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人生第一步……我的知青岁月（上篇）

商山老翁

12月24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每年到了这天，我都会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因为就是在1968年的这天，我离开了熟悉的城市，离开了成长学习的校园，离开了从未走出过的家门。开启了我独立人生的第一步，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走向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从此我由一名初中学生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

下乡插队的生活经历，使我领悟了离开父母的呵护，生活的曲折艰辛，懂得了人生成长的痛苦励练，更是幼稚理想回归生活现实的逐渐转变，对社会认识的初步体验……。

在农村的插队劳动岁月令我终生难忘，仿佛就发生在不久之前。每次的回忆都是那么清晰深刻，但对人生认知和感悟，每次却都不尽相同，谈不上升华，只能是认知更加深刻和通透而已。

当年农村生活的艰难，农民质朴的思想情感，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都对我日后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使我练就了一些吃苦耐劳的性格，更是具有了一些刚强坚毅的意志，直至以后的工作及生活中，都会有那个时期的烙痕出现。

每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走道路各异，就会有着不同的命运和遭遇，就会产生符合时代的信仰“三观”。用现在的眼光和思想，是无法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各种理念、想法和决断。

寒冷的一九六八年

文革中的1968年，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大中专学校以及小学校，也在下半年陆续开始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没有统一教材，只是想让学生暂且回到学校课堂而已。

工宣队入驻各类的学校，逐渐改变了学校里面派系林立、武斗盛行、动彻就相互串联、上街游行的混乱局面。

我原本幸福的家庭，从66年底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受到冲击，深陷到了苦难之渊。

我的父親是位37年6月参加革命的正厅级老干部，文革前曾任商洛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地委候补书记等。

文革开始那年，他是单位的党政一把手，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批斗、住牛棚的厄运。

一夜之间，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党的高级干部，变成了牛鬼蛇神。虽然是历史清白，一身正气，但还是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桂冠。

那年我15岁，被剝夺了当红卫兵的资格，失去了参加各种组织活动的权利，因为我变成了“黑帮”子弟。我的稚嫩心灵第一次受到了久难抚平创伤，由此，在以后的近两年多的日子里，我也变成了社会上的“逍遥”派，在家无所事是的闲散度日。

学校的“复课闹革命”使我又回到了校园，虽然是重返课堂，但物是人非，人心涣散，再也没有了往日浓厚的学习气氛，也失去不少同学间的团结信任和青少年时期应有的快乐时光。

复课闹革命，可以说是有名无实，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那时学校不招新生，也没升学迹象，每个学校都积压了高中、初中的三届学生，以后该怎样，前途是什么？同学们思想上普遍感到迷茫。所谓的复课陆续维持了两三个月，突然传来了上山下乡的消息，紧接着关于下乡的最高指示也传达到全国的各地四方。

一时间，上山下乡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成为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政治任务。

学校立刻在学生中进行了上山下乡宣传动员。学生家长的工作单位，也开始对有“老三届”（指文革中学校积压的初、高中三届学生）学生的家长开始做政治思想工作，要求积极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居民委员会的大爷大妈也有任务，不停的上门了解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汇总动员。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了全民动员，全国行动的局面，这样的阵势不容你有絲毫的其它想法和意见。

我有兄弟三人，大哥已在商洛工作多年，只有弟弟和我生活在父母身边，这样的情况就使我附合了必须下乡的条件。

家庭的现状，社会的压力，让我这个不满17岁的青少年，做出了依然决断，报名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没有人替我出谋划策，也没有与家人商量，因为这种考量只能是我那时的唯一选项。

紧接着我们班里几个平日相对熟悉的同学，相约去老师那儿报了名。不久时间，学校就张榜公布了每个人的插队地点，同组的同学伙伴。

随后就是到当地公安派出所转粮油关系，转户籍关系，准备衣装被褥等生活必备用品。

下乡临走的前几天，父親单位组织了本单位职工子弟中，下乡学生的欢送座谈会，我参加了会议，但没有见到父親。直到下乡的前一天，单位的造反派通知我，晚上与父亲相见。

和父親会见的时间很短暂，有一名所谓的工作人员陪同在边。

看着父亲的消瘦脸庞，我默默流泪，当时可能我年令还小，心智不够成熟，根本就没有什么承受压力的能力，所以都不知该说什么，沉黙无言。还是父亲先问了一下我要去农村插队的情况，叮嘱我注意身体，好好劳动，听从组织的安排。我频频点头答应，请父亲放心，也请父亲注重身体。暂短的见面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不是没有话可谈，只是环境不允许，有些话不能谈。

下乡临走的前一天（12月23日），我班部分同学在西大街广济街口附近“灯塔照像馆”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王文斌，师平安，杨振琪，杨宁，李志让。

中排左起：连喜友，不详，易小虎，艾慕尧。

后排左起：不详，杜保平，郑自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农历11月5日），是我告别古城西安、离开母校西安市二十七中学的日子，也是我第一次离家开始独立生活的日子，那天我不满17岁（第二天是农历11月6日，是我刚满17岁的生日。）。

启程那天，天气阴沉灰暗，寒风萧萧，欢送的场面只有老师和亲属，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彩旗招展，几辆高邦敞篷的大卡车停在梁家牌楼的校门前，行李单独装车，学生集中站立在几辆送人车厢中间。

我站立在车厢的最前排，望着送行人群中，母亲拉着弟弟给我挥手告别，我强忍泪水，想让妈妈放心。从此，我就离开这座熟悉的城市，我就将走向社会，这是我独立生活的人生开端。

在校革委会领导的几段欢送词后，汽车缓缓启动，沿着梁家牌楼街道拐入南桥梓口，顺着西大街直出西门（安定门）一路向西直奔礼泉。

过咸阳，上北塬，到北上召以后，汽车就从沥青公路驶入了牛马车行走的简易土路。

一路汽车颠簸起伏，车后尘土飞扬。，没有电视剧中常表演的那种一路欢歌，一路笑语的兴奋埸面。

大卡车走走停停，坎坷不平的路况只能缓慢的爬行。直至傍晚时分才到达了目的地——北屯公社办公大院的门前。

公社革委会的刘育英主任和曹副主任迎接到来的近百名知青。各村的牛拉大车，人拉架子车也在恭候新社员的到来。我们五个小伙伴分配安置在赵家岩村，找到村里派来接我们的几位村民后，便跟随着拉我们行李的的架子车，回到了距公社三里路左右的村里。

当晚安顿住宿在了回乡青年赵好荣家的房间里，五人一个大坑，头冲坑沿，并排而卧。离家的第一个异地夜晚，新鲜好奇，兴奋异常，聊天至夜深，久久难以入眠。

赵好荣是西安市20中学的高一学生，回乡青年，住在他家我们也有了一定的亲切感。

时隔一天，12月26日村里又迎来11位知青，10女1男，男的是其中一位女生的哥哥。女生均来自西安市第一女子中学。

至此，赵家岩生产大队（村）共接收了16名西安来的知识青年。

几天后村支书赵连育和村会计赵希斌，召集全体知青在村大队部办公室开会，商议村里计划将知青男女打乱分配到各生产队的提议，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日后劳动及生活中的劳动力均衡，村里的领导的考虑周到深远，以后的劳动及生活中女生们确实出现了好多艰辛困难，男生们也有好多难以克服的弱点出现。

会议刚开始，女生们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男生们一言未发就草草的结束了会议，仍然维持原有的安置方案。

我们27中的5名男生，杜保平、楊宁、易小虎、李志让和师平安分在第一生产队。

女子中学的刘阿春、王国红等5名女生分在第二生产队。

赵东琴、王青芳、韩志茵等6人分在了第三生产队。

到农村插队仅过了8天就迎来了1969年的新年元旦，1968年从此向我们挥手告别，不会再见。

艰难的一九六九年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那年我已进入18岁了，有点男子汉的气质了。

1969年上山下乡的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才是身份转变的真正开始。

通过几天在村里的四处走访，耳闻目睹，对村里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赵家岩村属于关中平原的礼泉县北屯公社（现在北屯与烟霞合并，称烟霞镇），位于县城以东约40里地，北面紧靠九嵕山，著名的唐太宗昭陵离村也就30里地左右，北屯通往县城的公路紧挨村边（现已扩建成宽敞的关中环线公路）。东面4到5里远就有泾河流过，过河就是泾阳县，村的正南面紧靠泔河，过河就是烽火公社，1958年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王保京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现在赵家岩村就该称为我们村了，因为我已经是该村生产一队的社员了。

我们村共有6个生产队，1队、2队和6队居村中央，房屋建在平原之上。而3队、4队则建于村里深沟的东西两侧，基本上都是居住于窑洞之中。5队离村较远，虽耕作的土地和村里相连，但居住独立在较远的泔河之边。村里的农田均为可以灌溉的优质土地，旱涝保收，肥沃平坦，全村男女老少共有千余人之多。

村里的农作物以小麦、棉花、玉米为主。村里面还有苹果园，醋坊、油坊、电磨粮食加工坊及陶盆、陶罐的生产陶窑作坊和匠人，较有名气。

总之，赵家岩村在上世记六十年代是个较为不错富庶村庄。

北屯公社及赵家岩村地理位置手绘图。

赵家岩村的手绘平面图。

1969年的春节在阳历2月17日，春节前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生产队准备不足，我们没有劳动工具，没有锅灶等生活基本条件，没有固定住所（当时国家有安置拨款）。我们临时安排在农户家中住宿，吃饭在队里农户中轮流吃派饭，出工劳动各家借给多余工具，这样的局面维持了一个月左右。

2月初，离家近40天的5个小伙都思家心切，必竟都是第一次离家这么长时间。大家商议后向队里请假，准备回西安过年，反正离春节只有10几天，农活也基本上没什么可干，生产队长就批准了我们回家过年。

我们欢呼雀跃，激动呼喊。

在万家团圆的欢乐气氛中度过了1969年的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一过，我们就准备回村里了。

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我们村也开始到了忙碌春耕生产之际。

回村后，生产队安排我们搬家，搬到一队街道东头，一个新盖的农家独院（农户新房，暂未入住）。院子里有一间偏屋带厨房，房间很小，且四处露风。院子里没有一棵树木，但很安静宽敞。生产队还给我们添置了锅灶、风箱、案板、陶盆等生活家什，每个人配备了一把铁锨，这是要独立生活的前奏啊！

我们刚到农村的新鲜感，吃派饭，初次参加集体劳动的喜悦心情，随着生活进入了正常的轨道，这样舒适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再复返。

独立生活开始，队里给我们分派了一位大嫂指导教授蒸馍、擀面及打搅团等生活做饭技能。一周后我们就开始了自己做饭，那时农村饮食简单，几乎没有蔬菜。在城里常吃炒土豆丝，在农村只有偶尔炒一盘红薯丝，就算是佳肴美餐。我们5位同学中楊宁和平安还有点作饭的基础，我和小虎、志让都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通常是前两位干技术活，是大厨，而我们后三位挑水、拉风箱烧锅、刷锅洗碗打下手，净干的是普工杂活。

我们第一次蒸馒头，我被分工负责烧锅。锅里加水，施碱揉面，搭芘子上锅，一切程序完成后，就到了我的最后一关，大火上气。

那时没有钟表，计时全凭经验。几位同学干完蒸馒头的前期操作后，就回屋休息。只有我一个人在厨房灶前競競业业，埋头苦干。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屋子里的同学闻到了焦糊味，一齐跑到厨房，看到了冒烟的蒸笼，我才停止了添柴烧锅（村里做饭用棉杆）。

揭开笼盖一看，大家都傻了眼，锅底烏黑、笼芘冒烟，大家期待着的白面馒头，变成了一个个缩成一团的黑蛋。

谁都没有提醒时间，谁都沒有蒸馍经验，也可能是水添的不够，反正只能成为成长路上的代价清单。

生活有多苦，

开始有多难，

只有心里藏，

无须再多言。

村民的日常生活很单调，天亮即起，日落即息，看不到报纸，听不到收音机，电影戏曲也很难见到。通过三、四个月的生活与劳动，我们开始慢慢的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节奏与规律。

　　光阴飞逝，季节变换，

春去夏来，麦穗沉甸。

转眼间田里已是一片金黄，麦浪随风起伏，夏收季节就在眼前。

社员们又开始了夏收前的准备工作，磨亮镰刀，平整麦场，牛车、架子车检查车轴，加油打气，甚至有些细致的人家都做好了，防暑降温的“麦浮子”（用大麦酿制的甜曲醪糟）。

生产队长也对麦收期间做了周密地布署，有专门收割的，有拉运的，还有麦场里及时晾晒碾场的。我被分在拉运麦子的架子车队伍里。

万事俱备，只等开镰，

龙口夺食，喜迎丰产。

这是我下乡后参加的第一次麦收，也是仅有的一次，70年5月就去了水利工地，71年4月就离开了农村，参加了工作。

紧张的麦收从开镰收割到脱粒晾晒，直至颗粒归仓、及给国家上交送完公粮，耗时将近一个多月。

夏收期间虽然还未进入三伏天气，但也是骄阳似火，蒸笼一般。我白天拉车运麦，往返于麦田到麦场之间，晚上有时还要在，收割完没及时运回的麦地里守夜看护。收割后麦子全部拉运回麦场才算完成了任务的一半，碾打翻场，脱粒晾晒也很关键。

那时没机械化设备，人工收割、脱粒加晾晒时间较长，费工费力、效率极低。如遇到了连阴雨天，就会麦粒出芽发霉，一年的辛苦就绝收泡汤了。

这一个多月切身体验，我真正领会到了夏收日子里的紧张与艰难。

夏收忙完，就开始翻地种玉米。在农村几年从未见过拖拉机的耕种，全凭牛拉耕犁，人工播种，很是辛苦。棉田的管理也在进行，施肥打药，锄草浇灌。我是每样劳动都参加，各种农活都学着干。

在村里参加农活直到国庆前夕，公社传来上级的重要指示，我省的宝鸡峡水利工程重新启动上马，因礼泉县是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受益灌区，所以，全县各公社、各村生产队都要派出大量民工，参加水利工程建设。

村里接到任务后，立即动员全村各生产队组织人力，在国庆后前往宝鸡市的工地。我们一队生产队长首先考虑到让我们5名知青去工地。

第一我们5人正是工地需要的强壮男劳力，每户出一个男劳力，我们就相当于顶替了5户人家。

第二我们不拖家带口，说走就走，没有后顾之忧。

第三正好缓解了我们粮食短缺，做饭难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暂时离开村子这块小天地，去外边看一看，再体验一下当民工切身体会。

打包行李步行回到西安，母亲帮助拆洗更换冬季的被褥，带上了冬天的棉衣厚裤，做好了出发前的各种准备。

国庆节过完，我们5人背上行李，一块儿从西安上火车奔向宝鸡市，当年那一身行头和所背的行囊，那人势气场，还真有点现在的民工派头及形象。

宝鸡下车后，根据生产队给我们写的地址与路线，我们边问边走，乘公交车到达巨家村的秦川机床厂门前，然后背着行李步行好几里路，终于到达位于宝鸡峡渠首工地附近的林家村，找到了先期几天到达的同村同队民工。

初到工地，一切新鲜。

住在当地村民的二层木板隔楼上，20余人分左右两棑，铺上麦草，铺上被褥，靠着两边的墙壁一字摆开，这样的超大通铺还是第一次体验。

虽然是热闹，但晚上声音很是吵杂，深夜鼾声一片。加上抽旱烟的烟味，身上和脚上的汗味，可以算是五味杂全。

好歹我年轻瞌睡多，每天劳累，疲惫不堪，倒头就睡，这些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还有新鲜事，现在都不好意思说，诸位看客不要笑话，只需品味其中滋味即可。工地的民工食堂，主食管饱吃，主要是白面馒头，汤面条，玉米糁稠稀饭，副食蔬菜就是生拌红白罗卜絲，炒罗卜絲，炒罗卜块，炒大白菜，加上腌菜大头菜絲，十天半个月才会改善一次水平有限的伙食。

主食馒头在工地上号称“杠子馍”，特点是大，长方形，一个馒头有四两重，我到工地的第一餐，终于放开了肚皮尽情吃，松软香甜的大馒头我一口气吃了3个，足有1斤2两多。

不要不相信，不要用现在的体会看待以前事情，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当然以后逐渐恢复到每餐两个馍（8两重），外加一碗稀饭的水平。

那时年轻，饭量极大，消化很快，加之干重体力活，形容那时是吃铁块都能消化，根本不会发生消化不良和积食的笑话。

在宝鸡峡渠首工地当民工干了有4个月左右。第一个月干活安排相对轻松，劳动全部是白天，就是在林家村附近的小河道中，给河道中的巨大石头打孔放炮，给工地采集石料。

进入严冬后，随着准备工作的就绪，工地的施工转移到了大埧河床的东边，进行引水工程的渠首段地基基础清理，接着砌筑渠道的两边水泥石块大墙。

那段时间是工地最为艰苦时月。工地为了在枯水期清理完地基、砌筑好渠道两边高墙，将工地民工分成了三班作业，日夜不停。

首先开展的是清理渠道的基础工作，用隔断措施将施工面与河床分开，然后去清沙抽水，露出岩石地基后再砌筑形成引水渠道。

三九寒冬天，河床里的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尤其是后半夜工地干活，苦不堪言。上工后脱掉棉鞋，换上雨靴，雨靴里经常是湿淋淋的。然后下河用大筐子抬沙。

严冬季节的渭河河道，气温常常接近零下10度，穿着湿雨靴子下河真是冰冷刺骨，往往是不到十分钟左右就双脚冻僵，麻木到失去感觉。两人抬一筐沙子上岸后就是不停的跺脚，让双脚恢复一点知觉。天亮下工回到住地，顾不上洗漱倒头就睡。经常是睡到中午12点左右，方才起床洗漱吃饭。睡了几个小时，双脚还未恢复温暖，如同冰棍一般。

那段时光，过程艰难卓绝，刻骨铭心。我咬牙坚持，决不服软，别人能行，我就能干。近两个月的河床施工中，我下乡时买的新棉衣，右肩露出了白色的棉絮（我没有抬筐用的垫肩），那时买件棉衣要布票和棉花票，棉衣的破损，着实让我心疼了好几年，我硬是坚持了下来，已经成长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们这一代人听从国家号召、服从组织安排，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具有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历史证明，我们是新中国最朴实，有希望、有信仰的一代人，将永远载入共和国历史的辉煌史册。

下图为宝鸡峡水库大埧，我们当年施工的是图中右边白色建筑边的引水闸口和引水渠道的首段工程。

在凛冽的寒风中和艰苦的河道劳动中，我度过了1969年，在水利工地上迎来了崭新的1970年。

（上篇）完，欢迎接看（下篇）。