也没，（家里）冻得连猴也拴不住就革命化？”又不是我想回来的，他倒气得不理我了，一转身往西走了。刚走两步，他回头吼我：“把炕烧得热热的！”我正要回应，他又大吼：“听见啦没？”“听见啦！”我赶紧答应，这倔老汉，吼得你心头一热。</p><p class="ql-block"> 当年队里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一直记在心里：我们五个人是六八年秋到的二号生产队，第二年一开春队里给我们盖房，如果只盖一大间，能住下五个人也完全可以，可是队里竟给盖了五间一排房。一间大房我们五个人先一起住，其余四间（毛坯房）留给以后谁结婚成家给谁住。后来那几间房还真用上了，我们当中有三个人在村里成家了，当时就有了房子。真应该感谢队里那时周全的考虑和善良的用心啊！</p><p class="ql-block"> 我们生产队还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生产队长，就是我们同组的知青丁广义，他在二号生产队实实在在担任了五年生产队长。要论个人表现，工作能力，群众反应和大队领导对他的印象，这五年生产队长的经历足以说明问题，也是给他最好的鉴定。可是在我插队第八年离村后，他竟然又呆了七年，插队整整十五年。好在他在村里结婚了，有个温暖的家。我曾经对他的事十分诧异，这不合情理呀！丁广义这样的知青好典型，在全丰镇县我还真没听说过第二个，我想在全国知青中能当五年生产队长的也不会很多。可为什么上级领导既不培养也不选调他离开，让他插队十五年，还是八零年知青运动结束，最后的“海底捞”才把他捞上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丁广义的继父在文革运动中得罪过我们公社的重要领导，领导掌权后是要报复的。这倒不难理解，倒霉的是领导把报复的目标选在他身上。唉！这算什么事？真是政治运动的遗毒！这手段，足见江湖之险恶！</p><p class="ql-block">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离我们下乡插队近六十年了。回忆故人往事，不忘那些曾经给我们以同情和帮助的人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前右就是金祥队长。</p> <p class="ql-block">前面老者是祥厚队长。</p> <p class="ql-block">孙鸿儒和祥厚老队长。</p> <p class="ql-block">左起：我，孙鸿儒，丁广义，刘思安，我们站在当年住房的废墟上。</p> <p class="ql-block">我们又回村了！</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零二四年一月於天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